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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着的是这样一位作家：他曾是中国新文学发轫期的重要社团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他是新文学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作者；他撰写了二十多部长篇小说，其数量在新文学作家中堪称第一；他的小说曾连续再版，例如《爱之涡流》出版半年就再版三次，《飞絮》不到三年就再版八次，说明他的作品曾经拥有众多的读者。另一方面，他的三角恋爱模式的“小说学”曾受到鲁迅的严肃批评；他于1933年在《申报》上连载的爱情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因引起读者厌倦而被“腰斩”和唾弃；抗日战争期间他因堕落为汉奸而身败名裂。这个集贡献与罪愆、光荣与耻辱于一身的作家就是张资平。
无论在人生道路上或是在文学道路上，张资平都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的。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最后留下的是恶劣的名声。我们研究一个成功的作家，固然能够总结出若干宝贵的经验，但如果我们对一个失败的作家作认真的剖析，从他们并不成功的生活和创作历程中清理一些值得借鉴的历史教训，对于今天的作家和读者，同样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
张资平的文学生涯有着良好的开端。1920年他在日本携带着处女作《约檀河之水》步入现代中国文坛。在同郭沫若、郁达夫等留学日本的学生一起组建创造社时，他是朝气蓬勃的。创造社创办的第一个刊物《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张资平一个人就发表了五篇作品，其中有短篇小说《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长篇小说《上帝的儿女们》（连载），散文《写给谁的信》以及评论文章《出版物道德》与《“创作”》，其活跃程度可以想见。当《创造》季刊还在集稿阶段时，郭沫若就曾对陶晶孙说：“这些文章中以张资平的为最好，……资平是真正的小说家”。[（1）]张资平以自己出色的活动表明他是早期创造社的一名骨干成员。
《约檀河之水》发表之后，张资平又陆续写了一些短篇小说。除了已提到的《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外，还有《一班冗员的生活》、《木马》、《银踯躅》、《一群鹅》、《白滨的灯塔》等，这些作品都曾产生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张资平又于1921年秋天写完《冲积期化石》，翌年春由上海泰东书局正式出版。这是“五四”文学革命以后出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张资平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的一大贡献。从1912年东渡日本留学到执笔开始文学创作，张资平已在日本生活了八九年，这段异国的生活和学习的经历无疑为他从事文学活动与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准备，因而当“五四”文学革命的隆隆雷声在国内响起时，他和他的朋友们在大海彼岸的岛国就能及时作出积极的响应，并以自己的作品显示了新文学运动的实绩。
这时期张资平的小说创作为读者展示了一个陌生而新异的生活领域。这些作品以日本现实社会为背景，叙写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在异国他乡的生活遭际和内心感受。《约檀河之水》描写留日学生韦先生和日本少女芳妹的恋爱故事；《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叙述日本姑娘秋儿不幸的遭遇；《一班冗员的生活》揭示一群留日学生困顿的生活境况；《木马》描述中国留学生同一个日本孩子动人的情谊；《银踯躅》抒写留学在日本遭受民族歧视和人格侮辱的痛苦感受。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以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年轻朋友一同赴日留学的经历为线索，展开对国内社会生活与日本社会生活的广泛描写，在这部作品里，留学生艰苦的生活，日本社会纷繁的状况，中国学生与日本普通人之间的友谊，都得到真实的反映。张资平早期的小说，对离开家乡故国赴日本留学的青年在异域的生活情状作了多侧面的描绘，因而这些作品就成为早期留学生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留学生文学是伴随本世纪初期掀起的出国潮而出现的独特的文学现象。广大留学生在国外学习先进科学知识、寻找救国出路的同时，也将自己的见闻和感受诉诸笔端，凝聚成艺术形象，这些作品真实地反映了数以万计生活在国外的留学生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情绪。而长期被封闭在古老土地上的中国读者则能够从这些作品中窥视到外面世界的一片崭新天地，了解各国人民的生存方式和风俗习惯；了解出国子弟的生活情状与荣辱悲欢；通过这些作品，人们还能间接了解域外科技进步文化发达等现代文明所达到的水平。因此这些出之留学生笔下的文学作品能够赢得广大读者的青睐。鲁迅、胡适、郭沫若、郁达夫、冰心、徐志摩等都曾奉献出自己的佳作，为中国现代留学生文学增添光彩。张资平这时期以日本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无疑也属于留学生文学的范畴，同样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
