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研究·
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体制对策
——基于城乡共享体制建设的视角
刘爱梅a，陈宝生b
(山东社会科学院 a.农村发展研究所；b.省情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济南 250002)
摘 要： 如何充分发挥体制、机制及政策在协调推进城镇化与乡村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日益成为当前国家发展中的突出难题。从国内外城乡经济社会运行的轨迹来看，协调推进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对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现有的成果表明，目前制约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协调推进的关键因素是对城乡二元体制的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的惯性作用导致政府对城乡分而治之，使城乡融合发展面临制度性阻碍。因此，以城乡融合系统理论为基础构建城乡融合发展共享体制，是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性对策。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共享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2018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3.37%。从发展过程来看，2011—2018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2个百分点，相比2001—2010年间年均呈1.4个百分点的速度逐渐下降趋势，这表明我国城镇化发展已经从快速、粗放式发展阶段进入转型发展阶段[1]。在粗放式城镇化过程中，最为突出的特征是，资源要素主要从乡村向城市单向流出，乡村衰败与城市繁荣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城乡关系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为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此，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在城乡关系上的关注重点已经从城镇化转到乡村振兴上。笔者在实地调研中也发现，部分县、镇的工作人员存在一些疑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不是意味着城镇化战略不再重要？理论上的困惑必然导致实践中的犹豫：是否要继续推进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建设？还要不要鼓励农村人口外出打工？可见，厘清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相互推进的内在规律，并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总结分析两者关系及体制制约因素的基础上，试图从共享体制机制建设的视角提出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协调推进的对策建议。
和谐教学法是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在教学活动中，力求使教学过程诸要素之间及教学过程与教学环境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协调、平衡的状态，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它不是研究某一学科或某一学段的分科教学法，而是研究各个学科、各个学段教学的综合教学法。不同的学段和学科，可以在和谐教学基本原理和教学模式的指导下，形成更为具体的教学模式。
一、关于城市化 (1) 由于国际上一般都使用“城市化”概念，而我国政府文件都使用“城镇化”概念，所以在进行文献综述及规律总结时，本文使用“城市化”概念，在分析国内问题时，使用“城镇化”概念。 与乡村发展关系的研究综述
城市化与乡村发展的过程是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是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和实现动态均衡发展的过程，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城市化和乡村发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1.关于城乡关系的基础理论研究
西方学者在城乡关系的研究上主要形成了三个较为经典的理论：其一，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认为工、农业部门之间存在巨大的劳动生产效率差异，城市经济的发展对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有关键作用[2]。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则强调了农业经济发展的意义[3]，乔根森模型与托达罗模型也都指出只有大力发展乡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城乡一体化的目标才能实现[4]。其二，非平衡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经济增长在区域内是一个不平衡的动态过程，增长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上，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扩散，最终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带动影响。因此，应选择特定的部门或者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以带动经济发展[5]。其三，“核心—边缘”理论。这一理论是解释经济空间结构演变过程的一种理论。弗里德曼将城市地区定位为核心区，城市地区技术水平较高、资本集中，属于权力掌握者；而乡村为边缘地区，处于从属地位，强调以城市为中心进行资源配置，以城市发展带动农村发展[6]。
1.有助于实现城乡由失衡发展到均衡发展的转变
2.城市化与乡村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
