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马克思的实践观——兼评实践美学论者的一些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论者论文,美学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践是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石。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范畴的含义的科学阐释和澄清，其意义不仅关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要求，也关乎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内在逻辑结构的理解与阐释，甚至关乎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实践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其他一切学科基本范畴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不赞同旧哲学一味地解释世界，这并不是说他不想解释任何问题，而是说他对旧哲学把人和外部世界分开，看成彼此独立的两种存在，然后再用人性或理性之类的神话把二者捏到一起的思维方式不满。在马克思看来，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人是作为实践的主体，外部世界是作为实践的对象、结果，人和外部世界通过实践发生冲突和联系的。因此，解决哲学基本矛盾——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核心任务，是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实践矛盾，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也由此展开。
一、马克思实践观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
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的诞生是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改造”和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积极“扬弃”的中介环节。他对实践范畴含义的理解及阐释，也经历了一个从唯心到唯物再到辩证唯物的成熟发展过程。
青年马克思曾先后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作为批判现成世界的武器。马克思曾在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立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写道：“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1]可是当他用黑格尔理性国家的理论模式对剥夺和压迫人民自由权利的普鲁士封建专制和官僚等级制度进行否定性的批判时，就发现黑格尔法哲学本身在现实苦难面前无能为力，于是他开始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态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面对自己本身，而会面向只有用一个办法即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2]9诉诸实践，寻找物质武器是马克思在现实面前的必然选择，因为他意识到：“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2]16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将劳动、生产和实践结合在一起，从而发现了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这对马克思来说意义重大，由此马克思突破了把实践仅限于理论批判的范围，赋予实践以感性的物质内容。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考察了实践的人的活动即劳动的异化行为，提出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而对象化就是工人的生产。而进行劳动、生产的一个先在前提就是自然界或感性外部世界的存在。没有自然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不仅为工人生产提供生产资料，即劳动加工的对象，而且还给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提供生活资料。所以肯定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无疑成为区别马克思的劳动观与黑格尔的劳动观的重大标志。此时的马克思已经表明，劳动作为一种客观活动，它以存在客观对象为前提，并作用于对象。劳动主体之所以能通过实践改造自然，为自己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是因为人自身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物，而不是自我意识。作为人与自然统一基础的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身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3]167与此同时，马克思还认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劳动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的存在物，人不同于动物的生命活动，不是作为一种纯自然存在物，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体与自然发生关系，而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一方面同自然进行物质交换；另一方面人们相互之间交换自己的劳动和产品。