这时期张资平的小说创作以独特的视角体现了张扬个性的“五四”精神。郁达夫说过：“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2）]因此，肯定人的价值，要求个性解放，以及强调作家的主体意识，就成为诞生于“五四”狂飚中的新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而张资平的小说也是与这种时代要求取同一步调的。短篇小说《木马》的主人公美兰是一个三岁的日本女孩，由于她是一个私生儿，就受到家族和社会的极大歧视，不能享受一个人应有的平等的生活权利；《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的主人公秋儿是一个混血儿，她屡次受到男人的玩弄和遗弃，命运十分悲惨，她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望，所要求的只不过是做个安稳的奴隶，但这个起码的愿望却也无法实现；《约檀河之水》中的留学生与日本少女的恋爱，本是很正当的，可是他们却被女方家长强行拆散，还要承认自己的犯罪。无论是私生子的人格遭歧视，混血儿的命运被播弄，还是年轻人正当的爱情受到摧残，都说明这是人的价值和权利未能得到尊重，张资平在小说里揭示了这一切，正是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对维护人的权利的呼唤。这种呼唤的声音同样也回荡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的字里行间。作品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对“我”所面对的和描写的社会人生进行审察、思考和评价，洋溢着强烈的主体意识；作者在叙写各种见闻中，还用不少篇幅描述和揭露众多青年男女的人的权利遭受侵害的惨酷事实。日本少女澄雪和一日本青年的爱情受到男方家庭的反对，就双双跳进火山喷火口自尽，以生命捍卫爱的权利。中国青年凌启云聪颖好学，但由于家庭被封建族人折腾得濒临破产，只得被迫辍学，无法依照自己的愿望来发展个性。作品里对那个用残忍手段虐待自己女儿致使自杀的申牧师的伪善嘴脸给予无情揭露，而对那位思想开放、尊重儿童、循循善诱的乡村教师天厂则给予热情赞扬。长篇小说的这些描写，显示了作者对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怀与同情。“五四”时期，创造社高扬个性解放的旗帜。郭沫若情绪狂热的诗篇，郁达夫狂放不羁的小说，田汉忧伤浪漫的剧本，他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共同喊出尊重人的尊严的时代呼声。张资平作为创造社的一员，这时期小说里所发出的声音，同他的朋友们是基本一致的，不同的是他的作品与他们相比，具有更浓厚的写实色彩。
这时期张资平在小说文体从传统方式向现代方式转变上也作了有益的探索。“五四”文学革命对小说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提出新的要求，即以形式来说，为了更好地表现现代生活内容，小说要求摆脱旧有的僵化的章回模式，而代之以比较自由活泼的现代白话小说体式。第一代的新文学作家们都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这一新文体的建立和发展进行有益的探索。张资平在他的小说创作实践中也作出自己的努力。首先，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方式上，张资平不再象传统小说那样有头有尾地描述某一生活事件的全过程，而是着重截取生活中的横断面，即象胡适所主张的“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3）]他不仅在短篇小说创作中这样做，就是在《冲积期化石》这部纪实性的长篇小说中所描写的也只是留学前后国内外生活的若干片断。其次，在小说的叙事模式上与传统小说相比有根本变化。作者很少象旧小说那样以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身份来讲述故事，而是由作品中某一具体人物来观察和讲述，有时还让叙述直接介入情节，有些作品则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除了叙事角度的变化外，小说在叙事时间上改变传统的连贯叙述方式，在叙事结构上改变传统的按情节发展顺序的结构形态，而采用倒装、交错、跳跃等方式。叙事角度、叙事时间、叙事结构的变化，构成张资平小说崭新的叙事模式。再次，在描写人物时不象传统小说那样主要依靠细节和行动刻画人物性格，张资平更注意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常把更多笔墨投入对人物的心理描写。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角度的小说可以细致地剖露自我的思想情绪，而象《约檀河之水》、《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写给谁的信》、《白滨的灯塔》等虽不是采取第一人称角度，但由于作品中经常插进人物的书信和日记，借此调整叙事角度，因而人物同样可以将自己的全部思绪展现在读者面前。最后，张资平的小说语言基本摆脱文言文的影响，而从日常生活语言中加工提炼出一种清新流畅、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作为小说的语言材料，从而为现代白话小说的语言运用作了有益尝试。当时就有人称赞张资平的小说语言，认为“在当代作家中，笔端的无滞气，措词的无累语，恐怕要推张氏为数一数二的人了”。[（4）]虽然评价不免偏高，但也说明张资平小说语言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总之，在为实现小说文体从旧的章回体向现代小说转变所作的努力中，张资平的探索无疑是有意义的。
张资平初期的小说创作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他对生活大多只能作表层现象的摹写，有些作品虽也揭示某些社会矛盾，但却不能作正确的解决，有时不得不用基督教教义予以调和；作者面对受苦的人们和某些不良的社会现象却无能为力，只能作无可奈何的叹息。有些小说艺术上还较粗糙，如《冲积期化石》内容比较芜杂，对生活素材缺乏应有提炼，结构松散而不匀称，叙事角度也时有混乱，作者对长篇小说体裁的驾驭还不熟练，常常顾此失彼。有些短篇如《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则如茅盾当时所批评的，“好象是一个长篇的‘节本’或Outline”，“结构有些板板儿不灵活”。[（5）]这些都反映出张资平思想上艺术上的不成熟，然而，这些不足和局限，对于新文学草创期一个初登文坛的年轻作者似乎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从总的方面看，张资平在文学道路上的起步还是不错的，可以说他同“五四”时期许多作家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他的面前展现的是广阔的前途。
