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知识分子论文,政策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01)03-0019-08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有两个政策至关重要，一个是干部政策，另一个是知识分子政策。因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科学文化知识制定出来的，人民群众是靠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各级干部动员组织起来，实现党确定的革命和建设任务的。但是，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经历了曲折反复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历史上最好的，它的形成是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其中，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1902年2月，列宁在他的名著《怎么办？》中深刻地指出：“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注：列宁：《怎么办？》，1902年2月，《列宁选集》[M]，1960年，第247页。）
列宁这段话乃至全书明白无误地说明了科学文化知识和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并且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革命知识分子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传播，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创、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创建中的伟大历史功绩。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也曾深刻而生动地描绘了鸦片战争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艰苦曲折过程，而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作为先驱。这些人当时都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1964年，第1476页。《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1927年8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M]，1957年7月，第1版，第95页。）而最早学习、宣传、接受这一理论的正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泰斗李大钊，稍后是陈独秀，以及受他们的教育和影响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诸如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等。这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时期在各地起了先锋骨干的作用，随后又起了桥梁纽带的作用，在工人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组织工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的基础上各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此基础上，1921年7月召开党的一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一大的13个代表全都是知识分子，代表53个党员，53个党员几乎也全都是知识分子。可见，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建党时的党员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其中许多还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大知识分子。
建党以后和大革命时期，党虽然也在农村领导了农民运动，但党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在城市，在城市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中进行党的建设、开展革命活动。因此，党员的主要成分是工人和知识分子。据1927年4月27日党的五大的统计，全国共有党员57967人，其中工人占50.8%，知识分子占19.1%，农民占18.7%。在知识分子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立场坚定、才华出众、具有一定政治经验和理论水平的杰出的活动家和领导者，在产业工人中也培养了苏兆征等一定数量的领导骨干。所以，从一大到五大，历届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的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这是在实际斗争中形成的，也是很自然的。不仅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俄国和欧洲各国党基本上也是这样。
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牺牲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出身的优秀活动家和杰出的领导人，如李大钊、陈延年、陈乔年、张太雷、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彭湃、肖楚女、恽代英、邓中夏等。他们的壮烈牺牲以实际行动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一样是坚定不移地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
从党的历史上看，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排斥，把知识分子和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人为地区别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左”的错误，开始于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
1927年11月由翟秋白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党在组织上的“主要观点之一，有很大政治意义的”，就是“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在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它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这种组织成分，就是武汉反动以前本党政策机会主义、孟什维主义的策源地”。（注：《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M]，1987年，第73页。）根据这种错误的分析，以翟秋白为首的党中央提出各地对党组织的改组与改造中，“（一）党的指导机关成分工农化，即提拔在斗争中积极的工农分子到各级党部指导机关负责。（二）党员成分工农群众化……坚决的赶紧的大批吸收工农分子入党”。（注：《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M]，1987年，第70页。）
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党的六大。六大选出的36个中央委员中，21个是工人，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家只有15人；政治局委员7人中，3人是工人；政治局常委会委员5人中，3人是工人，只有周恩来、蔡和森2人是知识分子；工人出身但政治上不成熟、不坚定，工作能力很弱的向中发被选为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会主席。后来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研究》的报告中说：“过去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人领袖虽然不少，但党对他们的教育不够，而知识分子干部中有许多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做了许多实际工作，有经验的不少。由于太强调工人成份，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就受到限制。……这和后来中央很弱是有关系的”。（注：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周恩来选集》（上卷）[M]，1980年，第185页。《革命救国论》1924年，《风雨四十年》（第2部）[M]，1996年，第237页、238页。《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3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1964年，第5页、第9页。）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连续发生了三次“左”倾，三次“左”倾错误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知识分子的排斥和打击。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在各农村根据地和红军中发生的“肃反”扩大化错误中，许多久经革命斗争考验锻炼的知识分子干部遭到了残酷的清洗和迫害，在党的历史上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抗战时期，毛泽东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系统阐发了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制定了大量争取和吸收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其主要内容是：
