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文化局限杂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122文献标识码：A
一、我们分析什么？
应该说，议论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存在的共同的文化局限，或者说是谈论中国文化的局限，可能对文化现代性问题更为重要。因为文化的现代化，首先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现代性问题，也就是不存在一个北京、上海走向现代，而南京、西安却依然在传统中的问题，那些支撑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根本上说来在各种地域文化中都存在。尤其需要搞清楚一点的就是：所谓“现代性”，不可能建立在以地域文化为特点的“文化”上，比如不可能建立在江南文化的“柔弱性”上，也不可能建立在上海人所谓的“精明性”上。这就像女性的温顺、男性的阳刚根本不存在“解放”问题、也不存在“现代性”问题一样。对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地域文化”创作——如陆文夫的“吴韵小说”、贾平凹的“秦川小说”、冯骥才的“津味小说”等，我之所以不做评价或持保留意见，那就是因为：小说的地域特征再突出，风俗写得再生动，那也就是像把一个人的个性充分展示一样，只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我看来，无论是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还是秦川与江南文化的比较研究，如果我们把研究的尺度定位在“特征”研究上，而不是定位在该文化面对现代性所暴露的“问题”上，这种研究的意义就是十分有限的。比如分析中国文化特征，如果只停留在整体性、神秘性、感受性、人伦性、封闭性这些特点上，而没有发现关键问题在于缺乏“自我批判性和自我创造性”，那么这样的研究只能是脱节了“问题”的研究，这样的文化研究便只能是文化描述，而不可能是文化建设；同样，分析南京文化，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南京文化区别于京、津、沪的风俗特征、文化特征，那么这样的研究，同样无益于南京文化的现代性变革。
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应该将南京文化的个性特点，与南京文化在今天所暴露的“非现代性”问题区别开来。因为个性特点是不可改变的，而“非现代性”问题是可以改变的。比如中国人重情，重整体把握，重人际协调，这是中国人的个性特点，再过几百年可能还如此。所以依据西方人的重理、重分析、重个人自由的个性特点来对此进行文化批判，在我看来只能是乌托邦批判。因为这两种文化个性，并不必然地干扰或有利于文化的发展问题——除非我们考证出所有的重情、重整体把握、重人际协调的民族，在文化上从来都是落后的民族，甚至不可能发展；除非我们无视有这样特点的中国人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对南京文化也应作如是观。南京文化当然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南京人当然也和其它地方的中国人一样，具有重情、重整体把握、重人际协调的特点，这显然不是我感兴趣的分析内容；南京人直朴实在，比之山东人的憨厚、北京人的雄阔、上海人的精明……也确实可以形成自己的文化个性。如果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至今在生存层面上还有道理的话，那么精明的人可能会喜欢上海，直朴的人可能就会喜欢南京，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就像一个人的喜好是无可争辩一样，说北京好还是上海好，说南京好还是广州好，乃至说中国好还是外国好，这些讨论都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任何有个性特点的事物，都是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弊端，所以这不应该属于文化批判的议题。