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陈郡谢氏琐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晋论文,时期论文,陈郡谢氏琐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编写《谢安年谱》时，笔者曾对东晋时期的陈郡谢氏进行过粗浅的研究。现就其中的几个问题，略陈陋见。
一、谢尚刺豫的前前后后
陈郡谢氏的起家之地在豫州。谢尚得任豫州刺史，是谢氏从东晋众多大族中脱颖而出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它的名望不显，但经谢尚以及诸弟陆续刺豫后，谢安继而居中枢之位，陈郡谢氏才逐渐成为东晋南朝一门久盛不衰的高等士族。然而，谢尚刺豫并非是件易事，其间经历过异常艰苦的争夺。
豫州的正式侨立，始于东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年）。《宋书·州郡志》豫州刺史条：“成帝咸和四年，侨立豫州，庾亮为刺史，治芜湖。”这是东晋政府特为庾亮由中枢出任外镇，而在扬州西北部建立的侨州。此时的豫州已获得大量的实土。《晋书·地理志》讲：“成帝乃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居芜湖。时淮南入北，乃分丹杨侨立淮南郡，居于湖。又以旧当涂县流人渡江，侨立为县，并淮南、庐江、安丰并属豫州。”除淮南、庐江、安丰外，据《资治通鉴》卷九三胡三省注和《宋志》记载，豫州的实郡还应有弋阳。总之，豫州夹在荆、扬中间，与江州隔江相望。同江州一样，近在建康肘腋，既能对晋廷形成威胁，又能力扼上游人马顺流下都，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由于豫州还是阻挡北方胡人南下的要冲，所以其地理形势又有胜于江州之处。
在庾亮之前，祖逖、祖约虽然也有刺史的名目，但是那时的豫只属于虚设。祖逖屯兵的雍丘，毗邻黄河南岸，是与石赵交战的前线地区。祖逖为晋廷守边，从无他意。即使这样，元帝还派戴渊进行节制，使祖逖忧郁而卒。祖逖死后，王敦乱起，陆续收复的北方土地，悉为石赵所占。祖约继任兄职，“始自谯城退还寿春”[1]。执政的庾亮以作涂塘为名，阻遏祖约南下，终于招致苏峻、祖约之反。庾亮割扬州江西之地侨立豫州是在平定苏峻叛乱之后，由于位置南移，战略意义更加突出。因此，豫州也就成为操纵晋廷实权的大族们反复角逐的地区。
为说明这一认识，现以《资治通鉴》编年为据，再综合他书，将成帝咸和四年到穆帝永和元年，豫州刺史就任的情况顺序排列如下：
（一）咸和四年（329年）三月，庾亮“求外镇自效，出为持节、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平西将军、假节、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镇芜湖”[2]。这一任职，庾亮持续到咸和九年。
（二）咸和九年（334年）六月，荆、江等八州刺史陶侃卒。庾亮迁为“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镇武昌”[3]。同年，居中执政的王导以其侄王允之为“宣城内史，监扬州江西四郡（诸军）事，建武将军，镇于湖”[4]。王导此举，是为夺占庾亮一直控制的临近豫州的扬州诸郡军政实权。
（三）咸康元年（335）四月，历阳太守秦耽表石虎南侵，成帝“加司徒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御之”[5]。田余庆先生详细地研究了事件的全过程，认为“王导利用机会调兵遣将，完成了对豫州治所周围要地的占领，并使前一年已占据建康上游两岸之地并出镇的王允之，改镇豫州旧治芜湖。看来，当年庾亮出都时所统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郡，统统归于琅邪王氏势力范围”[6]。但是，豫州刺史的职务王氏并未夺得，仍由庾亮兼任。
