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词中的“骚”、“辩”之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诗余”之词，尊体的自觉意识出现得较晚，由“缘情”向“言志”的移位却发生得较早，在宋人的词论中逐渐出现对此的相应肯定。可以认为，除了伤春伤别之外，“芳草美人”的情感宣泄和政治寄托，是宋词的另一重要题旨，而这，则关系到前人虽已触及却未明言的“骚”、“辩”之意，鉴于此，特为拈出，并作一专论，以就正于同好。
一
北宋诗文革新的早期代表人物王禹偁，对文道关系有很深刻的见解。他在《送谭尧叟序》中说：“读尧、禹、周、孔之书，师轲、雄、韩、柳之作，故其修身也誉闻于乡里，其从政也惠布于郡县。”其入世精神、事功意识可见。他仅存一首《点绛唇》词。此词下片云：“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看似承上片的江南雨景而发心中所感，并无深意。倘联系他中进士后为官只及长洲知县的境遇，知其难展大志，那么“天际征鸿”的意象就令人想起《管子》中所载的齐桓公欲求贤以成大业之叹：“彼鸿有时而南，有时而北，四方无远，所欲至而至焉，惟有羽翼之故。”因而“平生事”、“凭栏意”，就让人感受到其后所蕴的“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楚辞·悲回风》），而这，似是宋词中“骚”、“辩”之旨的萌芽。与之相似的有寇准的《江南春》，此词化用梁人柳恽《江南曲》诗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认为与作者“端委庙堂，决澶渊之策，其气锐然，奋仁者之勇”的为人全然不类。其实，此词的伤春情怀与另一《踏莎行》的美人迟暮之感，也很可能是政治失意时的寄托之作。
随着晏、欧、柳、张的步上词坛，北宋的词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继而苏轼“要非本色”的“以诗为词”更带来了较大的变化。不过，苏轼虽有以诗为誉的称赞他人词作的短语，却未有更多的理论阐发。导致对词旨的解读上追古人而指向近于“骚”、“辩”的，黄庭坚是较早的一位，他为晏几道所写的《小山词序》作了不从流俗的知人之论。序中说：“晏叔原，临淄公之暮子也。磊隗权奇，疏于顾忌，文章翰墨，自立规模，常欲轩轾人而不受世人之轻重，诸公虽称爱之，而又以小谨望之，遂陆沉于下位。平生潜心六艺，玩思百家，持论甚高，未尝以沽世。……及独嬉弄于乐府之余，而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至其乐府，可谓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尽管晏几道《小山词自序》谓所作在于叹逝伤离，黄庭坚还是从中读出了不合时宜者“狎邪之大雅”的特殊意味。
明确将词与屈、宋牵合的是同出苏门的张耒，他为贺铸写过《东山词序》，有云：“余友贺方回，博学业文，而乐府之词，高绝一世，……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其后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二中，也驳斥将柳永《戚氏》与《离骚》相并之说，认为“柳何敢知世间有《离骚》，惟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之”。“时时得之”固为太过，但如贺铸，其词确可偶见《楚辞》况味。以《踏莎行》为例，其“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的荷花形象，下片“返照迎潮，行云带雨，依依似与骚人语。当年不肯嫁东风，无端却被秋风误”的美人怨艾，全词孤芳自赏而又感叹失时之旨，得“骚人”一句的点醒，更可知这是《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原型的演化，作者沉抑下僚而“不遇”之寓意不难体会。再如代表作《青玉案》，其用语、意象，有着《洛神赋》与义山诗的痕迹，而“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却大有《离骚》“美人迟暮”的深衷。贺铸五十多岁时居苏州，借美人以自伤，黄苏《蓼园词选》认为此词有“孤寂自守，无与为欢”，“无非写其境之郁勃岑寂”之意，确是看出了其中的“骚”情。其自度曲《望湘人》，《蓼园词选》亦谓其“意致浓腴，得《骚》、《辩》之遗”。