当上海人总是容易从南京人的直朴中看到傻乎乎的东西，南京人从上海人的精明中总是容易看到势利的东西，这显然也不属于文化批判的范畴，因为直朴很可能是因为傻乎乎而直朴，而直朴者也并不就会傻乎乎；精明也很可能因为势利而精明，而精明的人并非就是势利者。我关心的问题是，或者我以为文化批判应该关注的问题是：精明的上海人如何成为一个精明的现代人，直朴的南京人又如何成为一个直朴的现代人？所以，在南京文化建设之时，发现南京文化阻碍现代性的各种弊端，便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命题——我把这叫做“批判与创造”的统一。
二、南京人的问题在哪儿？
我想先说明一下：本文中所说的南京人，不是泛指在南京出生或在南京工作的人，而是已经习惯南京、喜欢南京的人，是与南京文化已经保持亲和力而心满意足的人，也是南京文化的特点与问题得以显现的人。在我的视角下，南京人是一个文化价值取向的概念，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乡”的概念、“地域”的概念。
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南京人，是一些或迷恋南京文化的古朴破碎、或亲和南京市民的拙朴粗糙、 或悠然于南京生活节奏的滞缓无力的人。我之所以说精明是上海文化的个性特点，而心气浮躁是上海文化发展中的问题，是因为精明是中性词，而心气浮躁则是明显的贬义词；中性词的精明是聪明和斤斤计较并举，缺一不可，这是事物能否成为一种事物的必不可少的两面性。所以有文化批判者希望上海人少一些斤斤计较，多一些聪明，在我看来是不现实的——这是无个性思维或完美思维在作祟。如果这一天来临，上海人也就不成为上海人。上海人的问题显然不在于斤斤计较——如果一个贡献大而报酬少，如果一群人处在狭窄拥挤和贫困的生活状态中而又想舒服和快乐，他或他们又怎么能不斤斤计较呢？因此，我愿意将斤斤计较看作中国政治文化对上海人的不恰当要求使然。而所谓心气浮躁则是指：上海人的精明过于放在了快感和利益层面上，凡是不能带来个人快感和看得见利益、效应的东西，上海上基本上不感兴趣，这就又使得上海人为其斤斤计较所累。我想说的是：图快感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一个人成天只考虑个人快感和利益的事情，其生活世界的格局就会显得十分狭小，也就很难去考虑祖国、民族乃至人类的价值走向等重大问题，甚至会在满足个人利益之后放弃这些问题。所谓心气浮躁，在上海学者那里，就表现为新奇胜于美感，移植胜于建设，西方胜于东方，评论胜于理论，观点胜于体系，敏感胜于开拓，也使得上海的学术在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缺少重大的发现与建树。
比较起来，南京文化的问题则有所不同。在南京，你不大看见心气浮躁的人，即便有之，也很难被南京文化所认同。所以心气浮躁者还是到上海比较合适。这一点，即使是和南京主流文化不太相容的一些青年艺术家们、晚生代作家们，也很难用心气浮躁来冠之；相反，信心百倍、胸成成竹、不紧不慢、自由自在，倒是他们共同的特征，并因此与南京文化并不格格不入。我想说的是：直朴确实是南京人的文化个性，但安于现状则是南京文化发展中的问题。从个人喜好来说，我喜欢南京人的直朴，尽管这直朴中蕴含着“南京大萝卜”等傻乎乎的意思——这层意思你在喜欢南京人时就必须全盘接受下来，正如你喜欢上海人就必须接受他们的斤斤计较一样。这可以类推为：南京人即便成为南京现代人，恐怕还是会给人产生“南京大萝卜”的感觉。所以对直朴的南京人，就像对精明的上海人一样，是没有什么好谈的，我们要谈的只能是“南京大萝卜”如何走向现代的问题。