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从何而来？——从科学社会主义观点对市场与民主所作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而来论文,所作论文,观点论文,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1)01-0011-07
从科学社会主义①的观点看，民主不是从“自然权利”之类超历史的抽象原则中引申出来的，而是从社会历史的演进中发展出来的。民主也并非某种独立自存的东西，而是与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相联系并为其服务的政治形式。由此出发，科学社会主义者的确不愿脱离具体的阶级分析而一般地谈论民主。
但是，像马克思这样的科学社会主义者，从来也不把民主简单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欺骗工具和控制手段，而是看做与历史进步一起发展起来、由不同历史时期的广大下层阶级或阶层通过斗争而获得的保卫自己切身利益、提高自己权利的有力手段。社会主义不是要把民主当做无用的东西抛弃掉，而是要把民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出发，民主始终是与之密切结合、须臾不可分离的制度保证。许多人大概未必清楚，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把一切集中到国家手里，而是意味着由社会全体成员来共同管理社会事务，因此，搞社会主义而排斥民主，就等于说搞社会主义却可以不要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马克思学说有深刻认识的罗莎·卢森堡在她那篇著名的《论俄国革命》中说得好：“社会主义民主制是与废除阶级统治和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开始的。”[1](P505)
然而，在一切科学研究中，首要的应该是方法而不是结论。所以本文并不准备把“社会主义民主”拿来当做评判现实的先验原则，而只限于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实际地考察民主。这就是说，我们不打算从任何抽象的原理中先验地演绎出民主的必要性，而是要从历史的进程中具体地阐述民主的不可缺少性。
一
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民主有着内在的联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经济建立在等价交换基础上，以契约的平等为基本条件，因此，从这种经济关系中，本质地产生出以权利的平等为核心的“权利关系或意志关系”[2](P61)。也正是因此，商品经济自出生以来就与各种各样以等级差别为特征的特权政治相对立，顽强地要求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民主制度。在历史上，商品经济的发展总是引起平民与政治特权之间围绕权力归属问题的矛盾和斗争，而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民主制度的确立。
古代雅典是古代直接民主制的典范。这个依山傍海的城邦比其他城邦都更加充分地发展起了商品经济，从而使得以工商业生产和贸易为生的下层自由平民的力量，成长到足以与贵族势力相抗衡的程度。在此基础上，经过一系列政治斗争，终于建立起了对当时和此后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以平民为主导的直接民主制度。不论这一民主制度以后来的眼光看怎样简陋，曾遭受过怎样的诟病——例如，自由主义者最爱引用的托克维尔的“多数人暴政”之说——我们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雅典正因其民主制的确立而成为当时全希腊最强大的城邦，它的公民们因自己的制度而自豪，为了捍卫这一制度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同外来的侵略者作斗争。雅典的民主制是雅典的科学、哲学和艺术高度发达的重要原因；完全可以说，没有雅典的民主制，就没有在世界历史上影响至为深远的古希腊文化。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大规模发展是民主制度得以逐步确立和完善的根本原因。随着从中世纪封建社会中挣脱出来的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个全新的市民社会产生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3](P130)。资产阶级在把商品生产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也把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中世纪等级制度逐步排挤掉，使等级社会转变成了以身份和契约的自由平等为特征的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其政治上的相应形式必然是民主制。它相较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而言，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马克思恩格斯给资产阶级的这一成就以极高的评价，马克思曾说资产阶级现代国家中宣布了人权平等、废除了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在政治上的差别，这些进步实现了人的政治解放，“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4](P174)。对于19世纪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虽然是资产阶级借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形式，但同时也是工人阶级解放不可缺少的政治形式，它实际上为工人阶级提供了通过斗争以保卫自己的利益、提高自己的地位并锻炼自己的政治活动能力的广阔场地。恩格斯还提出：“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5](P412)