二
二十年代中期张资平撰写并出版的《飞絮》（1925年）、《苔莉》（1926年）、《最后的幸福》（1926年），是三部较有特色的长篇小说。
这些作品分别叙写了三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它较真实地反映了“五四”以后部分青年男女在恋爱、婚姻方面的不同经历与复杂心态。这一代年轻人受到时代新思潮的洗礼，他们渴望获得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幸福，但是在追求爱情幸福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顺利抵达彼岸的，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他们经历了种种挫折与磨难，有着各自不同的遭遇，同时也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爱情观和婚恋态度。张资平这几部小说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富有时代气息的生活内容。
在张资平这几部小说里，男女主人公大多数都已获得自由选择恋爱对象的权利，即使个别家长有所干预，也已不能强行以其意志来决定子女的命运。这就是说，这些青年已能初步享受到“五四”反封建的成果了。然而他们自己又是以什么姿态在时代为他们开辟的通向幸福的道路上迈步的呢？小说的艺术描写向我们显示，他们是各有各的身姿，各有各的步态的。《飞絮》里的刘琇霞虽敢于违背父命而自由恋爱，却因自身性格上的好猜疑和忌妒的弱点而步履蹒跚；《苔莉》的女主人公苔莉盲目轻信而受骗上当，由于缺乏自主意识和彻底改变命运的勇气，她的眼前只是一片黑暗；男主人公谢克欧虽勇敢地冲破传统爱其所爱，却又无力抗拒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而终于成为悲剧人物；《最后的幸福》中的美瑛在婚恋上倒是有足够胆量的，但由于她使自己的追求滑进性解放的歧路，只能待到临死时才遥望到幸福的虚幻闪光。这些经历“五四”两性解放运动的青年在恋爱婚姻上的各种遭遇和表现可以让读者得到这样的启示：取得了爱的权利不等于就能够获得爱的幸福。至于如何珍惜和正确运用这爱的权利，怎样才能争取到真正的爱情幸福，读者也会从自己的思考中得出各自的答案。这就是张资平这些小说所具有的认识价值。
有些研究者往往从反封建的角度来评论和肯定张资平写于二十年代中期的这几部小说，这自然是有一定道理的。张资平在这些作品里，宣扬个性解放，肯定人的情欲，主张婚姻自主，关心妇女命运，这些内容都是具有反封建的性质的。二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虽然已经经过“五四”文化革命的洗礼，但长期统治着这个古老国家的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并没有消灭，它仍象浓重的阴霾笼罩着神州大地，依然继续在窒息着人的生机，毒害着人的灵魂。因此，张资平作品中所体现的某些反封建思想在当时无疑仍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不过我们认为，从张资平这些小说的整体来看，对它的反封建作用似乎不宜估价过高。首先，张资平这些小说并没有正面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势力。构成他作品里的矛盾冲突的往往只是男女青年的感情纠葛，他并没有将封建势力作为时代青年的对立面来加以描写。三部长篇小说都写到青年女性的死：《最后的幸福》里的美瑛、《飞絮》的另一女主人公云姨都是死于病，《苔莉》的女主人公虽曾受到社会舆论的责备，但致死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在健康上已经绝望”。她们都不是死于封建势力的迫害。在作品里人们看不到作者对封建礼教的攻击，也听不到他对封建势力的控诉。其次，张资平这些小说虽对个性解放持肯定态度，但却未能同时注意到经济独立的重要性。1923年鲁迅在谈到出走后的娜拉怎样才能不“堕落或回来”，而能真正得到自由时说：“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娜拉走后怎样》）后来在短篇小说《伤逝》里又形象地昭示这一思想。到了二十年代中期，作家中已经有更多的人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出这种新的认识，而张资平却还在孤立地宣扬个性解放，还看不到经济权对争取个性解放者的重要意义，这就不能不暴露他的浅薄了。再次，张资平在这些小说的艺术描写里也流露出一些封建意识和封建趣味。钱杏村曾指出张资平小说里写的“大都是才被解放出来的封建思想的人物。她们虽然是被解放了，可是，残余的封建思想还是深深的支配着他们。”[（6）]在张资平笔下，青年男子对女性计较的是她的处女宝。《飞絮》里吴梅对刘琇霞说：“你这身体是属给我的了，我决不让我以外的男人享有你的处女之宝”。《苔莉》里谢克欧一面与表嫂苔莉作爱，一面责备她：“你的处女美怎么先给他夺去了呢？”另一方面，作品里的青年女子也往往为失去“处女之宝”而自卑，感到低人一等；同时她们又大都缺乏独立意识，对男子的要求是能够成为她们人生的依靠，苔莉、刘琇霞、美瑛所要寻找的都是能“替她负终生的责任”的男人。男子要求女子的“处女之宝”，女子要求男子成为她的依靠，这就是张资平以肯定、欣赏的态度在作品里反复宣示的观念，其封建性质是十分明显的。由于存在以上这三个方面的局限性，张资平小说反封建的力度就大大削弱了。
