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好、制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制度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386(2006)05-0103-07
学术进展无不是建立在学科传统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以下都简称为IPE）研究也毫不例外。 IPE今天的新进展似乎都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 IPE草创时提出的思想、命题和假设。《国际组织》创刊五十周年的纪念特刊展现了IPE30年的发展历程，《国际组织》的三位主编认为IPE的重要贡献是“从不同侧面诠释了诸如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权力与财富、观念因素与物质因素等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现象”[1](P25)，并强调IPE的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可以通过纳入非物质性变量、通过国内和国际联系的系统研究或者通过对政治、安全和经济事务联系的讨论得以发展[2]。本文主要总结和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IPE强化政治和经济、国内和国际联系的学术努力。
本文主要以90年代以来IPE的发展为评述对象，分析其进展的现实根源和理论背景，讨论其关注的主要问题和学科意义。文章共分四部分，首先讨论20世纪90年代IPE迅速发展的现实和理论背景，然后着重分析IPE研究中对行为体及其偏好和国内政治制度要素的关注，最后总结IPE的进展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
一、IPE研究进展的现实和理论背景
90年代以来IPE在研究政治和经济互动、打通国际和国内界限两个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这不仅增进了我们对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理解，同时也促进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这一成就既是国际政治经济现实蓬勃发展的产物，也是IPE学者在前人理论基础上苦苦追索的结果。全球化的发展和冷战的结束使得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对国家偏好的假定受到了质疑，促进了学者们对国家偏好和利益形成的关注。
第一，全球化快速发展使得经济议题在国家政治中变得日益重要起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和政治家的议程中经济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诸如是否开放国内市场、对哪些部门用什么样的手段提供贸易保护、采用什么样的汇率制度、是否需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等，这些问题越来越成了各国领导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和国内政治辩论的焦点。第二，冷战的结束降低了安全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只要安全事务主导着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关注，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学理空间就不会受到注意。”[2](P15)冷战的和平终结为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研究空间，对安全事务关注的降低使得国内政治要素和进程因素变得重要起来。对国内行为体来说，在涉及自身经济利益的政策议题上，它们是敏感的，它们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参与政治过程并且会运用自身掌握的资源来影响国家的政策选择。
全球化进程和冷战结束使得国际政治与经济呈现出更为明显的联系性，在新的条件下，我们必须回答：是什么因素促进了开放；什么样的国内政治经济条件有助于实现国际合作；国内社会力量对特定对外经济政策的偏好是什么等问题。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面临着复杂的制约条件，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对国家偏好和国家利益的认识要建立在坚实的微观研究基础上。学者们主要从两个途径来重新解释国家政策偏好的形成：一种是从文化、观念和认同的角度，强调国家偏好和利益形成的认知过程；另一种则是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联系的角度分析国家偏好和利益的国内政治社会基础。前者主要是建构主义的学理贡献，后者则集中于IPE的发展。
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变化要求我们突破传统，寻求对世界政治经济的新的理论概括。但是，这种理论概括和发展是建立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将政治和经济相联系、综合考虑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自其开创以来，就一直是IPE强调的学科传统。但是，国际关系的学科化和科学化过程则是在强调国际政治区别于国内政治、军事安全优于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得到确立的，这在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在结构现实主义的影响下，国际政治理论以建立体系理论为目标，回避从国内政治角度分析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强调生存和安全对国家的重要意义，忽视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对国际关系的影响。IPE的产生和发展就是对国际关系这种研究倾向的一种反动，IPE更强调政治和经济、国内和国际的联系和互动。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IPE学者不断推动这种关联性的研究。