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期发生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在20世纪并未发生，现代市场经济却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市场经济的全球性扩展，民主政治相应地铺展成为席卷世界的浪潮。如果说，19世纪的民主制度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资产阶级的操控，表现为形式的民主的话，20世纪下半期以来的民主，则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广大下层人民实际权利的扩大。这是历史的进步，是人民经过长期斗争所得来的重大历史成果，如果硬是把这一进步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欺骗，那就太可悲了。当代的世界性民主潮流绝非某种外部势力所能推销的“邪恶”观念，而是世界历史进步在当前和今后的普遍趋势。
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同样不能不受到这一普遍性的制约。但是，它同时又带有自己所独有的特殊性。
二
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长期演变的结果。中国社会主义是20世纪东方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东方社会主义演进的内在规律始终规定和制约着它的发展。笔者多年来强调一个看法，即来自西欧的社会主义一旦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扩展为世界性思潮，势必在各个不同地区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和现实需要的影响下发生本质的改变。在西欧那里，马克思主张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上由无产阶级大众作为一个整体去夺取政权，这样的行动自然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开始。当马克思主义经由俄国向东方扩播时，产生了以列宁主义严密组织原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它利用富于鼓舞性的纲领、灵活多变的策略，抓住特殊有利的形势和时机，或领导工人（在1917年的俄国），或领导农民（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在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和工人阶级政治活动能力薄弱的条件下实施夺取政权，并从“空地”上开始建构社会主义。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必定表现为政党—国家高度一体的中央集权。它固然可以执行高度整合社会资源、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实现现代化的要求，但这并不等同于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所有制，即不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劳动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行自我管理，进而消灭阶级差别，走向“自由人联合体”，而只能是以新的形式重建等级差别，从而形成一种以管理者为核心的新的政治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社会主义，即我所称的“无社会的社会主义”。这样的政治结构无法有效地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事务管理的监督和参与，而极易形成新的官僚化的政治权力垄断者阶层，这就是它的重大缺陷之所在。就其实质而言，它与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由工人阶级大众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社会主义形似而神离；就其逻辑而言，它一定要发展到自己的极端形式——领袖个人权力至上，实行个人专断，这一极端形式的恶果，在苏联的“肃反扩大化”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淋漓尽致地展现给世人了。
当着“文化大革命”把这种领袖专权的弊病显露无遗，把整个国家和社会引向贫困匮乏的境地，以致不仅下层无法正常生存，而且上层也已无法正常生存的时候，一旦领袖离世而去，体制内自上而下的改革就开始了。依照类似于制度变迁“路径依赖”说所阐述的原理，在体制自身的性质和需要所决定的“制度惯性”的支配下，改革并不是要追求什么与这一体制不相符合的理想，去建立社会劳动成员的自治制度，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而是要通过国家权力在既有的政治结构之下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用的政策引进来，以便走出先前的困境，使得经济较具活力，更加有效地促进工业化，在此基础上缓解长期的普遍贫困状态，从而维持政权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种设计构成了我们30多年来的改革历程的总的方向。由此出现的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是我们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各种复杂关系的奥秘的一把钥匙。
市场经济的改革一旦启动，就会一步步超出所有人的主观意图，依照自己的固有逻辑向前发展。这个发展过程，对于历史的进步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矛盾。
我国30多年来的市场经济发展造成双重的结果：一方面，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使得先前贫穷匮乏的经济一变而为市场活跃、供应丰富的经济，大幅度、大面积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相较先前“计划经济”下的普遍贫困而言，新旧时代几乎是两重天下。不论人们对当前的社会状况怎样充满批评和不满，但只要是还能够正常思维的人，很少有真心愿意回到“文革”及其以前的时代的。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造就了新的阶层关系、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社会意识。在先前的时代，所有人们都被组织在一个统一的、无所不包的巨大中央集权网络之内，仅仅作为庞大的机器上的一颗颗小小“螺丝钉”而存在。而现在完全不同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快速工业化、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资本的急剧发展、经济地位的分化和由此造成的利益多元化，使得社会各个阶层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大大加强，对政治权力的依附性逐渐弱化，人们基于自己利益的自主权利意识日益抬头，对民主的要求也就必然地不断增强。所有这些，对于任何一个懂得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问题的人来说，都应该承认是中国社会的前所未有的进步，它们使得我们这个数千年中在经济生活中未曾发生过根本变革的农业社会开始了一条迈向现代社会的道路。