国内学界关于城镇化与乡村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了较多研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两者之间的静态利益关系及动态推进关系两个方面。在城镇化与乡村发展的静态利益关系上，普遍认为城镇化与乡村发展之间既有一致的地方又有背离的地方。一致的地方表现为：两者都是通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城镇化做得好的地区往往能带动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发展则为解决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所面临的“大城市病”、环境问题等提供重要途径[7]。背离的地方表现为：在粗放式城镇化模式下，乡村的土地、人口等主要生产要素快速地被城镇化进程所吸纳，成为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资本，资源要素主要由乡村向城镇单向流动。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政府往往强调农村剩余劳动力等资源要素向城镇流动，推进乡村振兴时，又强调乡村要“留得住人”，资源要素要流向乡村[8]。对于我国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动态推进关系目前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有人认为我国城镇化率实现65%就达到峰值，中国已经走完了快速扩张的城镇化阶段，我国东部地区已经进入逆城镇化阶段[9]，乡村振兴是今后的战略重点。还有人认为，我国城镇化目标远未实现，城镇化与乡村发展要同步推进[10]。
3.城市化与乡村发展失衡的原因分析
从国内外城市与乡村发展运行的轨迹来看，只有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才能实现我国城乡均衡发展与城乡融合，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公共服务与公共品的本质相同，区别在于形式上的有形和无形。纯粹的公共品在消费中具有非竞争性，在受益范围上具有非排他性。我国的公共服务并不属于完全的公共品，在设计上，通过地域、户籍限制等各种方式，将某些社会群体排除出公共品的受益范围，具有部分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因此，我国的公共服务接近于“准公共品”。公共服务本身供给和消费在空间上受到本地化的约束，在不同的地理范围内，各地公共品供给的水平不同。再加上排他的受益范围，直接导致城乡间、地区间、不同人群间基本公共服务消费和受益的非均等化现象日益突出。
4.城市化与乡村发展失衡的治理对策研究
广大工人在实践中创造出了“三华经验”，（即由庆华工具厂、建华机械厂、华安机械厂创造的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和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经验，后来又结合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创造出的技术、工人、干部三结合进行技术革新的经验）该经验，后来被称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1958年5月7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改革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大创举》肯定这一经验，该经验与1960年被毛泽东主席纳入到 《鞍钢宪法》，后被推广全国。这些典型人物和事件，都是我们在新闻报道中需要深入挖掘的。
二、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
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与乡村发展曾经或正在经历失衡是普遍现象，目前文献对于城乡失衡原因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经济结构变革导致城乡经济地位发生变化。随着技术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提升，使得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超越农村，乡村经济地位相对衰落[11]。过去40年中国人口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重新配置过程就是经济结构调整及社会变迁的过程。其二，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导致城乡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城市的核心地区具备规模效应和极化效应，同时能够带动周边地区乡村的发展，形成扩散效应；但是如果增长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就会扩大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后的差距，特别城乡差距。傅辰昊等人分析认为，我国东部地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相对较小，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相对较大[12]。其三，政治体制与政策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亨德森(J. Vernon Henderson)论述了民主化和权利分散化进程对城市化的影响，他认为民主化进程更有利于中小城市规模增长和乡村的发展，因为民主政治能够约束政府的资源配置行为，提高中小城市和乡村的政治地位，进而提高它们的经济资源获取能力等[13]。目前国内众多的研究也逐步探讨城镇化与乡村发展不协调的体制和政策因素。孙华臣、焦勇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制度扭曲效应逐渐成为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最大影响因素，其贡献度高达67.8%，这种影响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更为明显[14]。
在城乡失衡发展的治理对策上，各国学者们都强调制度和政策的作用。道格拉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不会因为经济发展到了“成熟阶段”而自动转化，这需要政府的干预，他从城乡相互依赖的角度提出了区域网络发展模型，通过“区域网络”和各种“流”(人、生产、商品、资金和信息)促进城乡融合和系统化发展[15]。日本学者岸根卓郎构建了“自然—空间—人类系统”城乡融合型网络化发展框架[16]。刘彦随认为，依据吴传钧提出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延展而来的城乡融合系统是认知现代城乡关系的基本依据，他强调“城乡融合发展的要义在于强化城乡地域系统极化作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扩散效应，构筑城乡命运共同体，形成城乡发展的立体空间和网格结构”[17]。在实践中，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干预政策甚至立法保护措施来推动乡村复兴。中国则依靠不断改革体制机制与完善政策体系来治理城乡失衡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国内部分文献也探讨了如何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问题。
