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文化观与中国文化转型——兼论毛泽东文化观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中国文化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实践者和领导者。无论对以往的反思，还是对未来路向的探索，对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毛泽东文化观的形成及其后在中国的发展创新，是在中国20世纪两次巨大的文化转型过程中展开的。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先进文化，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今年正值毛泽东逝世30周年，笔者谨以此文对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缔造者表达深切的怀念之情。
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中国文化实现第一次转型
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是在正确解决“古今中西”之争过程中逐步实现的，毛泽东文化观及其在毛泽东后中国的发展，也是在“古今中西”之争的不断解决中展开的。
1.毛泽东实现了古今中西文化的成功整合，确立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新文化的主导地位。鸦片战争失败，宣告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武器的破产。先进的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① 但依然抵不住，败下阵来。残酷的现实，引发世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价值的怀疑。正当中国人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奋斗时，是俄国十月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使中国人学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② 学会了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西方先进文化的代表，要使它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力量，必须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如何实现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如何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可以说是任何一种异质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一条规律。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③ 这一段为大家所熟知，并为许多人反复援引的论述，就是对这条基本规律透辟的阐述。在这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既是毛泽东在解决“古今中西”之争的重大成果，又为“古今中西”之争的不断解决提供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详尽而深刻地分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发展作了分期。指出，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主力军，即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一来，比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还要落后的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友，“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④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说是古今中西文化成功整合的集中体现，由此确立了以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文化的主体地位。
2.毛泽东纠正了五四时期形而上学的片面性，确立了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包括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上）是立下了不朽的功绩的。它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摧枯拉朽之势对尊孔复古思潮和封建礼教发起猛烈的攻击，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别开生面。对此，已故著名史学家罗荣渠先生有过极精当的评价，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孙中山），主要并不在于已经批倒了各种旧礼教和旧道德，而在于破除对自由探索的各种桎梏，形成一个各种新思潮百家争鸣的局面。只有在这样的黄金思想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得以迅速传播。然而，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办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⑤ 这里所说的“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就是指五四运动后来分成两个潮流：一是继承“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加以改造（这是共产党人及部分党外人士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就是向右发展。而在党内，形式主义就演变成主观主义特别是党内的教条主义。
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文化上就表现为“五四”以后出现的“东方文化优越论”（及后来的“中国本位论”）和“全盘西化论”的论争。这种论争及至上个世纪30年代，在思想方法上才开始有了变化，即较多的人采取一种具体分析的态度，不论对历史形成的传统文化还是对外国传入的文化不再加以简单的肯定和简单的否定。他们在文化讨论中，就既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也反对“全盘西化论”，而主张兼取中西文化之长而进行综合创造。像张岱年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在现在中国，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与谋旧文化之复活，同样都是死路一条。”“对于中国未来新文化的看法，近年以来，在复古及纯欧化两种主张外，原也有人主张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⑥ 为了进行综合创造，他主张对中国古典哲学和古典文化、西方近代哲学和近代文化、当代世界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都应进行辩证分析，作出创造的综合。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取得的最大成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综合创新的主张，就是在梳理、总结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对于古今，毛泽东认为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⑦ 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对于中西，毛泽东主张“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⑧ 毛泽东还进而从方法论的高度阐明如何正确处理古今中西的关系。1942年3月，他在延安中央学习组的讲话中谈到如何研究党史时，提出了“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⑨ 又说：“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⑩ “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11)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研究党史，但实际上对于解决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问题同样是适用的，为文化的综合创新提供一条正确的方法论原则。那么，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作为异质文化，又何以能够进行交流和融合？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后来在分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中国近代有关中学与西学关系命题的偏颇时，指出：“‘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12) 这就从学理上解决了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根据。
3.毛泽东批判了几千年来封建帝王将相占据文化舞台的局面，确立了人民群众在文化领域的主体地位。毛泽东批判把英雄人物看作是历史创造者的唯心史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有一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由此出发，他鲜明地主张人民群众在文化领域应占据主体地位。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13) 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观看京剧《逼上梁山》后，给编导者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14)
既然人民大众要在文化领域占据主体地位，那么文学艺术就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一切革命的、有出息的文艺家，就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而在创作上，就应当处理好普及（下里巴人）和提高（阳春白雪）的关系。