但另一方面，依照事物自身的固有逻辑，在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巨大变化面前，未经历重大改革的政治权力也在努力地适应市场，并且是依照自己的需要和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适应市场。市场经济要求民主化，某些官员则本能地要以自己手中的权力介入并控制市场。英文刊物《每月评论》2005年第11期上的一篇文章，从极“左”的立场上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持尖锐批评态度，但也指出这种情况“并非改革的初衷。中国经济改革的本意是通过有限松绑的办法以缓解和消融文革后期日趋严重的社会经济矛盾，而官僚政治权力的滥用在改革初期只是个人化的投机行为”。这一看法是公正的。的确，这些“个人化的投机行为”起初还只是分散的、个别的，通常表现为在计划与市场“双轨制”并行的情况下利用个人职权以权力换取贿赂，其规模和范围都还有限。但是，由于“个人化的投机行为”并非偶然，而是权力过分集中且民主监督还不够完善的制度缺陷的产物，遂导致市场经济越发展，部分官员的权力滥用范围也就越扩大，以至与资本沆瀣一气、贪污腐败的权钱结合行为也就越严重。自上世纪90年代我国市场经济全面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来，“个人化的投机行为”呈上升的趋势，有变得普遍起来的危险。正如大量的事实揭示出来的，一些地方的政府权力为了追求偏私的利益，有意识地在市场中上下其手，操纵控制，把权力变成与资本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的手段，利用公权力谋取巨额私利，从而形成时下民众普遍不满的权力寻租现象。这就导致了严重的官僚主义的膨胀和腐败现象大量发生，以致产生出愈益凸显的社会矛盾。事实证明，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先前还只能通过“代管”行使“长官意志”的政治体制中的官员们，如果不经历党和国家主导的积极的民主化改革，就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地转变为市场的操控者。
可以说，如今这一矛盾正在构成威胁我们的社会和谐稳定的最主要危险，这是个无法否认和需要正视的事实，现在的问题只在于如何看待和处理它。
三
人民日报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6]颇为引人注意。文章援引了不少实际的调查材料，有根有据地指出：当前“弱势心理”正在全社会范围内蔓延，从扛着编织袋的农民工到小商贩、大学生，到收入不菲的白领、金领们，全都染上了这种“弱势心理”病。即使是收益丰厚、令人羡慕的民营企业家，也自称在政治权力面前属于“弱势群体”。因为“每到一个地方，你得先请有关部门的人吃饭。安排到位啥都好办，安排不好就找茬，拿粉尘、噪音说事儿，让你干不下去。一个村委会主任就能把我‘熊’得够呛！不送红包，村里就设路障堵车。更别说为了拿项目盖章、贷款啥的，老难了！”
这种普遍的“第三等级心理”，并不是大众心理出了偏差，而是我们当前的社会心理对我们的现实社会状况的一种鲜明反映。它表明，在各种复杂社会矛盾的作用下，我们人民的各个阶层和各个群体，都处于一种集体的忧虑不安和缺少稳定感的状态之中：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满，对社会的分化深感不公平，特别是在手握权力的部分腐败官员的无所不能面前深感无助，当然，对未来也就不能不信心不足。这表明，我们的社会遇到了不容忽视的困难，如果解决不好，就可能酿成某种严重的恶果。
基于此，“怎么办？”这个中外思想史上无数次提出的老问题重新成为热烈争论的焦点。
笔者从来不同意各类极“左”的意见。不能否认这些意见有的确实出于真诚，但它们在理论认识上相当混乱。依照这些意见，问题的根源应该归结为市场经济本身。持这些意见的人把市场经济当做“官僚资产阶级”产生的罪恶渊薮，他们甚至责备当年的“文革”还不够彻底，因为还没有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扫除净尽，所以才留下了如今的“资本主义复辟”的祸根。他们把刚刚过去才不过30来年的那一不堪回首的历史时期当成了美好时代，依照他们的浪漫描述，那是一个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时代，一个社会道德高度纯洁、万众一心、无私奉献的时代。在他们对当今现实矛盾的猛烈批评中，固然有一部分是对事实的客观揭示，因而也还多少有一些价值，但他们不了解这些矛盾恰好是他们所向往的那个旧有时代下以“长官意志”为主宰的政治权力移用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新的结果而已。他们针对当今矛盾所提出的消灭市场、重归集权和计划的老路的方案，其实是用过去纠正现在，用原因反对结果，是徒劳无益地要求历史倒退。当他们提出所有这些主张时，居然会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是站在人民大众一边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们往往是“民主”这个字眼的激烈反对者，他们直言不讳地宣称，民主和自由是腐化社会、动摇权力、危害国家的异端邪说，是西方用来瓦解我国的阴谋工具。每当这个时候，他们就向人们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所讲的社会主义根本就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而不过是斯大林模式的“兵营社会主义”而已。这样的社会主义的确是与民主毫不相容的，但也是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毫不相容的。