本文立足“大数据背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定位，在研究《高等学校信息安全专业指导型专业规范》等信息安全人才培养材料的基础上，结合本专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明确培养目标，根据培养目标，明确专业的发展方向，优化信息安全教学体系，提出适合自身的信息安全知识体系和课程设置，进一步优化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多着重于降水的函数型统计建模,或者不同高度层不同气象指标的影响分析,对逐日降水的非线性自适应统计模拟研究鲜见。基于SOM的蒙特卡罗方法能模拟天气模态与逐日降水之间的关系,不需要预先明确影响因子之间及其与降水量的具体函数关系,具有自学习和自适应的特点。另一方面,对东北地区春夏期逐日降水的相关研究还比较缺乏。因此,本文利用1997—2012年4—7月吉林省地面气象观测资料,建立站点逐日降水量的统计模型,并由独立样本检验期(2013—2015年4—7月)的观测资料评估该模型的适用性,为进一步利用SOM下的天气分型模拟未来降水、服务于吉林省的人工增雨业务打下基础。
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制约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生态环境治理等三个方面。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开启了城市反哺农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道路，但是受制于城乡二元体制的传统影响及城市与乡村两者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平衡特征仍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体制的城乡二元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城市规划进行，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投入与运营体制，如城市道路、绿地、供暖等基础设施由专门的公路局、市政公用局等负责建设与管理。但是，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还没有形成固定化、法制化的投入和运营方式，常常是运动式的投入，如目前部分地区的水泥路户户通及改厕等项目，由于一些地区的建设缺乏科学规划以及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导致部分地区改造后的厕所需要另外提水甚至要在冬天烧热水进行冲洗。其二，城乡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差距较大。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已经实现统一，居民医保也基本实现了城乡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实现统一，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水平不断提升；但是城乡义务教育质量、医疗卫生资源条件、公共文化设施与服务水平差距仍然很大。其三，城乡生态环境投入与治理的不平衡。目前，城乡生态治理仍然是二元化的投入和治理格局，城乡环保投入不均衡使其形成了不同步发展格局，城乡环保治理力度与治理水平差距较大，乡村生态环境治理面临更大的挑战，甚至部分污染企业向乡村地区转移，造成部分乡村地区的面源污染、水污染及垃圾围村等现象较为严重。
2.有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西部农村当地体育课程资源可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大河、湖泊可组织游泳比赛；有山水可组织远足等。西部农村还流行许多趣味性强，喜闻乐见、老少皆宜的游戏。在开发校本课之际，教师可发动学生收集整理后展示给大家，如骑马打仗（打雪仗）、斗鸡、滚铁环、荡秋千、打沙包、踢毽子、扭秧歌、踩高跷、打梭板等等。而这些又是学生的父辈在小时候经常玩的游戏，学生玩的时候父辈也加入了进来，拉近了父辈与子女的距离。这不但使学生了解中国民间、民族的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而且可以激发和保持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
结合当前的现状，提出SO策略包括利用政策进一步挖掘市场潜力，利用服务优势拓展客群并积极进行品牌建设；WO策略包括利用政策扶持进行融资，加大产品开发力度；ST策略包括保持自身价格与质量优势，加快工艺改进与技术变革，完善产品营销策略；WT策略包括保持自身传统性价比优势，提高生产效率，加大产品推广。而执行以上策略的前提是我国发泡新材料企业必须采取产品创新策略，通过产品创新，生产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并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2019年5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了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措施，并着重指出，促进城乡融合的抓手是协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来之后，部分学者认为“城镇化战略”已经过时，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乡村振兴。其实，片面强调城镇化或者片面强调乡村振兴的结果都是十分危险的，如果片面注重城市化发展会带来乡村的凋敝、城乡失衡；如果片面强调乡村的发展，则易导致经济增长动力后劲不足、经济效率下滑。蔡昉运用二元经济结构的经典理论分析了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认为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偏高，农业劳动力转移任重道远，与发达国家平均80%的城镇化率相比，我国还有20个百分点的差距，因而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目前，我国城镇化的任务远未完成，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都是我国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乡镇公平享有教育、平等就业，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都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只有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才能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3.