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州本《文选》减注现象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选论文,现象论文,明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1）10－0145－06
本来，在抄本、刻本流传的时代，极易因多次传抄、刻版而出现讹、脱、衍、倒等错误；这一情形，对《文选》注本、特别是北宋时将李善、五臣两注合刻后，尤为严重。在某种程度上，合刻适足以造成更大范围内、更深程度上的窜乱、变易，这是因为两注下注的语段多有不同以及注文中又引他注的存在，且合并时势必会删去一家以求简省刻版或整洁注文。这是其一。其二，从北宋早期六家本（如秀州本、广都裴氏本、明州本）到南宋六臣本（如赣州本）的转变中（即颠倒两注的位置），因种种原因，后来的版刻者未能见到一些早期的单刻（如天圣年间的国子监本），仅是据六家本颠倒了五臣、李善注的位置，就只会增添新的混乱。南宋时的赣州本，经斯波六郎的研究，就是这样的一个本子。[1]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的刻本，即秀州本、广都裴氏本、明州本实在有重新探求、审视的必要。
随着关注重心由五臣到李善的调整（这一过程大致在两宋之交完成），与纯粹因流传、抄写而产生的讹误相比，这种因人为删减、合并而带来的窜乱无疑要大得多；当然这也是解读减注的一个关键所在。在北宋早期的三种刻本中，明州本确实处在一个极为关键的位次（见下）。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此已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刘九伟《论明州本（文选）五臣注的减注现象》。[2]文章即据此为线索，尽可能深入地探讨这一现象；同时，兼论早期六家刻本所依据的底本及其传承关系，以有助于对《文选》北宋刻本的理解。
一
《文选》最早的刻本为约后蜀明德、广政年间（934—966）毋昭裔所刻的五臣注本。此后，景德四年（1007）始有国子监刻的单李善注本；但“未几”，就毁于荣王宫大火。一直到天圣九年（1031），国子监才又一次版刻李善注《文选》，使其广为流布。这距毋刻已六十多年了。据现今所能考见的资料，早期的合刻本有秀州本、广都裴氏本、明州本，这些都是六家本，即五臣注在前，善注在后。之所以有合刻的出现，是因实际的需要，即二刻恰能取长补短、并行不悖，便于使用者的翻检。二注合刻势在必行。这种合刻在北宋时，即仁宗两次兴学、州学普遍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出现了一个高潮。现在所能知道的早期合刻本有元祐九年（1094）秀州州学本、崇宁五年（1106）广都裴氏刻本，以及初刻很可能在仁宗之后的明州州学本（另文讨论），大致都在这一时期。或者说，约在善注单刻本出现的六七十年后，随着使用的日益广泛、深入，出于便宜的社会需求，合刻成了现实。
然既是合刻，就不免在实践上要首先遇到两个问题：二注下注语段的不同以及相同或类似注语的处理。对第一个问题，因五臣下注的语段一般长于善注，故多会并列善注以适应。这点容易做到。对第二个问题，为简省、整洁，势必会采用“某同某注”的形式加以解决；但这个问题最为棘手，可以相信，何种程度称得上相同，应该删削、合并，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标准，其处理的结果也不尽相同。这是客观存在。从这一点说，就需要对这三种刻本“某同某注”——即合并、删削的标准进行较全面、深入地考察，明了六家本的处理方式；进而给其刻本以客观的评价。因为至少现今还有学者对“某同某注”存有误解，如“这里所谓‘余同善注’，是说除所引之外，其余皆因袭李善之注。又有全袭用者，如《西征赋》‘兵在颈而顾问，何不早而告我，愿黔黎其谁听，惟请死而获可’，《六臣注》全引李善注，后谓‘翰同善注’”。[3]“按六臣本《文选注》中，经常出现‘某注同’字样……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五臣注迳抄上文，故无重出的必要。”[4]
