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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之际，生活在北中国的文化巨人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山西忻州人，鲜卑族后裔。他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方面，在史学建树方面，尤其在致力于维护中原文化方面作出了独特的不朽的贡献。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本世纪前50年发表的研究元氏的论文不足10篇，有关编著只有6部，其中两部还是日本学者所撰。 编著中学术价值最高的是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国风》月刊第七卷，1935年10月），论文中影响最大的是郭绍虞“元遗山论诗绝句”（《文学年报》第二期，1936年5月）。
1949年以来，学界研究元好问的动态逐渐升温，大致经历了沉寂期、转折期、高潮期三个阶段。本文先从纵的方面综述这三个阶段的研究动态，再从横的方面概括近50年研究元好问的学术成果。
一、综述
沉寂期：1949—1984年
由于历史的原因，建国以来至80年代前期，元好问研究尚未引起学界重视，基本处于无组织状态。研究者寥寥，成果甚少。
值得注意的是，1962年10月2日，元好问逝世705周年之际，由忻县副县长主持，在忻县城内遗山祠堂，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政府组织的纪念元好问活动，介绍了元好问的生平事迹，号召后人向这位爱国诗人学习。参加纪念会的有各界人士数十人。这次会议在元好问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意义。但由于会议规模限于忻县地区，所以在全国影响不大。
1949—1984年15年间，大陆公开发表的研究元好问的论文不足40篇，出版论著4种；同期，台湾学者发表了论文20余篇，出版论著8种；香港发表了论文6篇，出版论著1种。
其中影响较大的论著是：郝树侯《元好问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选录元好问诗中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代表作226首， 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参考诸版本作了较正，注释通俗简明。书中的“后记”，全面地论述了元好问生活的时代、元氏的生平、诗歌和诗论的成就。在此之前，元好问诗的现代选注本仅有193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元好问诗》（夏敬观选注）一种，一般读者难以见到。故这本《元好问诗选》成为本世纪60—80年代前期研究元好问的青年学者的启蒙读物。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是研究元氏《论诗三十首》的权威性著作，影响甚大。早在1936年，已出版了郭绍虞《元好问文选》（上海北新书局印行）。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清人施国祁笺注的《元遗山诗集笺注》新版发行，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笺注元好问全部诗作的版本，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元好问研究的论著，还有林从龙《元好问和他的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949—1984年间发表的研究元好问的论文，影响较大的如：程千帆《对于金代作家元好问的一二理解》（《文史哲》1957.6期），文章指出：元好问“在金亡以后，他就艰苦地担当起文化保卫工作，从事于存亡继绝的活动”，“元好问之忠于金朝而反对元朝，除了封建思想体系的忠君思想之外，其中还包含着另一方面，即为了保卫先进的汉族文化而反对野蛮的文化毁灭者。后一点，在客观上，是和广大的中国各族人民利益一致的。这是理解元好问的思想和创作，特别是后半生的思想和创作的一个基本关键。”这一段话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地科学地评价了元好问金亡之后的活动。1962年，台湾著名学者姚从吾发表了题为《金元之际元好问对于保全中原传统文化的贡献》的长篇论文，基本观点与程文一致。程文还对元好问的诗、词和诗论作了扼要的论述。陈史凡《元好问及其丧乱诗》（《文学研究》1958.1期），重点论述了元好问在金亡前后所写的丧乱诗，并予以很高评价，基本上确定了其后学者们评价丧乱诗的基调。吴庚舜《略论元好问的诗论》（《光明日报》1964.7.19）， 是在权威性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较全面地论述元好问诗论的文章，以《论诗三十首》为重点。李正民《元好问诗论初探》（《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1.4期）对元氏的《论诗三十首》第二十八首中“论诗宁下涪翁拜”一句，提出新见。历来对该句中“宁下”二字的解释不外两种，或作“宁愿向黄庭坚的诗下拜”，或作“岂肯向黄庭坚的诗下拜？”；李文则提出第三种解释：“谈到论诗，我宁可向黄庭坚下拜”，即佩服黄氏的诗论而非诗作。