在王灼写《碧鸡漫志》，曾慥编《乐府雅词》之前，鲖阳居士已有《复雅歌词》之编。他在为此编所写的序中，针对“孟子尝谓‘今之乐犹古之乐’。论者以为今之乐，郑、卫之音也，乌可与《韶》、《夏》、《洪濩》、《武》比哉！孟子之言，不得无过”，明确表其“此说非也”的看法。他在论证了诗乐互为表里的发展史后，明确地贬斥胡乐，在总结溺夷音而荒政的历史教训的同时，表达了以“复雅”求宋词以至国事的中兴之愿。鲖阳居士还回顾了宋词的历史，表明了自己的判断：“吾宋之兴，宗工巨儒文力妙天下者，犹祖其遗风，荡而不知所止，脱乎芒端，而四方传唱，敏若风雨，人人歆艳，咀味于朋游尊俎之间，以是为相乐也。其蕴骚雅之趣者，百一二而已。”应该说，这一比例是词作为“诗余”、“小道”、主于“侑觞”的必然，而“蕴骚雅之趣”则明确表达了“复雅”主张的历史指向是《楚辞》、《诗经》意蕴的归返，这才是“今之乐犹古之乐”的真正意义。在评判北宋词人的作品时，他特地拈出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评曰：“缺月，刺微明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调与《考槃》诗极相似。”（《乐府雅词》）这种字比句附的方法虽不可取，以《诗序》所云《卫风·考槃》系刺庄公“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穷处”，却近于对苏轼当时处境、心情的理解。
应该说，北宋词是很难味出“骚、辩之旨”的，故相关的评论也少见，王灼以方回、美成“时时得之”显非事实。即如苏轼，虽以“古人长短句诗”，“诗人之雄，非小词也”许人（《与蔡景繁书》、《答陈季常书》），并有意于以自作在柳永外另辟蹊径，但如《卜算子》的借孤鸿自拟，表其在“乌台诗案”后“退而穷处”的心理与环境，“拣尽寒枝”而不肯苟且的情怀，这种类于《离骚》之立意、设喻、造境者，尚是少见。即如《贺新郎》（乳燕飞华屋）中的佳人形象，或有君臣遇合之托意，却也难以坐实。
南宋的评论发生了显著变化。在鲖阳居士首倡“复雅”之后，纷纷树起“雅词”的旗帜，一批命名为“雅词”的词集纷纷问世，并作了不同程度的理论阐发。曾《慥》编选《乐府雅词》，其序中表明了“涉谐谑则去之”的原则，尤其指出“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为此“今悉删除”。以“雅词”为名的有张孝祥的《紫微雅词》、程垓的《书舟雅词》、赵彦端的《介庵赵宝文雅词》等，从理论上作出论述更显较北宋为多，并多有从词上追乐府、风雅的祈向。关注《石林词跋》称许叶梦得“晚岁落其华而实之，能于简淡时出雄杰，合处不减靖节、东坡之妙，岂近世乐府之流哉”！汤衡《张紫微雅词序》指出，唐末词人“镂玉雕琼，裁花剪叶”之作，以粉泽之工而反累正气，自东坡而变，“其后元祐诸公，嬉弄乐府，寓以诗人句法，无一毫浮靡之气”，而张孝祥之作，亦“同一关键”，颇以雅化为“诗化”。陈应行《于湖先生雅词序》与上序作于同一年(1171)，却能进一步以张孝祥词“托物寄情，弄翰戏墨，融取乐府之遗意，铸为毫端之妙词”，已将一般的“诗人句法”上追“乐府之遗意”。三十年后，张鎡为史达祖写《梅溪词序》，此序非就事论事，却作溯源、流变之论，并经由乐府进而道及风雅、屈宋。序中有云：“《关雎》而下三百篇，当时之歌词也，圣师删以为经。后世播诗章于乐府，被之金石管弦，屈、宋、班、马由是乎出。”沿此一线，则是“变体以来”，虽“游戏笔墨于长短句间”，却因其“有能环奇警迈，清新闲婉，不流于
荡污淫者”，而“未易以小技言也”。且撇开对史达祖词的具体评价，由词而诗，谓“况欲大肆其力于五七言，回鞭温韦之涂，掉鞅李杜之域；跻攀风雅，一归于正，不于是而止”。则沿流讨源，返回起点，将词之雅化看作是经由屈宋、跻攀风雅而“归于正”的过程。
张镃的序，对屈宋“点到为止”，此前及此后，则有进一步发挥。胡寅在《题酒边词》中论道：
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古乐府者，诗之旁流也。诗出于《离骚》、《楚辞》，而《离骚》者，变风变雅之怨而迫，哀而伤者也。其发乎情则同，而止乎礼义则异。
不仅将词曲上溯《离骚》、《楚辞》和变风、变雅，而且就历来是男欢女爱、花前月下、侑觞助咏的传统园囿之词，将其爱情与闲情的主调，移至“怨而迫，哀而伤”的另一端。这不仅是对“温柔敦厚”的“诗教”之突破，是对《诗大序》“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超越，更是文艺“与时而变”观念的体现，是直面南渡以来的局势及词风之变的合理总结。后来刘克庄在《黄孝迈长短句跋》中，针对理学家“崇性理而抑艺文，词尤艺文之下者”的观念，以《诗经》为例，肯定了感时伤物、行役吊古与闺情别思诸种感情的合理性，以黄氏所作“原于二南”，“乌得以小词而废之乎”？其《翁应星乐府序》固然以“长短句当使雪儿、啭春莺辈可歌，方是本色”，却在强调词的音乐性、表演性的同时，并称“亭鄣堡戍间事”与“闺情春怨之语”，更认为“酒酣耳热，忧时愤世之作，又如阮籍、唐衢之哭也。近世唯辛、陆二公，有此气魄”。可见，在固守“本色”的同时，对于抒发由现实触发的感情，表现时代精神，也有足够的肯定。刘克庄的《跋刘叔安感秋八词》进而认为词应兼得刚、柔之长，并寓芳草美人之旨：