先看秀州本。首先略微说明一下韩国奎章阁本（以下简称“秀州本”，其虽然晚出，但其基本上保留了秀州本原貌）的删削、合并特点。据此本末所附的秀州州学跋文：
秀州州学今将监本《文选》逐段诠次，编入李善并五臣注，其引用经史及五家之书，并检元本出处，对勘写入。凡改正舛错脱剩，约两万余处。二家注无详略，文意稍有不同者，皆备录无遗。其间文意重叠相同者，辄去留一家。总计六十卷。元佑九年（1094）二月日。
其说的“并检元本出处，对勘写入”，是否做到，今已无从稽核，且与本论文无关，暂不置论；但其说的删削、合并原则——“二家注无详略，文意稍有不同者，皆备录无遗。其间文意重叠相同者，辄去留一家”，大体近于实情。这有三点明证：
第一，经统计，明州本明删处，即采用“某同某注”的形式，总计427处；在这些删削、合并中，秀州本注明“善注同”等条目的仅83条，占19.4％。这个比例较小。不过，这些注明“善注同”的条目，如据国子监本、陈八郎本等考核，也有差异，不知何故（为避免枝蔓，暂且不论）。或者说，对于剩下80％的明州本直接删削、合并的条目，秀州本都予以保留。
第二，秀州本所说的“备录无遗”，还有更具体的例证，即仅个别字词差异的李善、五臣注，秀州本依旧两注并存。如第412、418、710、1106等页处，仅多一“卒”、“薨”，或“早卒”二字；这种情形，秀州本都予以留存。
第三，一些秀州本标出的“善本作某”的校语，确实同于国子监本，如卷五十五《演连珠》“臣闻触非其类，虽疾不应”，“不”字下，秀州本注“善本作弗字”，今核国子监本，正作“弗”字。此类情况较多，俯拾即是，不一而足；但足以说明秀州本的底本确实是国子监本《文选》。
因此，秀州本的确是研究《文选》流衍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可资参照的刻本。这里也特别提醒“辄去留一家”的措辞。按一般原则，六家本系统（秀州本属六家本）中，删削、合并的对象主要针对李善注，其应该说“辄省去善注”；但刻印者并没这样，这就无疑说，这个省去的不仅是善注，还有可能是五臣注。现在翻检秀州本，其也确实这样做了。所以，仅凭删削、合并某家来推断此本的来源是不科学的，四库馆臣在推断尤刻本的来历所犯的类似错误就是一个例证；原因很简单，“省去善注”并非直接对应着六家本系统。这一问题的出现实际上在秀州本中就已存在（不知何故）。因此，重新考察删削、合并的情形，就确有必要。
再看广都裴氏本。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二有宋本《六家注〈文选〉跋》：“《六家注〈文选〉》六十卷，宋崇宁五年（1106）镂板，至政和元年（1111）毕工，墨光如漆，纸坚致。全书完好，序尾识云：‘见在广都县北门裴宅印卖。’盖宋时蜀笺若是也。”这种观点，也能在章钰《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正·补遗》“五臣注《文选》条”引冯柳东的话中证实。现在一般认为，广都本是崇政间初刻，开庆、咸淳间（1261—1274）递修，此后明袁褧嘉趣堂嘉靖甲午至己酉（1534—1549）翻刻。[5]广都，即今成都双流镇。揆之实情，裴氏刻本中的五臣注，当就是同一地域极易寻见的毋昭裔刻本，因为假如毋昭裔相蜀后没几年就刻了《文选》，那么到965年后蜀亡国后毋守素携书版到汴京，其间大约有二十年；二十年间，毋刻本至少在成都一地的流传较为广泛。
二
再重点看明州本。明州本与秀州本为同一系统。如果我们把427处明州本删削、合并的文段做一比较，能发现：一、明州本中保留的五臣注、或李善注文，全同于秀州本；二、明州本中下注的语段，除第938页“于是君臣离而名教薄”一处外，其余的均同于秀州本。这就足以表明明州本或源于秀州本，至少出自同一底本；这是因为假如明州本也是据单本合并的话，其下注的语段不可能与秀州本这般丝丝入扣；而且，秀州本下注语段的截取并非严格按照五臣下注的位置进行，而是与李善下注时有交差、错乱。据上引秀州州学的跋文，“今将监本《文选》逐段诠次，编入李善并五臣注”，即以监本李善注为主，依次编入李善、五臣注——这种言说明显违背六家本体例，以及自己的实践，也似乎能从一个侧面暗示秀州本的不谨严性。