李文还提出“夺胎换骨”之说很可能是释惠洪在《冷斋夜话》中捏造的“黄货”。黄时鉴《元好问与蒙古国关系考辨》（《历史研究》1981.1期）以三件史实为据，指出元好问与蒙古国有较密切的关系。一是与耶律楚材的关系，二是与汉人世侯及世侯幕府人物的关系，三是与忽必烈的关系。文章认为：“元好问同耶律楚材、忽必烈一样，是一个促进了十三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人物。当时，游牧的蒙古征服者适应中原的农业封建文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表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元好问这方面的实际活动，体现了这种历史的必然，促进了这个历史前进的过程。”但又说元好问“壮志未酬抱恨逝去”，是因为没能在蒙古国任高官显职。对此，李正民《关于元好问金亡后活动的评价》（《山西大学学报》1991.1）提出了异议。沈祖棻《读〈遗山乐府〉》（《文学遗产》增刊第1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对元好问的词作了较全面的研究。
这一时期，还有章荑荪《辽金元诗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夏承焘等《金元明清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吴世常《论诗绝句二十种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对于元好问诗词和文学批评均予以重视和肯定，影响颇广。
这里应当特别提出的是钱钟书的《谈艺录》。此书于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增订本。该书除以四节的篇幅专论元好问诗外，又增加了一则“补遗”和二十多页的“补订”，对元好问诗详加论列。旁征博引，多所发明。在元好问诗受冷遇时，显示了作者不同凡响的识见。1974年，台湾学者续琨的力作《元遗山研究》出版（详见下文）。
但在这一时期大陆出版的十几种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对元好问或略加介绍，或一定不提。总之，1949—1984年，是元好问研究的相对沉寂期。
转折期：1985年
1985年7月， 陈沚斋《元好问诗选》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对促进元好问研究起了积极作用。此书选诗110首， 不仅注意吸取前人成果，还着重从文学鉴赏的角度注解，多引前人评语又不囿于其藩篱，时有精义。此书力求做到雅俗共赏，译解都用白话，书末又附《金末形势图》和《元好问年谱简编》，甚便读者查阅。
1985年9月，由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等单位联合发起， 在元好问的故乡山西省忻州市召开了全国首届元好问学术讨论会，开拓了元好问研究的新局面。来自全国各地的8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大家就元好问的生平、思想、作品及其在文学、史学等方面的杰出成就和贡献，以及金代文学的概况和地位等专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议除交流了学术成果外，还倡议成立元好问研究会。并根据全体代表的意见，倡议于1990年元好问诞辰800周年之际，召开纪念会， 举行一次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在元好问研究史上具有很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掀开了元好问研究史上新的一页，从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会后，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和元好问研究会从会议收到的论文和全国报刊公开发表过的论文中精选了31篇，编辑为《元好问研究文集》，元好问研究会会长姚奠中先生写了前言。这本论文集基本上概括地反映了当时元好问研究的成就。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后，对促进学术界重视元好问研究，启发读者用新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元氏的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索，从而引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文集》中所收录的门岿《元好问与元代文学》一文认为：研究元好问，还应当顾及他在元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元好问为元代文坛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元代培养了不少文学新秀，是元代文坛公认的第一位领袖。元好问于金亡后二十多年的文学活动，也是在为开创元代文学的新局面而奋斗。元好问向耶律楚材推荐的五十余位文士，成为元代开国文学的劲旅，如王鹗、李治、高鸣、徐世隆、杨果、商挺、杨奂等。元好问的诗文为元代文坛树立了最好的风范，他的散曲创作有独到之处，为后人奉为楷模，是元曲的开路先锋之一。