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研究的地域性差异——以《雪国》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川端康成论文,地域性论文,差异论文,雪国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立足中日两国川端研究实际，回顾两国的《雪国》研究历程，旨在比较、梳理中日两国川端研究的个性特征，探讨两国传统文化、国情对形成两国川端康成研究的特征所给予的影响。
一、日本的《雪国》研究特征
日本作为川端康成母国，对《雪国》研究是从1937年单行本发表之时开始的，至今已有六十多年历史，成果卓著。根据日本著名学者羽鸟彻哉与原善编著的《川端康成作品研究事典》统计，此间，日本针对《雪国》进行的论考、评价多达89部，评论与相关研究资料的统计目录多达380项之多，研究资料实可谓浩瀚。由此可以通观日本60年来的《雪国》研究基本状况。著名的川端康成研究者林武志所著《川端康成作品研究史》[1]以翔实的资料为依据对日本的《雪国》研究历程作了非常详尽的归纳和总结。日本的《雪国》研究特征大体如下：
1.“川端热”中的褒贬不一
1937年6月，川端康成将以连载形式发表的《岛村的故事》编辑成册，冠以《雪国》之名付梓出版了。该书一经发表，就震惊了日本文坛。同年，创元社编辑部编辑出版了一本名为《对原作〈雪国〉的评论》的小册子，收录了小林秀雄等十七位评论家的短评。这些短评基本倾向都是赞美的，因此“珠玉”、“神品”、“名品”等赞美之词比比皆是。1945年，日本战败。战争期间几乎绝迹的对川端康成的评论又重新抬头，尤值得注意的是持否定意见、尖锐批评的指责声势日益浩大，大有取代过去的赞美之势。这里当首推对川端一贯持否定态度的寺田透。他在《川端康成》[2]一文中，严厉批评川端缺乏进取性，作品充满了“悲哀的抒情”。
二战后，川端康成以完成本《雪国》（创元社1948年12月）的出版为开端，接连发表、出版了《反桥》三部曲、《舞女》、《名人》、《千只鹤》、《山之音》等作品，显示了旺盛的创作力，随着川端康成作家地位的上升，对川端文学的评论也增加了深度。1955年前后，对川端评论之多、之深、之广是前所未有的。日本著名的川端文学批评家中村光夫，在其长篇作家论《川端康成论》[3]中以对《伊豆的舞女》、《雪国》和《山之音》的作品论为基础，进一步发挥了他历来的论点，认为《舞女》之后抽象化了的“我”借《雪国》中的岛村这一形象又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了。
1968年川端获诺贝尔奖，整个日本曾引起一场狂热的授奖轰动，对川端的各种评论、调查、考证文章剧增。其中，著名的川端康成研究家三岛由纪夫的评价颇具代表性。
1972年4月16日川端自杀身亡，日本文学界再度掀起“川端热”，川端的研究者们开始对川端的整个文学生涯，尤其是川端的死亡观加以评论。著名的学者、川端康成研究家长谷川泉指出了川端文学和其人的两极性：川端文学既是演奏生命赞歌的文学，同时又确实是笼罩着浓重的死亡色彩的文学。在论及川端自杀时，长谷川泉指出：“当我听到川端康成氏突然自杀的消息后，使我感到非常震动的是，在川端作品里生与死根本没有界限，他们可以自由往返，而川端自身也如此，他整个一生贯穿着的不也是一种对瞬间的生死进行超越的人生观吗？”“突然自杀的原因至今未明。但是，从川端文学的本质和川端氏的近况看，虽然也是令人震惊的，但是似乎也未必是不可理解的。”[4]
在川端康成研究过程中，虽然分歧始终存在，但是许多观点已成定说。
《雪国》在日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争鸣，不同的意见、甚至完全相左的观点始终存在，但还是在有些方面达成了共识。这点在对《雪国》主题与艺术成就的评论中尤见突出。例如，日本的多数学者在“川端康成是日本式的作家，表现了‘日本美’”这一观点上就非常一致。
2.研究态度严谨、资料翔实
日本的川端研究者们注意将对作家川端的实体生命历程的考察与对作家的创作意识考察结合在一起，从而整理出作家精神美学形成与发展的个性化轨迹。权威的川端康成研究学者长谷川泉先生的《川端康成论考》便是一例。他的研究以川端在高中时代创作的小说《千代》为起点，围绕川端的“千代祟”，理出了他经历过的与四位都叫“千代”的女孩子恋爱始末，然后将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便卓有成效地钩稽出被川端烧掉了的《汤岛回忆》的原貌，之后又揭示出《伊豆的舞女》的深层含义。
此外《川端康成论考》“论《雪国》”一章的三个部分竟是作者长谷川泉先生在43年的时间里，分别在不同时期针对《雪国》而撰写的论文。再则，他还综合运用美学、性美学、统计学、系统学和比较法以及其独创的“三契机法”即全方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考证川端的身世、求学、恋爱、婚姻、社交以及他对各种流派和思潮的态度，对每一部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的批评等等。作者所提出的每一个观点，每一项理论，都是以翔实、准确的史料为依据的，尤以川端本人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实证。