4.毛泽东鞭挞了半殖民地带来的奴颜媚骨，唤醒积压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民族意识和创造精神。自上个世纪五四运动至改革开放之前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也是中国文化的巨大转型。在深谙中国国情的毛泽东看来，无论是战胜中国革命面对的强大的敌人，还是改变中国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局面，都应当彻底扫除半殖民地带来的奴颜媚骨，充分激发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民族意识和创造精神。他赞扬鲁迅，是因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15) 他赞扬愚公，是因为愚公及其子子孙孙“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的壮举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事情就是这样，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暴风骤雨般的群众阶级斗争，还是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极大冲击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唯己为大的自我孤立主义和以“天人合一”为旨归的“谐和人生”的文化态度，使之急速向一种急进、奋斗、乐观、求变的主体能动的文化精神转变。这种转变在从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肯定，对红军长征精神的赞美，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自信，对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和伟大创造的讴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如一位学者所云：“现实文化的这种宏观特征，陶冶了整个民族的性格，形成了一种充满雄心壮志和理想，力图尽快改变现实的激动、亢奋和动辄斗争的国民性格。”(16) 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内含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文化性格在当代中国的再现。
总之，毛泽东从指导思想、方法论、文化主体和民族精神等方面，给予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以正确的解决，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又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化第一次转型的实现。在这种新文化观的指导下，毛泽东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就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就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
所谓民族的，即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带有中华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结合，互相吸引，互相发展，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它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但不搞“全盘西化”；它必须有自己的形式——民族形式。所谓科学的，即它是反对一切落后、错误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倡导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主张理论与实践的一致，能够与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它对于古代文化不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是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所谓大众的，即它是民主的，能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把文化的普及和文化的提高结合起来。(17)
因此，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种新文化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成为中华民族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
二、毛泽东社会主义文化观的形成——中国文化第二次转型的开始
新中国成立，开始了中国文化的第二次转型，其目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好古今中西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建国前夕，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8) 为此，毛泽东进行了宏伟而又艰巨的创建工作，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文化观。
1.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性。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 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毛泽东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性。
首先，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阐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初稿的旁批中写道：“我们有些同志不愿意承认文化革命的重要性，他们根据中国革命胜利的老经验来否认提高文化的迫切需要。是的，当劳动人民大多数是文盲，文化水平很低的时候，只要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逐步提高，并且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就能够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并且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如果在那个时候，认为必须首先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然后进行这些斗争，那是荒谬的。但是在已经完成了这些斗争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而要进行建设，就要有文化，建设愈向前发展，对文化的要求也愈迫切。”(20)
其次，指出面对社会的大变动，只有进行艰苦的文化革命，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得到巩固。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都是大变动。但就性质而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比过去的变动要深刻得多。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不同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对社会制度的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因而各种思潮的碰撞不可避免。为此，只有进行艰苦的文化革命，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得到巩固。(21)
2.强调确立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文化的领导。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新文化是要以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即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更应是这样。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毛泽东从两个方面着手这项工作。
首先，抓革命队伍内部知识分子（包括共产党员及领导干部）的思想改造。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22) 而为了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必须“进一步地进行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以加速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23) 通过抓文化队伍建设，实现马克思主义对思想文化阵地的占领，使广大知识分子能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工作。
其次，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对非无产阶级思想，尤其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这项工作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部分。譬如，1951年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蓝翎、李希凡）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文章开始，又领导发动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这项工作实际上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以后最有影响的一些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应当说，这两次批判，对学习和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问题是，对于学术问题，对于精神世界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化。事实上，这两次批判已经出现把学术思想文化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开了学术文化大批判运动的先河。特别是1955年开展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迅速转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和镇压。因此，尽管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作出诸如“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应当容许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等一系列的规定，但是，采用批判运动的方式，实际上已经难以落实这些方针，尤其是反胡风运动开始后，由于混淆两类矛盾，这些方针实际上名存实亡。