不过，秀州本留存注释的完整性，如上揭示，终究还是不错的。为此，以此为参照，具体看一下明州本究竟进行了怎样的删削、合并；或者说，明州本的删削、合并又大致遵循怎样的原则（规范）。之所以这样做，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这些删削、合并，正是最容易产生窜乱、混杂的地方；也是明州本减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经核查，明州本直接标明删削、合并的地方至少有427处，除去第653[2]、653[3]、654、2846等页的四处秀州本无注外（可能是漏刻），实际得423处。整体上，明州本删削、合并的注释中，据五臣与李善注差异的大小，大致能分为四种类型：相同、基本相同、约略相同和差别较大。之所以作这种区别，是为了能较清晰地见出明州本删削、合并的一些特点，以及各自所占的比例。
（一）相同
这又分两种情况：①秀州本也直接表明删削、合并者，据统计① 有第607、3678页等，② 共83条，占19.7％。②仅个别字词相异者，有第300、3511[2]页，共48条，占11.3％。第二种情形，按照一宽泛的原则，假如对其删削、合并，也无可厚非；因为它对文意理解并无什么影响，仅仅是略微的字词表达的差异。
（二）基本相同
之所以说基本相同，是指五臣注与李善注，除个别字词、语段不同外，其余的均相同。据统计，有第303、3671页等，共86条，占20.3％。“基本相同”里面又有一种涵括关系，即一注释基本上涵括于另一注释，我们也暂且把它归入这一类型；因为这种类型最容易看出明州本删削、合并的特点。其例子有：第614、3438页等，共69条，占16.3％。
就删削、合并的用语来看，明州本的规范远逊于秀州本。在秀州本标明的83条中，有55条都采用六家本该用的删削用语——“善注同”的格式，标注位置一律在注释末尾。反过来看明州本，合并的语词不仅有“翰同善注”、“同翰注”、“余见铣注”、“善同上注”、“良同下注”等区别，且合并语出现的位置更是前、中、末尾都有，如卷二十三《赠士孙文始》题下注“翰同下注”就反映了这种不无杂乱的情形。这就不免不甚严谨，也似乎能窥见一些随意的心态。
明州本属六家本系统，揆之常理，删削、合并时多是保留五臣注，删削李善注；但实际上并非如此，423条中，有79条都是保留李善注，占18.7％，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对此，首先可排除写版、刻板时致误的可能，因为在同一页中，如第657、917、946、2639、2891、3077、3285、3382、3601等页，同时出现了删削和保留李善注的两种相反情形。再回过头来看秀州本，这种删削五臣注的情形也在在多有，如秀州本第248、250、251、495、951、1028、1424、1428等页。就是说，六家本系统保留善注早在秀州本就已有之，非仅是后来的事。
进一步，在明州本中，特别是“涵括关系”的例子中，如“首身分而不寤兮，犹数功而辞諐。何夫子之妄说兮，孰云地脉而生残”中，吕延济注释的关键内容，如“我何罪于天而死？”“余固当死矣。起于临洮，至辽东，城堑万余里，此中能不绝地脉？此恬之罪也。”“乃饮药而死”等，都直接录自《史记》；在卷十五“董弱冠而司衮兮，设王隧而弗处”中，张铣注释中关键的话，如“董贤年二十二为三公，故云弱冠司兖。哀帝崩，贤自杀，家惶恐，夜葬。疑其诈死。有司奏贤造冢墓不异王制。贤见发掘，埋狱中”，基本上是不折不扣地录自《汉书》，这种情形下，势必会考虑保留善注（善注引《史记》《汉书》原文），而方便于删削、合并。因为对删削者来说，尽管略有不同，但说“济同善注”、“铣同善注”却是可以的，因为吕延济、张铣的注确实涵括在李善注中；反过来，假如删削善注，出于严谨的考虑，势必要费更多的话语来表述——即以“余同济注（或铣注）”和补足的形式加以区别。在明州本中也能见到这种删削的形式，如第796[2]、2420、2484、2865、2873、3131、3208、3221等页的条目（这些条目，秀州本也如此处理），只不过，这种条目委实不多，其原因可能就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这样，为权宜之计而采用了保留善注的破例。