……间为乐府，丽不至亵，新不犯陈，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周、柳、辛、陆之能事，庶乎其兼之矣。
周、柳之词主于“缘情”，辛、陆之词入于“言志”，其外是“花卉”（芳草）、“闺怨”（美人）的“缘情”载体，其内是“骚人墨客之豪”，“放臣逐子之感”的“言志”核心，这不是《离骚》之旨又是什么？
二
至刘克庄所论，明确提出将芳草美人的《离骚》传统入于词，简练而精到的阐发，指出了词的创作指归。这一理论之由刘克庄来完成，自是缘于他所在的时代，在提供了足够的创作实践之后，理论的总结是适当其时。而我们之所以在《离骚》之外并列《九辩》而称“骚辩之旨”，并选择了这一论题，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北宋的少量见出“骚情”之词，虽不无作者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背景，但其基本面应是沦落之感、不遇之叹，与《离骚》“哀民生之多艰”远，却与《九辩》“贫士失职而志不平”为近。词至南宋，由于民族斗争的背景及相关的和战势力的消长，“民生多艰”之意或许无多，“恐皇舆之败绩”及引发的“美人迟暮”之感，却是显然异于北宋。从另一方面来看，北宋虽不乏文人的从政意识及仕进机遇，但他们却以主要精力投入到经史、策论和诗文，即如苏轼之被看作是有意提高词之意格、品位的主帅，他对词的态度也决非其他文体可比，“诗余”、“小道”的意识是占据主位的。文各有体，自有分司，然而在文士染指日久之后，就会渐生变化，甚至会出现一些并非以余力作词、且以词名世的作者，至南宋时期，此种情况更甚。
闻一多先生曾说唐代文化是进士文化，此说显然是相对于六朝贵族而言的，因为自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文学科举进身的新兴阶级开始踏上政治舞台，北朝以来的传统旧士族逐渐“出局”。但我们也应看到另一个事实：河朔武夫与川、闽宦者对有唐一代影响至巨。只是到了宋代，才是推行重文轻武的国策，造就出真正的进士文化。比起唐代每次取士的二三十人来，北宋开科69次，取士总数61000人，平均每年约360人（注：参见张希清《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二卷。），大量的布衣之士甚至成为宰辅大臣。这种不同于前代、且有近代色彩的文官政治，对士人有很大的感召力。“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不仅是苏轼一人的怀抱，也几可涵盖北宋一代有志于从政的知识分子。但是，即使是仕至高官，在政治斗争中，也鲜有一帆风顺者。寇准决澶渊之盟，却被王钦若、丁谓所谗，一贬再贬；范仲淹有“三黜三光”之誉，他以“兴致太平”为目的而倡导改革，但庆历新政终致夭折。欧阳修为砥輀士人理想志节作出了榜样，“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苏轼《六一居士集叙》），亦因受累于庆历新政，外任十余年。王安石得神宗支持，实行变法，终因反对派与皇族、后族、外戚的群起攻之，虽“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终不得已而罢相。苏轼“早岁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和柳子玉过陈绝粮》），一生政绩昭然，却为党争所累，一贬再贬。而元祐党案牵连之众，又使诸多著名文士受累……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曰：“论史者恒以宋之党祸比于汉、唐，实则其性质大不相同。新旧两党各有政见，皆主于救国，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主张各异，遂致各走极端，纵其末流，不免于倾轧报复，未可纯以政争目之。而其党派分立之始，则固纯洁为国，初无私憾及利禄之见羼杂其间。此则士大夫与士大夫分党派以争政权，实吾国历史上仅有之事也。”（注：柳治徵《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第519页。）这是对宋代党争很公正的评价。某种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之始，颇具近代色彩，然而比起汉、唐来，宋代却颇乏事功显赫的名相贤臣。较之前朝，他们有经世致用之幸，却又难以取得最终的政治成功。不过，有宋一代合文士与文臣为一身的诸多人物中，却在文学成就上远逾于前朝，词即其中的领域之一。