3.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制定出明确的纲领。这些纲领贯穿着一个总的思想或基本方针，这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样做的根据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建立，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已经转变。正是从这个实际出发，毛泽东在政治上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在文化学术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双百”方针的提出，既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也是迅速发展经济文化的迫切要求。它之所以成为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成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一方针反映了艺术、科学发展的规律。毛泽东说：“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24) “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25) 对有人担心，实行“双百”方针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坚定地回答：“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26) 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27) 毛泽东不但提出“双百”方针，而且在一些方面身体力行。例如当有人反映苏联学者在华参观时，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有不同看法时，毛泽东当即表示：“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28) 表现出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博大的胸襟和可贵的自信。
与此相联系，毛泽东强调应当充分地利用民族文化遗产，努力借鉴外国进步文化，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29) 实践证明，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古今中西之争的正确方针。毛泽东指出：“对于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加以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30) 同样，“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31) 在毛泽东看来，向外国学习有个前提，即“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32) 但这种学习“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33) 总之，“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34) 这就是所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35)
令人遗憾的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我们党和毛泽东本人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加上毛泽东头脑中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急于求成，使得这一次探索充满了艰辛而曲折的过程。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36) 这种情况反映在毛泽东的文化观上，也经常出现正确与错误两种倾向相互交织，而最终错误倾向占了上风，致使中国文化第二次转型的任务未能完成。这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艰巨性和曲折性在文化领域的深刻反映。中国社会转型面临“三级两跳”（费孝通语）的历史难题，即既要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又面临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变。这种历时态任务共时态解决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缺少应有的历史自觉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不能不在毛泽东的文化观中反映出来。因此，中国文化第二次转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出现的曲折，不应简单地归咎于毛泽东个人，而应当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高度加以阐释，从而使之成为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极其宝贵的精神遗产。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形成——中国文化第二次转型的实现
实践表明，一种文化转型的实现必须有科学文化观的指导。而科学文化观的形成，又必须弄清时代的主题和本国的国情，正确处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妥善处理古今中西的关系，明确文化的性质，适时转变文化范式，进而提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文化建设的任务和实现这一任务的指导方针。毛泽东的贡献，正是在于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着力去解决这些课题，提出一系列至今仍有指导价值的思想，而他晚年的失误，也恰恰在于他终究未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好这些课题。这就从客观上提出了进一步创新文化观的迫切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正是适应这一时代需要应运而生，它的形成和在实践中的贯彻标志着中国文化第二次转型的实现。
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事业的继承者，邓小平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带领全党积极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逐步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诸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四有”新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必须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要培养造就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和文艺家及各种专家；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等等。这些思想，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不断得到丰富和深化。中国文化第二次转型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指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中逐步实现的。下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历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一过程中是如何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
1.抓住了文化范式转变这一中心环节。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是随着这个国家、民族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文化范式的根本改变上。(37) 所谓“文化范式”，是指决定一种文化形态根本面貌和属性的最核心的命题，一旦这个核心命题发生根本性变化，整个文化形态也将随之改变。从党的历史看，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的论断，内含着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范式，这一范式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命题的。其正确性为繁荣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实践所证明。问题是，这一文化范式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工作重心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却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未能适时地发生转变，阶级斗争依然是文化建设的核心，文艺成了阶级斗争的“晴雨表”。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找到毛泽东社会主义文化观为何不能在现实中得以贯彻的原因。邓小平对实现中国文化第二次转型的贡献，首先突出表现在，在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工作着重点的同时，实行了中国文化范式的根本转变，强调文化工作要紧紧“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把“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作为检验包括文化工作在内的一切工作的标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文化范式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重要内容。
文化建设不能离开经济建设，而应当围绕经济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但这样一来，就提出一个问题，即文化的实质是什么，怎样去体现这一实质。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文化即人化，文化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尺度等方面及其成果。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各种社会关系日益丰富，人会获得多方面的社会规定性，成为日益全面性的人。这就从客观上对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即要求社会主义文化更能体现上述实质。实践表明，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渐进的过程。