研究国际和国内层次的互动，首要任务就是确定国际要素与国内要素的联系方式。古瑞维奇(Peter Gourevich)在《第二意象的倒转》一文中强调“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也是其原因。经济关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从政策决策到政治制度等广泛的国内行为。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联系得如此紧密，因此我们必须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同时分析”[3](P911)。古瑞维奇通过分析“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从而巧妙地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要更好地将国内与国际联系起来，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如下问题：第一，所研究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第二，在国家社会内部，国家政策改变的受益者和损失者是谁；第三，谁界定政策选择，是政府行为体还是社会行为体；第四，国家政策是如何合法化的，是什么使得政策能够在政治上成功，替代政策的政治支持者以及阻止政策改变的力量又是哪些[3](P906-907)。古瑞维奇的研究为打通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奠定了基础，强调国内政治是国际体系中的国内政治，国内结构和国内行为体都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要素，而要全面地考虑国内要素的作用，就必须将国内要素置于国际体系的制约下。也就是说，古瑞维奇在沃尔兹的从内到外或者从外到内的两分模式之外，提出了从外到内再从内到外的新模式。
帕特曼(Robert Putnam)在1988年的文章中，提出了双层博弈的想法，试图解决在什么条件下，国内和国际要素是如何共同决定国际关系的结果。他建立了一个以国家谈判者为核心，以赢集(Win Set)为主要概念，强调国际与国内联系的国际谈判理论。帕特曼双层博弈思想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基础上：“在国家层次上，国内集团为了促使政府采纳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对政府施压以寻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则通过在这些集团中建立联盟以保证权力。在国际层次上，一国政府会最大化自身满足国内压力的能力，同时最小化对外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只要国家是相互依赖并且是主权的，中央政策决策者就不能忽视这两个层次博弈中的任何一个。”[4](P436)古瑞维奇强调了国际要素对国内政治的决定方面，而帕特曼则补充了国际谈判或国际合作的国内决定因素。
国际协议的达成过程可分为谈判过程和批准过程，这两个过程是联系在一起的，国际层次的谈判过程必须要考虑国内的接受程度，批准过程是实现国际协议的重要部分，也就是说国际合作需要国内社会基础。帕特曼认为，有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国内支持程度：国内层次上支持者的权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联盟；国内政治制度；国际层次谈判者的战略[4](p443-452)。帕特曼强化了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经济基础的思想，初步确立了理解国内与国际相互联系的框架。
这种连接国际与国内两个层次的研究挑战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基本假设：国家是单一理性行为体和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在此基础上，米尔纳强调了国内行为体具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国际关系研究要关注这些偏好的形成和偏好是如何汇聚成国家利益的，并被作为国家的目标来实现的[5]。根据环境——行为体标准，米尔纳概括了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方向，主张研究工作重心应从“体系制约国家行动”向“双层博弈”转移，从国内和国际结合的角度建构理论，并提出了三个重要发展方向：行为体本质、战略互动情况下制度的作用以及非合作博弈的方法[5](P761)。
经过20多年的学术努力，国内政治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得到了普遍重视，不再仅仅被看作是干预变量，或是在体系层次无法解释的时候才借助的解释要素。当然，不同的一般性理论对国内政治的兼容程度是不同的，现实主义和多元主义难以应用到综合不同分析层次的研究，而理性选择理论则易于分析不同层次间的相互联系[2](P7)。因此植根于理性主义传统，有强调国内和国际、政治和经济联系的学科传统的IPE，在这样的现实和理论背景下，取得了快速发展，在研究框架和研究议题上形成了一定共识。
学者们认为可以从三方面理解国际政治经济现实。首先，在国际经济中确定国内不同行为体的政策偏好；然后研究政治制度是如何将这些偏好转变成国家偏好并形成决策的；最后，要讨论国内要素与国际谈判或国际合作的关系[6]。总的来说，这个研究框架是强调全球经济开放程度与政治要素的关系，强调全球经济对国内社会行为体损益的影响或者对政治行为体政策能力的影响，关注这些理性行为体如何通过互动形成国家政策偏好和选择，进而决定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程度与国际合作的可能性。