我们认为张资平这三部长篇小说的主要价值在于，它为我国现代长篇小说文体的更趋完善提供了若干经验。二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坛，现代短篇小说的创作十分活跃，已是万紫千红，硕果累累。但是在中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却还比较荒芜，有影响的作品寥若晨星。张资平于1922年出版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而在二十年代中期又连续将《飞絮》、《苔莉》、《最后的幸福》这三部长篇小说呈献给现代文坛，由此可见他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所作的努力。如果说，《冲积期化石》由于艺术上的幼稚而存在许多缺陷，那么这三部作品的出现则表明张资平对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驾驭已日趋娴熟。首先，张资平对长篇小说刻画人物形象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冲积期化石》中写到的人物较多，笔力分散，因而大多形象模糊，甚至有的人物一出现就消失，再也没有下文。这种缺点在初期现代长篇小说创作中是常有的现象。而在《飞絮》等三部小说里，张资平已经能注意集中笔墨着重描绘几个主要人物的艺术形象，如《飞絮》里的刘琇霞、吴梅、云姨、吕广，《苔莉》中的苔莉、谢克欧，《最后的幸福》中的美瑛、杨松卿、黄广勋、凌士雄等，都已不是某种符号，而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人了。同时，在刻画人物时作者总是将艺术解剖刀伸进人物的心理情绪的层面，努力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擅长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是张资平初期创作中就已呈现的艺术特色，而本阶段这一特色又有了丰富和发展。张资平常常用整段整段的文字来捕捉人物的心灵颤动，叙写人物的思想活动，剖析人物的内心矛盾。在作品里，陷入叔嫂之恋不能自拔的苔莉和谢克欧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在情场上肉搏撕杀的刘琇霞的复杂思想情绪；老姑娘美瑛的变态心理，都被张资平刻画得细致入微，惟妙惟肖，从而使这些作品具有心理小说的特色。当然，为了更充分地揭示人物的心理情绪，作者必须善于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因此，诸如内心独白，自我解剖，书信日记，梦境描写，以至人物的诗文创作，就都成为剖露和表现人物心理的方式。由于作者将力量集中在若干主要人物及其心态的描绘，这就抓住了小说这一叙事文体最主要最活跃的要素。其次，张资平重视长篇小说艺术情节的提炼。《冲积期化石》之所以可读性比较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没有一条生动的情节线索，读者看到的似乎只是一些零碎的生活纪实。缺乏生动的情节同样也是初期现代长篇小说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弱点。而在《飞絮》等三部小说里，张资平已经显示出他的提炼情节，编造故事的能力了。他注意把握笔下人物之间的思想矛盾感情纠葛，精心选择特定的事件和场面，让各种人物集中到同一的事件与场面中并发生思想性格的撞击。这种人物命运的变化，人物之间矛盾冲突的发展，就成为作品艺术情节的基础。同时，在编织情节线索时作者特别注意对开端部分的选择和对高潮部分的把握，并善于合理地运用悬念、巧合、误会、偶然事件等手法，因而作品里的情节发展就呈现迂回曲折、波澜起伏的形态，具有吸引人的力量。例如《苔莉》中苔莉和谢克欧叔嫂之间产生恋情，已使两人都陷于极大的思想矛盾中。这时住在乡下的白国淳要求表弟谢克欧从城里护送苔莉回乡与他团聚，谢克欧也可去与未婚妻刘小姐见面，这一突发事件所构成的情势使作品里的矛盾冲突激化起来，情节也迅速向高潮推进。又如《飞絮》里所写的两对男女青年，每一个人同另三个人都产生了感情纠葛，作者巧妙地让他们在同游哪吒山的事件中显示各自感情的变化，经过曲折复杂的感情纠葛，作品最后的医院病房里云姨临死前的场面，则又让四个年轻人聚在一起，消释他们的误会，表达彼此之间的谅解。经过张资平别具匠心的处理，这些作品的情节都大起大落，跌宕多姿，引人入胜。由于张资平小说里都贯串着一条生动的情节线索，它就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而这对于篇幅较大的长篇小说，应该说也是不能忽视的要素。再次，张资平注意使长篇小说的艺术结构匀称而富有变化。《冲积期化石》艺术上最大的缺陷就是结构的不匀称，茅盾、成仿吾在批评中都曾指出这一点。而在《飞絮》等三部小说里，张资平在这方面已经有非常明显的进步。这时他很注重作品形式上的整体美，讲究作品各组成部分的匀称。例如《苔莉》共写了四十四章，每章的字数都大致相近，《飞絮》共二十五章，《最后的幸福》三十四章，也同样都没有出现章与章之间不相均齐的悬殊现象。另一方面，作者在叙述故事时又不是依照时间顺序从头讲到尾，他合理地使时空交错，将现在和过去穿插讲述，在顺叙中有倒叙和插叙，有时倒叙中还有再倒叙，然而张资平又能做到多变而不紊乱，虽然叙述顺序时有颠倒，但故事仍然讲得清清楚楚；虽然时空交错，但结构仍保持匀称，不再出现象《冲积期化石》那样由于中间回忆部分份量过量而使整部作品失去平衡的缺陷。这种既匀称而又富于变化的叙事形态，说明张资平掌握长篇小说的结构技巧已相当熟练。以上是张资平在三部小说中刻画人物、提炼情节、结构作品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它为刚出现不久的现代长篇小说文体的完善进行有益的探索。这或者可以说是张资平写于二十年代中期这三部长篇小说对中国现代文坛所作出的主要贡献。
三
张资平说：“论我的作品截至1926年冬止写《最后的幸福》后就没有再写那一类的作品了。无论从前发表过如何的浪漫的作品，只要今后能够转换方向向前进。”
这是他为所主编的《乐群月刊》写的《编后并答辩》中的一段话。他明确宣布自己要“转换方向”，不再写以前那种以婚恋为题材的“浪漫的作品”。虽然他实际上并未停止婚恋题材的写作，但毕竟从1927年以后他确实写出了一批具有“革命”色彩的长篇小说。例如《上帝的儿女们》写到辛亥革命，《长途》涉及沙基惨案，《欢喜陀与马桶》、《柘榴花》、《黑恋》都展示了大革命时期的生活画面，《无灵魂的人们》以“一二八”战事为背景，《跳跃着的人们》描写了工人群众反对资本家的暴动，等等。这种创作题材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张资平创作的方向转换。