由此，劳动就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人在改变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实现自己的目的，使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存在于观念中的东西，变成一种物质形态的东西。最终，马克思通过劳动过程和要素的分析，揭示了实践的本质特征，即实践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的物质活动。马克思还通过扬弃私有财产的革命运动，找到了历史之谜的解答方案——现实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践活动。这标志着马克思的实践观及整个哲学观已经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并使他本人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初步的共产主义。
费尔巴哈是马克思从黑格尔走向自己的中间环节。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费尔巴哈对自己的影响，认为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3]158。但当费尔巴哈考察历史、特别是考察人的实践活动时，却陷入了一种主观的、唯心的世界观中。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专门总结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特点，对费尔巴哈哲学进行了全面的扬弃，从而最终形成了自己科学的实践观。“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4]由于费尔巴哈忽视了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实践范畴，缺乏用实践的观点看待历史的眼光，所以他的形而上学就没有辩证法思想，尤其在关于实践、主客体矛盾运动的见解方面缺乏辩证思想。费尔巴哈的所失正是黑格尔的所得。由于黑格尔紧紧抓住人通过劳动而创生的辩证法，所以在他的唯心主义形式中潜藏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这就要求人们把这些要素拯救出来置于真正现实的社会历史基础上，即把黑格尔只承认的一种劳动——精神劳动恢复为人的全面而现实的活动，首先使生产劳动，把抽象的主体恢复为现实的、有血有肉的感性实体，从而使实践与人统一起来。
这个历史的重任是马克思完成的。马克思既看到了费尔巴哈比黑格尔正确的地方：唯物主义的感性对象性原则；又看到了黑格尔比费尔巴哈的深刻和高明之处：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作用，即人们通过意识和实践创造对象世界的主观能动作用。在继承黑格尔唯心主义劳动观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唯物辩证科学实践观。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 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2]55以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物质生产实践在历史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他们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79可见，马克思的实践观是建立在物质第一性基础之上的实践观，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多方面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基础，由此，实践也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马克思的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在哲学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作为哲学的根本原则，实践的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而科学实践观的创立，一方面意味着马克思告别了德国旧哲学，形成新的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这一新的世界观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前面冠以“实践”，充分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点和实践观在这一新哲学中所占有的位置。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抓住了人类世界的根本——实践，并从这一根本出发向人类世界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各种关系发散出去，这在整体上超越了只抓住人类世界某一侧面、某一环节、某种关系的各种旧哲学。
由此，我们不难看到，把实践纳入哲学并使之成为核心概念，不是马克思的创造。在马克思以前，康德、费希特，以至青年黑格尔派的赫斯等，都已这样做了。但如前所述，他们所讲的实践和马克思讲的实践并不是一回事。前者都在精神范围内建构实践，把实践归结为意志的活动。这种唯心主义实践观，已为人们所熟知。但是还有一种实践观，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却似乎也很难归入唯心主义实践观一类。比如费尔巴哈，他把实践理解为纯功利的行为，是琐碎的生活和利己活动，费尔巴哈的实践观，实际上是一种直观的实践观。他把当下的实践形式，即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视为实践的总体。因此，他认为实践在本质上是排斥理论的。为了维护理论的权威，更为了其人道主义理想，费尔巴哈断然把实践排除在哲学的视野之外。马克思的实践观内含着对于理论的渴求，因而是自觉的，以一定社会目标为方向的；内含着现实普遍利益即人民大众利益的价值导向，因而是革命的、批判的；内含着把个人有限生命溶入伟大的人类解放事业并从中获得生命意义的人生导向，因而是积极的、向上的。