1999年即在川端康成诞辰百年之际，日本《新潮》杂志六月号公开发表了一批川端过去未发表的资料。其中的《〈源氏物语〉与芭蕉》是川端于1970年6月在台北召开亚洲作家会议的特别讲演稿。这既是一篇叙述日本古典文学的美文，也是一篇通过叙述《源氏物语》与白乐天、芭蕉与杜甫、藤原佛画与牧渔绘画的历史联系而展开的多彩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稿。日本学者在川端研究中。所作的大量挖掘、考证工作，大大促进了日本及世界性的川端康成研究进程。
3.日本国情与文化对川端康成研究的影响
首先，日本的《雪国》研究特征之一即战前、战后日本文坛对川端的作品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响。这一特征的形成与日本当时国情有直接关系。1945年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使日本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战败，带来了日本历史的转变，自然也带来哲学、社会科学及整个思想界的根本转变。文学界首先从回顾过去入手，寻求战后文学的出路。面对战前日本社会和时代思想的日益反动化，以及战争中出现的转向文学、迎合军队的战争文学，日本文学界展开了追究战争责任的运动。从文学思潮上看，首先是描写战争创伤、反思战争经历的战后派文学。战后派作家多数充当过这场法西斯战争的炮灰，对摧残人性的战争有切身体会。战后派作家还对滋生这场战争的现代文明发出了疑问，反思了人的本性问题。因此，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日本文学界重新审视“虚无”思想浓厚的川端和他那充满“物哀、幽玄”色彩的作品，自然会批评其人“缺乏进取性”，指责其作品“充满了悲哀”了。
其次，从日本文坛对待川端“生死观”的认识及对川端自杀的评价中，也反映出了日本传统文化对死亡的心态。这与佛教的“无常”美感、与日本传统审美意识都是息息相关的。从日本的民族性来看，日本国民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一种文化共识，即认为死亡是对人格、价值、尊严以及美的一种维护和保护。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即是生动的例子。与其让美的东西遭受破坏而变成丑的东西，还不如在遭受破坏之前就将美的东西迅速毁灭，这样，美的尊严和美就永远保留下来了。
此外，在川端康成研究过程中，日本文坛在“川端康成是日本式作家，他表现了‘日本美’”这一观点上达成了比较广泛的共识。这里奥野健男对川端的评价很具代表性。他指出川端康成的文学“明确地体现了日本美的传统，他代表日本文学走向世界是最合适的。有趣的是，川端文学并不代表明治以后日本近代文学的主流。他的文风、基本点和作者的生活态度都不同于日本近代文学，可以称作是一个异端。……但是，与大多数异端不同，他根本没有遭到冷遇。他受到作家、新闻工作者和读者的敬爱。”不仅日本的文坛，连日本政府都对川端文学中的“日本美”予以充分赞赏。1961年川端被授予日本最高的奖赏——第二十一届文化勋章，成为了日本文化功臣。川端文学虽然不代表日本近代文学的主流，却可以代表整个日本文学。因为川端文学与日本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川端毕生追求的“日本美”主要表现在“物哀”的美学、幽玄的美理念和自然美的形式方面，这也是与日本的传统文化精神一致。因此，在这一点上川端自然也得到了日本文坛的赞誉。
二、中国的《雪国》研究特征
中国的《雪国》研究特征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两方面：
1.起步较晚，社会学批评为主的阶段较长
改革开放以后，叶渭渠先生等首先将川端康成的《雪国》译成中文，然而，《雪国》的中译本却一度难产，历经了两年磨难之后，终于在1981年面世，但立即陷入批评与争议之中。
近二十几年我国的《雪国》研究可分为两个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的十年期和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第二期。第一时期的《雪国》研究是艰难曲折的过程。期间研究视点主要集中在对作品中的人物，特别是主人公形象的剖析及对作品的主题研究和作品的归类等问题上。当时，我国的研究界对《雪国》及作品的主人公甚至作者持否定观点的居多，并基本上是以社会学批评的方法加以评论。他们明确提出了“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深入探讨和研究这部作品”。