坦率地说，当我每次阅读他们这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陈腐言论，总是不由得想起《共产党宣言》中辛辣嘲笑过的那些“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另外有一些人士，他们清楚地看到我们当代的各种社会问题与民主参与、民主监督不足之间的联系；他们承认民主对于人民大众的好处，承认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甚至也不否认民主是当今世界的普遍潮流，但他们认为所有这些都并不重要，他们担心的只是在我们这个历史上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度里，在现代化进程发展到如今这个关键时期，各种矛盾融汇聚集到一起，从而显得特别突出和具有破坏性的局势下，一朝骤然实行民主，便会导致矛盾激化，各种冲突失控，这样就不仅要影响稳定，迟滞经济发展，甚至会事与愿违，导致民族分裂和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解体。因此他们主张：民主有害无益，应该缓行，当前最需要的是维持现状，哪怕这一现状十分不能令人满意，不能很好地保障人民的权利，但总比整个社会陷入混乱、民族解体要好。民主不论怎样良好，毕竟是一种奢侈品，最好是放到未来的时代，待到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到某种令人满意的高度，各种矛盾已经解决之后再去考虑这个复杂而危险的问题。
应该承认，这些人士的担忧是出于务实的考虑，用意良好，他们对于民主一旦实施不当便可能对社会稳定带来威胁的提醒，也的确具有警示作用，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在本文看来，就总体而言，这种观点却是近视保守的和缺少说服力的。
民主并不是消极的因素，并不是除了为社会添乱之外别无它用。因此，决不能把民主当成某种可以推到遥远的未来，等到河清海晏、衣食无忧之后才拿出来供人享受的奢侈品，民主是与人民大众的当下利益密切关联着的现实需要。不错，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侈谈民主是无益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任何历史进步的决定性推动力，也正是为此我们才特别需要支持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起码的常识告诉我们，人是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无法设想我们的劳动者可以在遭受资本和部分腐败权力不受约束的双重压力之下，仍去积极地推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很清楚，在缺少民主的状态下，靠牺牲下层民众的基本利益需求去发展市场经济，维持稳定，恐怕是缘木求鱼的幻想。不仅如此，这只会让矛盾越积越重，社会出现不和谐不稳定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至多只能做到把矛盾压入地下，处于抑制状态，把爆发推迟到未来某个时候。历史的无数次经验教训都已经证明了，这绝不是避免社会不稳定不和谐、民族矛盾加剧的有效手段。
说实在话，我们现在是处于一种微妙的两难境地之中：一方面，大量复杂交织着的社会问题迫切地需要用民主化的手段去解决，另一方面，现有的条件又决定了民主化绝对不可能在某个晴明的早晨突然降临，而只能是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通过艰难的努力去逐步获取。这个过程同时也就是普通民众学会运用民主、增强社会管理能力，使各类矛盾逐步得到解决，使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趋于和谐稳定的过程。如果不是像这样以动态的眼光看问题，而是以静态的眼光看问题，那就只能把民主当做消极的东西与稳定对立起来了。
依本文之见，在当今的中国，民主正是与我们所说“民生”问题紧紧联系着的根本问题。只有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是克服目前矛盾的良药。问题在于：怎样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四
在当今，民主的重要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了。但是在怎样推进民主的问题上，还远没有达到较为普遍的共识。本文同意，在我们今天的条件下，民主只能是依据现有的政治资源和力量，以合法的途径通过渐进的方式去逐步地获得，而不能依靠无组织的激烈行动去获得。因此就需要有执政党的自觉意识和积极努力，需要有领导层的明晰认识和切实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积极的建言都是有益的，应该得到大力支持。然而本文在这里想要提请人们注意的是一个迄今为止还没有受到足够注意的方面：民主与下层人民的活动之间的关系。
翻阅一下历史便可以看到，民主从来不是来自赐予，而是依靠其自身地位及其利益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的人们的长期努力获得的。古代希腊是这样，近代也是这样。我们这里不必详谈古代雅典自由平民和近代西欧资产阶级争取民主的过程，只要回顾一下西欧工人阶级为争取政治和社会民主而进行的长期斗争就够了。从19世纪上半期以来，这种斗争就开始了。首先是从英国工人阶级起步，随后则是西欧大陆各国工人阶级紧紧跟上，他们以不懈的努力和艰苦的奋斗去争取民主改革。他们的斗争是充满反复挫折但卓有成效的。在工人阶级群众性运动的推动下，西欧政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总的方向是朝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方向发展。从对工作日时间予以限制到对工人阶级工作条件和劳动待遇的改善提高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从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政党获得合法地位到广大劳动者群众普选权的确立，无一不是在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广大下层劳动者的推动下完成的。没有他们的活动，就没有现代民主制的建立，也就没有今天西欧工人阶级的一切成果，这些成果固然是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旗帜下所获得的，但如果没有工人阶级下层的长期争取，是决然做不到的。
