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中共社会公信力的提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公信力论文,中共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7）03—0054—09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共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与中共社会公信力的提升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所谓社会公信力，指的是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政党、社会群体或个人的认可程度、满意程度和期望值。中共的社会公信力就是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可程度、满意程度和期望值。抗战时期，中共的社会公信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中国民众认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主人士对中共增加了理解和信任，全国人民将抗战的胜利寄托在中共身上。中共的社会公信力在抗日时期的提升，是与中共的主观努力密不可分的，而且此时中共社会公信力的提升也显现出基本特点。正是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公信力得到空前提升，人民更加认可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社会公众对中共维护民族利益的牺牲精神的交口称赞，中共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很高的政治威望，从而使中共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中共也在抗战结束前后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
一、抗战时期中共社会公信力提升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将提升自身的社会公信力作为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毛泽东就曾要求党内同志明白中共对社会变革事业的领导必须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才能实现的这一道理。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领导，“那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有经济的条件，有政治的条件，包括全国大多数人民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当然，我们共产党也要进行宣传，要根据群众的实际情况去讲，不要犯教条主义，这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①正是中国共产党注重提升自身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中的政治影响力和在全社会中的社会动员作用，中共的社会公信力在抗战时期有极大的提升。
1.中国的普通民众对中共的认可程度不断提高。中共在抗战初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在事实上大大提高了中共的社会公信力，广大民众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信任。毛泽东在1937年10月对中共在抗战以来几个月的成绩概括为这样六个方面：（1）国共两党的合作，打开了抗战的局面；（2）指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具体纲领，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并在某些地区实现了纲领的某些部分；（3）八路军的抗战及其作用；（4）华北的抗战与游击战争；（5）全国党员的参战动员；（6）共产党的组织半公开与公开地位的取得。毛泽东并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成绩大大地提高了党的影响与威信”②。到1938年12月整个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时，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协同各部友军进行了英勇的抗战，执行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正确的战略方针，坚持与发展了华北的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创建了许多抗日根据地，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作战，延缓了敌人进攻西北的计划。八路军在战略防御阶段的抗战，“兴奋了全国的人心，打破了认为‘在敌后坚持抗战不可能’的那些民族失败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错误观点”③，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声望。当时的情形是，“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极大地极快地扩大，‘民族救星’的声浪在全国传布着”④。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坚苦卓绝的斗争，才在民众中享有很高的政治声誉，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爱戴，人民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不断认可共产党的政治地位。
2.中国的中间派人士增加了对中共的理解和支持。抗战不久，国内兴起一股投降风，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同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的群众）亲密联合在一块，并和他们一道（如果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必须和他们一道，不是我们单独）去动员群众，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以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⑤。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加强了与中间人士的合作，在推进政治民主化方面积极努力，赢得了中间派人士的理解。譬如，在1939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中共参政员董必武等与中间人士合作，使得这次会议提出了结束国民党党治、改革政治、实行宪政的主张，推进了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其后，沈钧儒、张澜、章伯钧等12人于1939年10月1日发起举行“宪政座谈会”，特地邀请了董必武、吴玉章、潘梓年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集中讨论宪政与抗战、宪政与建国等问题，共产党与中间派人士在开展民主宪政运动、积极抗战并争取胜利、抗战胜利后建立民主国家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决定扩大“宪政座谈会”的组织，增加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秦邦宪等为发起人。鉴于国民党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在1939年11月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表示接受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参议员加紧了团结中间人士的工作，于同年12月联合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组成了“重庆各界宪政促进会”，在团结民主人士、增进相互间的互信与合作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又譬如，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吸收民主人士参加政权建设，也有力地推动了民主人士对中共的理解和支持。毛泽东要求全党积极贯彻“三三制”，对于“三三制”的政策“要认真实行，如果国共关系破裂了，十大政策不变，‘三三制’政策也不变”⑥。可以说，“三三制”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不仅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中共团结中间派人士的重大举措，赢得了中间派人士的信任和支持。