（四）咸康四年（338年），庾亮“乃解豫州授辅国将军毛宝”[7]“毛宝为刺史，治邾城”[8]。
（五）咸康五年（339年）九月，石赵兵陷邾城，毛宝赴江溺死。庾亮“以辅国将军庾怿为豫州刺史，监宣城、庐江、历阳、安丰四郡诸军事、假节，镇芜湖”[9]。这样，“琅邪王氏处心积虑夺回的豫州和扬州四郡，又在一次未经宣扬的袭击中回到颍川庾氏之手”[10]。
（六）咸康八年（342年）二月，庾怿因毒杀江州刺史王允之事泄，自杀。路永继任刺史（见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豫州刺史条；万斯同《东晋方镇年表》则漏路永，误记赵胤）。
（七）穆帝永和元年（345年）“八月，豫州刺史路永叛奔（石）赵”[11]，继任的刺史“赵胤镇牛渚”[12]。不久，赵胤死于任。谢尚遂以“西中郎将军督扬州诸军事、豫州刺史、假节，镇历阳”[13]。
自此之后，豫州一直掌握在谢尚之手，直到穆帝升平元年(357)，谢尚死于任。继任者为从弟谢奕和谢万。陈郡谢氏兄弟先后刺豫10余年，豫州成为他们重要的起家之地。
在史书中，关于谢尚刺豫的记载，颇为扑朔迷离。田余庆先生认为，庾冰死后，晋廷使谢尚为江州刺史，是以图抑制庾氏。谢氏在江州无立足之地，只好后退一步，还镇历阳为豫州刺史。显然，这一结论是依据《晋书·谢尚传》。其文曰：“庾冰薨，复以本号督豫州四郡，领江州刺史。俄而复转西中郎将、督扬州之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这段话的用语相当含混，好像谢尚由江州离任后立即转刺豫州。时间是在庾冰死后不久。
但是仔细爬梳史料，我们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庾冰卒于建元二年（344年）十一月，谢尚遂得受诏刺江州，然旋以庾翼故免职。《晋书·庾翼传》：“兄冰卒，……还镇夏口，悉取冰所领兵自配，以兄子统为寻阳太守。诏使翼还督江州，又领豫州刺吏，辞豫州。”同书《穆帝纪》更明确讲，庾翼直到死前都是江州刺史：“（永和元年）秋七月庚午，持节、都督江荆司梁雍益宁七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征西将军、都亭侯庾翼卒。”那么，谢尚离开江州之任后的去向是哪里呢？我们认为，谢尚是返回刺江之前的江夏，复为太守。还有一种可能，谢尚尚未来得及离开江夏，即被解江州任。不管何种情况，他都没有直接由江州去豫州，当时的豫州刺史仍是原任路永。《晋书·罗含传》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罗含原为江夏从事，“太守谢尚与含为方外之好。……寻转州主簿。后桓温临州，又补征西将军。温尝使含诣尚，有所检劾。含至，不问郡事，与尚累日酣饮而还。温问所劾事，含曰：‘公谓尚何如人？’温曰：‘胜我也。’含曰：‘岂有胜公而行非邪？故一无所问。’”《世说新语·规箴篇》亦记此事：“罗君章为桓宣武从事，谢镇西作江夏，往检校之。”桓温接任荆州的时间在庾翼死后的次月，即穆帝永和元年八月。桓温临州后遣罗含去江夏检劾，说明至迟在此时谢尚仍在江夏任守。桓温、谢尚齐名，江夏为荆州重郡，庾翼为刺史，州治与郡治同在夏口。桓温检劾谢尚，是一山不容二虎，不愿谢尚久居辖区之内。谢尚不久由江夏转守宣城，大约就是遭到了桓温的暗算。《晋书·顾和传》：“南中郎将谢尚领宣城内史，收泾令陈干杀之。有司以尚违法纠黜，诏原之。和重奏曰：‘尚先劾奸赃罪，入甲戌赦，听自首减死。而尚近表云干包藏奸猾，则收行刑。干事状自郡，非犯军戎，不由都督。案尚蒙亲贤之举，荷文武之任，不能为国惜体，平心听断，内挟小憾，肆其威虐，远近怪愕，莫不解体。