前面所论，认为王禹偁、寇准词中已有“骚辩之旨”的萌芽，应是一种推测、揣想。范仲淹因改革无成而有《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之作，诙谐行笔，调侃古人，醉发牢骚，我们却难以认为他的《苏幕遮》（碧云天）、《御街行》（纷纷坠叶）是借男女相思写君臣之难遇合，因为此时的词尚深受《花间》潜势力影响，而作者的情怀又可见于诗文。欧阳修作了这么多词，却难以见其在艳情、闲情之外的深意，曾慥还得以“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为之回护。即如苏轼，似《卜算子》咏孤鸿一类作品，也极为少见。之所以如此，当与“词意识”密切相关，“小道”的观念不可能发生很大的改变。
又前面所引，如晏几道、贺铸的词，分得黄庭坚“《高唐》、《洛神》”张耒“幽洁如屈宋”之评，还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不具备前述儒宗、名臣以至文豪的身分、地位，而是沉抑下僚，仅以词章名世。黄庭坚谓晏几道“未尝以沽世”，终又“陆沉于下位”，但其独有的“四痴”，俨然是早生的贾宝玉，其词之近于“高唐”、“洛神”，终在男女情缘一线，晏氏自谓“悲欢离合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怃然，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小山词自序》）亦无悖惜时伤逝之旨。贺铸却有所不同，他是太祖孝惠后族孙，“豪爽精悍”，“仪观甚伟”，“少时侠气盖一座，驰马走狗，饮酒如长鲸”，又“书无所不读”（《中吴纪闻》引李邦直语），却出身武职，长期沉抑下僚。“幽洁如屈宋”，这里虽屈、宋并称，在贺铸，应是“宋”过于“屈”，因为除迟暮之意以外，方回词中多是类于《九辩》的贫士失职、志意不平、廓落羁旅、惆怅自怜，以及“独耿介而不随兮”，“宁处穷而守高”之意。由小晏而方回，“缘情”的内涵应是有所变化。
对于屈、宋与骚、辩的长短优劣，历代论家并无多大争议，他们多取扬前抑后的态度。而现代的学者，却有不同的看法。如闻一多先生就曾以其独到的文学史家意识和特出的艺术感觉作了如此的论定：“自《离骚》通过《九章》达到《九辩》这个阶段，可看出《楚辞》文学的进化来。《离骚》算是古代文学的煞尾，而《九辩》则是近代文学的起点，两者都在同一视程之内而没有碰头。《离骚》还在与音乐合作，《九辩》则扬长而去，《离骚》有自傲气，而《九辩》则为自怜；《离骚》有孤独感，而《九辩》则以领略孤独感为主，故有‘独中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这样的诗句，如果加以比较，则《离骚》的孤独操守是伦理的，而《九辩》则是诗的。”显然，闻先生是以文学进化论的眼光来看待骚、辩之别的。我们这里无意于展开阐释闻先生所论，但是倘以明人陆时雍《读楚辞语》所云“举物态而觉哀怨之伤人，叙人事而见萧条之感候”相证，《九辩》的“自怜”和“领略孤独感”是将季节、物候、心绪、感受真正作到浑然一体了。杜甫《咏怀古迹》的“摇落深知宋玉悲”以“摇落”二字概括了宋玉对时代和个人遭际的感触，其“自怜”就颇有文学之提前“自觉”况味，其“领略孤独感”则又导“缘情”之先，这应是闻先生所说的“近代”之义。故而闻先生进而展开论其“领略”之长：“‘登山临水兮送将归’较《诗经·燕燕》‘瞻望弗及，伫立以泣’更富诗意，因为它不止于伤心，而是在诗句中对感情写出了体验与分析。……古代诗人头脑中对别离情绪体验最深的，当推庄子和《九辩》的作者吧。”（注：见郑临川述评《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71-72页，第68页。）确实，除了作为“悲秋之祖”的意义外，《九辩》的登山临水、别离情绪，在宋词中也衍化为主要的题旨。倘如此理解，北宋词中有《九辩》遗意的就决非数人数词可限。