3.全国人民对中共领导抗战的期望值空前提高。由于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和正确的抗战方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力地抗击日军的疯狂进攻，成功地应对了日军企图灭亡中共军队的挑战，并取得辉煌的战绩。据统计数据，到1944年3月，八路军在华北抗击了日军11.75个师团，占华北敌军兵力84％强；新四军在华中抗击了日军9.5个师团，占华中敌军的59.5％；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华南约抗击了日军1个师团，占华南敌军兵力的22％。综合统计，及至1944年3月，“我们抗击了敌人百分之六十四点五，友军抗击了敌人百分之三十五点五”⑦。1944年春，日军为挽救南洋孤军、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战役中丧师失地，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坚持抵抗，稳定了全国民心和军心，全国人民对中共领导抗战寄于极大的希望。当时的情形正是，“日寇临死挣扎，进攻河南、湖南，正面战场后退，全国危急，西北危急。但是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的敌后战场则捷报频传，各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成为全国人民希望之重心”⑧。当时人民寄希望于八路军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时国民党企图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许再叫八路军，只能叫十八集团军”，其意图是“八路军是平时的军队编制……而十八集团军是抗战时期的军队编制，既然是战时的编制，那么战后就可以取消了”；“但是华北的老百姓回答了他：还是八路军这个名字便当，十八集团军字多不好念”⑨。这说明，八路军的名字已经深入民心，人民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高度信任和支持，也不允许国民党来限制。全国人民从中共自身力量的发展与壮大、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对日军的坚决抗击、中共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代表中华民族利益中，增强了对中共领导抗战取得胜利的期望。
二、抗战时期中共社会公信力提升的原因
中共社会公信力在抗战时期得到显著的提升，固然与中国民众在抗日时期的空前觉悟不可分割，但这也是以中共的积极努力为前提条件的。
1.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提高中共的政治声誉。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不懈努力，有力地提升了中共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号召力。从社会公信力的角度来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具有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切合当时中国民众一致要求抗日的社会舆论走向，有助于凝聚民族力量和振奋民族精神，因而成为全民族的意义深远的政治动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其社会动员的层面而言，不仅包括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中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因此，中共所努力而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映民心之所向、具有广泛的社会公信力，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号召力，因而具有全民族社会动员的政治意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中共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将统一战线划分为三个集团，即左翼集团（共产党率领的群众，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间集团（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右翼集团（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提出了“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任务，并要求中共“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⑩。这不仅对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发生持久的积极影响，而且也为中共在抗日时期的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社会公信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又为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处于政治领导地位奠定了组织基础。自然，中共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这种斗争也是巩固中共政治地位、发展中共政治影响力的重要保证。如在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而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大造舆论之时，中共中央先是于1943年7月9日召开延安民众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发出《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继而于7月12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社论《质问国民党》，接着又于7月21日在《解放日报》发表陈伯达写的《评〈中国之命运〉》，对国民党的反动思想进行思想上、舆论上的系统反击。1943年7月，毛泽东在致董必武的信中就说明中共在思想上舆论上的反击有提高和扩大中共政治影响的目的。毛泽东指出：“除已发之通电及解放社论外，并于本日（7月21日）公布陈伯达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11) 正是中共在政治上思想上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巩固了中共政治地位，扩大了中共的政治影响。
2.发动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提高中共在下层民间社会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建设抗日根据地的成功，对于中共社会公信力的形成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毛泽东特别强调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建立根据地有三个“不可分离”的条件，一是要有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并使用这个部队去战胜敌人，发动民众；二是使用武装部队并配合民众去战胜敌人；三是要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毛泽东在这里虽然是讲根据地问题，但他所说的这三个条件贯穿着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发动民众、配合民众、武装民众的思想，就是要积极地发挥民众的抗日积极性，以民众的力量作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力量，开展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民众抗日斗争。毛泽东指出：“要从这种斗争中去武装人民，即组织自卫军和游击队。要从这种斗争中去组织民众团体；无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自由职业者，都要依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的程度，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渐地发展这些团体。”(12) 譬如，华北抗日根据地在开辟阶段时，就将发动群众与发展群众抗日组织作为重要内容，首先抓住以强大的八路军的力量打开局面为中心，接着把中心放在建立政权，自上而下地建立、发展党和群众组织，建设财政经济，建立社会秩序；而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阶段时，则以执行土地政策、发动群众为中心，建设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巩固，始终与中共对群众运动的领导联系在一起，将武装、政权、群众和党四种力量有机地配合起来，在领导群众运动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功。邓小平对华北地区党领导群众运动来开辟抗日根据地的经验有很好的总结，指出中共领导群众运动的规律是：“第一是发动群众，在发动群众中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第二是在发动群众之后，立即注意整理与健全群众组织生活；第三是在发动与组织群众中注意群众的政治教育，在发动与组织任务完成之后，应将重心转入教育群众，把群众运动提高到民主政治和武装斗争的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力量，去参加统一战线，去参加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巩固既得的政治经济权利；第四是把群众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13) 中共在抗日时期对群众运动的领导，不仅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而且使中共的政治影响深入到民众之中，并且为中共的发展提供深厚的群众基础。