尚忝外属，宥之有典，至于下吏，宜正刑辟。’尚，皇太后舅，故寝其奏。”这段史料证明：（一）谢尚离江夏前，曾险些以奸赃罪被桓温除掉。（二）谢尚领江州刺史时，曾被授予督豫州四郡之职。在还江夏、到宣城这一段时间里，仍保留着都督的职务。他杀陈干，即是以此名义下进行的。（三）史文内的“甲戌赦”，是穆帝登基、太后临朝时的大赦。此事显然也发生在永和元年八月，桓温刺荆之初。还是同年八月，路永叛奔石赵。此前，豫州刺史一直是路永，与谢尚无关。谢尚据有豫州，是接替病故的赵胤，时间当在永和元年末到次年初。《宋书·州郡志》豫州刺史条记载“（永和）二年，刺史谢尚初镇芜湖”，即是个明证。
路永接任豫州在庾怿自杀之后。他久居豫州，原是苏峻的旧属，后归附东晋朝廷，被王导网罗为爪牙。咸康八年，琅邪王氏的王允之南据江州，路永北镇豫州，等于颍州庾氏联结上游荆州与下游扬州的咽喉通道，被琅邪王氏死死卡断。虽然同年八月，王允之被调离，但继任者仍是出自琅邪王氏的王羲之。年底王羲之离任，江州之职又被外戚褚裒填补，依然与庾氏无关，特别是路永的地位始终未被动摇。这一局面自然不能为庾氏所容忍，夺取江州和豫州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扬州刺史庾冰“屡求出外”[14]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终于，康帝建元元年（343年）十月，庾冰“以本号（车骑将军）除都督江荆宁益梁交广七州、豫州之四郡军事，领江州刺史”[15]。庾冰在夺占江州的同时，又剥夺了路永在豫州的兵权。庾冰所督的豫州四郡，即是庾怿刺豫时所监的四郡。庾怿死后，四郡的监军权由继任者路永兼领。此次，庾冰出京，名号为车骑将军，官属二品；而路永的龙骧将军为三品。庾冰督豫州四郡，用意即是要剥夺路永在豫州的军权，使其降为单车刺史。架空路永的结果，使江豫二州的实权皆被庾冰席卷于手。建元二年（344年），庾冰死，朝廷改授谢尚督豫州四郡，领江州刺史，说明庾氏仍不肯把豫州的军权交还路永。庾翼夺取江州后，如果不是放弃兼领豫州的任命，那么路永的刺史职务也将不保。在这一连串的变故中，路永的处境越来越尴尬。
在庾、王之争中，谢尚原是个两面讨好的人物。始则亲近王导，故“王导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为小安丰，辟为掾，袭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谒，导以其有胜会，谓曰：‘闻君能作鸲鹆舞，一坐倾想，宁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帻而舞”[16]。但到王导死后，他看到琅邪王氏的势力大为衰落，便以主要精力用于奉迎庾氏。“时安西将军庾翼镇武昌，尚数诣翼咨谋军事。尝与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当以鼓吹相赏。’尚应声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给之”[17]。《晋书·乐志》也载其讨好庾亮事：“庾亮为荆州，与谢尚修复雅乐，未具而亮薨。”谢尚日渐受到庾氏史弟的信任，在解江州复还江夏后，并未丧失对豫州四郡的监军权，显然是得到了庾翼的默许。