我国当代的社会不是19世纪的西欧社会，当然不能作简单的类比。但是，我们既然实行了市场经济，就必然会在一些主要的方向上呈现出市场经济所共有的特征。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大量私企和外企，依其性质而言，在它们的内部必然要出现资本与工人之间围绕利益而展开的博弈。资本要尽可能地压低工资和加强劳动强度，以获取更为丰厚的利润，而工人则需要通过抗争去维护自己的利益，那就是争取能够保证起码的生存条件、人身安全和人的尊严的状态，首先是为自己的劳动力得到较为合理的工资。如果使用科学的语言来描述，那么在这里，斗争着的双方正好就是如马克思所说的“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体现”②，他们之间的斗争其实也就是阶级斗争。所以，合理的做法不是回避事实，更不是像一些地方的部分政府官员所做的那样，干脆站在资本一边对工人的正当活动方式进行阻挠和弹压，而是建立、发展和健全民主与法制，保护劳动者通过集体行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力，从而使得利益彼此抵牾的双方能够在法律的保护之下，以谈判、协商的温和方式进行博弈，从而把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博弈维持在合法的范围之内。而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于各方利益的保证，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和谐，都将起到减压阀的作用。民主制度在这里，不正好是发挥了对社会稳定发展的维护作用吗？
不幸的是，我们的下层人民针对不受约束的资本和手握权力的部分腐败官员的抗争，对建立真正维护自己利益的工会和农会的自发努力，迄今并没有受到足够注意。在不少人心目中，他们固然是一批值得同情的“弱势群体”，但在他们的自发活动中间潜藏着的真正值得重视的意义却被忽略了。这种情况应该改变，应该充分估价他们的作用，使他们争取自身劳动条件、卫生条件、工资待遇的改善与提高的正当活动得到正确引导并合法化，得到制度上的保证，这样就会使目前软弱无力的下层民众成为抵制不法资本和部分腐败官员的侵害、增强自我防卫能力、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弱势群体”之所以处于弱势，正是由于不具备使他们能够保卫自己的权益的完善的民主制度。一旦他们得到这一制度上的保障，他们就会摘掉自己头上的弱者帽子，用自己的积极行动去富有成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提高自己的地位，改善自己的境遇。社会主义者从来不忽视人民群众的伟大首创精神。就像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农民以自己的自发行动闯出了土地联产承包的道路一样，我们今天的广大下层工人和农民，也完全有能力在执政党的领导和引导下摸索出一条使自己摆脱弱势地位，获得独立和尊严的合法的新的道路。
最后要再次强调一遍：本文在这里谈论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主问题而不是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市场经济和一般民主（形式民主）也还并不能等同于社会主义。但是，市场经济和民主这二者都是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础。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落后国家产生的“现实社会主义”之所以到处都表现为“代管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不是因为个别人的主观上的错误，而是具有远为深刻的客观历史原因。在这片广袤的东方土地上，由于社会主义的客观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的匮乏和工人阶级力量的不够强大，仅仅依靠先进政党的斗争，固然可以实现夺取政权的伟大成功，但却不能凭空创造出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从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出现理想与现实的重大反差，从历史唯物主义眼光看是毫不奇怪的。历史的发展始终是自然历史的进程，在物质与精神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最多也只能做到使劳动者大众从旧的压迫者那里转入新的革命的保护人手里。随着苏联—东欧“现实社会主义”体系的崩溃，那种旧有形式的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而从中脱壳而出的市场经济道路却在客观上有可能培植未来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主体力量。因此，社会主义者没有任何理由不支持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者支持广大劳动者争取自身民主的活动，与支持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毫无矛盾，而且是相互促进的。市场经济与民主犹如鸟之两翼，彼此呼应，互相支持，必定极大地促进劳动者大众数量与质量上的提高，使他们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自治能力得到极大的发展，这个过程将为未来的由人民大众自己推动的社会主义打下必不可少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者应当赞成这样的主张：更多的市场，更多的民主。
【收稿日期】2010-12-20
注释：
①“科学社会主义”一词，由于在它的名义下的“斯大林模式”的实践，已经被弄得名声扫地了，以致不少缺少辨别能力、不明真相的人提到这个词就深恶痛绝。在他们心目中，这个词是与计划经济、中央集权、独裁统治、个人专断、大规模镇压等一切令人厌恶的现象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呢？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它的含义是以科学分析的态度和方法去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使社会主义成为一门可以严格分析的科学而不是一种凭空设想出来的理想。也就是说，这个词汇表示的不过是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方法而已。
②参见《资本论》第1卷初版的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着重点为原文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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