元好问还为元代文坛训练出一批有生力量，带出一代新人，这是他对元代文学发展所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元代著名文人学士出于元好问门下的有白朴、王恽、闫复、郝经、王思廉、李谦、孟祺、徐琰、郝继先等。李正民《论元好问的志怪小说集〈续夷坚志〉》一文，则是第一篇研究该小说集的专论。文章指出：《续夷坚志》是一部史料性、杂记体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共二百零七篇，所记大多为神怪事，因与洪迈《夷坚志》为同类，故称《续夷坚志》。然而，元好问的写作目的却与洪迈不同。洪迈专以“鸠异崇怪”，无意于纂述人事，其荒唐冗滥一向被后人讥嘲。元好问则为藏山传人计，所记皆中原陆沉之事，耳闻目见，纤细毕录，可使善者劝而恶者惩，非齐谐志怪可比。他不仅记当时发生的怪异之事，而且记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天文、地理、文物、艺术、医学等。某些篇章有人物形象描写，有故事情节，有作者爱憎，有的还包括学术考证。目的是要尽力保存中原文化，不使金源一代文献泯灭无存，所以它是围绕着存金史、存文献这一目的而自觉编撰的，并严谨地秉承历史和文学传统。基本上避免了宋代志怪小说的三大弱点：失六朝志怪之古质；无唐人传奇之缠绵；欲以可信见长。取得了较高成就。
1985年，全国各报刊发表了元好问研究文章20余篇。较重要的如：吴庚舜的《元好问》（收入《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三辑，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 降大任《论元好问的气节问题》（光明日报1985.9.18）、李蹊《法贵天真， 诗家坦途——元好问诗学理想及渊源论略》（《晋东南师专学报》1985.3期）等。
高潮期：1986—1998年
以纪念1990年元好问诞辰800周年的学术活动为中心， 在此前后掀起了研究元好问的热潮，波及到香港、台湾和一些日本、美国学者。这十余年间，在各地报刊上公开发表的研究元氏的论文达300余篇， 出版著作20部。
①《元好问研究信息》创刊。1986年7月， 元好问研究会创办了《元好问研究信息》，报导这一领域的研究动态、学术成果，介绍了海外学者的研究情况，搜集、编印了元好问研究论文论著目录索引、文摘、书评等，它对于加强学者联系、交流信息、互相协作，起了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作用，推动元好问研究走向高潮。
1986—1989四年中，共发表了有关论文70余篇。较重要的论文有：卢兴基《元遗山诗论的传统性与创造性》（《社会科学战线》1986.4期）、李正民《元好问诗论的民族特色》（《文学遗产》1986.2期）、鲁国尧《元遗山诗词用韵考》（《南京大学学报》1986.1期）、美国威世德《元好问论诗绝句研究》（《忻州师专学报》1987.2期）等。
周惠泉、米治国《辽金文学作品选》（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选入元好问诗8首、词4阙、文4篇，加以较详细的注释。
②1990年纪念元好问80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
1990年8月，元好问800周年诞辰之际，在其故乡山西忻州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并召开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近百人，日本学者小栗英一教授和美国学者威世德博士也欣然参加。
讨论中认为，元好问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虽然以诗鸣世，但词的创作也备受称誉，甚至说“苏、黄之后，放翁、遗山二家并骋词场，而遗山更为高秀”。会上，大家就他的词能熔豪放与婉约为一炉的特点和创作经验作了深入探讨。他的散曲，虽然传世的数量不多，却是早期的探索者，他对元代散曲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元好问的笔记小说《续夷坚志》不仅是一部续作，实为借小说以抒愤，用神怪传说的形式，反映金元之际的动乱和百姓的流离死难，是一部有特点的作品。
关于他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有学者提出他是“八百年来第一人”，元明以后只有像龚自珍等个别作家可以与之比并。他是在宋诗经江西诗派走上了一条高古瘦硬的狭路以后，从全面继承我国诗歌优秀传统中找到一条健康道路的诗人。故前人评他“集大成”，“学杜得其全”。
会上还有人提出，对元好问的诗歌作进一步深入研究，还必须揭示金源诗歌的整体面貌，把他放到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而这正是目前的薄弱环节。有论文指出，金源诗坛存在着狂放派和正统派，而元遗山则正是总结了前两派的经验而另辟蹊径的诗人。对于他的文学批评，有人认为它构成了一个“以诚为本”的完整的美学思想体系。也有人从《论诗三十首》的内部系统中分析它的理论架构（见《文学遗产》1990.4期方早文）。
台湾学术界对于大陆元好问研究会举办元氏800 周年诞辰及学术研讨会非常重视，纷纷发来贺信，寄来诗词、文章，并于同年12月29日在台北市中央图书馆国际会议厅举行纪念元好问800诞辰学术研讨会， 由台湾辅仁大学中研所承办，台湾大学中研所协办。研究元好问的专家叶庆炳、黄启方、包根弟、林明德等四位教授是主要发起人。
忻州会后，元好问研究会编辑出版了《纪念元好问800 诞辰文集》，收研究论文26篇，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