二十年代中期，北伐战争的革命气氛笼罩全国，“革命文学”的倡导得到广泛反应，因而“普罗文学，就执了中国文坛的牛耳”[（7）]，广大读者狂热地欢迎描写革命题材的文学作品；而原来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也大多“在方向转换的途中”（郁达夫语），有的投入实际革命斗争，有的大力鼓吹革命理论。这时张资平从武汉来到上海，创办了乐群书店，当了老板；面对着新的形势，为着给自己的作品开辟销路，争取更多读者，也为着表明与朋友们同一步调，他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使其适应发展的形势。他说：“到上海来后，接受好友们的忠告，开始购读新书，又因事务太忙，生活太苦，进步十分迟缓”（《编后并答辩》）。因此张资平的“转换方向”并不是由于本人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相反，他对革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更没有身体力行的要求，他的转换方向只能说是一种“赶时髦”。正因为如此，他的小说创作虽然贴上“革命”标签，但实际上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当时就有评论者指出：“张资平在他显示了要转变以后，他的作品还是和他没有转变以前的全无差异：意识是如故，内容是如故，形式是如故”。[（8）]
当然，我们认为，张资平的这一类作品，同他以前的婚恋小说相比，不能说没有增添任何新的东西。由于革命时代氛围的感染，这些作品的背景描写多少也反映了当时的某些时代面影，诸如北伐战争期间的革命气氛，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困顿生活，封建军阀对革命青年的残酷镇压，大革命失败后新军阀的血腥杀戮，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土地上的横行霸道，等等。这些描写在作品里虽然大多只是作为背景出现，却也能透露出一些时代的气息，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但是，由于张资平对革命并没有真正理解，对所描写的事件也缺乏亲身的生活体验，他的这类小说也就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若干缺陷和问题。
在张资平的某些小说里，革命事件往往只是一个框架，一种标签，其主体内容仍然是青年男女的爱情纠葛。作品表面似乎是反映崭新的题材，但实际上还是轻车熟路，滑进讲述爱情故事的旧轨道。例如长篇小说《黑恋》描写几个青年在大革命期间的生活经历和革命活动，最后都被发动政变的军阀杀害。这本来是一个富有揭露意义的题材，但在作品里，它只是一个框架和轮廓，而大量正面描写的却是：女大学生奕芳先后同大学生白君展、革命者的政治部部主任何清同居，甚至堕落为政变一方的吴团长的姘妇，最后以向革命者透露新军阀的杀人计划来表示改过和自新。在作品里，奕芳的放荡生活抢了革命者活动的“镜头”，而“革命”则成为男女恋情故事调味的佐料。长篇小说《明珠与黑炭》写留学归国的教授邓质如因为失业，生活困难，妻子不得不去给军阀的儿子当奶妈，而自己的女儿却因传染到主人孩子的猩红热而死去。这个悲惨故事也是有意义的，可是它在整部作品里仍然只是一个框架和轮廓，作者将主要篇幅用来描写邓质如先后同日本人青芙、表姐李晴芬和现在的妻子三个女人的恋爱过程。虽然作品对军阀的罪恶有所揭露，但其悲剧气氛却被过多的情爱描写冲淡了。长篇小说《长途》是评论者认为写得较好的作品，但它同样也存在这个缺陷。作品写了革命青年萧四的成长并在沙基惨案中牺牲，但大量描写的还是女主人公涂碧云同几个男人的感情纠葛。在这些作品里，有意义的题材被大量情爱描写所淹，因而其思想性就大大削弱了。
张资平也有一些小说直接描写革命事件。虽然作品仍不免穿插情爱场面，但其主体内容却是正面反映人民群众的斗争的。然而，由于张资平缺乏这方面的生活经验和素材积累，对革命斗争也没有正确的认识，他就只能凭自己的主观想象来写并不熟悉的题材，编造离奇的生活故事。这样，严肃的革命事件在他的笔下就往往被歪曲而变形。长篇小说《柘榴花》中的女大学生谭雪翘与革命者龙君果同居，革命成功后她去给古国魂团长当秘书，又成为他的姘妇，后发现古团长叛变革命成为新军阀，她来向丈夫认罪，龙君果要她用行动表明心迹，她就去刺杀古团长，自己被捕成为死囚。长篇小说《欢喜陀与马桶》讲述的也是类似的故事，在反对日货的斗争中，工联代表陆阿汉被怀疑变节，工人领袖文家鸿就要他去干一“危险工作”（暗杀）以表明心迹，尚未行动已被日兵绑去杀害，他的女友席昭筠又以献花掩护去行刺日军司令官，也被当场刺死。在张资平笔下，无论是反对军阀还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写来写去，都跳不出“明心迹”、“搞暗杀”的套数，然而这对在崇高理想照耀下的神圣革命事业却是极大的歪曲。长篇小说《跳跃着的人们》的后半部是写工人斗争的。香港一家铁工厂的工人暴动，上千人占领工厂，打死副经理，冲向老板梁辣腕家抢东西，放火烧房屋，最后通过谈判，资本家允诺条件：由工人组成委员会管理工厂，营业获利百分之九十归工人所有；老板的洋房改成工作宿舍；工人每天工作六小时……工潮终于平息。这部小说无论斗争的方式或斗争的结果都带有空想的性质，显然是一个胡编乱造的不真实的故事。张资平这些缺乏生活根据的“革命”小说，是不可能引导读者去正确认识严肃的革命斗争的。
张资平还有一些小说是以暴露反面现象为标榜的。对丑恶的消极的事物进行揭露，本是作家的神圣职责，这是无可厚非的；关键在于作家必须以鲜明的爱憎态度对反面现象进行严正的批判，而不能只是罗列现象，更不能对所揭露的丑恶取欣赏态度。然而张资平恰恰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出现严重的缺陷。长篇小说《天孙之女》旨在暴露仇视中国的日本人。少将铃木的女儿花子有天孙后裔的优越感，对支那人异常歧视，后由于父亲受贿案发，这个小姐的命运发生巨大变化，天孙之女已与“高贵”无缘。作品以主要篇幅写她的沦落生涯，即先后嫁六个男人和三次沦为妓女的过程，成为丑恶现象的大展览。长篇小说《无灵魂的人们》以“一二八”事变为背景，意在对某些中国青年在民族危亡关头仍然醉生梦死的行为进行暴露，然而作品里不加批判地大量描写这些青年在舞场、妓院、旅馆鬼混的不堪入目的场面，同样是在展览丑恶现象。长篇小说《上帝的儿女们》似在揭露教会的伪善和罪恶，但作品大量篇幅都用来描写教徒之间的性混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张资平将暴露反面现象变成不加批判地展览反面现象，这就使作品的社会效果与写作者的初衷完全相悖了。
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里曾指出，某些突然宣布自己转变的作家，“倘没有应具的条件的，那就是即使自说已变，实际上却并没有变。”这类翻筋斗的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宣称自己“转换方向”的张资平正是这样的作家。