谢尚东来，一方面是受到桓温的压迫，在荆州不能容身。另一方面也有针对路永，夺取豫州的目的。永和初年的政局颇为暧昧。庾翼死后，颍川庾氏子弟陆续被桓温清除，家族势力一蹶不振。桓温积极向东发展，已通过其父桓彝的门生徐宁控制了江州，如果再染指豫州，整个上游将全部属于桓氏的天下。穆帝二岁承位，临朝的太后褚氏是谢尚之甥，参主朝政的是会稽王司马昱和何充。何充倚重桓温，而司马昱则对桓氏有戒备之心，褚氏则偏心其舅，几派势力明争暗斗十分激烈。谢尚在宣城觊觎豫州，突遭顾和弹劾，很难说不是受人指使。而在路永叛逃后，豫州的人选既与桓氏无干，也不是谢尚，朝廷用的却是与琅邪王氏有瓜葛的赵胤，其中奥秘令人玩味。直到次年何充去世，司马昱独掌朝政之权，特援引素为桓温所忌的名士殷浩为扬州刺史，以制约上游。谢尚在赵胤死后得刺豫州，明显是司马昱、殷浩对抗桓温的一步棋。这从以后谢尚配合殷浩北伐，拒绝桓温要他在平洛后进驻洛阳的态度中，可以得到印证。当然，对于路永来说，不管各派势力斗争的结果如何，他都难逃釜中鱼、俎上肉的命运。路永作为苏峻乱党余蘖，历来被东晋当权大族视为异类。早在苏峻乱平之初，“峻党路永、匡术、贾宁中途悉以众归顺，王导将褒显之。（温）峤曰：‘术辈首乱，罪莫大焉。晚虽改悟，未足以补前失。全其首领，为幸已过，何可复宠授哉’”[18]。外戚王濛也指斥这些降将为小人。王导、王允之在世时，路永尚有一定利用价值，到二人死后，琅邪王氏元气大伤，各派人物对路永之辈皆弃若敝屣，避之犹恐不及，“岂可令泾渭混流，亏清穆之风”[19]。路永与其延颈就戮，自然不如北奔石赵以求生存。
关于谢尚刺豫的前前后后，可能还有很多东晋当权大族争夺的内情，但由于史料缺乏，无法得知其详。不过，谢尚刺豫成功，为实现陈郡谢氏的勃兴打下坚实的基础，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二、谢安屡召不起的原因
《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续晋阳秋》曰：“初，（谢）安家于会稽上虞县，优游山林，六七年间征召不至。虽弹奏相属，继以禁锢，而晏然不屑也。”其实，谢安拒召远不止六七年，如果从咸康四年（338年）辞王导府掾到升平二年（358年）遭禁锢，则逾20年。这在《晋书·谢安传》中记载得十分清楚：“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并以疾辞。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泳属文，无处世意。扬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县敦逼，不得已赴召，月余告归。复除尚书郎、琅邪王友，并不起。吏部尚书范汪举安为吏部郎，安以书距绝之。有司奏安被召，历年不至，禁锢终身。”东晋时期大族子弟无不汲汲于仕途，而谢安屡召不至，原因何在？
陈郡谢氏得入士流，是谢安的前辈在完成由儒入玄的转变之后逐渐实现的。但作为一个“新出门户”，它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东晋时期的士族，为了保护和加强家族的根本利益，并使声望不断上升，就必须办好三个方面的事情。（一）家族中始终有人入仕为官，同时官职还需达到一定的品级。（二）家族中要有清谈名士，地位越高越好。（三）不断积蓄家族的物质财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占有大量的地产和劳动人口。
以上三个方面中，对于陈郡谢氏来说，在谢安40岁以前，第一个方面并非是当务之急。王导初辟谢安时，其父谢裒为吏部尚书，后转为吴国内史；兄谢尚官居历阳太守。嗣后三个弟兄（谢尚、谢奕、谢万）陆续担任封疆大吏，掌握着豫州的军政实权。正是由于家族中人蝉联要位，门户有恃，谢安才会“累违朝旨”拒绝入仕。然而一旦上述背景发生危机，他马上就会出现变态反应。这就是为什么谢安在“高卧东山”的同时，还要一再追随谢万赴任，并积极为其出谋划策、纠正过失的原因。田余庆先生曾征引大量史料，论证谢安努力扶持和匡正谢万，唯恐有失致使影响门户利益。如“谢万作吴兴郡，其兄安时随至郡中。万眠常晏起，安清朝便往床头，操屏风呼万起”[20]。谢万为豫州刺史，“北征常以啸咏自高，未尝抚慰众士。谢公（安）甚器爱万而审其必败，乃俱行。从容谓万曰：‘汝为元帅，宜数唤诸将宴会，以说众心。’万从之，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忿恨之。谢公欲深著恩信，自队主将以下，无不身造，厚相逊谢。及万事败，军中因欲除之。徐云：‘当为隐士。’故幸而得免”[21]。这也是他在谢万被贬后，不顾士林的讥讽而决然出仕的原因。