仅以被王灼否定的柳永为例，他颇多流连坊曲的纤艳之作，又擅写承平气象，但其羁旅行役之词，既有“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八声甘州》）的“不减唐人高处”（苏轼语），更有“当时宋玉悲戚，向人临水与登山”（《戚氏》），“楚客登临，正是暮秋天气”（《卜算子慢》）的体验，其词或不当“《离骚》寂寞千载后，《戚氏》凄凉一曲终”（《碧鸡漫志》引）之拟，易“骚”为“辩”，亦差可拟之。可以认为，《九辩》的悲秋原型精神确是延续、演化在柳永词中，他因仁宗“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吴曾《能改斋漫录》），负有才无行之名，一生辗转流落，官职低微，故颇多“未名未禄”、“经岁迁延”（《戚氏》）的“贫士失职”之不平，并多表自己“悲忧穷蹙兮独处廓”，“去乡离家兮徕远客”的遭遇，而“楚峡云归，高阳入散”（《倾杯》）等用语，也可窥见其“宋玉情结”。他人的作品，或未明言宋玉，“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却是宋词中沿用不已的母题，其中有登临怀古之作，也不乏失职而志不平的贫士之叹。此类较多，就不作例举了。
三
“骚辩之旨”只是在南宋才真正实现由“辩”而“骚”的转移，并不期然而然地产生出一个表现此旨的创作群体，显然这是时代所造就的。
闻一多先生从文学发展史上肯定了由“骚”而“辩”的进步，固然不错，而我们之比较二者之异，却难以离异政治、伦理立场，要首先看到《离骚》“哀民生之多艰”区别于《九辩》“惆怅兮而私自怜”，屈原可以“忽忘身之贫贱”（《九章·惜诵》），宋玉却是“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其为人与为己的不同，除“德”之高下外，又实是政治抒情诗与个人抒情诗的不同。由于我国历来的文学批评都受制于伦理型的政治文化，道德评判成为首要标准，“伦理的”《离骚》当然地位要高于“诗的”《九辩》。
对《离骚》这一千古名篇，两千多年来，已作出过种种不同的解读、阐释，不管其间有多少歧异，有一点是无法否定的，即：《离骚》是我国空前（且近于绝后）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其作者屈原，胡适曾认为是“箭垛式的人物”，孙次舟又以之为“文学弄臣”，他们都无视《史记·屈原列传》所载的“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以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才会有以诗抒发政治情怀之举。由于群小争妒进谗，“王怒而疏屈平”。既面对着国事的隐患，激起了深广的忧愤，又由于自己所受的不公遭遇，充满了难抑的怨怼，诗人政治家屈原，遂“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司马迁曾为之感慨：“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君国大事与个人遭遇密切相关，二者酝酿交融，使《离骚》成为伟大的政治抒情诗。
从文学的角度而言，《九辩》虽具闻先生所敏感发现的“近代”意义，有“领略孤独感”，“对感情写出了体验与分析”之长，但依传统的看法，《离骚》毕竟具有更高的地位。屈原“依《诗》而制《骚》”，将北方的政治理性与南方的巫术文化熔为一体，其独到的艺术表现即如王逸《离骚序》所说：“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人；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概言之，即“芳草美人”。这较之于《诗经》直接叙事的“歌食歌事”和较简单的以“比兴”抒情，无疑是很大的进步，其理性化为感性，善入之于美，幻中深蕴着真，将现实的斗争与诗人复杂的思想贯穿其中，正喻夹写，构成了巨大而完整的象征体系，给后人提供了极高的审美价值。刘勰《文心雕龙·辩骚》以其“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四者“同于风雅”，而“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四者“异于经典”。且不论为正统看法所拘，被理性观念所限，从而表现出认识上的不足，然而他所肯定的“比兴之义”虽“同于风雅”，实又大有发展。尤其是被视为“诡异之辞”的“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谲怪之谈”的“康回倾地，夷羿
