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广西边疆史研究述评
滕兰花，涂小棋
（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摘要： 民国时期中国边疆形势严峻，尤其是西南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促使众多学人加强了对广西边疆问题的研究，此期诸多研究论及广西边疆历史、政治、经济、民族、历史人物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丰硕的成果，值得研究广西边疆史的当代学人思考与借鉴。
关键词： 民国时期；广西边疆史；研究著述；述评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边疆危机日益严峻，至民国时期，国内政局复杂，国外列强环伺边疆。面对艰难的时局，爱国学者和人士掀起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又一次边疆史研究热潮。广西作为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一部分，在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有关广西边疆地区的历史、政治、地理、民族等方面的论著，本文即以民国时期研究广西边疆史的论著为研究对象，总结分析此时期广西边疆史研究的发展概况，因此期论著众多，受限于篇幅，仅择重要者介绍之，特此说明。
一、基于政治地理视角下的民国时期广西边疆史地研究
1883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结束了越南原为清朝藩属的历史，战后中法签订《中法越南条约》，并规定划分边界的时间、范围，法国正式殖民越南，广西遂成为中国西南重要的门户，边疆危机加剧。学者们因应时代的变化和应对边疆危机的需要，开展了边疆研究。此时期的研究著述丰厚，研究视角多样，涉及内容宽泛，其中基于政治地理视角下的民国时期广西边疆史地研究成果蔚为大观。
黄诚沅所著的《广西郡邑建置沿革表》[1]以表文结合的方式，梳理了自秦至清两千多年的广西地区行政区划沿革、地名变迁，并考证了县级以上的治所变化，是以传统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前清广西建置及旧有职官乡镇表》[2]以清到民国这一时段的广西各级行政区的建置与进入民国后的名称的变化为主要内容，是了解这一时段广西各级行政区的各级乡镇的水陆交通概况等情况非常珍贵的资料。
同时，还应对养狗管理者加强监督与考核，对失职渎职者加大责任追究力度。犬患的形成，与相关管理部门长期的懈怠甚至失职不无关系。不少城市提供给养狗者的公共服务滞后，“办狗证比办护照还麻烦”，导致“黑狗”盛行；一些部门只顾收钱，服务和管理却没有到位……因此，管理部门必须提高管理服务水平，才能营造人与宠物和谐共处的文明城市。
孟森的《广西边事旁记》、李品仙《广西边务概要》、吴悫的《广西边务沿革史》、王逊志的《广西边防纪要》是此时期几部重要的沿革地理研究著作，书中对当时桂越边界实况的记录，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这些书既有单行本，也被收录到一些边疆研究的丛书当中，如《近现代中国边疆界务资料》[3]及《续编》即有民国时期广西边疆研究的专著。
《广西边事旁记》[4]是孟森先生在早期担任广西边防督办幕僚期间利用公署中收藏的大量公私文献资料撰写而成，内容涉及军事、外交、经济、教育等诸多方面。他对郑孝胥督办广西边防的政绩加以褒扬，提出了不少广西边政治理的建议。
李品仙主编的《广西边务概要》[5]以其丰富的材料为基础结合广西边区各县实地调查的资料，加以整理，编成此书。是书包括广西边境各县的边务沿革及概况，内容详尽，涉及历史、自然地理、政治、军事等情况，并从国防角度出发阐述了广西与国家国防的关系。
《广西边务沿革史》[6]由吴悫所著，全书内容涉及中越两国历史，边界划分，边境贸易等诸多问题，为了解桂越边境的概况以及民国时期的广西边疆防务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后来时任防汛督办官员王逊志有感于中越边境危机形势，撰写了《广西边防纪要》[7]，该著述着重介绍了广西各地防汛督办的设置以及中越边境地区的县级政区的设置与沿革，其中部分论及广西与越南边境现状，中越边境在近代以来发生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中越两国历史时期的关系、边境贸易、民族关系、人口流动等诸多议题。此书为后人开展中越关系、民族关系、两国边境经贸往来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除上述以外的研究著述还有《广西历代行军要地纪略》[8]《跋〈广西中越全界图〉》[9]、李绍雄的《广西边防》[10]等。
在交通建设方面，《广西交通问题》[15]系统介绍了广西河流、公路、铁路相关问题，包括广西交通建设的原则，交通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战时广西交通管理等内容，该著述对民国时期的交通经济状况、广西交通建设都具有极大的现实价值。