东晋时期，士族门第的维持，除需要依靠优越的政治资本，还需要有清谈名士来支撑，以不断地提高社会声望。清谈固然误事，但是在玄风炽盛的江左，这已成为品评名士风度的重要标准。如名士殷浩因“善玄言”，而“有美名”，各府召辟之书纷至沓来，皆称疾不起。以至有人哀叹：“深源（殷浩字）不起，当如苍生何？”故常“伺其出处，以卜江左兴亡”。《晋书·殷浩传》所载庾翼贻浩书，语气几近乞求。庾翼遭拒后，虽然忿然称“此辈宜束之高阁”，但是仍不得不承认“俟天下太平，然后议其任耳”[22]这种世风之下，显然士人如若沽高名、钓美誉，一定要精玄理、通清言才行。在“善言玄理”方面，谢氏兄弟子侄们互不相让，构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名士群。不过其中只有谢安具备作为超一流名士的条件。《晋书》本传讲他“少有重名”，弱冠时期就受到当时清谈领袖王濛的激赏，成年后又与名士王羲之、著名清谈家许询、名僧支遁等交往密切，名声极度显赫。谢安的风彩和学识确实高出同时代人一筹。《世说新语·文学篇》：“支道林（支遁）、许（询）、谢（安）盛德，共集王（濛）家。谢顾问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泳，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论，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这里的“通”，是指剖析义理，进而寻溯理源。此次清谈地点在王家，实际主持人却是谢安。在大家发言后，谢安一一指出众人谈理的不足，然后作万余语的长篇论述。他的发言不但文彩飞扬，而且逻辑严密，无懈可击，再加上神气潇洒，使听者无不由衷地佩服。由此可见，这类的玄谈并非一定是浮虚之谈，其中不乏智者学识与机敏的交流。名士以清高自翊，鄙视功名。谢安屡召不起，包含以此换取声誉，提高家族社会地位的目的，同时也有受清谈家人格信念制约的因素。这种“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魏晋玄学修养，一直影响到谢安入仕以后。他把“镇之以和靖”和“不存小察，弘以大纲”作为从政原则，并经常流露出“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的心态。当然，谢安还面临着来自士林舆论的巨大压力。如当谢安有仕进的倾向时，王羲之要刘惔与他共推崇谢安为士坛领袖，刘惔作如下表示：“若安石东山之志立，当与天下共推之”[23]。在谢安入仕后，又受到很多士人的嘲笑。《晋书》本传记载谢安应桓温召为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戏之曰：‘卿累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苍生今亦将如卿何？’安甚有愧色。”《世说新语·排调篇》也记谢安在桓温处，郝隆亦借药物讥其“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同样使谢安“甚有愧色”。可见在入仕这一问题上，士林舆论给予谢安的压力是很大的。