相反，直观的经验的实践观，由于把实践视为自发的、利己的、个体的，因而其实践从根本上是排斥理论的，是个人利益和纯粹自我的领地。由此而引发了关于社会发展的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从直观的实践观出发，社会活动本质上是个人的自发活动。每个人都是从自己出发，为实现个人利益而进入社会。正是在自发的个人利益的尖锐冲突中，人们逐渐地摸索出日渐完善的行政、法、道德等社会规范，其作用在于保护人们的自由竞争，其目的在于实现个人利益。因此，所谓“社会”不过是“抽象的游戏规则”的同义语。我们知道，马克思曾追随费尔巴哈，用抽象的“类本质”否定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并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之辩护的实践形式，将其称之为“异化的活动”。但是当马克思越来越认识到这种批判的软弱无力时，便转向了实践的观点。他摒弃了费尔巴哈强加在现实实践活动上的偏见，不再把工业及世界市场看做“非人的活动”，而是看做有着历史必然性的人类实践活动形式；他同时也克服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套在市场经济上的光环，不把它当做人类唯一的实践形式，而只看做具体的历史实践形式之一。马克思之所以能采取这一独特而又科学的态度，关键在于他发现了“无产阶级实践”这一崭新的实践形式。大家知道，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无论是唯物论或唯心论都把能够超越个人狭隘性的力量归结为理性。只是前者为避免使理性成为纯粹的精神现象，又往往对其冠之以“普遍利益”的称谓。然而，普遍利益如果没有从“市民社会”中获得自己的存在方式，它就始终只是一种思想原则和信念。但是，如果仅立足于经验或直观，又确实很难发现现实的普遍利益。马克思依赖下述发现，才奠立了普遍利益的现实根据：其一，历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史表明，任何一个试图领导革命的阶级，其阶级利益必然这样那样地和人类的普遍利益相吻合。马克思写道，充当解放者角色的“这个阶级和整个社会亲如手足，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它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普遍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本身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5]464其二，无产阶级能够持久地代表人类的普遍利益，因而是唯一能够冲破资本主义狭隘个人关系的社会力量。马克思关于这点的全部论证归结到一点，就在于无产阶级是一个“非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阶级”。说其是“市民社会阶级”，乃因为它是不断壮大的经济地位相同的现实社会力量；说其是“非市民社会阶级”，乃因为它并非传统意义上（受特定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束缚）的阶级，毋宁说，它的形成本身就意味着阶级的消亡趋势和现存社会的解体。马克思并没有将无产阶级神化。如果说，阶级斗争并不是马克思的发现，他的独特贡献仅在于论证了阶级斗争的历史根源，历史暂时性以及阶级消灭的现实道路，指明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话，那么，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把实践引入哲学并使之成为核心概念并非马克思的首创，他的独特贡献在于发现了无产阶级实践这一崭新的社会实践形式，从而揭示了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和普遍性双重品格相统一的内在机制。毫无疑义，实践的形式是多样的。有自发的、盲目的，也有自觉的、高度组织化的；有生产的、经济的、日常生活的，也有政治的、军事的，以至科学教育的；有个人的、小团体的、地域性的，也有阶级的、民族的，乃至全民全球性的。但是，从趋势上、从当今时代发展的高度上看，自觉的、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实践活动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努力揭示人类实践的大趋势，自觉地将个别实践提升到人类实践的高度，求得人自身更健康的发展，正是马克思实践观的深刻内涵，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发轫。两个基本点的有机统一，使得马克思的实践观真正做到了科学与价值、现实与未来的统一。而割裂这两个基本点，必然把马克思的实践观不是思辨化，就是实证化。
二、马克思的实践观有其具体规定性
从马克思科学实践观形成与发展，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实践观至少具有如下具体规定：
第一，实践是“革命的”活动。其革命性意义深厚地蕴藏在实践的改变和塑造功能之中，改变和塑造功能的实现不仅作用于客体，而且同等地使主体自身受到与客体相关的改变和塑造。由于主体的认知能力和认知行为在改变和塑造中得到提升和发展，因而既创造了主体的理论能力，又促进了理论本身的发展。
第二，实践是具有“批判意识”的活动。对客体的批判，使客体不断地摆脱外在的独立性，不断地被纳入到主体的现实活动视阈，从而使客体不断现实化。这种批判，一方面使主体依据主体性的尺度审察对象，引起主体对形成的批判成果进行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客观地造成主体依据对象性的尺度反观自身，引起主体对自己的批判能力进行批判性反思。因此，“批判意识”在实践中展开时所产生的认知与行为的互动作用，便从认知与行为两个维度不断地实现着主体的潜能，为理论的发展开辟了主观和客观两个无比广阔的生长领域。
第三，实践是辩证的运动发展过程。过程性的意义在于，实践是一个永无完结的状态，具有不断上升、进化和发展的特性。因为如果没有上升、进化和发展就是循环，循环虽然也可能具有不停止的外在形式，但它一开始就是结束，故不具备过程性。过程性的实践，一方面，使得主体在主客互动中不断借助对象化的活动展开自身，主体的禀赋和潜能也便不断得到实现；另一方面，客体的展开愈来愈呈现出自身内在诸因素之间的本质联系，使得主体更能理解和把握客体。同时，在实践的辩证发展过程中，主客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力地推动着人的思维能力发展和认识水平提高。综上所述，对“‘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的深刻把握，是实践活动得以展开的重要条件，实践活动的展开，推动了主体的变革和客体的现实化，促进了理论的发展。