邓小平在强调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时，就是把它的根本点和着眼点锁定在提高人的素质上面。关于人的素质，邓小平讲得很明确，即不但要有一定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人，而且这些人能自觉实行共同理想，用社会主义道德、纪律约束自己，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他对精神文明的内涵所作的规定中，就包含“教育、科学、文化”和“共产主义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他提出的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的文化建设的目标，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蕴含了文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江泽民对邓小平思想进一步加以阐发，他在庆祝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38) 明确把促进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包括文化工作）的最终目标。他并且阐明了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辩证关系，即二者“是互为前提和基础”，“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39)
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它的实质是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40) 这就是说，不论是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推进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这一“以人为本”的新的执政理念，概括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最高目标，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同其它建设的关系，以及实现最高目标的途径，是迄今为止我们党关于文化实质及如何体现这一实质的思想的最深刻的揭示。
如果说中国文化第一次转型使中华民族从长期以来“主静”、“主和”的文化心态转到“主变”、“主斗”的文化心态，那么中国文化第二次转型由于文化范式的根本转变，使得中华民族从以往的“主变”、“主斗”的文化心态，又逐步向“尚进”（与时俱进、求实创新）、“求和”（和平崛起、和谐发展）的文化心态转变，即对内建设和谐社会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特征，对外倡导和谐世界是以人类的健康发展为最高目标。
2.把“三个面向”作为复兴中华文化的根本指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中国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其所以“新”，不仅是因为它实现了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而且是因为中国的发展面临全新的国际环境。如何确保三中全会路线得以坚持，正确应对全球变局，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需要一个符合中国国情、能正确反映时代要求和发展趋势的指导方针。这个方针就是邓小平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表明，正是在“三个面向”方针的指引下，经过邓小平及其后继者的贯彻落实，努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大推进了中华文化复兴的进程。
——面向现代化，让中国先进文化成为引领我们前进的旗帜。作为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先进文化要面向现代化，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反映当今社会多姿多彩的生活，反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进程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从思想上精神上极大地解放和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在全社会形成凝聚一心、统一意志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41) 在当今时代，“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42) 我们的文化工作，就是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对于文化面向现代化，具有极为现实而重要的意义。古今中外历史表明，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诞生，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建立，都伴随着伦理辩护，即需要建立一种伦理观、价值观为其合理性、正当性进行辩护，提供价值支撑。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就更需如此。为了顺利推进改革开放进程，邓小平强调“一定要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地大力提倡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要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43) 在此基础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党的十六大更是明确提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任务。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主导价值体系和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进一步落实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不久前胡锦涛发表了关于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成了新时期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良好社会风气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
——面向世界，让中国先进文化获得更加强大的生机和活力。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速，人类文化交往的空间将进一步扩大，各国文化之间、东西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得到空前加强，促进了各国文化的变化和发展。尽管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依然存在，但冲突的结果必然是文化之间的沟通和融合，这是当今文化发展的重要特点和必然趋势。回顾历史，在建国初期，我们在文化上也曾主动提出过“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但随着“左”倾错误的加剧，这一方针实际上未能得到实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文化的发展就曾因为自我封闭而陷入窘境。总结历史经验，中国包括文化在内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闭关自守。“经验表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44) 邓小平从审视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高度，强调面向世界的极端重要性。他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45) 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这些思想。指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在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创造出来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和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新的实际进行新的创造，才能顺利建设成功。”他还进一步揭示了以往在这方面失误的认识论根源：“在过去长时期内，我们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往往只看到或更多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同它对立和斗争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会主义同它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只看到前一面，而看不到后一面，就陷入了认识上的片面性。这种认识上的片面性，不符合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进步。”(46) 如今，承认现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坚持文化的对外开放，已经成了党在文化建设上坚定不移的方针。不久前，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更是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对这个方针作了深刻的阐发：“世界是一座丰富多彩的艺术殿堂，各国人民创造的独特文化都是这座殿堂里的瑰宝。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我们应该积极维护世界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融，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排斥，使人类更加和睦幸福，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47) 中国先进文化已经和必将在同世界各国文化的对话与交融中获取自身发展的无限生机和创造活力。