有助于实现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依然突出。目前，城乡土地、人才及其他要素资源仍旧分属于城乡两个系统，并且人才、资金等要素更多地从农村单向流入城市，使得乡村发展缺乏关键要素的支撑。协调推进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也是推进“人地钱技”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自由流动、建立健全统一有序的城乡要素市场的过程。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前提和基础，通过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各项政策的积极调适，可以吸引更多的城市人才、资金等资源进入乡村，促进城乡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合理交换和有机融合，进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和经济社会运行效率，促进新发展理念落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强调城镇化到注重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协调推进是一个国家政府的理性选择，在国家经济发展早期由于财力有限，往往首先集中投入建设城市地区，在城市地区先发展起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则需要以城乡平衡增长为价值取向和目标，采取对城乡互惠互利的政策促进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
三、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协调推进的体制约束：对二元体制的路径依赖
对此，一方面应尽快比照权力清单制度、资本投资负面清单制度等，在高等教育领域，出台鼓励外资、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开展中外合作办学、联合培养高层次人才等，使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可以基于市场原则和国家需要原则形成相对均衡的配置。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主体在设定发展战略和供给侧改革思路方面，要尝试围绕“自身核心竞争力”坚持协同创新原则，在重点研究项目、重点实验室等建设过程中可以采用诸如“PPP合作”模式、“BOT”建设模式等，克服自身教育资源投入不足的问题，广泛吸收社会资源、市场资源开展供给侧改革。
初心如磐，奋楫争先。在平凡而又艰苦的岗位上，郝哲严谨求实、敬业奉献，用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用奉献履行了全心全意服务“三农”的工作使命，用高尚的品格和优良的作风实现了个人的人生价值。郝哲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取得的丰硕成绩得到各级领导和服务对象的高度赞誉。
1.城乡二元土地制度
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土地管理制度。在城市市区，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在农村和城市郊区，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这种制度导致城乡土地市场的分割和土地管理的城乡分治。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主要存在三种不同观点：其一，实行城乡统一的土地国有制度。根据我国的国情，实行“土地国有，永包到户”的方案，把土地的所有权统一收为国有，实行城乡统一的土地国有制[19]。其二，农村土地私有。如杨小凯主张中国土地一定要私有化，并实现自由买卖。其三，在现行的土地制度基础上对土地集体所有制进行改革。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包括土地国有制和土地集体所有制，虽然从实践上看，土地国有或土地私有比土地集体所有更加清晰，更有利于土地流转、交易，也易于使群众通过土地交易获得更多资产。但是，由于我国土地制度历经60多年的集体所有制和40多年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使得我国实行土地制度的大变革会因路径依赖作用而产生巨大的改革成本，且在目前农村户籍人口还占总人口56.6%的条件下进行土地国有或私有化改革会使土地永久承包权或产权“细碎化”，不利于以后的土地规模化经营。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改革主要集中在农地、宅基地和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这“三块地”上。其中，农地改革的焦点问题在于推进三权分置改革、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农地征用及其补偿标准过低等问题；宅基地改革的焦点是如何盘活闲置宅基地资产的问题，现行制度允许宅基地在农民集体组织内部流转，但不能向城市居民转卖，这会制约社会资本投资农村宅基地的积极性，不能实现高效的资源配置和农民利益的最大化；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改革的主要问题是“同地、同价、同权”的平等入市问题。上述“三块地”改革的核心都是保障土地流转和经营者的权益，但是目前的制度改革还不到位，部分承租方、旅居者、投资者常常因为“产权壁垒”风险担心权益得不到保障，不敢投资于农房改造和乡村建设。加之，在土地集体所有和农村“一户一宅”的政策格局下，农户也不敢出售闲置宅基地和房产，导致农村土地资源无法畅通地流动，不利于农民财产权的实现。
目前，国家在推进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进行了各种体制改革,出台了多种政策，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囿于二元体制路径依赖的影响，其改革方向、目标、方式等还受到一系列体制性制约，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城乡二元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道格拉斯等人的研究表明，从城乡失衡到城乡均衡不是随着经济发展就能自然而然实现的过程，它的实现需要政府的制度保障与政策干预。放纵发展或不合理的干预政策容易导致国家出现城市贫民窟甚至坠入“现代化陷阱”，如墨西哥、印度。从发达国家城乡发展实践来看，大都采取了推进城市化与乡村协调发展的政策。例如，“二战”后的日本就积极发展工业，推行了许多鼓励工业发展的措施，但忽视了农业农村的发展，造成日本农村衰落和城乡矛盾突出。