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碳排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外商论文,直接投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由于其巨大的经济规模和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吸引了全球FDI的流入，成为全球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2008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923.95亿美元，同比增长23.58％。FDI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能给东道国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于那些迫切要求发展经济而利用低标准的环境管制吸引外资的国家，外资的进入将会导致一系列的环境问题。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大量FDI的进入是否会对中国的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具体地，FDI的进入对我国的
排放带来怎样的影响？
1 文献综述
国内外文献关于FDI与碳排放的关系的研究很少，学者们把眼光主要集中在FDI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上，重点是FDI的污染问题。
关于FDI与环境关系的文献中，讨论和争议的焦点是“污染避难所”假说。Baumol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自愿地实施较低环境标准，那么将会变成世界污染的集中地。该理论认为，如果将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来考虑的话，那么，环境保护强度低的国家，环境要素较为富裕；而环境保护强度高的国家，环境要素则相应匮乏。这样，环境保护强度低的国家将充分利用本国充裕的环境要素专业化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由于发达国家制定的环境标准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那么高污染产业必然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将成为世界污染避难所。这便是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污染避难所”的理论根源，也是对外商在我国投资于污染密集产业的理论解释[1]。在实证方面，Peter Grimes和Jeffrey Kentor[2]使用1980-1996年间的数据探讨FDI对碳排放的影响。通过对6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1980年的FDI对1980-1996年间的碳排放有正的影响。对此的解释为：首先，FDI更集中于高能耗的产业；第二，跨国公司将高污染的产业分布于环境管制较少的国家；第三，过去三十年间全球生产的分散化导致投入产出活动所消耗的能源在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更贵。最后，吸引FDI的东道国发电的效率比核心国家的发电效率要低。
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FDI对环境是有利的。这方面有代表性的学者是Letehumanan,R.和Kodamat F.,Eskeland和Harrison。研究发现，FDI不仅有益于一国的技术进步，而且通过引进环境友好型技术和产品从而提高一国的环境福利。发现污染密集型产业的FDI企业会采取环境友好型的生产和治污技术，它们比内资企业更重视环境保护。此外，OECD(1999)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FDI对东道国的环境效应基本上是正的，FDI提高了东道国的环境质量，随着FDI一起流入的还有环境友好型技术和有效率的管理技术，这些可以使外国投资的公司比本地的公司更好地遵守东道国的环境标准。
在对发展中国家接受的外来投资是否集中在污染产业的研究中，Eskeland和Harrison调查了墨西哥、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和摩洛哥20世纪80年代吸收外资的情况，其中前两个国家的外资主要来自美国，后两个国家的外资主要来自法国。研究没有发现这些国家的外来投资倾向于污染产业。在对污染治理成本对美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分析中，他们发现在美国环境治理成本高的产业并不比一般产业更倾向于对外投资[3]。
国内的研究方面，沙文兵和石涛运用中国1999-2004年面板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进行测度，结果显示FDI对我国的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4]。吴玉鸣运用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认为，FDI在恶化我国的环境[5]。温怀德、刘渝琳、温怀玉[6]通过中国30个省2000-2005年的面板数据，用以价格为权重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标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出口贸易和FDI加剧了中国的环境污染而进口贸易可以抑制环境污染。杨万平、袁晓玲通过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研究对外贸易、FDI对我国环境污染的长期影响，分析结果显示，FDI和进口贸易有利于我国环境质量的改善，而出口贸易是环境污染加剧的重要变量[7]。邓柏盛、宋德勇发现，FDI有利于我国环境质量的改善，而对外贸易则恶化了我国环境。通过对比分析时间序列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得出：我国的环境污染与人均GDP之间呈现出正“U”形关系，不符合EKC假说[8]。
由以上的文献综述，国内外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FDI的环境效应上，对于FDI与排放的研究，则鲜有涉及。鉴于排放增长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深刻影响，以及我国在2009年底哥本哈根国际气候会议上减排40％-45％的承诺，本文旨在研究在不断开放和更加开放的中国，FDI对排放的影响。
2 实证模型
2.1 基本模型与数据来源