——面向未来，让中国先进文化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创新是中华文化的生命所在。中华文化之所以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就因为它始终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潮流不断进行自我更新。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华文化复兴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着力进行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文化创新的核心。中国先进文化作为新型文化，它反映了民族和人民的要求，批判继承了中外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又反映时代特点，其先进性正是集中体现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上。毛泽东说，中国人自从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就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才告完结。实践证明，20世纪中国文化两次转型，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担当起这个任务，就在于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创新。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显示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活力。然而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就此止步不前。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的讲话中就庄严宣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我们推动实践创新的根本指针，又是我们深化理论探索的崭新起点。我们必须坚持解决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做到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48)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行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它为新世纪新阶段的新实践提供新的理论指导。二是着力弘扬中华优秀民族文化。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也只有在弘扬中才能得以传承。中国共产党在80多年历程中根据各个时期的革命或建设任务，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审视古老的中华文明，让它发出时代的光彩。在这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更是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新世纪新阶段，为了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我们党根据本国国情和时代要求更加明确自己的发展理念，即树立和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一科学发展理念，既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也是弘扬中华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产物。像中华文明中的注重以人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注重自强不息，不断革故鼎新；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相处等优良传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中国大地上得到发扬光大。这些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在为现代中国的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提供深厚的思想资源的同时，也深深注入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
3.通过文化建设，实现文化观从理论到实践的跃迁。实现中国文化第二次转型，不仅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上，而且通过实施一系列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实现文化观从理论到实践的跃迁。
重在建设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反复强调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方针，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围绕这一方针，历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强调：①文化建设要以立为本。以立为本，纠正以往的“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的偏颇，做到有立有破；破除旧思想、旧观念、旧习俗、旧体制，不能采用阶级斗争的方式，特别是不能采用“文化大革命”“四大”的形式；既不能搞大批判，也不能搞无谓的争论，必须采用教育和法律的手段。②加强思想建设和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要始终不渝地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努力学习和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从而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提倡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③加强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大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密切教育与经济、科技的结合，加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要进一步发展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建立一套能够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种优势的创新机制，形成一个拴心留人的环境和培育一个争相创新的氛围，并按全面发展的要求，提高人才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充分发挥人才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④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为了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方针，今年初首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下发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新的文化发展观为统领，对现阶段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着力点、基本思路、具体原则和方法步骤作出全面部署。⑤加强和改善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深入研究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掌握文化工作的特点和文化发展的规律，及时分析社会动向，了解群众情绪，制定符合实际的文化政策，增强工作的指导性、主动性和针对性，不断提高文化建设工作的水平。应当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断增进同他们的理解和团结，尊重他们创造性的劳动，充分发挥他们在文化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要把文化建设同党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通过树立良好的自身形象，推进文化建设。
20多年来，正是通过上述的方针政策，我们党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实践的紧密结合，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崭新局面，创造了无愧于时代的辉煌业绩。
注释：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1516页。
③④⑦⑧(15)(17)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698、534、706—707、698、706—708页。
⑤(13)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1—832、1012页。
⑥ 转引自刘鄂培主编：《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页。
⑨⑩(11)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7、408页。
(12)(22)(24)(25)(26)(27)(31)(32)(33)(34)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309、229、229—230、232、230—231、82、83、83、82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
(16) 李鹏程：《毛泽东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18)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
(19)(20)(21)(2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79、159、378、40页。
(2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页。
(29)(3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页。
(30)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36)(4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369页。
(37) “范式”概念是借用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用语，指称人们思考和研究问题的科学概念、理论框架和逻辑思路。
(38)(39)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43、44页。
(40) 见2004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
(41)(42)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
(44)(4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373页。
(46) 《江泽民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206页。
(47) 见2006年4月23日《人民日报》。
(48)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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