而安于现状之所以成为南京文化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因为南京文化处在一个尴尬的状态中：作为一个有古老文化传统的城市，安于现状可以使这种古老文化得以延续，但作为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安于现状又使得南京在发展状况上不仅落后于上海，而且落后于无锡、苏州。安于现状可以使南京人不走上海、苏州、无锡的发展之路，这虽有利于保持自己的发展特点；但与此同时，又使得南京人只能将自己的特色定位在古老的传统底蕴上，这就造成了特色的一成不变性。这样，在其效果上，安于现状便成为保守稳妥的代名词，一谈发展，往往就会跟着别人走，体现为“邯郸学步”型文化。这样一来，南京文化就暴露出如下几个问题：
1.在生存状态上，南京人已经养成了巨大的依附心理。如果离开了传统文化，离开了政治文化，南京人恐怕就不知该如何是好。所以，无论是南京高校人文学科对乾嘉考释学派的依赖，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政治文化的依赖，还是日常生活领域里，从服饰、休闲到影视等对北京、上海等外地文化的依赖，均可以看出这个问题。这种依附心理使南京人在整体上像儿童般地可爱，也像儿童般地软弱。所以“现状”在这里成为既定的文化现实，开拓与创造，由此便成为与南京人心理格格不入的东西。
2.在价值判断上，南京人对人的评价远胜于对人的产品的评价，只要这个人不行，那么这个人的产品也就不行。用南京话说，就是“这个人差劲得要命”，“这个人差得一塌糊涂”。只要一个人得到这样的评价，那么这个人在其它方面再努力，可能也算白搭。而在对人的评价上，道德评价也远胜于能力及其它评价。准确地说，是传统道德评价远胜于现代道德的评价。这就难怪南京文化是近年“道德理想主义”的发源地之一，也难怪南京文化要滋生出一批“反道德化”写作的新生代作家。它说明南京文人背负传统的包袱极为沉重。而传统包袱的一大特点便是权力至上。权力拥有对道德的解释权。所以一旦北京或上海（尤其是北京）对一个人或事盖棺论定，南京人便一般不会再说什么，所以“现状”在此是权力现实和传统现实。
3.如果说北京市民以政治素质见长，上海市民以审美素质见长，那么南京市民恐怕则只能以生活素质见长。常常听人说的一句话便是：南京是一个适宜生活的城市。这句话常常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这是在赞美南京呢，还是在说南京人除了关心柴米油盐之外，已经没有任何超越生存本身的文化张力。如果南京的老百姓典型地体现出管他哪个朝代、吃饱肚子便行的文化世俗主义，那么，这离没有文化就已经不远了。于是，安于现状便成为南京人根本不关心文化现代化的随大流心态的写照。
三、现有的古城墙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全世界各古老的城市都有其显然的建筑象征，那么能说明南京的，便是那些破旧的古城墙了。可惜的是，除了中华门、中山门、玄武门、挹江门等还有迹可循，草场门、光华门等的城墙已荡然无存。这一方面可以说明南京历史的沧桑和久远，另一方面则可以说明以城墙为标志的南京，已没有形状可言。如果说一种城市文化就是一种形状，如果北京的方正博大是与故宫相关，上海的聪颖活泼是与外滩相关，那么，失去了形状象征符号的南京，似乎也同时失去了南京可供明显把握的文化意味。南京就成为一个麻木的城市——她如果什么都可以容纳，也就可能成为对什么都没有反应的城市，也就可能成为有文化个性而无文化内涵的城市。如果中华门不是因为国家文物的保护单位而存留，人们是否还能从厚重的中华门城墙，反思出南京文化乃至中国文化追求厚重与博大的贫乏与无力吗？进而言之，当号称世界之最的中华门，根本不能阻挡外族侵略时，当今天的南京人，只是将中华门作为节假日游园的一个去处时，而孩子们，只是觉得在城墙上放风筝好玩时，其厚重，还能有什么现代文化意味吗？它不就只是一个摆设了吗？