（一）根据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对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1919年的五四动动、1925年的五卅运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明显的例证。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1964年，第636、613页。）
（二）知识分子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更为宝贵。毛泽东多次谈到，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在这样一个国家，具有先进科学文化和专业技术的知识分子特别少，而“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1964年，第1082页。）加之“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注：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1964年，第611页。）因此，在中国，知识分子就显得特别宝贵，我们党同国民党和其它资产阶级党派争夺知识分子的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
（三）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制定区别对待的政策。毛泽东历来认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一般来说可以划分为分两大部分：“一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一是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具体来说，可分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1964年，第692页。）除上述三部分外，还有一个“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1964年，第636、613页。）依据上述分析制定不同的政策。依靠建党、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批久经革命战争锻炼考验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通过他们教育、组织、领导工农兵和知识分子民众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大量吸收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加入我们的军队、学校和政府工作，使他们在战争和工作中得到磨炼，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对于不能或不愿入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应该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带领他们一道工作。对于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派遣进来的知识分子，则应依靠真凭实据，坚决地有分别地洗刷出去。对于国民党统治区和日寇占领区广大的同情我们的党外知识分子，则应当同他们建立适当的联系，把他们组织到抗日和民主的伟大斗争中去，组织到文化运动中去，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
（四）依据历史的教训和党的工作的需要，提出知识分子和工农出身的两部分干部加强团结，互相学习的正确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多次强调指出：“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1964年，第636、613页。）应该好好地教育和带领那些参加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对于工农出身的干部，则应该切实地说服他们，使他们懂得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必要性。同时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1964年，第636、613页。）
（五）在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尽可能给知识分子、技术专家提供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工作、生活条件。1941年4月，中央军委在《关于军队中吸取和对待专门家政策指示》中提出，对待如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专门家的使用，“一律以他们的专业学识为标准”，“而不是以他们的政治认识为标准”。对各类人才，“物质上给以特别优待”，使之“无生活顾虑，专心工作”。特殊人才，“不惜价延聘”。“对于政治学习和政治生活，他们可以自由参加或不参加。履历表只填他的学历及工作历史，不填政治历史（包括社会出身、经济地位等），对于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不应干涉”。他们要求入党时，应乐于吸收他们入党，不得作“苛刻的限制”。（注：《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政策指示》，1941年4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M]，1987年，第73页。）这说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当时已注意到要给高级知识分子、技术专家提供一个比较优厚、较为宽松的条件和环境，以利于同国民党争夺人才，同时使知识分子更好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和专长。
可以说，毛泽东制定并系统阐发了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一政策为后来建设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基础。
党中央长征到陕北，特别是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为了抗日救国、追求革命真理，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从国民党统治区、日寇占领区的大城市和海外来到延安。我党中央建立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院校，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进行教育培养。经过短期学习后，分赴前线、敌后，参加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既有政治理论修养和实际工作经验，又有文化知识的骨干人才。这是抗战以来，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取得的伟大成就。但是，由于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错误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左”的错误的影响肃清不够，又受到小生产者的狭隘思想意识的束缚，在团结和使用知识分子的同时，过分强调了阶级立场、思想感情的改造。好像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就没有必要特别强调改造，以致于在延安整风中发生的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大批知识分子，特别是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受到伤害。1947年解放区土改时发生的“左”的错误中也有对农村中出身于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的伤害。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放弃升官发财的机会和优裕的工作、生活条件，投奔党、献身中国革命，绝大部分不是为生活所迫，而是追求救国救民真理和经过深入地理论思考后理智的抉择。因此，过分地强调思想改造是不适当的。
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
新中国成立前后，除极少数死心踏地的反动知识分子继续追随美蒋反动派对共产党和新中国持敌视态度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欢欣鼓舞、满怀喜悦地拥护党和人民政府的。其重要原因是通过国共两党的政策和实践的比较，痛恨国民党政府卖国、独裁、贪污、腐败，使知识分子虽有满腔的爱国热血，但报国无门，同时，还要受到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摧残迫害和贫穷、失业的煎熬。因而盼望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政权，使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得到发挥，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因此，大批知识分子留在了大陆，大批知识分子放弃了国外优裕的工作生活条件，克服种种困难回到祖国。诸如大文学家老舍、冰心先生，大科学家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先生等就是他们的光荣代表。
党和政府对留在大陆上的知识分子生活上包下来，对失业的知识分子尽量安排就业，对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热忱欢迎。在注重团结、使用的同时，也强调了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1951年9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中，一方面肯定了中国知识分子有爱国的思想、民族的思想，这是一个好的起点。另一方面，又必须通过学习、工作和实践，自觉地改造自己，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的立场，到工人阶级的立场。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新中国服务。这次会议后，党领导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同时，组织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等项政治运动，在实际工作中帮助他们学习、改造、提高政治觉悟、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