这个研究框架主要是在理性选择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理性选择理论指引下，IPE研究注重确定行为体及其偏好，这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的微观基础和行动原则。90年代以来，IPE研究工作主要就是在这个框架下展开的，并形成了共同关注的具体研究议题，下面主要围绕行为体及其偏好和国内制度，评述分析IPE的发展。
二、行为体及其偏好
1.社会行为体及其偏好
学术研究一般是从确立分析单元开始的，理性选择理论要求分析单元是理性统一行为体，具备稳定偏好。我们关注国际政治经济的国内社会基础，首要就是确定分析哪些国内社会行为体，分析单元是企业还是产业部门，抑或要素所有者。选定行为体并确定其偏好是理解国际政治经济的微观基础。学者们主要是借助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通过演绎法来选择社会行为体并确定其偏好。演绎法是“通过已有理论来确定行为体和环境的特征，从而导出不同行为体的预期偏好。例如，“国家越小，就越希望贸易自由化；产业贸易越不均衡，就越倾向于贸易保护；在人力资本丰富的国家，有更高人力资本的工人越愿意实行贸易自由化；一国的海外净资产越多，就越希望有稳定的国际产权保障等。”[7](P61)这些关于特定行为体偏好的假设都是从经济学理论中推导出来的，只要接受小国比大国从国际贸易中获益更大，就自然会假定小国更愿意贸易自由化；只要接受一国要素丰富的部门会从国际贸易中获益，就自然可以推导出这些要素丰富的部门更愿意贸易自由化而不是保护主义。选择国内社会行为体并确定其偏好在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研究中进展最为完善，下面就以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分析为例，具体阐释行为体及其偏好的选择与设定。
贸易政策可以区分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两种不同的贸易政策会对国内不同经济部门产生不同的分配性后果，因此国内不同集团对保护政策的支持程度也不相同。国际贸易对国内不同集团收益的分配性影响的不同在于两个原因：首先，资源不可能马上也不可能无成本的在不同生产部门间流动；其次，不同生产过程对要素需要程度不同[8](P37)。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分析就是根据要素专用理论来理解贸易政策选择[9]。在不同贸易模型假定之下，行为体选择和偏好假定是不同的。
比如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强调的是要素丰裕程度和在生产中要素使用密集程度对国际贸易结果的重要性。该模型强调“不同生产要素在不同国家的资源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它们在不同产品的生产投入中所占的比例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8](P64)，因此它也被称作要素比例理论。通过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我们可以知道：生产活动是不同要素组合的结果，生产者要素投入的原则取决于不同要素间的相对价格；一种产品一定是某种特定要素集中使用的，因此不同的贸易结果和贸易政策就会对不同要素的所有者产生差异性影响；一国要素丰裕程度取决于国家内部不同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各国倾向于出口国内资源密集型产品。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告诉我们一国的充裕要素所有者会从国际贸易中获利，而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因贸易而受损，所以一国丰裕要素的所有者的贸易政策偏好是自由开放，而稀缺要素所有者更倾向于保护主义。因此在要素专用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国家内部会根据要素稀缺程度形成贸易政策的阶级联盟[10]。也就是说资本丰富的国家，劳工会要求保护。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资本所有者会更倾向于保护政策。
也有学者在李嘉图—维纳模型(Ricardo-Viner Model)基础上展开研究。该模型强调要素在部门间的转移非常困难，各要素只能被用于生产某种特定产品，因此也被称作特定要素模型。在特定要素模型中，不同要素集中程度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会导致国内不同生产部门的相对收入的变化[8](P37-57)，也就是说出口部门会从贸易中获益，而进口竞争部门则会在贸易中受损。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来说，李嘉图—维纳模型的意义就在于，在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贸易会对不同要素集中程度的行业产生影响，这样贸易政策的社会基础就是按行业或者说产业来划分的。这一模式意味着“(1)支持或反对自由化的压力将随着相关行为体资产的专有性而不同；(2)所有部门将会分裂成在世界市场上有相对竞争力的和相对没有竞争力的；(3)政治分裂将是部门性的而非要素性的。”[11](P42)
希斯考克斯对两种模型进行了综合，提出了一种综合理论，认为在贸易政策上是形成阶级联盟还是行业联盟要考察要素的流动程度。“当要素流动程度相对较高的时候，广泛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冲突就更可能出现。而当要素流动程度相对较低的时候，范围相对狭隘的以行业为基础的冲突则更可能出现。”[12](P7)总的来说，要素流动性是随时间而变化的，要素流动性的高低对政治经济都有深刻影响，将决定国家贸易政策选择，进而决定国际贸易体系的开放程度。
这种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集体行动理论基础上的，学者们将对外经济政策看作是影响国内群体收益的公共物品，是否提供以及提供什么样的公共物品取决于社会行为体是否愿意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也就是游说和竞选捐献成本。如果某项对外经济政策的收益集中在小团体上，而成本却由全体社会成员承担，那么从政策中受益的集团一定会有政策游说活动，从而影响国家政策选择[13]。