3.积极参与和领导民主宪政运动，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有力地争取社会中间势力的同情和支持。中共在抗日时期将追求民主与实现抗战结合起来，领导全国性的民主宪政运动，对中共社会公信力的提升产生巨大而又积极的影响。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共与国民党在进行关于国共合作的谈判中，提出政府应该给人民在政治上以民主权利，工农应该享有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等起码的民主权利，具有普遍的选举权。在中共看来，民主与抗战不可分离，没有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取得抗战的胜利。毛泽东指出：“以抗战求国内和平，没有民主不能巩固和平与真正团结，抗日要全国人民参加，没有民主则老百姓不能参加，无和平团结，无人民参加，抗战成为不可能，即战亦不能胜利。所以民主制度为对日抗战胜利之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我们所以把民主问题强调起来，为的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14) 但是，国民党在抗战开始后压制民主运动，坚持一党专政，对中共和民主党派的民主要求置之不理。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于是各党派、各界人士为促进宪政的实施展开了积极的活动，全国掀起了宪政运动的高潮。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宪政运动，1940年初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做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讲，强调“民主”和“抗战”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认为“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15)。但国民党对宪政运动仍然采取压制的态度。此时，由于国民党统治的腐朽，经济和军事的危机，引起人民大众日益强烈的的不满。于是从1943年起，全国性的宪政运动又再度掀起，要求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实行民主宪政。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和领导宪政运动，1943年7月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提出只有加强抗战，加强团结，改良政治，发展生产，才能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决定中共积极参加宪政运动，团结一切民主分子，以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周恩来于1944年3月12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实行宪政的三个先决条件：“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16) 接着，中共将争取民主宪政的运动发展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运动。1944年9月15日，共产党参议员林祖涵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召开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国事会议，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1944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如何解决》的讲演，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中共将争取民主宪政的运动发展为建立联合政府的运动，将民主运动引向深入，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推动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同时也扩大了中共在民主人士中的政治影响。在抗战结束的前夕，中共提出联合政府的号召，主张立即召开党派会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战后召集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并与国民党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这样的斗争更振奋了全国的民主运动，更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为国际国内民主人士所拥护，所同情”(17)。
4.发展中共力量，加强中共的自身建设，提升进步势力在中国社会中的比重。抗战爆发后，中共为了适应担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猛烈扩大党组织，向全党提出了“建设一个大党”的目标。毛泽东在1939年5月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我们党的队伍小，只有很少的党员，现在党员的数目也并不多，但现在担负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我们建设一个大党。过去是小的，现在要大，那末怎么办？现在正处于由小到大的过程中间，我们需要在全国发展党员。可是某些人说‘你们何必要大’，他们不要我们大起来。但是我们觉得大一点好，而且依据老百姓的意见，也要我们大，因为他们到处找共产党找不到，我们的党大起来了才好找。这方面，我们要顽固一些，同某些人不同，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这样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18) 共产党组织在抗战以后的发展，也大大扩大了中共的政治影响，并在领导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也迈出重要的一步，通过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建构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通过延安整风的形式达到了全党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1939年至1940年期间，毛泽东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在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近代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条件，并就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作了系统的阐发，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努力目标。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19) 延安整风就其性质而言，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延安整风就其内容而言，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而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中心内容，在于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就延安整风的效果来看，是进一步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全党的思想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且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组织上的保证。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建设和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重大成就，不仅维护了全党的思想统一和政治团结，而且扩大了中共在中国社会中的政治声誉，有力地提升了中共的社会公信力。还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具有强烈的自律意识，加强自身的修养，保持谨慎的态度，也赢得社会公众的信赖。中共中央对中共党员的自律予以特别的重视，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领导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应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20)。