建国以后，我们党正确执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知识分子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经受了考验。同时，在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建设中发挥了作用。但是，在知识分子改造的学习运动中，一些地方发生了要求过高过急，态度方法简单、生硬、粗暴的偏向，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感情。
1956年，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也包括在新的形势下，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等问题。在这方面，周恩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56年1月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注：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年1月，《周恩来选集》（下卷）[M]，1980年，第158～189页。）
周恩来提出：
第一.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技术。
周恩来说：“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当前世界“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只有科学技术发展了，才能最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所以，在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中，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我们党只有善于充分地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又培养大批新知识分子，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
第二.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和阶级属性作了正确的估计。
经过建国后各项政治运动的锻炼和在实际工作中的学习、改造，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对中国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这种新的估计依据的是知识分子为哪个阶级服务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以及他们的实际思想表现，是一个综合性的标准。根据这种估计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迫切需要，改变了过去那种“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提出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第三.提出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
应该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给他们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对各种具体问题，周恩来都作了详细规定。
第四.提出了帮助知识分子改造的具体政策。
指出知识分子改造通常经过三种道路：社会生活的观察实践；自己的业务实践；一般的理论学习。在学习和改造中，周恩来特别强调：“应该注意的是，一个人思想的转变，必须通过他本人的自觉。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思想改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周恩来的报告，可以说是继1951年9月的报告后，系统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正确理论和政策。其中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同工人、农民一样都是党的依靠力量的观点，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发展。
但是对这种正确的分析在党内存在着不同的意见。1956年9月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的观点较周恩来后退了一步。首先，他未提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是说：“由于我们党做了长期的有系统的工作，我国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同工人、农民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并且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加入了我们党”。其次，未提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一样，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依靠力量，而是说：“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注：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56年9月，《刘少奇选集》（下卷）[M]，1985年，第240页。）这种政策实际上是停留在建国前和建国初。但他肯定了知识分子是“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是算在人民的队伍中。
而毛泽东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不同的分析。他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1992年，第384页。）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世界观的改造。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们党的三位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共同认为知识分子不论在革命中，还是建设中都十分重要，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离不开知识分子，但从程度上来说，因为周恩来更为了解世界各国，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应用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并且长期同知识分子保持着紧密而亲切的联系。所以，对知识分子更为器重、更为信任。至于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周恩来着眼于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治进步，主要看当前为哪个阶级服务，而毛泽东则偏重于对知识分子思想的分析，特别是世界观的分析，离开经济地位和政治立场，主要以家庭出身和世界观为标准，把知识分子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方法必然带来很大的主观随意性，这是不科学的、片面的，也是违背马克思、列宁关于阶级划分的客观经济标准的，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划分更是错误的。
这就是反右派斗争前夕，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三、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发生的曲折和反复
1956年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和决议中，都作了正确的分析。但是由于党和毛泽东历来对阶级斗争问题看得较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主要矛盾、中心任务等新的重大问题又缺乏清醒、坚定的客观分析，加之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混乱和动荡等复杂原因，1957年6月反右派斗争中发生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把55万余人划为右派分子，其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如果按毛泽东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估计，全国500多万知识分子，右派分子即占十分之一强，而且其中97%以上是属于错划的。这对经济文化落后、知识分子本来就少，而社会主义建设又迫切需要知识分子的中国来说，确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但是更大的损失在于1957年9月举行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据此轻易改变了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注：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M]，1977年，第475页。）这是后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发展愈来愈严重的依据。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提出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注：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3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1992年，第119页。）这就正式把知识分子从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中划分出去，归入了两个剥削阶级之中。为了发动“大跃进”运动，毛泽东在几次会议上以“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为题发表讲话，贬低科学知识和知识分子。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时，又开展了“插红旗、拔白旗”、批“白专道路”等运动，使不少坚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很大的政治压力。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心和长期以来对党的信赖并未因“左”的错误和严重经济困难而动摇。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仍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德共渡难关。