物质财富（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两部分）是士族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陈郡谢氏属于南迁的北方士族。和其他侨姓士族一样，他们在北方的财富都已丧失，到达南方后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所以他们特别注意对物质财富的积累。谢氏兄弟注意搜罗浮财（如谢尚曾以奸赃罪受罚，谢石也以“聚敛无厌，取讥当世”[24]），更注意对土地和劳动人口的占有。谢安生活的时期，太湖以北的临江之地皆已成为江南土著士族的禁脔，侨姓士族只能南下开发东土。谢安“寓寄会稽”，表面上作山水之游，实际上正如王羲之所云是俩人在“行田，视地利”[25]，极力扩大土地和劳动人口。到孙子谢混时期几经变动，谢家还有“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宋书·谢弘微传》明确讲，“资财巨万，园宅十余所，又会稽、吴兴（南）琅邪诸处”的田产，皆是“太傅（谢安）、司空（谢）琰时事业”。
总之，谢安早年屡召不起，一是借助清淡以提高家族声誉；二是积极开拓东土，努力占有土地和劳动人口，以巩固家族生存的物质基础。谢安能够长久矜持不出，根本原因还是谢尚等人身居高位，门户有靠的结果。
三、桓、谢联手退敌
晋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已经统一北方的前秦国主苻坚发兵百万，准备一举吞并东晋。长江下游是东晋首都建康的所在地，自然成为前秦大军南下重点进攻的目标。毫无疑问，东晋退敌的主战场在江淮地区，淝水之战的胜负确实关乎东晋的存亡。由于谢氏兄弟子侄们的努力和一些偶然因素，终于以少胜多取得淝水大捷，使江左政权免于覆亡，谢氏之功不可没。但我们不能忽视，桓冲在上游主持的西部战场所起的作用。桓冲在上游的战略配合，是谢安在下游取胜不可缺少的条件。对于桓冲存在的重要性，敌国前秦不少人有清醒的认识。前秦内部反对伐晋的意见都是将桓冲与谢安并提的。《晋书·苻坚载记》述众臣谏阻南进理由，皆称晋有谢安、桓冲。如权翼云：“今晋道虽微，未闻丧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谢安、桓冲，年表伟才，可谓晋有人焉。臣闻师克在和，今晋和矣，未可图也。”太子苻宏云：“晋主无罪，人为之用；谢安、桓冲兄弟，皆一方之俊才，君臣勠力，阻险长江，未可图也。”苻诜也云：“晋有谢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窃惑之。”
上游战场是荆州刺史桓冲在前秦大兵压境前主动开辟的。苻坚对东晋的全面进攻是在太元八年的八月。而早在上一年的九月，桓冲即以攻为守，遣将袭击前秦占据的要塞襄阳，焚践沔北屯田，掠民户而归。第二年五月，桓冲则亲统10万大军再次攻打襄阳，并分遣别将刘波袭扰沔北诸城，郭诠打武当，还命杨亮率军西进蜀地，攻打涪城。桓冲这一四面出击的战略行动，干扰了苻坚南侵的部署，使其不得不以很大精力注意江汉平原乃至巴蜀地区。桓冲所遣诸师，虽然没有取得重大的军事胜利，但却牵制住了前秦很多兵力，特别是慕容垂和慕容
所率的两支战斗力很强的鲜卑兵。在前秦大举进攻后，上游地区又爆发了郧城之战，使慕容垂根本无法按预定计划，参加苻融所指挥的前锋部队在东线作战。
淝水战前的太元年间，主导东晋政坛的大族是谢、桓两氏。自桓温死后，谯郡桓氏在陈郡谢氏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基本处于守势。这是因为，一则桓氏子弟才能平庸，无法同人杰辈出的谢氏家族抗衡；二则桓温晚年的非分之求，造成了举朝对桓氏疑惧的不良后果，使他们举手投足都得有所谨慎。此次大敌当前，桓氏则主动采取同谢氏联手的态度，并大致得到谢氏的响应。