事实上，这种担心并不多余，南京雨花台从一片红色的、血腥味弥漫的土地，变为一片精致的、由大理石造就的宫殿，在我看来，则是南京文化破败的另一种说明。今天的雨花台，你再也不会看到猩红的土地，也难以嗅到弃满烈士腥味的山风，那种只有在雨花台才能体验到的特殊感受，换来的，是小孩子在烈士碑下、在光滑的大理石上溜旱冰或嬉戏；而昔日令人肃然起敬的雨花台，今天也就成为南京旅游业的一个景点，成群的游客在这里走马观花而不是沉思。诚然，所有的历史陈迹都有一个保护和改造的问题，但如何保护与改造，却是检验当代文化有否创造力的试金石。历史陈迹的破败并不要紧，因为所有物化的符号只能在破败中呈现历史的含义，但如果人们用以审视历史陈迹的眼光也破败，那历史陈迹也将枉为历史陈迹，最后只能变成一堆井然有序的石头，若历史陈迹有灵，也只能暗自流泪了。所以依我看，除了烈士群雕和“雨花台”三个字，其它地方你把它称为西式宫殿也未尝不可。如果南京也叫“石头城”的意义竟然在这里，你不叹气还能怎样呢？也许，雨花台的设计难以体现南京文化深厚的底蕴，但是当它成为一种现实，而社会又缺少批评的声音时，他们在效果上就是一样的了。
不仅如此，南京老城墙的破败，还造成南京人文化心理上的破败，而且是更为严重的、隐秘的破败。前面说过，如果南京人的文化心理是依附性的，那么看惯破败老城墙的南京人，其心态就必然会受其影响。南京人口头禅中有句骂人的话叫做“二五兮兮”，专家们曾经对此做专门研讨而不得其解，甚至五、六年前有部电视剧原名就叫《南京二五》，也因为理解误差而拍成了“南京傻子”。南京人说俗并不俗气，说雅也并不雅致，说土也不土里土气，说洋也不洋里洋气；南京人说不上奸，也说不上滑，说不上憨，也说不上傻；这使得南京人成为较难描绘的“四不像”人，在什么方面都不会太过份，但在什么方面也都不很到位。我想，这是由于深层文化心理破败所致，在整体上没有鲜明的文化形象所致。这导致了南京人在什么方面都不会走在全国前列，但在什么方面也不至于落在全国之后；所以从电视机到香烟，从城市建设到野生动物园，南京都开始有了作品和产品，但这些作品和产品，都不具有明显的特色。精装的“南京”品牌的香烟，应该算是受南京烟民欢迎的了，但这香烟就是不具备“红塔山”、“玉溪”、“中华”那样明显的特点，也就是说没有“味”的形状可供把握。南京的城市建设近几年总算有了起步，但无论是街道、广场还是建筑设计，总是有点小儿科的感觉，这表现在：为了道路拓宽，南京梧桐遮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新街口和山西路广场每隔几年就要被整理一次，但每次整理完后总有大花脸的感觉，叫人不由得在想下次该怎么整理；新街口的天桥就像儿童搭的积木，让全体南京人都回到了背书包上学的时代……南京人不改变这种状况，南京就永远建立不起来它的现代文化形态。
四、拙朴粗糙的南京老百姓
在南京生活了20余年，在日常生活中我感觉最亲切的还是南京底层的老百姓。不能说我天性就喜欢南京人，而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时间长了，多半就会喜欢那儿的人。当然，使得我喜欢南京底层市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南京底层市民的拙朴粗糙，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笨拙粗俗（粗俗和俗气是两个概念），南京人口头语言中的脏话、粗话，均使我感觉到有和我血液相亲和的东西。
记得几年前南京电视台讨论过语言文明问题，以便让南京人从此至少在语言上可以走向现代化。这个初衷自然是好的，但南京老百姓从此后该怎么说话，说出来的话是否都像知识分子说的话，或者是否还像南京人说的话，却不得而知。当然这不是说南京人说话就应该粗俗和下里巴人，而是南京人话语中，在生气、愤怒、开心、嬉戏的时候，离开了粗糙和粗俗的成分，是否还是南京人？却是一个更深的疑问。十多年前我住南京青石街一老居民区，所有的生活场景和生活氛围都可以说是粗糙、粗俗的：30年代盖的老地板楼已破旧不堪，每天早晨，街口的刷写马桶声会唤起或端痰孟、或拎马桶、尚未来得及洗脸因而也互不打召呼的男女们、老少们……这份不登大雅之堂的亲切至今让我留念。重要的是：楼下一对中年夫妇每天清晨都要吵架，语言粗俗不堪。邻居们就在这粗俗的骂声中安睡、洗刷、吃饭、上班、上学，而这对夫妇骂完了，该干什么又各自去干什么，也没见夫妻感情有何不好。我常常想，对用这套话语过夫妻生活的人，能否改变为“你好”，“是你错了”这套所谓文明话语，就算现代人呢？以此类推，如果南京人不说“呆×”，而说北京人的“傻冒”，那么南京人还能称之为南京人么？换句话说，如果南京人的“呆×”意不在“×”而在“呆”（南京话“呆头鹅”可以佐证），那么要南京人不说“呆×”又有何实在意义呢？