郭沫若于1944年3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叙述了明末李白成农民起义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入失败的过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郭沫若的文章高度重视，毛泽东在1944年4月12日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借鉴，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即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教育全党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也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21) 毛泽东本人在抗战期间确实也十分谨慎，注重自己一言一行的影响。1943年是毛泽东50岁的生日，当时党内许多领导希望给毛泽东做生日，借以宣传毛泽东和扩大中共的政治影响。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后认为，此时做生日不妥，决定不做生日。他在给何凯丰的信中这样写道：“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22) 周恩来也是中共党内注重自身修养的典范，他在重庆红岩整风学习时写下了自己7条“修养要则”，其内容是：“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23) 刘少奇撰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从党的建设的高度来研究党员修养问题，更是为社会公众所知晓；该书要求“共产党员必须使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同思想意识的修养和锻炼，这两者密切地联系起来，绝不应该使两者分割开来”(24)，不仅对共产党员的修养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中共社会公信力的提升。
三、抗战时期中共社会公信力提升的特点
中共社会公信力在抗战时期的提升是一个历史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又集中地表现出中共先进性的基本特点。具体来看，中共在抗战时期社会公信力提升有这样一些显著的特点：
1.始终注重和强化全民族的社会动员。中共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依据自己的奋斗历程而业已建立的社会公信力，加快了全民政治动员的步伐和舆论宣传的力度，努力扩大中共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影响。在抗战爆发不久，毛泽东对中共党员提出了新要求，要求中共党员积极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在抗战中起模范带头作用，以党员的模范行为来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他要求：“共产党员在各级政府中应该成为坚决勇敢、刻苦耐劳、急公好义、礼义廉耻的模范，并受中央与地方党的严厉监督”；“共产党员应该到军队中去，到军官学校中去，到保卫队、壮丁队、义勇军、游击队中去，成为政治觉悟、坚决勇敢、刻苦耐劳、遵守纪律的模范，并利用自己的地位以影响其他的将士，改变军队的质量”(25)。中共也特别强调政治动员的极端重要性，以抗日政治动员的形式提升中共在抗战中的政治领导地位。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有专门一部分谈“抗日的政治动员”问题，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26) 中国共产党不仅强调政治动员的极端重要性，而且特别注意到政治动员步骤和方法：一是政治动员要把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全国人民，使士兵和人民认识到抗战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明白为什么打仗及打仗与自己的关系；二是政治动员要有一个政治纲领，说明达到抗战胜利目的的步骤和政策，中共就是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抗日政治动员纲领；三是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政治动员，如通过口头宣传、传单布告、报纸书册、戏剧电影、学校、民众团体、干部人员等进行政治动员，并且注意政治动员的方法要符合民众口味，不与民众隔膜；四是政治动员要有经常性，而不是一次政治动员就结束。在毛泽东看来，抗日的政治动员“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27)。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特别注重抗日的政治动员，造成了全国性抗日救亡高潮，极大地启发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政治觉悟和斗争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空前提高。全国的男女老少纷纷加入到抗日队伍中，大批青年学生奔赴延安，就是显著的例证。
2.始终坚持和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共在抗日时期社会公信力的提升，是与中共始终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密切相联的。“共产党不仅反映了农民和工人的意见，也反映了许多抗日的地主、商人、知识分子等的意见。”(28) 正是由于中共代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反映中国社会各抗日阶层的意愿，自觉地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抗战，提升和扩大了中共的政治影响。中国共产党坚持和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体现在中共制定的抗日政策之中始终坚持人民本位的思想，而这些政策的实施就必然获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就必然提升中共在社会公众中的政治影响。关于中共抗日政策的人民性和民族性特征，毛泽东在1944年7月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指出：“在我们工作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我们经常去了解我们哪些政策为群众所接受，哪些政策受到群众的批评或拒绝。只有那些受群众欢迎的政策才能成为我们党继续实行的政策。每当采取一项新的措施时，党内外总会有一些人不大理解。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一种绝大多数人共同的意见，这是因为我们的党始终在注视着党内外的普遍反应，而且还根据人民的实际需要和意见，不断修改我们的措施。我们所有的党组织，从上到下都必须遵守我们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原则，这就是不脱离群众，同群众的需要和愿望息息相通。”(29) 譬如，中共在抗日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符合群众的愿望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毛泽东在回答英国记者斯坦因的提问中指出：“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农民很快了解到我们用减租的新政策代替过去没收土地的做法，具有两大好处：一是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二是吸引了地主留在乡村参加抗日。实行有利于佃农的普遍减租以及我们保证向地主交租的政策，使佃农和地主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从而使日本侵略者在我们区域内简直找不到合作者了。”(30) 中共在领导全面抗战中是以民族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其社会公信力的提升也是建立在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的基础上。