在我们考察张资平的“革命”小说时，总会感受到从作品中散发出的一种浓重的悲观绝望的气息。不少作品是以悲剧为结局的：《长途》中的萧四死于沙基惨案；《柘榴花》中的龙君果被枪决，而谭雪翘也成为等候行刑的死囚；《黑恋》中的白君展被枪杀，奕芳则是满身毒疮的将死的女人；《欢喜陀与马桶》的男女主人公最后都被日兵杀害；《明珠与黑炭》中邓质如的女儿死了，妻子也病重挣扎于死亡线上。这些男女主人公的生命都被黑暗势力所毁灭。由于作品里没能让读者从黑暗中窥见到希望的亮光，未能充分显示牺牲必将带来的积极后果，作品就只能被悲观绝望情绪所笼罩。我们认为，这种悲观绝望，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张资平这类对革命并不理解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的狂风暴雨中茫然失措的思想情绪。
张资平这部分小说的创作实践表明，只有“革命”的题材而没有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生活，是不可能写出革命的小说的。正因为此，他的小说虽然标榜“革命”，作品里也加进革命词句和涂抹革命颜色，但却始终不能进入真正革命作品的行列。
四
张资平虽然标榜自己“转换方向”，但实际上并没有停止婚恋小说的写作。1927年以后出版的这类内容的长篇小说就有《爱力圈外》、《爱之涡流》、《糜烂》、《红雾》、《北极圈里的王国》、《群星乱飞》、《一代女优》、《青年的爱》、《新红A字》等。
郑伯奇在评论张资平时说：“描写两性间的纠葛是他最擅长的地方”。[（9）]钱杏村也说，“张资平先生当然是一位恋爱小说作家”，他的“主要著作，可以说全是属于恋爱的”。[（10）]综观张资平的小说创作，包括那些标榜反映“革命”题材的作品，描写男女婚恋和性爱确实是一大特色，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喜欢讲述三角四角的爱情故事，并因此常常受到人们的批评。其实张资平小说写作中出现的这些情况是并不奇怪的。“五四”时期的小说以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为题材是非常普遍的，茅盾通过调查发现，“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全数百分之九十八”。[（11）]在这些作品中，因为家庭关系不能自由恋爱，或可以自由恋爱却“发生了三角式的恋爱关系”，“这两种格式几乎包括尽了现在的恋爱小说”。[（12）]可见，写恋爱题材，讲三角故事，是“五四”以后创作界的一种时尚和倾向，很多作家都这样写，我们似乎不必在这方面对张资平特别苛贵。但这同时也说明，张资平婚恋小说存在问题的症结并不在这里。
那么，应该如何评价张资平的婚恋小说，他作品中的情爱描写存在什么问题，症结何在，这是研究张资平小说不能不回答的问题。
郑伯奇说：“在初期，他描写两性关系的小说，还提供一些社会问题。或者写义理与性爱的冲突，或者写因社会地位而引起的恋爱悲剧。……可是，性生活的观察渐渐引他入了歧路。他写了不少的恋爱游戏的小说，他也发表了不少的变态性欲的作品”。[（13）]郑伯奇对张资平的这种分析是中肯的。张资平初期写婚恋的短篇小说，如《约檀河之水》、《梅岭之春》、《爱之焦点》等，描叙的都是在封建礼教压迫下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要求得不到实现的悲剧，喊出了个性解放的时代呼声，作品的格调也比较健康。稍后的长篇小说《飞絮》、《苔莉》和《最后的幸福》，通过三个爱情故事提出了有意义的社会问题，但在婚恋描写上也已经暴露出一些不好的苗头；而两篇贴上“性”的标签的短篇小说：《性的等分线》、《性的屈服者》，肉欲游戏的描写则已在作品里开始泛滥。张资平宣布“转换方向”以后的创作，无论是那些涂抹“革命”色彩的小说，或者是专写婚恋的作品，其不健康的肉欲描写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是变本加厉，愈演愈烈，甚至完全堕入专写人的性欲本能的泥淖。所以，张资平的情爱描写确实是有一个滑坡的过程的。
张资平后期某些专写婚恋的小说似乎也想揭示一些社会问题。如《爱之涡流》写寡妇再嫁遇到阻力；《爱力圈外》写资产阶级家庭竭力掩盖丑恶行径的虚伪性；《群星乱飞》写某些人以金钱为择偶的条件；《北极圈里的王国》用一个荒诞故事揭露王室官僚的腐败；《新红A字》写知识女性企图摆脱笼中鸟式的生活。这些作品里揭示的矛盾，虽然不少是属于茶杯里的风波，但只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表现，仍然是有意义的。可是读者从这些作品里看到的却是格调不高的描写和肉麻不堪的画面掩盖了作者某些略有意义的人生思考；至于那些标榜“革命”的小说，其稍微严肃的题材在作品里也往往被性爱的污泥浊水所淹没。
一个作家在其作品里描写性爱，本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张资平的性爱描写却失败了。我们认为，这主要由于他的性爱描写出现了明显的误区。
一方面，张资平的性爱描写，只是醉心于描绘两性间纵欲与淫乱的外部的动作，而没有着重揭示青年男女在爱情活动中所表现的思想和情感，特别是他们高尚的精神境界。张资平描写恋爱中的青年男女，十分注重描摹人物的体态，写女人，对诸如乳房、臀部、大腿等具有性特征的部位特别予以突出；写男子，则强调其身躯强壮及所散发的诱人气息。而在描写男女的情爱活动时，则着意描绘诸如解衣、共浴、擦身、裸舞、抚摸、抱吻、作爱，以至嫖妓等带有挑逗性的动作和过程。此外，在他笔下的有些男女简直是性解放的先锋，对于他们，只要是异性就可以作爱，根本没有人的精神活动。《糜烂》中的女主人公容秋霞先后同七个男子发生性关系，《北极圈里的王国》的男主人公左信先后同六个女人淫乱，至于先后同三、四个异性作爱，在张资平作品里更是比比皆是。这就是张资平的性爱描写：他写富有性特征的体态；写富有性刺激的过程；写混乱的性关系。然而这些都是外部的动作性的描写，在他的婚恋小说的主人公身上，我们看不到人类在爱情活动中所表现的诸如忠诚、坚贞、专一、真挚、忘我、责任心以及牺牲精神等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崇高的精神情操。钱杏村早就指出这一点。他说：“张笔下的男性对于女性的兴味，完全是漂亮的选择，肉感的冲动。我们找不到一个男性是因着女性人格的崇高而有了爱念的”。[（14）]我们认为，性爱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文学作品予以描写是完全允许的，问题在于性爱描写应该体现人的崇高精神，做到灵与肉、情与欲的结合，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从而使性爱描写向读者展示崇高的美好的情愫。象张资平这样只是迷恋于性爱的外部动作性的描写，其格调必然是粗俗的、肉麻的、低下的，自然也是不美的，它决不可能给人以精神陶冶和美的享受。