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更是以神话传说来驰骋想象。相较而言，《九辩》的末段虽有“愿赐不肖之躯而别离兮，放游志乎云中”的乘精气、鹜诸神、骖白霓、历群灵、左朱雀、右苍龙、属雷师、通飞廉等诸般描写，但并非《离骚》贯穿全诗的叩阊阖、游春宫、求宓妃、见佚女、灵氛占卜、巫咸夕降，露出生硬的模仿之迹，缺乏融浑其中的南楚巫文化的艺术魅力。所以，在刘勰的心目中，尽管《离骚》有颇多异于经典之处，却无碍于“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远高于《九辩》而成为《诗经》之后、汉赋之前的艺术典范。
《离骚》中的“芳草美人”体现出美政理想与建功立业的参与意识的结合，又与“恐美人之迟暮”的生命意识相熔，形成了如同女子专一热恋般的政治热情。志洁行芳则是立身行事的追求，“芳草”渐成贞操、品行的象征、寓托，后世渐衍为“岁寒三友”、“四君子”。美人的盛年独处、遇合无期，芳草的遭受风霜、渐渐芜秽，又使自悲自悼之情产生出无限伤感。因此，《离骚》无论在情感力量、艺术审美抑或道德评判上，都给了后代以巨大的影响。
依司马迁的见解，《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这样一首政治性长诗，又是屈原“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屈原列传》）的满怀深情之作。其政治性、抒情性深刻影响了后人，历代诗人或都有从中汲取营养者，却终难创作出与之比肩的作品，这很可令人想起马克思的一个著名论断：“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二卷114页。）《离骚》一方面是高不可及的范本，另一方面又给后人提供了“一种规范”，用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所说，即四种“比体诗”：咏史（以古比今）、游仙（以仙比俗）、艳情（以男女比主臣）、咏物（以物比人）。对宋词而言，受四种“比体”中的两种——艳情和咏物——影响最大，南宋词人如辛弃疾，则四种几都可见。
前面曾说，北宋词中有所寄托者，其旨近于“辩”而远于“骚”，这固与词的创作观念有关，与作者兼有政事、文学的较高地位，可从他途分泄其情志有关，更与政治、时势有关。整个北宋朝，固因“守内虚外”，在对外的民族争端中造成了积弱以至积贫的态势，围绕着改革问题，形成了特有的党派政治，而党争的结果又造就出具有历史跨度的失落一群。即使如此，有被贬的苦痛，有不遇的悲凉，却终无身家性命之虞。而靖康之变这一巨大的历史事件，粉碎了汴京的繁华梦。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说的青楼画阁、绣户朱帘、雕车竞驻、宝马争驰、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按管调弦，刹时化为灰飞烟灭。徽、钦二帝及后妃、宗亲三千余人被掳北行。社稷丘墟，千村狐兔。由于金兵的劫掠，“东及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颖，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一空前的民族灾难，在造就历史激变的同时，亦使词风大改。南渡后的数十年间，心怀故国，痛伤流离，感叹世变，抒发“黍离之悲”，甚而表达抗战愿望，成为词坛的主旋律。到辛弃疾的出现，终于真正改变了“词为小道”的面貌，使宋词焕发异彩，《离骚》“芳草美人”的传统才得到了真正的继承发扬。
稼轩词之所以能易“辩”为“骚”，当然与他的经历、素养、资质大有关系。以其门生范开所见，“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注：《稼轩词序》，《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561页。）刘克庄更深入其政见韬略和历史地位，认为他“北方骁勇自拔而归”，“著书本朝”，而“文墨议论尤英伟磊落。乾道、绍熙奏篇及所进《美芹十论》、上虞雍公《九议》，笔势浩荡，智略辐辏，有权书论衡之风。其策完颜氏之祸，论请绝岁币，皆验于数十年之后”。（注：《辛稼轩集序》，《稼轩词编年笺注》，562页。）这样一位出将入相的人物，却“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只能“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词苑丛谈》引黄梨庄语）。以宋末刘辰翁之见，稼轩词之“牵《雅》、《颂》入郑卫”，缘于“斯人北来，喑呜鸷悍，欲何为者；而搀摈销沮，白发横生，亦如刘越石。