1960年冬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开始后，党中央对1958年以来在具体工作中“左”的错误进行纠正，对各方面的政策进行调整，其中也包括知识分子政策。1961年7月，党中央同意聂荣臻等主持制定的“科研十四条”。9月，批准了“高教六十条”。1962年4月批准了“文艺八条”。这些文件对于文学艺术、科技、教育等部门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支持和帮助知识分子做好工作都有明确具体的政策规定。但是，最为重要的是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剧本创作座谈会上，周恩来的《论知识分子问题》（注：周恩来：《论知识分子问题》，1962年3月，《周恩来选集》（下卷）[M]，1984年，第353～369页。）的报告和陈毅的讲话。
周恩来的报告针对1957年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分析又集中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首先，周恩来坚持“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应根据他们所服务的阶级来规定他们的阶级属性。接着，根据世界近代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客观事实，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长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敢于反抗当时的统治阶级，投入到新的阶级队伍中来，为新的阶级说话。他们背叛了原来的阶级，投降了进步的阶级。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中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都有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传播新的思想、新的学说。这些知识分子同样也遭到反动统治阶级的迫害，遭受反动知识分子的歧视和压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知识分子为广大人民服务。一方面旧的知识分子得到改造，一方面又培养出了新的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结成了社会主义的知识界。第三，引证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的论述来说明列宁讲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是包括了知识分子在内的。第四，用建国以来的实践说明知识分子是和党同心同德的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特别是从1957年到现在，知识分子受到了锻炼和考验”。“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同工人、农民一样经得起考验”。从而恢复了1956年1月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估计，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并强调在各项工作中都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受周恩来之托，陈毅在随后的讲话中，坦诚地批评了1957年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种种“左”的错误后，向参会的同志们行了“脱帽加冕礼”，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革命知识分子”之冕。
3月27日在京举行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注：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62年3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M]，1991年，第255页。）这一报告是经中共中央常委会讨论批准，由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正式结论。
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等努力纠正1957年以来“左”的错误，对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同心同德地和党共渡困难起了重要作用。但在不久后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周恩来、陈毅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却受到了责难。
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还是从知识分子集中的文化教育部门入手，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不断升级的“左”的错误的政治批判，最后引到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身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在《五一六通知》把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同党的干部联系起来，进而提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注：《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1966年5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M]，1991年，第276页。）而在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明确规定：“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注：《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1966年5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M]，1991年，第280页。）这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斗争重点是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其次是在各方面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这种规定无异于自毁栋梁。到十年浩劫结束的时候，不仅为人民共和国的创建立下了不朽功绩的老一辈革命家、各级领导干部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中华民族的精华——中国知识分子也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这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造成的历史悲剧。
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在党的历史上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阶级属性问题历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同时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同三次“左”倾，特别是王明“左”倾做了长期的斗争，抗战时期毛泽东制定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在此基础上，建国以后，周恩来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后，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和政策问题上党内也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坚持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该和工人、农民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依靠力量；另一种以所谓的“世界观”划线把革命战争年代划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归入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范畴之中，视为异己的力量，只能团结使用，不能依靠信任，而过分地强调教育、改造、甚至批判斗争。这种“左”的错误来源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推向极端，给中国知识分子，从而给整个中华民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邓小平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学生和战友，1956年9月党的八大以后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襄助毛泽东、周恩来处理党和国家大政。