就像任何俚语和土语均有其两面性一样，“呆×”或“呆×朝西”这类词汇在南京方言中保存着，一方面确实显示出南京方言粗俗的一面，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南京方言的“大实话”一面。就“粗俗”而言，它说明南京人已没有文化来体现自己对粗俗的超越，或者说它是南京文化已经破碎的表征——欲望与语言，骂人的语言与日常生活语言，已经没有根本区别。就“大实话”而言，“呆×”的流行又说明南京方言的原生性一面。南京人的直朴与可爱，至少也从语言上的无忌讳看出，从而让外地人惊讶于南京人的大胆与直露，这无疑又体现出南京文化异于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如果说，一个真正的现代人，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虚伪，是应该体现出敢于面对自己的欲望并表达之的话，我倒以为南京人语言上的粗俗并不与现代性相悖，尽管这不等于我就赞同南京话中可以有“×”这样的词出现，也不等于现在的南京话不应该进行价值上的剥离——如何使南京话保持它一定程度上的实在性与粗俗性，又尽量舍弃掉男人或女人身上的“×”，或许就是今天的南京人应该努力的语言革命。
但无论这革命是否可行，我倒更倾向于这样的方案：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南京人，不是不可以说“×”，而就应该尽量将这些与隐密欲望相关的粗俗语言，放在私人空间里说。正如我不赞成一个人在私人空间中还用“我们有共同的革命理想”、“我们俩能否爱一爱”、“你怎么这么低级趣味呀”这类矫揉造作的“文化语言”说话一样，我也不赞成将私人空间里的语言拿到大庭广众中去说，诸如在公共汽车上用“呆×”吵架。或者说，如果我们的生活中没有真正属于私人空间的语言，那么我们的公共生活中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化性语言。南京普通市民的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在私人空间中谈的是公共性问题，用的也是公共性话语，至少都与时代和工作有关（周末我们的小家庭与我父母团聚时，谈的是各人的工作为多）；而在公共场合中，南京人（包括南京的知识分子）则或者不同程度地喜欢传递某私人的隐私，使私人生活公开化。
自然，要南京文化变为上海文化不太可能，但要南京文化变为现代南京文化，则是有可能的。这个演变的方式之一，从我的否定主义观点来看，就是不拒绝南京人粗俗，但拒绝南京人停留于粗俗，从而体现出对“粗俗”的既尊重又能离开的“本体性否定”意识。这意味着，今天谈对“粗俗”的超越，不是用传统轻视私人和欲望的道德来超越，也不是用空洞的革命理想和大而化之的所谓“文明话语”来超越，而是用自我实现与自我创造的价值张力来引导。这意味着，今天的南京人在私人空间爱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说粗俗的或不粗俗的都可以，只要不影响到别人；而在公共空间中，则尽量离开私人生活与私人话语，少谈或不谈私人和欲望以外的事情。重要的是，谈私人以外的事情，也不是谈空洞的理想与文明，恰恰相反，公共场合谈论的，应该是如何自我实现与自我创造。因为只有依赖于每个南京人的自我实现与创造，南京文化才能逐步积累形成她的现代形象。南京的现代文化不是专家们设计的，而是包括专家、政府和平民百姓在内的全体南京人——通过个体创造设计的。关键是：所有的创造，都首先是个人的，指南针不是古代某个单位发明的，中山陵也不是某个集体设计的。所以谈对“私人空间”的超越，并不是超越到大而无当的“集体”中去——集体可以做成事情，但不一定做成创造性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