陷决失望，花时中酒，托之陶写，淋漓慷慨，此意何可复道，……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英雄感怆，有在常情之外……”（注：《辛稼轩词序》，同上书，564-565页。）这几位论者，或亲受其教，或去其时未远，故能论其世而知其人。刘辰翁所见，更道出稼轩所特有的、作为抗金义军领袖因“北来”而尤其萦念失地的故土情结。的确，辛弃疾非仅洞察“世事”，深知“治乱之条贯”，尤其与屈原“睠顾楚国，系心怀王”，“存君兴国”，“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情怀相近，他有过人的文学才能，却少有诗文，一心以词作为“陶写之具”，近于屈原之于辞，故最能继承《离骚》精神、传统，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所说，“气魄极雄大，意境极沉郁”，成为“词中之龙”。同时，又因近于屈原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政绩昭然却难以久安其位，又两度落职，闲居达二十年之久，无从报国的忧愤使他与屈原同气相求，慷慨淋漓、纵横狂放之外，又“变温婉，成悲凉”（周济语），所作不乏“芳草美人”之篇。辛弃疾写道：“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沁园春》）明白无误地以屈原为榜样，追求志洁行芳。他深慨屈原之“兰珮芳菲无人问，叹灵均欲向重华诉”（《贺新郎》）。精神上的相通，使他以“我亦卜居者”的身份，“岁晚望三闾”（《水调歌头》），在“戏读《离骚》还痛饮”（《满江红·山居即事》）中与屈原发生共鸣，导向了文学的自觉追随。遂有用《离骚》体写《千年调》，用《天问》体写千秋词《木兰花慢》，还仿《离骚》、《九辩》写《山鬼谣》，这都是未见于前人的。源于《离骚》的咏史、游仙，在辛词中都有，尤多艳情（美人）、咏物（芳草）之作。
“美人”者如名篇《摸鱼儿》，“蛾眉曾有人妒”，“脉脉此情谁诉”，分别与“众女嫉余之峨眉兮”，“国无人莫知我兮”相应，孝宗曾数召辛弃疾以问政询策，故长门买赋、佳期又误、难诉深情云云，亦有“伤灵修之数化”意味，全词的伤春、惜春，表现出“恐美人之迟暮”的用世之心，和“荃不察余之中情”的怨艾。再如《祝英台近·春晚》，所塑造的闺中妇，伤春惜春，其昵狎温柔、缠绵往复，亦令人从作者宦游无功、思家难归中，体会出“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之意。又如《汉宫春·立春》，其含义虽未必如周济所说的多句皆有所指，从作者闲放既久、无从报国的境遇，也令人想起“恐年岁之不吾与”的微意。
“芳草”者如《声声慢》咏红木樨，写此花从开元盛时到安禄山陷长安而大宴凝碧池，以其作为历史的见证，借花写人，寓徽、钦北入绝域之痛。《瑞鹤仙·赋梅》令人想起杜甫笔下翠袖倚修竹的佳人，梅花的形象中，流露出“举世无人见知”的寂寞。《喜迁莺·赵晋臣敷文赋芙蓉词见寿，用韵为谢》，作于闲居瓢泉之时，词中不仅有脱化于《九歌·湘君》之句，而且“当日灵均，恨与君王别。心阻媒劳，文疏怨极，恩不甚兮轻绝。千古《离骚》文字，芳至今犹未歇。”更显见立意与《离骚》的关系。有些作品，“芳草”、“美人”交织一起，难作区分。而看似艳情之作，也因“比体”的传统，结合其世其人，可品味出其中的骚情雅意。
由于文学与时代密切相关，南宋词之遥承《离骚》，并非稼轩一人。如果说在南渡前期，是直面国变，词人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多慷慨悲凉、直抒胸臆之作，到孝宗时期，“沉静中的回味”使之向比兴寄托发展，屈原就成为学习的榜样。张孝祥之所以被汤衡、陈应行赞扬，与其抗敌之志大有关系，泛湘江所作的《水调歌头》明确写道：“制荷衣，纫兰佩，湘妃起舞一笑，抚瑟奏清商。唤起《九歌》忠愤，拂拭三闾文字，还与日争光。”陆游作为“亘古男儿”，在抗敌主张上与辛弃疾无异，但只有一卷词，与万首诗相去太远，却仍有《卜算子·咏梅》这样的“芳草”之篇以托物言志。陈亮是主张事功的“永康学派”领袖，却能以词略陈平生“经济之怀”，他既有“中兴露布”式的作品，人多以横放恣肆目之，但其《小重山》（碧幕霞绡一缕红）却满蕴“芳草美人”之意，“往事已成空，梦魂飞不到，楚王宫”，令人想起上《中兴五论》及孝宗皇帝三书而未回应之事。《水龙吟·春恨》、《虞美人·春愁》，都是借闺情写怨悱，亦多“美人迟暮”之意。他屡作的咏梅之词，也颇有以“芳草”写身世感触之意。被看作稼轩羽翼的刘过，多为淋漓跌宕之词，然而《贺新郎》（老去相如倦）却以“美人迟暮”的形式写“贫士失职”的悲凉，“辩”而“骚”出，颇饶深意。直至稍后的刘克庄，虽多“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之词，其《摸鱼儿·海棠》，可味出“芳草”不遇天幸之意，而《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则是以“美人”自喻操守之旨。