如表1所示，大多数小型焚烧炉采用了气化焚烧技术，但很难做到飞灰熔融，飞灰应该按照危险废物相关法规处置［5］。但是农村地区通常无飞灰的处置设施，因此即使烟气能达标，这些在农村地区运行的焚烧炉仍存在飞灰污染的环境风险。但是采用的热解后焦炭挥发分耦合焚烧技术（以下简称热解耦合焚烧），通过飞灰返烧-熔融模式，存在飞灰玻璃化可能。
二、基于经济地理视角下的民国时期广西边疆史研究
民国时期广西治理与开发方面有一定的进展，尤其是新桂系时期的广西在治理与开发方面有较好的成就，相关著述颇多。
同样是以经济视角出发的《广西省经济概况》[13]是对广西全省进行经济调查后的研究成果。该书主要分为总论、农业、工业、经融、对外贸易五大部分，客观地反映了民国时期广西经济发展，为当时海内外关心广西经济发展的人士提供了可靠的材料。除此以外，《广西田赋概要》[14]虽然也是从经济的方面出发，但是侧重于对广西田赋制度史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广西地理》[12]以服务于广西经济建设与开发为目的，全面介绍了广西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发展概貌，涉及疆域沿革、地质、地形、城市、人口、交通、经济建设等方面，为认识和了解广西地理概况、文化历史提供了依据，同时也有益于广西经济建设与开发。
上述著述丰富了民国时期广西边疆史地研究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的广西边疆形势，为了解广西边疆历史地理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以上成果来看，学者们多从国家主权的角度去开展广西边防研究，有着很深的爱国情怀。进入21世纪后，学术界对民国时期的学术成果越发重视，由王柏中主编的《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西南边疆卷8·广西边事旁记和广西郡邑建置沿革表)》[11]为研究者提供了民国时期学者的心血之作。
幼儿是充满求知欲的。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应加强自身的思想品德、文化修养，努力学习幼儿教育的专门知识，加强与幼儿教师的沟通与交流，使幼儿受到全方位、多渠道的熏陶与培养，使家庭教育从知识上适应时代的要求。因此，家庭教育取得成效的首要条件是提高父母的家庭教育水平。父母可以通过参加家长学校，家庭教育咨询及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途径提高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不断加强新知识的补充，努力捕捉幼儿的闪光点，保证幼儿健康成长。
唐兆民的《瑶山散记》[23]不仅对瑶族的社会习俗、风土人情、经济生活等方面进行了描述，而且他还对明代大藤峡瑶民起义及瑶民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使得该书在内容上更加的丰满。除上述著述以外，还有徐益堂《广西象平间瑶民之经济生活》[24]《广西象平间瑶民之房屋》[25]系列。
研究选取2015年1月—2018年9月间在我院妇产科行产前超声检查的孕妇共计4100例，其年龄在20～41岁间，平均年龄为29.48±3.94岁。孕周为13～24周，平均孕周为17.28±2.18周。孕次为1～3次，平均为1.32±0.1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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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民族史视角下的民国时期广西边疆史研究
其中《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20]以当时的广西凌云地区的红头瑶、蓝靛瑶等为对象，从婚丧嫁娶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为研究广西地区的瑶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虽然该调查报告以人类学和民族学方法为主，但是该调查报告也大量采用了历史学、地理学等知识，应当是民国时期使用多学科交叉而产生的不可多得的研究文献资料。
在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执政的新桂系时期，广西各项建设均取得较好的成绩。作为西南边疆省份，能有如此的政绩，自然是难能可贵，为研究民国时期的广西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以上述著述为例，这些广西边疆问题的研究不仅有益于当时广西的社会政治经济，而且为研究广西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等提供了参考依据。
刘介则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对广西地区苗、侗、瑶等族社会状况的了解撰成《苗荒小记》[17]，该著述21章，内容范围涉及氏族、居住、饮食、服装、家庭、婚丧等话题。此书为作者亲历见闻，对研究民国时期广西苗、瑶等族的历史与文化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是内容单薄，稍有遗憾。他的另一部著述《岭表纪蛮》[18]也是了解广西边疆地区壮族、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重要著述。由于作者受历史的局限性影响，书中多有谬误，但是瑕不掩瑜，仍然是民国时期广西边疆民族史的佳作。