许多学者都熟悉马克思对实践问题的强调，但往往是在与理论对立的意义上去理解的，并没有注意到他是在既定理论前提下表达这一立场。马克思曾明确提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2]11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842年马克思就说过：“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实验，而是它的理论论证；要知道，如果实际实验会成为普遍性的，那么，只要它一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至于掌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的信仰的那种思想（理性把我们的良心牢附在它的身上），则是一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挣脱出来的枷锁；同时也是一种魔鬼，人们只有先服从它才能战胜它。”[5]134当人们为了突出实践的地位，单方面将之抬升到本体论层面时，实践本身的不确定性就被强化了。因为，实践虽然与意识相联系，但它并没有规定这种联系的方式或性质；换句话说，这种联系既可以是系统的、稳定的，也可以是零碎的、随机的。前者可以是在承认客观规律条件下的实践，后者可以是在否认客观规律条件下的实践。二者截然对立。
由此又不难看出，不宜片面地强调实践的本体论地位。这主要是因为实践概念的某种不确定性，容易把人们引向片面性，例如引向实用主义或实证主义。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曾指出：“实用主义既嘲笑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嘲笑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标准……”[6]234列宁还认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如果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是唯一的、最终的、客观的真理，那么，因此就得承认：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的道路是走向这种真理的唯一的道路。”[6]103但是，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对实践标准的看重。“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2]58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有其特定的价值目标和最终体现的形态规定性。只有如此，才能显示它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实际意义和科学地位。但是，如果不联系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本质规定性和结构规定性，人们也不能准确理解其形态规定性。
三、不能将存在论、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
最近，又有学者对新中国60年的美学研究做出总结并重提实践美学，认为：“实践美学在新时期的前两个十年之中逐步上升为中国当代美学的主导潮流。可以说，实践美学已经成为了中国当代美学的主要标志，实践美学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而且是中国当代可以参与世界美学对话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流派。”[7]作者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也包括自己，称他们的“具体论点和理论侧重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大方向是完全一致的。”[7]由于其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这里也不得不旧话重提。
将实践这一重要范畴引入美学，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庞大的实践美学体系，确实是中国一些美学工作者多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实践美学论者强调自己的理论来自毛泽东的《实践论》，如今几乎所有的实践美学论者又坚称自己的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几乎也是所有的实践美学论者也都将《巴黎手稿》视为自己的理论资源，有的甚至还视其为唯一的理论资源。我们知道，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确实说过“通过自己的对象性的关系，亦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属人的现实的占有，属人的现实同对象的关系，是属人的现实的实际上的实现。”同时“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属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固有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也对他说来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也就是说，对象成了他本身。”[8]实践美学体系正是从马克思《手稿》中吸取养料，在“人化自然”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两个命题为基础，在认识美的本质中建构起来的。这样，实践的观点价值就不仅在阐明一种美学观点，而是为美学提供了一个哲学的根基。其中“实践”作为联结主体与客体的中介，从而解决了主客体关系中如何认识、改造的环节。