通过国内社会集团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来确定行为体及其偏好，是以社会为中心的IPE研究的重要方法，该方法通过国内集团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中的收益或损失来确定其政策偏好和行动原则。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在有些问题领域，社会集团对特定政策并没有集体行动的动机，高华 (Joanne Gowa)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偏好形成是不同的，通过贸易保护得到的收益是集中的，而货币政策的结果会反映在价格的变化上，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歧视性政策工具，因此社会行为体就贸易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容易采取游说行动[14]。在集体行动难以维持的情况下，又该如何解释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政策工具有效性的影响入手，学者们研究了全球经济影响下政治行为体的政策偏好，以此来解释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和国际经济开放程度。
2.政治行为体及其偏好
政治行为体是理性的，其基本偏好就是维护或者获得政权。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无论是政府还是国会，都是根据维护自身位置这个基本前提来确定特定问题领域的政策偏好。也就是说，对政治行为体而言是根据选举考虑确定政策选择的，“政治行为体选择经济政策，政治行为体寻求通过选举赢得政权。所以，关于经济政策形成的理论必须考虑政治决策者的赢得选举的动机。”[15](P34)学者们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确定政治行为体的偏好：一是通过考察直接同选举相联系的政治制度确定政治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另一种是通过分析不同政策之间的相互替代性来确定政治行为体的偏好。
首先，对行政机构或者执政党、或总统或总理而言，获得政权赢得选举必须要考虑两个基本要素：国家整体经济状况和支持自己的特定利益集团的政策偏好[15](P35)。国家总体经济状况良好，执政党就容易保住政权，而总体经济状况不好则可能在大选中失败。其次，执政者也必须要考虑支持自身的特定利益集团的政策偏好。在西方民主社会，特定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对赢得选举是不可缺少的，即使在非民主社会，统治者也必须建立自身统治的社会基础。因此，执政者政策选择就是在改善整体经济状况和增进支持团体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另一方面，国际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工具效用的变化[16]。比如在浮动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下，财政政策就失去了部分的效能；而在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下，国家就丧失了独立的货币政策。不同制约条件下的政策工具有效性影响了执政者的政策偏好，那些习惯于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政府就不情愿采用浮动汇率制，所以强调干预经济的左翼政府可能比强调自由放任的右翼政府比较不愿意采用更自由化的政策和开展国际合作。下面以政府的汇率制度偏好为例加以说明。
就汇率制度而言，学者们从弗莱明——蒙代尔模型出发，认为在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自主性之间，最多只能实现两个目标。因此，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固定汇率制的机会成本是货币政策自主性。学者们从这个基本点出发，研究国家干预经济能力和国内制度对政治行为体汇率政策偏好的影响。伯恩哈德(William Bernhard)与莱博朗(David Leblang)就是从政治过程的角度，分析了汇率制度偏好与国内政治制度关系[17]，他们选取选举制度和议会结构作为解释变量，来分析执政党是否愿意放弃货币政策自主性，选择固定汇率制。
首先，选举制度影响了执政党是否需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性。多数选举制下，执政党一般不愿意放弃货币政策自主性，而倾向于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而在比例代表选举制下，固定汇率制是执政党政府的选择之一。第二，反对党对政策过程的影响也影响了执政党是否会采用固定汇率制。如果反对党被排除在政策立法过程之外，反对党缺少足够的资源和程序来影响政策过程的话，执政党是不愿意放弃货币政策自主性而采用固定汇率制的。
三、国内制度与国际经济关系
确定国内行为体及其偏好仅仅是认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经济互动的起点，并不能从国内行为体的政策偏好推导出国家的政策选择。我们还需要理解国内行为体的偏好是如何形成国家偏好的，并最终成为国家的政策选择。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国内行为体的利益表达方式和采取集体行动的成本不同，如果国内政治制度有利于小规模社会部门发挥影响，那么社会行为体就不会愿意承担成本来建立跨部门联盟。而如果政治体系有利于大规模群众运动，那么跨部门联盟就会组织起来，施加影响[9](P695)。
利益和偏好只有通过政治制度才能影响政策输出。制度主要起到两个基本功能：聚合(Aggregation)和授权(Delegation)。一些制度是通过一定方式将个体偏好汇聚成整体利益，从而决定利益集团的能力及其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另一些制度是将决策权授权给特定的行为体，从而改变特定行为体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18](P132)。选举制度、立法制度和官僚制度是最为重要的三种制度，选举制度是聚合利益的重要方式，立法制度和官僚制度则是重要的授权方式。