《广西龙州的土官》[19]详细介绍了民国前期广西龙州土官概况，将广西民国前期的龙州土司的历史兴起，土官的兴起到走向衰败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论述，具有一定的价值，缺憾之处在于文章内容单薄，仅仅侧重于从经济剥削的角度对土官的衰落进行论证，也没有对土司制度的内在机制进行阐述。
在民国时期通过实地调查结合已有的资料对广西边疆民族进行研究的重要著述有颜复礼的《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唐兆民的《瑶山散记》等，这些研究著述以实地调查研究为主要研究手段，结合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方法，开拓了民国时期广西边疆民族史的研究新局面。
在广西边疆民族史研究方面，不乏佳作精品。田曙岚的《广西旅行记》[16]为1931年田曙岚先生在上海民智中学任史地教员，有感于当时地理教材记述不详而作。是书涵盖了沿途所见所闻的广西民俗名胜风物，还记录了不少广西各地的民族风俗习惯，堪称优秀的广西边疆研究著作。
另一部重要的民族史著作为徐松石1939年所撰写《粤江流域人民史》[21]。徐先生通过实地对瑶山、苗寨和壮族地区的调查，在获得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用历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方法进行了分析和阐述，最终撰写成书。该书主要记载古代广西壮、瑶、苗族源及与中原汉族关系等相关情况，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着重描述了以广西为主的粤江流域的史地以及风土人情，并附有诸多岭南重要旧籍、苗民谱本等珍贵的资料，填补了粤江流域史地研究的学术空白。王柏中主编的《初编西南边疆研究文库卷六〈粤江流域人民史〉》中评价该书的贡献：“新的研究成果有一定的偏差，但其关于我国南方各少数民族的起源、汉蛮关系以及对铜鼓的研究，不仅是当时相关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而且经受住了时间的验证，为后辈学者提供了研究基础，确立了研究路线。”[22]
1994年进行的税制改革有效解决了当时税制中的问题，对于推动制造业的市场化专业分工具有重要意义，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市场呈现出精细化的发展方向，以第三产业中的物流行业为例，就是由运输、保险、仓储等多种业务组成的，这也就需要多个不同的行业通力合作。
以上广西边疆民族史研究著述大多以其亲身经历以及实际调查为主要资料来源，并结合相关资料撰述而成，内容涉民族史、民族关系、民族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同时在上述研究中，大多数采多学科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为当时及今后广西边疆民族政策的制定、边疆民族治理提供了思路和参考。
四、历史人物视角下的广西边疆史研究
民国时期，内忧外患叠加，学人们在强烈的忧患意识中，通过对爱国志士的书写，以振奋国人爱国之心，代表性著述如罗香林进行考订的《刘永福历史草》、问文的《民族英雄冯子材传》以及易声伯的《苏元春传》等。
其中《刘永福历史草》[26]由刘永福口述，黄海安记录、整理成稿，并由罗香林整理校点，加以考订成书。全书不仅介绍了刘永福的家世和经历，还对太平天国、黑旗军抗法、刘永福入台抗日、辛亥革命时出任广东民团总长等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描述。该书由于史料来源可靠，考订详实，是研究刘永福在广西相关活动的重要史料。问文的《民族英雄冯子材传》[27]记叙了冯子材1850年率众起义起至其在中法战争中取得镇南关大捷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然，所失之处，在于其内容简要，篇幅短小。《苏元春传》[28]全面介绍了晚清抗法将领苏元春任广西巡抚诏任督办广西军务，与冯子材一道支援越南抗击侵略者的事迹。
高职院校从事跨语言文化教学的教师很多不具备跨文化背景和交流经验，深入开展跨文化教学时显得力不从心，有些教师在处理跨文化教学上缺乏一定的经验、方法和技巧。
以上著述在内容上都有相同之处，都是以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为书写对象，旨在弘扬民族气节，激发国人爱国之心，丰富了广西边疆史研究的内容。
五、与广西边疆史研究有关的其他内容