因此，实践美学肯定了美有自身的社会基础，从实践本体出发认为美既不在物，也不在心，而在人的社会性物质实践活动，美与审美主体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与此同时，实践美学重新提出“人的社会性本质”命题，坚持实践本体范畴，认为人类是通过生产劳动自我生成，人类社会是通过生产劳动自然进化而成，克服了旧唯物主义认为审美只是主体对客体的直观性与片面客观性，否定了审美只是主体对客体的直观反映形式的错误，这些理论贡献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对学理依据的争鸣固然重要，但最为关键的还是要搞清实践美学建立其上的逻辑起点，即实践美学所有理论建立其上的“实践”的内涵。实践美学论者是怎样界定和理解、解释“实践”的呢？这是需要花费一番工夫考察的，因为不少实践美学论者都没有对自己所倡导的“实践”的内涵做出严格的界定，大多引用《巴黎手稿》中“人化自然”、“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等论述作为自己理论的逻辑起点。不过也有实践美学论者说得比较明白，他的学术努力是“要把人的历史性的存在和‘实践’范畴相结合，要消解把‘实践’范畴仅局限在认识论框架下这样一种理论格局；要把实践从单纯的物质实践中解放出来；要避免把‘实践’范畴抽象化的倾向。”[9]也有学者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哲学，如现象学间加以融合，提出要从人的存在的角度重新审视“实践”范畴，拓展、恢复“实践”范畴的原初内涵，使之从单纯物质生产劳动的狭隘含义扩展为广义的人生实践，认为道德伦理活动、艺术审美活动，甚至认为“青春烦恼的应对、友谊的诉求、孤独的体验等日常生活杂事”，也是人生实践的内容。作者把审美活动看成人类的基本活动和生存方式之一，看成人与世界的本己性交流，是最具个性化的精神活动，认为美或审美对象（客体）并非先在地存在于人之外的纯客观实体及其审美属性，相反，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只有在审美活动中才现实地生成。从而，美学研究的一切其他重要课题如审美形态、审美经验、艺术存在和活动、审美教育等等，均从审美活动所造成的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入手加以探讨、论述与阐发。因此，“美学是研究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之一——审美活动的人文科学”，并提出“审美活动是一种基本的人生实践”、“广义的美是一种高级的人生境界”等基本命题。不难看出，作者借助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既大大改造了传统实践观，也改变了以往实践美学论者所努力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持这样的实践观本身未尝不可，但这已经不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观了，因为这种实践观已经远离了“本体论解释框架内的实践概念”，也远离了以生产劳动构成马克思实践概念中的基础性的层面。这种实践观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倒不如说是存在主义的，这样的实践美学还能说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和主要视点的美学流派”[10]吗？我们知道，存在论的存在讲的是个体精神性的活动，马克思的实践观讲的是人类群体改造自然的物质性的客观活动。海德格尔认为，他的存在比马克思的实践更为本源，实践发源于存在。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一者关注社会历史之谜，一者关注现代个体的自由问题，实践和存在两个概念在其各自的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含义、功能完全不同，这样的理论融合，已经抛弃了传统实践美学的基本命题，实践美学在此真的终结了。
理论的形式是主观的，内容是客观的。理论内容的客观性的程度，只有经过实践变成客观现实，才能得到验证。实践对客观世界的批判即实践对客观世界的改造。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17实践的内在批判性决定了我们的实践活动或实践结果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就要求人们对实践本身采取行动，努力使实践向积极的、肯定人的方向发展。实践批判的内在性决定了人对实践不应该采取自我崇拜的态度，而应该采取自我批判的态度。实践的自我批判即人对实践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控制。自我反省是指精神领域的自我批判，是对实践两重性的自觉，是对人类自我中心论、自我迷信的批判；自我控制是指现实领域的自我批判，是对实践的消极意义、异化的抑制机制，是人对实践的自我调节。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主体性不是先天的，而是人自己创造的。人的实践活动既可以把人创造成为主体，也可以把人的主体性否定掉。因此，在主体性的问题上，人不应该自我迷信和自我崇拜，而应该代之以自我反省和自我控制。这一立场应当成为将实践范畴引入美学研究的基本前提。由此出发，我们才能做到既批判历史和现实中的一切唯心主义美学，又批判旧的、直观的、机械的唯物主义美学，给美学之谜的解答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给美学的发展带来革命性变革。
客观对象作为审美对象，不论是自然的、社会的，抑或艺术作品，它总是与人有关的，具有一种现实的联系和关系；而客观对象作为审美对象与人之间具有的这种现实联系和关系，决定了美学要阐释和解决人类审美活动的特点、本质与规律，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因为只有实践才能赋予客观对象与人之间的现实联系和关系，只有实践才具有这种直接现实性的能力与品格。从物质实践出发不能解释和解决人类审美活动的特点、本质与规律，撇开物质实践，同样也不能解释和解决人类审美活动的特点、本质和规律，包括各种精神劳动。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实践观给了我们诸多启迪。
收稿日期：2009—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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