至宋末，雅词作者尤在咏物词中多有寄托，王沂孙更得清代论家推崇。由于时代已变，作者多为才士而非辛、陈式人物，所作自距《离骚》之旨甚远，但他们所擅长的仍是在“芳草”一侧的发扬。惟其如此，易代之作虽凄楚哀怨，却仍不失可贵的思想意蕴和动人的感情力量。
在本文开头，我们曾说：作为“诗余”的词，尊体的意识出现的比较晚，宋人如刘克庄所说只是偶见，直到清代才有较多、较系统的推尊词体之论。浙西词派的领袖朱彝尊说过：“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注：《陈纬云红盐词序》，原刊本《曝书亭集》卷四十。）常州词派的开山张惠言更在其著名的《词选序》中说：“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忧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注：见道光重刻本《张氏词选》。）这都是著名的代表性看法。而专以《楚辞》相拟的，则见于朱氏之前王士祯、邹诋谟选辑的《倚声初集》，此集中评陈子龙、陈维崧词，就有《楚辞》诸篇之拟。后来黄苏《蓼园词选》也屡以《楚辞》之意旨评宋词。至晚清，词论家沈祥龙遂在其《论词随笔》中写道：“屈、宋之作亦曰词，香草美人，惊乎绝艳，后世倚声家所由祖也。故词不得楚骚之意，非淫靡即粗浅。”更是明确地将词通之于“辞”。
屈、宋相较，前者作品政治理性与巫术文化的完满结合，胜过了后者，尤其是“比兴之义”、“规讽之旨”与“忠怨之辞”，不仅给后来的“名儒博达之士”提供了“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王逸《楚辞章句序》）的目标与范式，更被政治伦理型文化的中国社会所接受。尽管屈原的“忠怨”有“怨怼”的一面，颇遭如班固这样的正统人士之责，以其“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毒椒兰”，“亦贬絜狷洁景行之士”（《离骚序》），但他的“过情之怨”毕竟是与爱国忠君难以分开的，“哀怨起骚人”不仅以其思想、更以其情感得到后人足够的肯定与发扬。
宋词本是“诗余”、“小道”，尤其是“情”的专门园苑，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爱情，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眼开眼闭的监视之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注：《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页。）“缘情而绮靡”应是其主体。但是，爱情之外，起于冯延巳，发扬于晏、欧的伤春悲秋之作，以其感韶光、惜流失的生命意识，使词中之情多了“闲情”一脉。至《九辩》之旨入于词，发生了由“情”转为“志”的变化，使宋词亦具庄忌《哀时命》“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属诗”之义。显然，这是词的题材的又一次扩大。由于《九辩》“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源于“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俇攮”，虽具用世之心，却难于君臣遇合，这就使宋词中蕴涵此旨之作具有了特殊的时代意义。宋代士人普遍具有淑世情怀，重视文道关系，但这些本来并未入于词。北宋有了《九辩》的渐入，靖康的国变又使《离骚》之旨入于南宋词，这就不仅使“志”“情”难分，提高了词的意格、品位，亦使淑世精神、文道合一涵盖一切文体，辛弃疾更将宋词的发展推向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高峰。
倘从“骚”、“辩”之旨的角度看待宋词的发展历程，我们很可以撇开婉约、豪放的老套路，并对尊奉南宋词的看法（如朱彝尊）赋予不仅是艺术性、风格学的新涵义。
标签：宋朝论文; 宋词论文; 苏轼论文; 楚辞论文; 读书论文; 离骚论文; 卜算子论文; 九辩论文; 乐府雅词论文; 戚氏论文; 诗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