除了以上的论著外，民国时期的广西边疆史研究的发展还表现为以关注时局变化兼论边政建设的刊物、社团也不断出现，“教育体制的渐趋确立及学术期刊的兴起，促进了学术信息的传播与新型人才的培养，奠定了民国时期边疆问题研究的学术泉源。”[29]诚然，自晚清以来，知识界对西方现代科学思想以及现代学术体系的引进，各种以学术济世的学术团体、学术机构不断成立和发展壮大，为广西边疆史的发展提供了学术研究的动力。但是从当时整个广西边疆史研究的状况来看，当时的广西学术研究更多的是以政府机构为主，以服务于广西当局建设为宗旨，如当时的广西建设厅、广西省政府、广西统计局、广西建设研究会[30]等参与或主导编辑、出版、发行等活动，其不少工作与边疆建设有关，故本文将其列入关注对象。另外，爱国民主团体也对边政研究有所关注，如桂林文化供应社[31]，以及在桂林时期的救国会[32]及其刊物《国民公论》[33]等多是有感于时局的政论性著述，也论及广西边政。不过，总的来说，此时期专注于广西边疆学术问题的论著仍不够丰富，具有明显的学术性质的广西边疆研究著作多刊登于商务印书馆、正中书局、世界书局、金陵书局等具有学术性质很强而且具有全国范围的出版机构，而这些出版机构的成立初衷与单纯广西边疆史研究著述的宗旨大抵相同，与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国内有识之士“学术救国”的社会背景分不开。
六、民国时期广西边疆史研究的特点
首先在理论方法上，由于西方科学思想的传入，大多数学人在著述中采用了多学科方法，使得这些研究著述具有很强的务实性和相对的科学性，具有较高的史学研究价值。其次在内容上，广西边疆史研究著述不再仅仅局限性传统史学研究范畴，更加倾向于现代边疆学的内容。再者在研究基础建设准备上，广西边疆史研究在学术人才、学术信息占有等方面有很多优势，但是以政治研究为主流的广西学术环境里，学术性很强的广西边疆史著述依然很薄弱。最后在研究旨归上，广西边疆史研究著述在内容上虽然以广西地区为限，但是与当时中国边疆史的“学术救国”的目的是相一致的。
以上所列的民国时期广西边疆史研究著述涉及政治地理、经济地理、边疆民族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是民国时期广西边疆形势趋紧的反映，也是广西学术风貌、政治生态、经济状况的写照。通过对民国时期广西边疆史著述的总结与分析，能够使当代学人更加清晰的了解民国时期广西边疆史的研究概貌，借鉴和思考前人在广西边疆史研究中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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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Frontiers in Guangxi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ENG Lanhua, TU Xiaoqi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ety,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situation of China 's front has been getting worse, especially deepened crisis of the southwest border, which prompted many scholars to enhance the study of boundary areas in Guangxi.In this time, there is an increasing number researching Guangxi frontier refering to history, politics, economy, ethnic, historical figures and so on, which has produced fruitful achievements and are worth being thought and studyed by the contemporary learned who research the borderland history of Guangxi.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Guangxi frontier history; research work; review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00（2019）04-0015-04
收稿日期： 2019-02-23
基金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才小高地项目——广西与东南亚民族研究人才小高地、广西民族大学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民族研究中心资助。
作者简介： 滕兰花，女，广西南宁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历史地理学博士，主要从事西南边疆史地研究；涂小棋，男，陕西安康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史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南边疆史地研究。
（责任编辑 娄自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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