另一方面，张资平的性爱描写是以欣赏的态度对待淫秽的情欲，而缺乏作家应有的庄严的道德评价。“真正的爱情本身总是一种善”。[（15）]张资平的婚恋小说，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它大多只是从生物性的层次来描写男女关系，不可能反映真正的爱情。因此他笔下男女的婚恋不但缺乏善的情愫，而且出现了许多违背一般道德准则的行为。一、他写得最多的是乱伦。充斥作品中的性爱关系，有叔嫂、翁媳、姊弟，还有儿子与继母，舅母与外甥，姊姊与妹夫，学生与师母，在作者心目中，男女的性爱关系是绝对自由的，似乎不必受任何法律和风俗习惯的约束。二、作品中的婚恋男女，个个表现出极端自私，他们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你争我夺。这里有母女争一男人，有姊妹争一男人，有女主人和女仆争一男人，至于几个朋友争夺一个女人，或者与朋友之妻通奸，更是数不胜数。三、作者还常常写性报复。《爱力圈外》里的菊筠发现自己的丈夫和姊姊私通，就干脆同仆人筱桥过着纵欲的生活来表示她的复仇。《红雾》里的几个太太经过讨论达成共识：“丈夫如找一个情人，做妻的便要以叛逆的精神去找两个情人”。主人公朱丽君身体力行先后又同三个男子相恋。以上这些方面无疑都是不道德的行为。作家既然写出这些，按理就应该对其作出严肃的批判。文学史的无数事实也说明，一个具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作家总是通过婚恋故事的描述，显示出他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对美好情操的肯定和对丑恶思想行为的鞭挞，从而对婚恋中的善恶美丑作出庄严的道德评价。但张资平不是这样，他总是用一种欣赏的态度来叙写男女婚恋中的外部动作和那些不道德的行为。这就暴露了他的嗜痂成癖，同时也说明他已完全放弃作家应尽的职责。
张资平的性爱描写，既有悖于美的准则，又有悖于道德的准则，因此它只能堕为恶趣，陷入歧途，这就决定了他许多小说作品格调低劣的品位。这种性爱描写的路径当然是为严肃的作家所不齿和正派的读者所反对的。例如创造社的另一位作家郁达夫在读了Bunin's 的《Mitja's Liebe》后在自己的日记里曾写了这样一段话：“书中写通奸处很细致……是张资平竭力模仿的地方，在我是不足取的。”（1927年6月14日日记）又如连载于《申报》的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描写林海泉先与师母关系暖昧后又同友人之妻通奸，由于作者仍采取展览丑恶的态度，引起读者的不满和唾弃，终于被“腰斩”，停止连载。
为什么张资平这个创造社的发起人和重要成员在性爱描写上会染上这种嗜痂成癖的恶习呢？原因可能是复杂的，但我们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张资平具有一种特殊的爱情观。他说：“人类是一种生物，其思想行为多受生理状态支配。所以一般（观）察人类先要由生理的方面描写”。[（16）]在短篇小说《性的等分线》里，女主人公明端和情人所以决定去外地开房间，主要是由于看到铁槛里一对雌雄猴子在进行“生殖活动”引起的冲动。待他们两人在旅馆过夜后，她突然感到‘他’和自己的丈夫都是可怜的人，因为她想起了生物学中的一句话：“动物的雄性的生存的任务完全是在这方面。”她把自己和两个男人都看作同其他动物没有两样了。人的情爱活动既受生物性支配，又受社会性支配。在两者的关系中，张资平强调的是人的生物性，因而在描写两性关系时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作为生物的人的性欲本能上，而没有重视作为社会人的精神世界的揭示。二是张资平接受了传统文化中性欲描写消极面的影响。我国古代某些文学作品，如《金瓶梅》、《肉蒲团》、《野叟曝言》等，其作者常以一种欣赏的态度将情欲写得十分露骨和粗俗。正如鲁迅论及明代人情小说时所指出，有些末流作品，“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17）]而这种现象又似乎是我国传统文学中所独有的。茅盾曾说：“故就实写性交，甚至绘声绘影，仪态万方，如中国小说之所有者，浅陋如我，实未于其他各民族的文学中见过；这便是我们谈到中国性欲文学时首先觉得是奇怪的一件事”。[（18）]张资平平时酷爱阅读的是《再生缘》《天雨花》、《花月痕》、《品花宝鉴》、《碎琴楼》、《留东外史》一类的作品，其文艺观和审美趣味受到传统文学中的消极面的影响，当他执笔写作他的婚恋故事时，特有的爱情观和文艺观自然会从他的笔端流露出来，并造成对小说艺术画面的严重污染。
五
考察张资平的创作历程和全部作品，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早期的张资平是生气勃勃的，但到后来就变得委琐与无聊；他早期某些写得较好的小说曾经受到读者欢迎，但后来问世的作品质量日益低劣，尤其是污秽的性描写泛滥成灾，因而被读者所唾弃。他终于失去昔日的辉煌。这是张资平自己所勾画的一条创作轨迹。而他之所以如此江河日下，除了他那极为粗俗低劣的审美趣味外，是还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首先，张资平到了后期，完全丧失了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早期的创作，无论是抗议封建婚姻制度，或者是对不幸者寄予同情，都显示张资平是意识到作家的社会职责的，他的创作与创造社同伴的步调也基本一致。但是到了后期，他成为乐群书店的老板，金钱就成为他创作的指挥棒，他所从事的就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业性写作了。他揣摩市场的行情，迎合小市民的阅读心理，以能否赢利作为创作的导向。小市民们爱看庸俗的言情读物，他就不遗余力地炮制肉麻的性爱小说；革命潮流高涨，革命小说盛行时，尽管他并不理解、不熟悉，但也赶紧在作品里添加“革命”佐料，贴上“革命”标签，将伪劣的“革命”小说塞给读者。狂热的金钱欲使他完全置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于不顾，置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于不顾。当时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一封信里就说：“张资平式和吕不韦式，我看有些不同，张只为利，吕却为名”，“而张式气味，却还要恶劣”。[（19）]苏雪林也批评张资平“虽然自称为新文学作家，但他专以供给低级的趣味、色情或富于刺激性的题材娱乐一般中等阶级因而名利双收为宗旨”。[（20）]这种专为赢利而忘却社会职责的文学家写出的作品，是不可能拥有高尚的思想品位的。