20世纪60年代以后，政府开始关注乡村发展的问题，1961年开始施行的《农业基本法》，主要通过建立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发挥农协综合功能等措施来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18]，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日本的乡村振兴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我国也曾经历了重“城”轻“乡”的发展过程，导致1997年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2006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达到了3.28∶1。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2002年以来，我国逐步实施城乡统筹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但直至目前，城乡分割的局面依然没有根本性改变。可见，协调推进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是中国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3.城乡二元要素投入与发展机制
我国的城乡体系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从上到下依次是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镇和村。较高层级的城市指导监督较低层级的城市，城市的级别越高，享有的决策自主权越大，拥有的人才、要素资源也更多更优质。而处于金字塔底端的乡村社会往往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公共服务供给明显不足，其所拥有的人才资源较少、技术水平低下，两者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使乡村社会形成了低水平的漩涡式发展，如果没有体制改革或外力作用，城乡二元社会的发展轨迹不会自动趋向于内敛，反而会因为城市与乡村两个系统的自我强化发展而拉大差距。由于我国城乡体系“金字塔”结构的影响及其行政等级管理体制的约束，导致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在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由于资金短缺，出现了财政资金“扶强不扶弱”的现象，有限的资金往往投入到区位条件较好的城边村、城郊村或者自然资源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以打造乡村振兴的“样板工程”。财政资金“扶强不扶弱”将进一步导致乡村发展的分化，城郊地区或基础条件好的乡村地区能够快速发展，而偏远的乡村地区则持续衰败。对“样板村”的投入只会产生形式上的建设成果，既无法复制也不能推广，因而不具有可持续性和可借鉴性。
另外，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改革日益深化，除了部分大城市外，户口限制基本上全面放开。但是，长期以来实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城乡人口流动的影响依然深远，主要表现即是户籍制度改革还不够彻底，附着在户籍上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从而直接影响了人口的流动。此外，城乡产业发展体制实施了差别化的产业政策，在城镇化早期发展阶段国家给予了城镇地区更多的优惠政策，加之由于城镇地区的规模经济效应，使城乡产业发展呈现了迥然不同的局面，城乡二元体制由此形成，并在运行中不断强化，最终导致城市与乡村在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社会治理等方面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
四、城乡共享体制建设的思路与对策
基于道格拉斯的城乡区域网络发展模型及刘彦随等人的城乡融合系统理论等，笔者提出建立城乡共享体制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推进的思路。城乡共享体制建设的思想基础是：城乡是一个紧密联系的利益共同体，要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系统整体统筹谋划；主要目标是：通过城乡共享体制的建设打破城乡分治及城乡居民利益分割的局面，建立城乡统一或者能使城乡居民共享发展利益的体制机制。
1.建立城乡共享的农村土地投入与发展机制
建立城乡共享的农村土地投入与发展机制是指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克服投资者对“产权”壁垒的担忧，引导城乡社会资本共同投入到农村土地，通过承包地流转、宅基地住宅的共建共享等改革，形成城乡居民共同投入农村土地、共享土地发展成果与收益的机制。在农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这“三块地”的改革中，农地推行的“三权分置”改革基本满足了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经营和流转的需要。目前迫切需要深化探索的是农村宅基地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改革。国家正在试点推进的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与使用权的“三权分置”改革，在各地试点经验中出现了不少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让农民更多地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案例。其中，由城乡居民共同投入建设的共享农房或由市场投入、城市居民消费、农村居民得实惠的共享农庄等是一种发展旅居产业的有效形式，为闲置房产的农民提供了财产收益途径。因此，以城乡居民利益共享为出发点，鼓励建设共享农庄、共享小院、共享村落等，鼓励成立村集体经济主导控股的“农发公司”，联结城乡居民，为共同开发建设农村土地资源提供服务；研究出台引导鼓励规范民宿经济、旅居产业发展的相关法规政策，形成城乡共享的农村宅基地投入与发展机制。2019年8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直接入市，这是土地管理法一个重大制度创新。今后，要继续鼓励集体经营性建设土地进入市场，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同权”改革，使农民可以分享土地市场增值收益。