以上例子，明州本都据以删削、合并；甚至有时违背六家本的体例而保留善注，如第909页。据此，足以能说，在删削者看来，大致上首先考虑的是文意相同与否；如文意相同，且又涵括于另一方，则此注释就会被删削、合并。这一特色，在下面“约略相同”、“差别较大”的例子中能更清楚地看出。
（三）约略相同
约略相同是指两注在文意、语词方面有较多的近似性，尽管其整体上还是有不小的差异；当然，这种区别也只是一种相对上的意义，为方便起见而作的界定。据统计，有第297、3674页等，共77条，占18.2％。猛一看，二注（五臣注与善注）至少在语辞方面有较大的差距，特别是例第669、747、2912[1]、3079页，其简略、详尽显然不同，实不该合并；但仔细审读后，就能发现它们间的相似性。这四例中，第一例，李周翰注的内容都完全见于李善注，余下的三例，李善注的内容也都能在张铣、吕向注中找到。这就再一次证明，明州本进行删削、合并的一个重要依据，更多地考虑的是文意，而不是文辞；否则，上举四例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删削、合并。而第265、1628、3088[1]页中，也都能看出这种情形。
（四）差别较大
此种类型界定的依据是文辞、语意都有较大一些的区别。据统计，有第265、3626页等，共56条，占13.2％。这种类型的存在，只能说明州本删削、合并的标准委实过于宽泛，有极不谨严的地方。
整体上，除第一类外（占31％），剩下的三分之二，五臣注、善注的内容都截然有别，特别是卷十六《叹逝赋》题下注（第970页），吕延济注引的是臧荣绪《晋书》，李善注引的是王隐《晋书》，二者内容也有实质的差别；但合并者依旧照省不误，这就从反面说明其删削、合并的标准并非语辞，而是文意。而且，三分之二的比例，也足以说明合并标准的宽松。当然，在明州本中也不是没有一些删削较严格的例子，如上面已提及的第796[2]、2420、2484、2865、2873、3131、3208、3221等页“余同某注”的条目，仔细核对秀州本后，发现确实如此。总之，如按照文意相同与否的标准来取舍，大致能解释这些条目删削的原因。但毫无疑问，这种主要据文意而加以删削、合并，只会增添新的不必要的混乱；因为在没有可资参核的情况下，只会让人产生误解，以为两注完全相同，即便是知道其可能有差异，也势必不能恢复到原注了。这一点，在六家本向六臣本的转换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上举卷三十七《陈情表》题下注（2293页）中，赣州本为：
善曰：《华阳国志》曰：“李密，字令伯，犍为武阳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适人。密见养于祖母，以孝闻，侍疾日夜未尝解带。蜀平后，晋武帝征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郡县逼迫，密上疏，武帝览其表，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终，徙尚书郎，为河内温令，左迁汉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翰同善注
北宋监本为：