他深知文化知识的普及、科技教育的发达对当代世界各国的发展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关键作用，从这种强烈的爱国、富国、强国的历史责任心和对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建设事业中的深刻理解出发，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寄予了殷切的厚望。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以后，他的反思更为深刻。1975年复出以后，即循着周恩来的思路大力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坚持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大声疾呼，亲自动手抓科技和教育，以致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再次遭到批判和迫害。1977年7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工作后，又自告奋勇抓教育和科技。1977年9月，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关于教育工作的“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注：邓小平：《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问题》，1977年9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M]，1983年7月，第67页。）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创造条件，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这是自1962年3月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周恩来顶住压力为知识分子主诗公道之后，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公开为知识分子说话。在邓小平的直接支持下，否定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和关于教育工作的“两个估计”，解除了压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桎梏；完成了右派分子摘帽平反工作，为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迫害的大批知识分子平反昭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问题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开创了党的历史上知识分子工作最好的新时期。
第一，重申了周恩来生前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坚定不移地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不仅继承了周恩来历来坚持的、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发展科学技术，就必须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出大批高素质、高水平的科学家、专业技术、经济管理等各方面的优秀人才。从而必须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质量。因此，党的十二大上，把发展科技和教育确定为战略重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为了发展科技教育就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作用。
第二，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就必须解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经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努力，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断然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随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问题作了科学的分析，认为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来说已经基本消灭，阶级斗争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重申了周恩来从1956年1月以后历来坚持的正确论断于1979年明确提出：“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注：邓小平：《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1979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M]，1983年7月，第185页。）并且多次强调，知识分子作为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较高地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应该和工人、农民一样作为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依靠力量。这个在党的历史上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至此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第三，邓小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正确理论和政策，吸取了毛泽东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发生失误的历史教训，而且进一步发展创新，一贯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说：“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注：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10月，《邓小平文选》（第3卷）[M]，1993年10月，第1版，第91页。）为此，一方面对现有知识分子要彻底清除“左”的错误的流毒，解除过去那种不是注重本人的现实政治表现、工作实际和能力才华，而是用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本人历史等种种所谓“政治思想因素”去决定知识分子命运的“左”的错误，引进竞争机制，激励知识分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平等竞争。为此，恢复了各种专业技术职称的评聘。另一方面，采用各种方式、途径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大批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恢复了学位制，选送大批优秀人才出国留学深造。对知识分子政治上平等对待、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帮助。同时，也强调知识分子要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第四，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提出了干部队伍四化的方针。1980年8月，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郑重提出干部队伍实现“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青化”的方针。除继续把“革命化”置于首位外，强调了知识化、专业化和年青化。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中央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学历、职称、专业、知识结构等方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采取了具体的措施，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各级党、政、军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知识和文化水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变化的深度是我党历史上所未有的。这是我们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得以实现的组织保证，同时，也给知识分子报效祖国、展示才华提供了广阔有利的机遇。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我党历史上是最好的，这是邓小平科学地总结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又借鉴当代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科技、教育、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先进经验而制定的。小平同志逝世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发展，进一步完善。
总之，中外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党、一个国家，只有培养出大批德才兼备、品学兼优，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又有很强的实际能力和创新意识的知识分子，又善于爱护和使用他们，让他们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智慧和才华能量，这个党和国家才能迅速地兴旺发达，而尽快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的行列。让我们为营造这样一个最好地培养、使用知识分子的科学机制而共同努力。
[收稿日期]2001-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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