在对作者、作品、主人公的评论中，代表性的研究者认为：“作家实际上是把动物的本能和性欲抽象为自然的真挚的感情，把它当作纯洁而真诚的爱情加以描绘的”[5]。“驹子不过是个自堕烟街柳巷而不知其苦，甘做男人玩物的可怜女性”。男主人公岛村“他唯一的特点就是如同川端一样崇拜女性。尤其喜欢年轻女子的美貌和肉体，但又那么漫不经心，玩玩算了”。驹子和岛村之间应该说是：“游客与艺妓之间比较热乎的肉体关系。”[6]这显然是就作品的表面层次所作的一种结论。同样是社会学品评方法，也有与上述观点在价值观上大有差异的看法。有的研究者认为驹子是“在忍受中追求，在追求中忍受的日本现代社会中被损害的女性形象”。“驹子敢大胆地热切地追求自己的爱情”[7]。对于作者川端也得出的是这样的评价：“可贵的是，作家对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是抱着深深同情的态度，对‘美的徒劳’表示了哀叹。”[8]
这一时期，在对待川端康成作品的艺术特色、艺术成就的评价中，不同论者观点基本趋向一致，即都不同程度地予以肯定，甚至推崇。评论家们笔墨较重之处，大致集中于对作品创作方法的认识、对作品中的日本文学传统与西方现代派融合的看法、艺术独创性的分析等问题，评论者认为：“川端康成把日本文学传统与西方现代派艺术熔为一炉，使自己的创作达到了独创性的境地，表现了非凡的艺术才能”。[9]
总体说来，这十年中，我国的川端康成研究者已开始注意到《雪国》的复杂性。对作品的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也进行了较深入的思考。在对作品人物的把握上，也同样体现出中国的川端研究者试图突破以单纯社会批评方法阐释川端康成作品的迹象。他们已经意识到作品的实际并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当时的形势却未能提供展开的条件。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台湾、香港的川端康成研究，比大陆要早。甚至在1968年川端康成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前，便已有人问津了。
2.大量译介与比较文学角度的研究
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界从80年代开始，就注意将日本和西方研究川端康成的观点介绍给中国读者。1983年第2期《日本文学》刊登了《日本各家论川端康成》，《外国文学动态》1984年第9期发表了《日本研究川端康成的论著概述》，这些对帮助中国读者全面认识川端康成及其作品起到了有益作用。1993年国内学者翻译出版了日本川端康成研究家长谷川泉的《川端康成论考》，以及近藤纯孝的《川端康成传》，引起了我国日本文学研究者的热烈讨论和学术争论，对川端康成文学在我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尤其是《川端康成论考》的译介，不仅让中国读者了解川端康成及其文学的完整面貌，而且还能由此借鉴这位学者的创造性观点，学习其治学态度和严谨方法。
80年代后期，随着翻译作品的激增和我国评论界的成熟及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发展，我国的川端康成研究出现了新局面。1989年，叶渭渠先生编著的我国第一部川端康成论著《东方现代探索者——川端康成评传》问世。这部凝结作者多年致力川端康成译介、研究心血的著作，预示了川端康成研究已开始向新的阶段迈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日本文学的译介越来越迅速，甚至已达到了同步程度。与此同时，川端研究也进展迅速。1992年第一期《外国文学评论》发表了《〈雪国〉主题新论》。这篇文章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我国学者在川端研究中针对“借鉴”与“创新”的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和态度。1999年第四期《外国文学研究》发表了《川端康成研究在中国》，研究者以史的眼光客观回顾了川端研究在我国的发展、变化。
中国《雪国》研究的二十多年中，川端康成的作品几乎全部被译成了中文。而《雪国》已有了几种译本。研究川端康成的课题被列为中国国家教育部的研究课题。二十几年前在中国难产的《雪国》中译本，今天已由教育部指定为我国大学生必读书目之一。这恐怕除了川端的母国之外，是迄今其它国家和地区所未有见过的。尽管学者们对川端文学的总体评价有高有低，见仁见智，对作品有歧见，但在尊重文学自身的规律，采用社会批评和美学批评的统一方法，把握川端文学的定位，以及挖掘川端文学文化内涵，实事求是地分析川端文学的精华与糟粕方面均作出了可贵努力。