东晋两家当权大族的联手，既有军事上的策应（如桓冲在上游开辟西部战场），又有兵力上的支援。《世说新语·尤悔篇》注引《续晋阳秋》曰：桓冲“闻苻坚自出淮淝，深以根本为虑，遣其随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师。”同时还表现在为避免扩大矛盾，而在权力分配上互有退让。太元八年七月，桓冲“请以王荟补江州刺史，诏从之。时荟始遭兄劭丧，将葬，辞不欲出。于是卫将军谢安更以中领军谢輶代之。冲闻之而怒，上疏以为輶文武无堪，求自领江州，帝许之”[26]。在江州人选问题上，如果不是谢安作出最后让步，双方很可能发生直接冲突，影响到共同对敌。但从桓、谢联手的全过程来看，桓冲似乎比谢安更能从大局出发一些。桓冲代桓温居任后，“或劝冲诛除时望，专执权衡，冲不从。”谢安以时望辅政，为群情所归，桓冲乃解扬州刺史以让之。“桓氏党羽以为非计，莫不扼腕苦谏，郗超亦深止之，冲皆不纳。”后桓冲刺徐，“时丹杨尹王蕴以后父之重昵于安，安意出蕴为方伯，乃复解冲徐州”，桓冲亦无异议[27]。蒋福亚先生曾指出，桓氏家族对于前秦的仇恨是刻骨铭心的，既有国仇，又有家恨。桓温两次北伐折羽，皆与前秦有关。桓氏家族主要成员大都有同前秦交手的经历，皆以灭秦为后快。[28]《晋书·桓豁传》：“初，豁闻苻坚国中有谣云：‘谁谓尔坚，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为名以应之。”这种集国仇家恨于一身的情绪，正是桓冲一再让权、桓氏兄弟又不反复纠缠的思想基础。比较而言，谢安在有些方面处理得颇为狭隘。桓冲遣精锐来支援，“谢安谓三千人不足以为损益，而欲外示闲暇，闻军在近，固不听。报云：‘朝廷处分已定，兵革无阙，西藩宜以为防。’时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诸军，冲谓不足以为废兴，召佐吏对之叹曰：‘谢安乃有庙堂之量，不闲将略。今大敌垂至，方游谈不暇，虽遣诸不经事少年，众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29]。桓冲对谢安在决战前的表现忧虑，是有道理的。平心而论，淝水之战的迅速取胜，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不是临战前，朱序提供苻坚大军未至的情报和战争中他扰乱军心的行动，战局如何发展还是很难预料的。战前，身为前线统帅的谢石只想消极防御，史称他“甚惧，欲不战以老秦师”[30]。如果按照谢石的部署，起码淝水之战不能这么快取得胜利。清人龙燮诗云：“谢傅儿曹亦斗鸡，投鞭真可断虹霓。休夸决胜东山墅，只为苻坚下子低。”龙燮的看法虽然偏激，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注释：
[1] 《宋书·州郡志》
[2] 《晋书·庾亮传》
[3] 《晋书·庾亮传》
[4] 《晋书·王舒附子允之传》。
[5] 《晋书·成帝纪》。
[6] 《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1989年版，第119页。
[7] 《晋书·庾亮传》
[8] 《宋书·州郡志》
[9] 《资治通鉴》卷九六。
[10] 田余庆书，第123页。
[11] 《资治通鉴》卷九七。
[12] 《宋书·州郡志》
[13] 《晋书·谢尚传》。
[14] 《资治通鉴》卷九七。
[15] 《晋书·庾冰传》。
[16] 《晋书·谢尚传》。
[17] 《晋书·谢尚传》。
[18] 《晋书·温峤传》。
[19] 《晋书·王濛传》。
[20] 《太平御览》卷七○一引《俗说》。
[21] 《世说新语·简傲篇》。
[22] 《晋书·庾翼传》。
[23] 《世说新语·赏誉篇》。
[24] 《晋书·谢石传》。
[25] 《晋书·王羲之传》
[26] 《晋书·桓冲传》。
[27] 《晋书·桓冲传》。
[28] 《再论淝水之战的性质》，文载台北谢氏宗亲总会编辑：《谢太傅安石纪念论文集》。
[29] 《晋书·桓冲传》。
[30] 《资治通鉴》卷一○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