1990年，是元好问研究空前活跃、研究成果空前丰收的一年。这一年，各地报刊公开发表的元好问研究论文达70余篇，还有26篇在纪念文集中。出版专著8部。《文学遗产》、《晋阳学刊》、 《名作欣赏》等刊物都新辟元好问研究专栏，《忻州师专学报》则将1990年第1 期作为“元好问研究专辑”，集中发表论文28篇。 台湾学者在纪念元好问800周年诞辰学术讨讨会后，于1991年出版了《纪念元好问八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收论文18篇。
对于形成元好问研究高潮起了奠基作用的，是四部重要著作：贺新辉《元好问诗词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降大任《元遗山新论》（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郝树侯、杨国勇《元好问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和上述三部元好问研究论文集。
1990年前后，《忻州师专学报》、《晋阳学刊》、《文学遗产》、《山西大学学报》、《山西师大学报》、《太原师专学报》等刊物，或出专辑，或辟专栏，集中发表研究元好问的论文，对于扶植、促进元好问研究的学术活动，起了重要作用。
1990—1992年三年共发表有关论文百余篇。具有代表性的如：姚奠中《在纪念元好问八百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0.3、4期合刊）、 吴庚舜《论元遗山》（《忻州师专学报》1990.1期）、缪钺《论元好问词》（《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周惠泉《元好问研究发微》（《社会科学战线》1990.3期）等。
1990年，詹杭伦《金代文学思想史》出版（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其中对于元好问的文学思想及其在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有集中的重点论述。同年出版的还有罗斯宁的《辽金元诗三百首》（岳麓书社），选入了元好问的40余首代表作。
③第三次全国元好问学术研讨会。
1993年11月，元好问学会在开封市召开了第三次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5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元好问在河南的创作。从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至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元好问在河南活动的时间长达18年之久，此期间他正当年富力强的创作高潮。元好问在河南创作的诗词近600篇，占作品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著名的丧乱诗和《论诗三十首》，均写于河南。为什么元好问在河南会出现一个创作高潮？陈书龙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1.金、元易代之际的离乱生活造就了他。在蒙古灭金的大动乱中，元氏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的灾祸和辗转逃难、被俘羁管的痛苦，目睹了蒙古国的凶残暴行和人民遭受的惨重劫难，使他磨炼了思想，丰富了阅历，加深了对社会人生的认识，提高了文学创造力，2.与他所处的地域密切相关。河南正处华夏古文化发源地黄河中游，山川秀丽，风俗淳美，人杰地灵，山水名胜古迹遍布，使元好问受到环境的陶冶，扩大了视野，丰富了创作的营养。同时，金朝首都汴京（今开封）又是文人名士聚集之地，元好问与他们过从甚密，诗酒唱和，转益多师，日相切磋，大有助于其诗艺的提高（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2期）。河南学者王基、毛炳身等分别论述了元好问在河南的文论著作和诗歌创作。李正民、詹杭伦对新发现的元好问《诗文自警》作了探讨。
1993年12月，周惠泉《金代文学学发凡》出版（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其中对于元好问有较为全面的论述，资料翔实，观点新颖，称元好问为“集大成的一代伟人。”
1994年12月，张晶《辽金诗史》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第十一章以“巍峨主峰：杰出诗人元好问”为题，用60多页的篇幅集中论述了元好问诗歌的美学思想、艺术成就与北方民族文化基质以及元好问词的历史地位。
④第四次全国元好问学术研究会。
1998年8月，由山西忻州师专主办，元好问研究会协办， 在忻州市举行了第四次元好问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的特点是议题由元好问扩展到金元文化研究，并兼及辽代。就元好问研究来说，也扩展到他的医学研究等从未涉及的领域。参会学者40余人，除香港、美国学者外，我国台湾学者也第一次与会，并作了大会发言。与会学者的共识是，必须把元好问研究与金元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才能认清元好问的历史地位，并对少数民族文学特色研究和金元文化的宏观研究有所裨益。同时，在元好问研究的微观方面也还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需要学者们在资料方面继续作“沉潜”的探索。这次会议收到论文近40篇。宏观研究方面有胡传志《金元文学特征论》、狄宝心《金元之际文坛领袖元好问对传统文化的维护整合》、门岿《论元好问的文学批评体系》、美国学者威世德《最近西方学术界关于金代之研究》等；微观研究方面，有论元好问的小说和怀乡诗者、有考察元好问的气节和行迹者、还有论《中州集》的词学价值的等。