3.始终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中共提升自身的社会公信力是以完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作为前提的，强调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对于中共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的极端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主要目标，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毛泽东对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与解放生产力的关系有一段重要的论述，他指出：“我们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的是什么？就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政府、旧军队。日本帝国主义占了我们的地方，我们还有什么生产力可以发展？这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而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解放生产力。……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经济是政治、军事的基础，政治、军事是上层建筑。地基是经济，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经济。政治、军事之所以放在第一，是因为如果没有它们，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就没有可能谈其他问题。”(31) 共产党在抗日时期也将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以发展生产力来赢得人民的支持。毛泽东指出：“对人民除坚持‘三三制’外，应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32) 毛泽东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工作对于共产党与民众关系的意义，认为共产党人“第一方面的工作”就是“给人民以东西”，也就是“组织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觉悟”；“只有在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之后，我们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33)。中共在抗战期间提升自身的社会公信力，始终贯彻着完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并将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取得人民信任、拥护和支持的条件，这是中共提升自身的社会公信力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4.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提升自身的社会公信力的过程，同时也是建设先进文化的过程。抗战时期，中共提出文化建设中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民主的方向，注重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为中共社会公信力的提升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建设先进文化，当然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工作。毛泽东认为，“一些知识分子、文艺家不和我们做朋友，这不只是知识分子、文艺家这一方面有缺点，一些部门一定也有缺点，也有问题”，因此他要求共产党人及各级干部“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认识到“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这就有必要在党员干部与知识分子之间、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采取互相谅解的态度，“在军队、政府、教育、民运、党务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学艺术工作者，不论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要采取欢迎的态度，恰当的态度，对他们的缺点要采取原谅的态度；而在文艺家方面，对于工农兵的缺点也是要采取原谅的态度”(34)。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对于推动文化建设的进行、对于中共取得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支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共在文化建设中，强调文化建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开放性，科学吸取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指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符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35)。共产党在文化建设中特别重视文化的普及，尤为重视文化建设的大众性。毛泽东1944年5月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对边区文化建设提出了这样的号召：“我们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边区一百四十万老百姓，十万党、政、军，一共一百五十万人，都要识字。我们要有文化，才能学习政治，将来当乡长、区长、县长，都要有文化。边区的经济发展了，农民也要求有文化。我们要使边区所有的老百姓，每人识一千字，搞他十年八年。如果能识一千五百字、两千字、三千字，那更好。”(36)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为文化“它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又指导政治、经济；它反映军事，又指导军事”，文化建设在反映群众生活、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等方面取得成绩就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欢迎。毛泽东在1944年初总结边区文化建设经验时指出：“过去，成百上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他们慢慢地摸到了边，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起指导作用。”(37) 中国共产党社会公信力的提升与中共的文化建设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决定了中共的社会公信力是建立在群众文化心理认同的基础上。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社会公信力提升的重要历史阶段。中共在抗日战争中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组织民众积极而持久地开展抗战，制定了领导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发展和扩大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组织，有力地提升其社会公信力，从而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展示中共代表民族利益、代表人民利益的光辉形象，使中共的政治领导地位建立在民众的心理之中。中共社会公信力的提升使中共赢得社会各界的政治支持，确立了中共在抗战历史进程中的政治地位，并促成了抗战胜利后中共在中国政治格局的位置，从而又为中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社会条件。
注释：
①⑥⑧(11)(21)(22)(28)(29)(30)(31)(32)(35)(36)(37)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9～60、72、179、49、227、15、187、188、184～185、108～109、24～25、191～192、153～154、109页。
②③⑤(18)(25)(33)(34)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9、139、217、179、54～55、467、432页。
④⑩(12)(15)(19)(26)(27)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9、396、423～424、732、663、480～481、481页。
⑦ 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1944年6月22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四），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229页。
⑨(17)(23)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9～200、204～205、125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68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0页。
(16) 周恩来：《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1944年3月12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6页。
(20) 《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1年7月1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页。
(24)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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