此外，比较文学角度的川端康成研究也有进展。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注意到了川端作品中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并将中国的相关作品与《雪国》进行了比较研究。在《川端康成与中国文学》一文中，作者从《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阐述了川端与中国的关系。在《论〈雪国〉的中国文化底蕴》[10]一文中，作者不断挖掘隐藏在作品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中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因素。我国的川端康成研究近年来出现了将川端康成与我国的作家郁达夫、沈从文比较研究的新趋势。《川端康成和卡夫卡》一文的作者则将这两位东西方的作者加以了对比。比较的范围越来越宽。
3.中国国情与文学观念对川端康成研究的影响
中国《雪国》研究起步较晚且以社会学批评观点为主的研究阶段较长，这与中国当时的国情、特殊时期的文学观念有直接的关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中日两国的交流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陷于停滞状态，中国对日本文学的译介和研究也进入了漫长的低谷。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在接受外来文化时都要经过过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国情、阅读习惯等等，都会成为一种过滤器。对于川端康成的作品尤其是像《雪国》这样比较复杂的作品，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自然要被拒之于国门之外。中国的《雪国》研究也比日本推迟了将近半个世纪。
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带来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越来越广泛的交流。七十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以来，中日两国在文学上的交流越来越活跃。大量的日本作家、作品被译介到中国。然而，文学在中国大陆长期以来都是作为政治的载体，评论文学的重点主要放在思想性上，而忽视文学及文学思想的统一性是植根于美学哲学，根植于其民族的文化传统。在我国前期近十年的《雪国》研究中，评论者持否定观点的居多，并基本上以社会学批评的方法加以评论。这种现象实际上是我国文学评论界长时间存在的将作家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分开对待，在某种意义上把艺术作为一种纯技巧、技术性来对待的结果。今天看来当时的研究似乎浅显、片面，但它也是川端研究中经历的一个必然阶段。这是我国当时的国情、客观形势使然，且是我国文学评论界所共同经历的一个阶段。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由过去的保守和僵化转向开放。日本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方面也呈多元化趋势。比较文学也日渐兴起。我国的川端康成研究进入了第二个研究阶段之后，研究进展迅速。
三、对川端康成研究的展望
据日本新潮社出版的《川端康成全集》第35卷提供的统计资料，早在二十年前的1983年，《雪国》就已被译成英、法、德、俄等30个国家的文字出版，是川端作品中翻译出版之冠。随之，川端文学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各种语言文字的译本、研究论著、论文充分说明了世界文坛对川端作品偏爱与重视，也体现了川端文学的世界性。世界各国共同探讨川端康成已成为一种自觉行为。至今，中日两国的川端康成的国际研讨会已开过四次。尤其是，在川端康成百年诞辰之际，叶渭渠教授还与美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家唐纳德先生、日本的著名的川端康成研究家千叶宣一先生共同主编了文集《不灭之美——川端康成研究》[11]。它将为多国合作研究日本文学架起一座桥梁。除中日两国之外，至今，川端康成的国际研讨会还在温哥华、莫斯科、东京等城市举办过多次，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通过回顾川端康成研究的历程，我们看到了以往川端研究中表现出来的不断开阔的研究趋势，尽管如此，川端康成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尚未涉及或涉之不深的领域。另外，川端康成研究早已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态势，无论是在日本、中国以及欧美，以往的研究中都已出现将川端康成的创作与宗教、东西方文化比较，以及与人类文化学、神话学、医学、心理学、民俗学、叙述学相结合的研究实际，这种趋势预示着川端康成的研究今后势必出现一些更全面、多视角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