善曰：《华阳国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更适人。密见养于祖母，事祖母以孝闻。蜀平后，晋武帝征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郡县逼迫，密上书，武帝览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下郡县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终，徙尚书郎，为河内温令，左迁汉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比较后能发现：横线前的部分，实际上正是秀州本、明州本中李周翰注的内容（其横线部分倒是李善注的内容）。试想，假如赣州本的刻印者手头只有一部明州本《文选》，或者其他不甚完整的六家注本（因为斯波先生已断明了赣州本源自六家本，非是单注本），又目验不到国子监本，那么他势必会先照录下李周翰的注释，后尾再补加上去一些内容，因为既然两注相同，面对他本中多出的内容，势必会一并补入，以确保注释的完整——这样就“完成”了李善注的内容，末尾再添上“翰同善注”。其这样做，判断的重要依据恐怕就是所谓的“善同翰注”，这是在单李善注不能见到的情况下，仅凭六家本系统的注释极易产生的一个结果。
这里面也牵涉到为何要破例保留善注的问题。如保留善注的例第604、669、917、909、1206、3088[1]页中，在前两例中，善注与五臣注基本相同，都属于节引史书，其差距并不明显，可不论。第669页中，善注引《汉书》，不仅详细地注出王莽九庙，而且据《汉书》说明哭庙南郊是大臣崔发的建议；翰注则因略去崔发的建议而存在误解。在第909页中，向注涵括在善注中，且善注又引《老子》《韩子解老》作进一步说明；善注较全面、准确。第3088[1]页中，善注引用《汉书》原文，详细说明薛方、逢萌“聘而不至”的情形；向注则仅是概述情形。因此，似乎能说，善注是因更全面、准确，以及前面所说的如这样删削会出语不便的原因，而得以保留。但这也未必，因为我们能明州本中找到大量的尽管善注更全面、准确，但也照删不误的例子。这样，明州本的处理就不免有更多随意的因素了。
顺便说明一点，唐末李济翁《资暇录》卷上严词谴责：“因此而量五臣，方悟所注，尽从李氏注中出。开元中进表，反非斥李氏，无乃欺心欤？”其后，姚宽《西溪丛语》、王楙《野客丛书》等，也有类似的观点。这实际上牵涉到五臣是否抄袭、或袭用李善注的问题。现在看来，至少这个观点未必完全可信。从卷十六《叹逝赋》题下注（第970页）能看出，同是对陆机生平的简介，吕延济与李善引用的是不同的书；而且，即便是同引一书，也有不小的差异，如第669页张铣注中“魏明帝将东巡，恐夏热，故许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赋之，平叔遂有此作”、第1120页李周翰注中“口吃，张华一见，甚善之。时人以其贫贱，不重其文”、第2093页张铣注中“吴王反，乘谏，不从，乃事梁孝王。孝王薨，归于淮阴”、第2293页李周翰注中“侍疾日夜，未尝解带”等、都是善注中没有的内容。而据现今所能见到的《汉书》，是有2093页张铣注中的内容；这就提示我们，五臣注释时，至少是翻阅、稽核过原书的，实不可轻易地一概而论。
三
明州本的减注，除此明删以外，还有暗删的存在。这里，为节省篇幅起见，仅间隔、随机选取四卷加以比较，所比较的版本，主要为北宋国子监本（天圣、明道本）、奎章阁本（秀州本）、明州本、及陈八郎本；如有必要，再参核其他的版本，如淳熙本（尤刻本）、赣州本等。又，没有必要的话，一般不上溯到抄本；因为抄本、刻本系统的比较有时只能使问题更加复杂。
经逐条排比、核校后，能看出：
卷十七陆机《文赋》、王褒《洞箫赋》、傅毅《舞赋》中，共37处差异；除第1018页明州本“九剑”错误、第1032页漏标“善曰”、及注释的顺序不同外，剩下的34处中，9处是明州本直接删去了秀州本的音注，且不作任何说明，特别是第1045页“抆泪”句注释的末尾，只删音注，《广雅》其他的注文却保留——这就说明这种删削是故意，而不是偶然疏漏；有25处是明州本与秀州本夹注的语段不同，两本互有歧异。
卷三十《田南树园》《斋中读书》《拟东城》等诗中，共13处差异；除第1873页可能属误刻外，其余的，因其量较多，如《杂诗》“王景玄”题下李善注“景玄”下脱“少好学，无不通览。年十六，举秀才，除南平王铄右军咨议。徽素无宦情，并陈疾不就”等三十二字，这当是有意地删削，不可能是疏漏所致。