选举制度影响了社会利益传递给政治家的过程，选举体系越反映普通选民的偏好，最后的政策选择也就越接近他们的利益[18]。从根本上而言，政治制度是连接个人偏好和国家政策选择的机制。基于选举的自由民主制度主要有两种决定民主过程的方式：多数控制和比例影响[18](P291)。多数控制也就是通过选举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一党占据多数的政府，这样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可以不受其他政党的限制。比例影响则是指选举出的立法机构，反映所有选举人的偏好，这样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必然要求不同政党间的协商和妥协。在两种不同制度基础上，政府对民众偏好的代表机制是不同的。在多数控制模式下，在选举中得到多数选票的政党掌握政权，完全控制政策制定。而在比例影响模式下，代表性更广泛，代表不同意见的政治家都可能被选举进入政策决策，政治决策过程更加分散。
其次，选举制度的具体设计也反映出不同的政策偏好的聚合过程。比如说，一般而言，比例代表制和大选举区可以降低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增加投票人的重要性，因此可能在涉及贸易政策时，这种制度就保证了政府更倾向于采用自由贸易政策，降低了部门保护和补贴政策采用的可能性。
立法制度和官僚制度则是从授权的角度，强调了政治制度对国家偏好结构相互作用的影响。政治体系的组织和政治过程运作程序，也影响了哪些利益可以被代表、哪些利益能够被更好的表达，从而转化成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立法制度是从控制国家政策选择权力的角度，分析国家内部的政治运作制度与政策选择的关系。米尔纳强调“国内政治制度决定了决策权力是怎样在不同的国家行为体间分布的。权力如何分享影响了谁的偏好更能主导政策制定。”[15](P99)例如，如果权力集中在行政机构，那么行政机构的政策偏好将成为国家偏好。也就是说，从哪些问题能够被讨论、被纳入议程开始，政治权力的运作就开始影响最终的政策选择结果。2002年美国两党通过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Act)，就要求国会对贸易谈判协议在限定期限内只有批准权或者否决权，而没有修正权，这从某种程度上加强了政府偏好对贸易谈判的主导地位。
官僚制度也是影响政策选择的重要制度安排。国家将不同政策领域的权力授权给不同的部门，这对政策选择和执行都会产生影响。行政机构对政策问题的发现、信息收集和解决草案的提出一般都是通过官僚机构完成的，因此官僚机构在议程设定、信息提供以及最终政策执行上占有优势。
总体而言，政治制度是具有不同偏好的行为体参与政治过程的框架，是不同国内行为体的偏好成为国家偏好的制度结构。更好的理解国际经济关系需要将国内政治制度与国内行为体政策偏好结合起来考察。毫无疑问，对国内制度特征的关注增进了我们对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理解，从西方学术进展来看，关于国内制度的研究还主要集中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对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研究则刚刚起步，这方面的研究还蕴藏着极大的潜力。
四、结语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国际关系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理论和经验研究间松散的关系，“没有形成共同的核心理论假定，也没有形成普遍接受的经验技术工具库。”[19](P419)经济学研究的长处就在于存在被普遍接受的核心假设，这些核心假定和模型得到了经验研究的支持，成了经济学家们的共有知识。在共有知识基础上，无论是经济学教育还是经济学研究都能够节省时间，经济学家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研究工作在整个经济学领域所处的位置，因此经济学家的重复性研究工作相对较少，学术研究能够迅速推进学科发展。所以，经济学家艾肯格林建议，国际关系研究应该“建立简约的模型和清晰的可证否的零假设，并发展经验技术，使假设能更直接地接受经验数据的验证”[19](P436)。
自90年代以来，IPE研究正是向这一方向做出努力，正朝着科学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学者们接受了新古典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和命题，研究政治和经济制度背景下的理性决策，关注国家偏好和利益的国内社会基础，研究国内行为体偏好转化为国家偏好的过程，探究不同制度间可观测的差异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中是怎样影响政治和经济结果的。IPE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学术共识，包括“相互依存影响着权力与财富；国际制度是使国家通过合作促进利益的有效机制；理解国内政治已经不仅仅要考虑国内利益，而且要考虑国内和国际制度，要考虑世界政治经济结构”[2](P47)。90年代以来的IPE研究深化了这些共识，并提出了新的命题，如要素流动性和国内联盟基础的关系，权力分立制衡与特定集团游说的关系，以及民主制度与经济开放的关系等等。IPE研究开始越来越严格地遵循从被接受的原始命题（陈述）出发，通过演绎推理去得到新命题的研究方法。
“如果一般性理论能够产生有意义的研究纲领，它就会发展繁荣，反之则萎缩消退。能够揭示世界发展新取向的理论也会赢得更多的支持。”[2](P5)作为一般性理论的理性主义显然已经在IPE研究领域发展出了有意义的具体研究纲领，90年代以来， IPE学者主要是通过经验研究方法去验证和解释这些具体研究纲领中的假设和命题。当然也正如学界前辈所言“谁也不能断言自己的选择就一定能在学术上收获丰饶”，但是理性主义框架下的IPE研究显然是一种有效的积累知识方式，通过对一系列的变量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加深我们对世界政治经济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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