其次，张资平后期的文学创作完全是粗制滥造。早期的创作，他是有严肃的态度和认真的艺术追求的。据他自己说，他写第一个短篇小说《约檀河之水》，“竟写了三年的时日，改稿至七八次之多”，写完之后还“对着那篇头一胎的产儿流了不少的眼泪”[（21）]；即使是《飞絮》、《苔莉》、《最后的幸福》的创作，他也在现代长篇小说文体的掌握上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是在后期，张资平已经彻底放弃艺术上的追求，写作态度更是极不严肃。他使长篇小说创作进入“批量生产”，有时一年内可以出版五、六部小说。他的操作方式是：按照几个固定的情节模型，更换作品人物的名姓，冠上不同的书名，就可以不断变化出新的小说。二十年代末就已经有人对此提出批评：张资平“在一二年之内，创作出三四本小说，而这些小说中的取材，大抵是相仿佛的……换一句话说，作者只是把人物的名姓改了改，把事实的布置改了改，而把同一整个的东西演了三四次。其实作者只写出一部来，其余的书便没有非再写不可的必要了”。[（22）]他在写作中为了争产量赶速度，有时就借用某些外国小说的故事梗概，加进中国现实生活素材，换上中国的地名和人名，经过改装，变化成自己的作品。《群星乱飞》、《爱力圈外》、《一代女优》等都属这一情况。由于粗制滥造，他的小说作品就经常出现一些纰漏，如情节断线，时间错误，年龄不对，前后矛盾，语法不通，人物关系模糊，叙述视角混乱，等等，使读者无法卒读。有时他干脆将自己作品变换书名，重新发行，骗取读者钱财。如将《跳跃着的人们》改为《紫云》，又改为《恋爱错综》；将《青春》改为《黑恋》，将《时代与爱的歧路》改为《青年的爱》等。走到这一步，张资平已经沦为书市奸商了。
再次，张资平后期还将文学创作用来作为人身攻击的工具。他的性爱小说受到进步文艺界的批评，他为此而耿耿于怀，因而就利用写作小说来泄私愤放暗箭。就我们所看到的，在《柘榴花》、《糜烂》、《跳跃着的人们》、《爱之涡流》、《天孙之女》、《明珠与黑炭》、《黑恋》、《青年的爱》等小说里，都有离开情节需要生硬插入的议论，其内容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肆意攻击革命和革命理论。《糜烂》中就借裘太太之口大骂革命。二是为自己的写三角恋爱辩解。如《黑恋》中的T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他们在摆革命文学家的脸孔，骂三角恋爱四角恋爱的小说，因为这类小说暴露了他们的虚伪，暴露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他们实在是猪偷狗窃，连三角恋爱四角恋爱都没有资格呢。总之，他们是以为只有他们能够做革命小说，别的人就不许写革命小说的”。这段话的针对性是异常清楚的。三是谩骂左翼作家。《青年的爱》中的曾教授对大学生林海泉说，“你们不是只高撑着两副僵尸招牌在乱舞么？”“一副是罗进先生，一副是毛纯先生。这两位先生不单外表象僵尸，论他们的作品也和僵尸没有异样”。接着是一大段诬蔑这两人的议论。不难看出，这里所暗射的是鲁迅和茅盾。张资平对于别人的批评没有胆量进行光明正大的论辩，只能躲在作品背后施放暗箭。他完全堕落为文坛无赖的小丑。这种在作品中不择手段地发泄私愤，自然顾不上作品的艺术完整性；而这种卑鄙的人格，是不可能写出高品位的作品的。
张资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名反面教员。丧失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粗制滥造的创作态度，卑劣的人品，以及错误的爱情观和文艺观，是他在文学道路上彻底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个新文学作家的堕落过程为人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注释：
（1）陶晶孙：《8记创造社》，见《创造社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第776页。
（2）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3）胡适：《论短篇小说》，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4）默之：《张资平氏的恋爱小说》，见史秉慧编《张资平评传》（开明书店出版）。
（5）茅盾：《创造给我的印象》，见《创造社资料》第923页。
（6）（10）（14）钱杏村：《张资平的恋爱小说》，见《张资平评传》（史秉慧编）。
（7）郁达夫：《光慈的晚年》，见《郁达夫文集》第3卷。
（8）皮凡：《〈红雾〉之检讨》，见《张资平评传》（史秉慧编）。
（9）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11）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12）茅盾：《评四五六月的创作》，载《小说月报》第12卷第8号（1921年）。
（13）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15）瓦西列夫：《情爱论》（三联书店出版）第434页。
（16）张资平：《文艺史概要》。
（1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第9卷。
（18）茅盾：《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见《茅盾全集》第19卷。
（19）《鲁迅全集》第12卷第409页。
（20）苏雪林：《多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载《青年界》第6卷第2期（1934年9月）。
（21）张资平：《我的创作经过》。
（22）侍桁：《张资平先生的写实小说》，见《张资平评传》（史秉慧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