1998年第2 期《太原师专学报》发表了李正民《时代与元好问》一文，总结了元好问的两大历史贡献。一是挽救中原文化，促进蒙古新朝文明化的社会文化活动，二是文学和学术成就。文章认为：元好问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词方面。他自许为李白、杜甫一流，而在秦观、晁补之、贺铸、晏几道诸人之上。其《天涯山》云：“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游泰山》云：“徂徕山头唤李白，吾欲从此观蓬莱。”《遗山自题乐府引》云：“客有谓予者云：‘……且问遗山得意时，自视秦、晁、贺、晏诸人为何如？’予大笑，拊客背云：‘哪知许事？且啖蛤蜊。’客亦笑而去。”“哪知许事，且啖蛤蜊”语出《南史·王员传》，原作“不知许事，且食蛤蜊”表示不屑之意。这种态度确实大幅度地超越了儒家传统的温良恭俭让的蕃篱，正是多民族融合的“中州万古英雄气”孕育的结果，无怪乎他敢于以“诗中疏凿手”自任，宣称“未便吴侬得锦袍了”（元好问《自题中州集后五首》之一）。至于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和他对于形成“河汾诗派”领袖作用，则是李白、杜甫也不能比拟的。元好问在史学方面的贡献，包括他开创断代诗史新体例《中州集》的功绩，在史学界也早有定评。
总的来看，50年来对元好问作全面研究的有两部力作，一是台湾学者续琨的《元遗山研究》（台北中华书局1974年版），一是山西学者降大任的《元遗山新论》《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前者以全、细见长，全书分行谊、史案、学术、文艺、著述五篇，共24章、54节。后者以观点新和资料富取胜，对于元好问的历史地位和气节问题提出了新见解，而且为学界研究元好问以至金元文化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资料，仅《元好问交游考》一章，即勾稽了469人的行止著作情况。 周惠泉在《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2期发表书评， 对《元遗山新论》予以相当高的评价。
二、分类研究
1、元好问生平思想研究
郝树侯、杨国勇《元好问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是第一部关于元好问的评传。《序言》中说：我们以生平为主线，以评论为骨干，寓论于事，力求雅俗共赏。著者认为：元好问是我国金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是宋金时期北方文学最主要的代表和一代文化巨匠，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儒术是元好问的主导思想。他对当时所有的文学形式都能运用自如。其作品最主要的特点，是内容实在，感情真挚，语言优美而不尚浮华，洋溢着浓郁的忧国忧民的感情。元氏提出作诗要“诚”，要写“情性”，作学问要“真积力久”等，有真切的指导意义。元好问又是“才、学、识”兼备的历史学家，元人修《金史》，多本其所著。元氏还长于书法，善于鉴赏书画、金石文字、古物，对于历算、医药、佛、道哲理也都熟谙。此书还刊载了元好问的7首佚诗。
1990年元好问800诞辰之际， 忻州市政协出版了胡全福主编的《元好问生平事迹专辑》，较完备地搜集辑录了40余篇相关资料，并附图片12幅，元好问墨迹一幅，足资参考。
这方面较重要的论文，有王玉声《略论元好问的生平思想》（收入李正民《元好问研究论略》）、张博泉《元好问的学术思想及其特质》（《忻州师专学报》1990.1期）、杨国勇《元好问对中国宗教史的贡献》（《中国史研究》1995.1期）、刘泽《元好问在癸巳之变中的思想转折》（《忻州师专学报》1986.1期）、李正民《关于元好问金亡后活动的评价》（《山西大学学报》1990.1期）等。李文提出了在《归潜志》中发现的“告身三通”的新论据，从而论定崔立碑文系刘祁所撰。
2、元好问诗歌研究
王国维曾经讲过一段为学者们所认同的话：“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考》）如果说，一代有一代之诗，则唐诗、宋诗之后的金、元两代之诗，唯有元好问诗词可以作为当之无愧的代表。
关于元好问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清代文学评论家刘熙载所见最为言简意赅：“金元遗山诗兼杜、韩、苏、黄之胜，俨有集大成之意。以词而论，疏快之中，自饶深婉，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者矣。”（《艺概·词典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今人论元好问诗的北方民族文化基质和诗风衍变者，有张晶、蔡厚示等（《民族文学研究》1992.3期，《文学遗产》1990.4期）。论元好问对唐宋诗的继承与出新者，有卢兴基、狄宝心等（《文学遗产》1990.4期，《忻州师专学报》1989.2期）。专论元氏“七律”者，有李蹊等（《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增刊）。论元好问碑志铭诗者，为王志华、王晓枫（见《辽金元文学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专论元氏丧乱诗者，有赵廷鹏等（《文学遗产》1986.6期）。论元氏山水诗者，有苏涵等（《运城高专学报》1994.2期）。此外，对元氏的乐府诗、题画诗、赠答诗、饮酒诗以及元氏诗歌与民风民俗等，均有专文论述。