2.建立城乡统一、共享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建立城乡统一、共享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是指在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公共服务供给及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逐步形成城乡统一投入、运营及共建共享的体制机制。为此，应在四个方面积极推进。其一，完善城乡规划体制。将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考虑城乡发展规划编制，多规合一，解决规划上城乡脱节、重城市轻乡村的问题。例如，可以将城镇化发展规划与乡村振兴发展规划等合为一个规划，统筹布局。其二，建立城乡统一的基础设施建设、管护体制。把城乡交通、水利、能源和信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和统一管理的要求，从区域整体上进行统筹规划，积极推动城乡基础设施网络一体化发展，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与投资效率，努力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其三，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一方面，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放开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使得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能够与城镇户籍人员均等地享受城市现有的教育、医疗及公共文化等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促进城乡公共服务规划和政策统筹衔接，最终使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对接共享并逐步达到同一标准。其四，建立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建设机制。打破城乡生态环境分治局面，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生态环境规划、生态环境建设与治理。在这方面可以借鉴法国经验，建设国家公园，将公园、湿地等部分生态产品逐渐向农村地区延伸，改善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推动生态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化配置、合理化分布，形成城乡居民共享良好生态环境。
3.建立城乡共享的要素投入与发展机制
8.2 食品可追溯的特殊要求。食品原料应使用“上海市安全营养食品供应链平台”系统，确保食品原料来源正规，供应商资质齐全、索证索票资料齐全。应规范使用“上海市医院食品安全管理系统”报送食品追溯等食品安全相关信息。
建立城乡共享的要素投入与发展机制是指通过人才、科技等一系列资源要素领域的体制改革，形成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等要素既能被城镇利用，又能为乡村服务的体制机制，从而实现资源要素在城乡社会之间自由流动、共享使用。其一，建立人才、技术的城乡共享机制。引导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等参与乡村建设，鼓励各类科技、文体等人才通过在城乡兼职兼业、离岗创业及定期交流服务等多种形式既为城市工作又为乡村服务。例如，可以在每一个县设立一个乡村振兴委员会，由规划、建筑、环保等多领域的专家进行兼职，定期提供城乡规划、乡村农宅建设改造、环保等的技术咨询及服务等。其二，建立资金资本的共享机制。制定相关法律政策，使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的财政资金使用渠道法制化、规范化。支持服务乡村振兴的城乡金融产品创新，拓展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事业的渠道，鼓励城市工商资本参与乡村建设，共享乡村发展收益。其三，建立数据信息城乡共享机制。各级、各地政府部门的大数据要实现部门之间的“共享”，然后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政府向公众公开信息的范围，实现政府与城乡居民之间信息的“共享”。整合并做好各类公益信息平台，在升级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引导支持建设各类有益于城乡人民生产生活的大数据信息平台。例如，建设影响力强、认可度高、方便实用、连接城乡用户的全国统一的城乡就业创业服务信息平台等。
4.建立城乡共享的乡村产业发展机制
建立城乡共享的乡村产业发展机制是指引导我国部分城市地区的产业适当向城市周边及乡村转移，并鼓励城乡社会资本共同投入乡村产业发展，形成城乡共建、共享发展成果的乡村产业发展机制。推进产业向城市周边或乡村地区分散是许多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后期曾经采取的策略。法国在乡村复兴时期，在部分山区农村有选择地开辟了一些“新工业区”，同时政府设立“地区发展奖金”，以奖励到指定的落后地区新建和扩建工厂的企业；还设立了“农村特别救济金”，奖励那些到居住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建新厂的工业企业，使其能够带动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目前，我国城市地区部分产业也有进入低地租的乡村地区、逃离高地租的城市地区的需求，因此，鼓励这部分产业资本到有条件的乡村地区创业发展，进而带动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城乡共享的乡村产业发展机制至少可以通过以下四种方式进行建设：一是鼓励城市地区的部分农业企业及生产型企业向乡村转移，推动城乡要素跨界配置，带动乡村就业及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二是引导工商资本与村集体或农户合作共建。例如，工商资本与村集体合作进行乡村“共享农房”、乡村旅游等方面的开发建设。三是鼓励工商资本在有条件的乡村地区设立企业、投资创业，并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财政、贷款等方面的扶持。四是出台和完善关于民宿经济、乡村旅游及农村电子商务方面的支持政策，依托“互联网+”和“双创”探索农产品及农村旅游等的定制化服务，实现城乡生产与消费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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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 2019) 11-0066-07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专项项目“我国东部地区农村就地城镇化推进模式及其对山东的经验启示”(17CZKJ13)；山东社会科学院博士基金项目“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协调推进的理论逻辑与体制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 刘爱梅，1978年生，经济学博士后，山东社会科学院农发所副研究员，博士；陈宝生，1960年生，山东社会科学院省情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巩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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