卷三十七《荐祢衡表》《出师表》《求通亲亲表》《陈情表》《谢平原内史表》《劝进表》中，共20处差异，除一处为夹注的语段不同外，剩余的全为明州本所脱落的文字，脱落殊为严重。整体上，这些脱落的情况多样：字数长短不一，最长的一处——第2276页竟脱落了206字；有部分脱落的，也有全部脱落的，如第2261页脱铣注、第2262页脱善注、第2275页脱良注、第2303页脱善注；还有脱落较关键的表明注者的，如第2269页脱“铣曰”、第2287页脱“善曰”；这些删削，也正如尤袤刻李善单注本时的跋语中所慨叹的“虽四明、赣上各尝刊勒，往往裁节语句，可恨！”显然，这些情形的脱落只能直接导致注释的窜乱——此不能不影响明州本的质量。
卷五十五《广绝交论》《演连珠》中，仅一处“心计莫能测”善注“心计侍中”，“侍”应为“得”（第3311页）。
整体上比较这四卷，能看出：
第一，这四卷的删削、合并并无规律：卷十七表现为删削李善的音注和夹注语段的不同；但这一情形并未表现在其他三卷（仅第2301页有一处）。卷三十和卷三十七虽都表现为注释的删节，尽管卷三十尚可说是脱落，但卷三十七就只能说是有意地甚至大段地删削；但卷五十五又表现为基本上没有任何删节。这些情形只能表明明州本的情况比较复杂，远不可一概而论。
第二，这四卷中，除上列的删削、变更外，余下的都同于秀州本的内容；这就充分进一步证实了明州本源于秀州本，或者至少是同一个底本（明州本的初刻不一定在秀州本后）。而据秀州本后附的跋文，秀州本是合并国子监本（单善注本）、平昌孟氏本（单五臣注本）而来；那么，明州本所保留的李善注无疑就是国子监本的内容，五臣注则源于平昌孟氏本刻本。这也可作为考察其他版本《文选》的一个基点。
四
广都裴氏刻本，今已不可得见；所易于见到的是明袁褧费十六年于嘉靖己酉刻成的嘉趣堂本，俗称袁本。斯波六郎在《对（文选）各种版本的研究》一文中，曾详细地比勘过袁本、明州本、四部丛刊本（赣州本），之后斯波得出结论：“此本（指明州本）的五臣注、善注详略尤与袁本同”，[6]并且，“明州本省略的注，此本（指袁本）却详出”。[7]斯波所言的“省略的注”即指暗删的李善注。可见在早期的三种六家本中，与其说是因同一版本系统而相近，还不如说在早期的合刻本中，因底本的相近而类同。
但是，这三个刻本对南宋《文选》刻本的影响却截然有异。淳熙八年（1181）时在池阳郡斋（今江西贵池）的尤袤刻印单李善注本，并在题跋中写道：
虽四明、赣上各尝刊勒，往往裁节语句，可恨！
尤氏当然是有感而发。四明即明州，明州本删减语句，已如上所考，确实是事实。赣州本，据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十二言“凡五臣所引书，与善注复者则删之，其不复而意义浅者，亦多删之”，对此斯波“今检此本，略如杨说”。[8]可见赣州本也多有删削。更重要的是，对尤袤而言，或许因地域的毗邻，尤氏所见之本，当以明州本、赣州本为著；否则，他就不会特意标出。这是因为从南渡以来，中土就无有秀州本的记载，已无缘得见；国子监李善单注本，一般都认为，也不是尤刻本的底本，或者说，“博及群书”（袁悦友跋语）的尤袤也没见到国子监本。这样，或许能说，是明州本、广都本给了南宋《文选》刻本的直接影响。笔者臆测，尤刻本，直接参照了明州本、广都本也未为可知；因为从袁褧覆广都本来看，其正好详于李善注，二者结合，据二本中的“某同某注”来补完整，由此“增注”，也是可能的。
［收稿日期］2011－07－29
注释：
① 为方便，此仅标注明州本的页码，以备检核；在这方面，实应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时精心编制的小页码；不过，偶有两处失误，即第2253－2256页处一版漏印页数，一处页码装帧颠倒。其中，1990[2]表明为第1990页的第二处。明州本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本；秀州本为韩国1996年3月再版，1983年3月初版本。
② 说明：为避免繁琐，此处不一一指明页码；详细的页码可参见拙著博士后出站报告《五臣注〈文选〉研究》，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