研究元氏诗词的著作，除上文论及者外，还有贺新辉《元好问诗词研究》（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版）、林从龙等《遗山诗词注析》（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郑民力《元好问诗选译》（巴蜀出版社1991年版）以及钟星《元好问诗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等。
3、元好问诗文论研究
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有李正民《元好问诗论的民族特色》（《文学遗产》1986.2期）、《元好问诗文理论的美学系统》（《民族文学研究》1994.2期）和他关于《论诗三十首》的系列论文、刘怀荣《金元之际的文化融合与元好问及其诗论》（见《元好问诞辰800 周年纪念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詹杭伦等《元好问的杜诗学》（同上）、辛刚国《伦理主义的回归与禅宗思维方式的渗透——元好问晚期诗学倾向初探》（《忻州师专学报》1990.1期）、美国威世德《元好问论诗诗研究》（德国威士巴登墓碑出版社1982年版）、狄宝心《关于〈论诗三十首〉的研究》（《元好问研究信息》1986.2期）等。论著则以刘泽《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集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为代表。
4、元好问词研究
贺新辉《元好问诗词集》（见前）中转录了周笃文在陈祖美处得见的“遗山词佚文十首”，弥足珍贵。狄宝心在《元好问研究信息》1987.1期，概括介绍了前人研究元好问词的主要论点。今人研究遗山词的论著，以缪钺《论元好问词》（见《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张晶《论遗山词》（《文学遗产》1996.3期）为代表。赵兴勤等评注的《遗山乐府》选词170 余首加以注释和说明，其《前言》中将元好问词创作分为三个阶段：①1205—1223年，多写壮词，如〔水调歌头〕《赋三门津》。②1224—1231年，词的内容豪迈与辛酸相交织，如〔阮郎归〕《为李长源赋》。③1232—1257年，吊古伤今成为主要内容，如〔木兰花慢〕《游三台》。台湾学者包根第《元好问咏物词初探》（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1.3、4期）， 在微观研究方面别开生面。
对元好问的散曲、散文、小说、辞赋等也有专文研究。如李峭仑《试论元好问碑记文章的史学价值》（《忻州师专学报》1987.2期），陈长义则专论元好问散文的文学价值，孟繁仁《浅论元遗山曲》（《元好问研究文集》）等。
5、元好问史学研究
张博泉《元好问与史学》一文认为，元好问治学所走的道路是金代文派正宗的规范，兼收各家之长，使他成为金代文化发展的集大成者。元好问的史学思想带有北方学者某些特点。其历史观是：1.用天命来解释个人的祸福荣辱、政事的善恶以及王朝的兴替。2.具有历朝封建传统的“明君贤相”的思想。3.以善行和政义作为阐明历史的理论基础。4.明扬盛世，痛恨末世；明扬大一统，反对分裂混战。5.摆脱了传统的将少数民族排斥在中国之外的正统观，将辽、金、元纳入正统，把唐、辽、宋、金、元作为一个国家的朝代更替来看待。元好问还深入研究了金朝的科举制度。（见《晋阳学刊》1985.2）程妮娜《〈遗山文集〉与史学》，阐明了《遗山文集》在金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见《史学集刊》1992.2期）。台湾学者孟繁举“元好问与金源史学”论述了《金史》之“独为完善”，是由于元好问作出了重大贡献（见台北出版之《山西文献》第37期，1991年）。美国学者陈学霖专论了元好问的《壬辰杂编》（见《晋阳学刊》1990.5期）。
此外， 胡传志发表了研究《中州集》的系列论文， 如《文献》1995.1期的《〈中州集〉研究》，赵兴勤等笺注了《中州乐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杭鸣论证了《唐诗鼓吹集》确为元好问所选，崔志诚、陈巨锁等还撰文论述了元好问的书法成就（崔文见《纪念元好问800诞辰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总之，文化巨人元好问是时代的骄子。高度汉化的家学渊源和儒家文化教养成为他思想和学术的根底，又吸收了一些道家和禅学的营养。少数民族的英雄气质和生长云、朔的自然天禀，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的巨变，则影响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突破愚忠于一家一姓的腐儒之见，使他能够以宏阔的世界观、人生观顺应时代巨变，以先进文化的传承、社会进步和人民利益为重，将个人名节置于次要地位，终于作出了不朽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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