本文在探讨FDI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时，并不是简单地运用FDI数据直接对碳排放数据做回归处理。碳排放不仅与FDI相关，还与其他重要的变量有关，如果不考虑这些变量而直接运用FDI和碳排放数据做回归分析，极有可能会因为遗漏重要变量而导致模型设定错误并得出可疑结论。因此，本文在解释变量中加入了反映经济增长水平的变量GDP和人均GDP，反映贸易依存度的变量出口，反映国内投资的变量，以及反映经济结构的变量农业/GDP。借鉴Peter Grimes和Jeffrey Kentor的模型，本文采取以下对数模型形式：
以上所有的变量都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时间跨度为1978年-2008年。
2.2 碳排放量的测算
排放可分为自然排放和人工排放，人工排放是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排放，主要包括化石燃料消耗、生物质燃烧等，其中化石燃料消耗所排放的占95％以上。本文对中国总的碳排放量采用以下因素分解公式进行估算：
2.3 实证结果
2.3.1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由于模型中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为了判定本文中的回归分析是否存在“伪回归”问题，需要对模型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回归残差是平稳的，变量间就存在协整关系，时间序列是协整的，OLS估计是合适的。如果残差是非平稳的，就得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化处理。
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模型1残差(resid)序列是否平稳。ADF统计值是-5.364 965，小于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2.669 359，表明至少可以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认为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因此模型1的时间序列是协整的，OLS是合适的估计方法。
对模型2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与模型1类似。模型2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模型2的残差序列的也不存在单位根，因此模型2的变量间有协整关系，时间序列是协整的，OLS是合适的估计方法。
2.3.2 实证结果
本文使用Eviews 6.0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OLS分析。分析结果见表2。模型1中，F的系数为-4.26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外商直投资/GDP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碳排放就减少4.26％。农业生产的系数显著为负，与之前的估计一致，农业部门份额的增加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出口对碳排放的影响显著为正，出口依存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碳排放就增加2.61％。出口增加了碳排放，这与目前国内大多数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国内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为负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国内投资增加能够减少碳排放。实际人均GDP的自然对数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人均GDP对碳排放没有系统的影响。
由表2，模型2与模型1的系数几乎没有差异，意味着模型2中用GDP的对数形式代替人均GDP的对数形式对因变量碳排放水平没有显著的影响。在模型2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能够带来减排。农业占GDP份额的增加能够减少碳排放，国内投资的增加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出口的系数为正，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意味着出口的增加会加重碳排放的压力。实际GDP的自然对数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GDP对排放没有系统的影响。
3 结论与讨论
(1)分析的主要结论是FDI的流入能够减轻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压力，这个结果是由于FDI的技术溢出带来的。FDI进入时不仅带来了资金同样也引进了技术。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要优于国内现有水平，而使用国外技术，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我国的碳排放。FDI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的环境质量，但这并不意味着FDI的流入对我国没有坏处，应该注意到大量的的FDI流入到了污染密集型的产业之中，我国应该制定更加严格的环境准入制度，有选择地利用外资。
(2)出口增长加重了我国碳排放的压力。这个结果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的确通过出口商品而将“留在”国内。针对我国出口多属于高碳排放产品的特征，应利用经济手段将环境成本内在化，减少或取消高排放出口产品的出口退税，对于不可避免的碳排放，应通过征收碳税、碳排放权交易、碳排放许可证制度等手段给予规范。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减少排放的根本途径。
(3)农业占GDP份额与碳排放量存在负相关，农业比重大的时期，碳排放量小。工业化进程必然会加大碳排放，现代农业、生态农业份额的提高有助于减排，可以发展农业现代化。农业在经济结构中份额的提高有助于碳减排。这个结果再次验证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农业发展不仅能够解决粮食问题，也能够缓解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工业化进程必然会加大碳排放，中国幅员辽阔，并非每个地方必须得走工业化的道路，按照可持续发展战略，有条件的农业大省更应该集中资源着力发展生态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
(4)无论是人均GDP或是总的GDP对排放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分析显示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解决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