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分布遗物研究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物论文,跨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跨文化分布遗物指在不同考古学文化中发现的外形相同的文化遗物，日本学者曾专题探讨过研究这类遗物的方法，并称之为考古资料分布论①。中国也有学者从探讨不同考古学文化关系的角度论及跨文化分布遗物（以下简称跨文化遗物）的研究方法，并把这种方法称为文化因素分析法②。在他们的倡导下，跨文化遗物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就跨文化遗物研究而言，它主要包括跨文化遗物比较及其分布两个方面。本文拟综合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探讨跨文化遗物比较及其分布的具体研究方法，希望有助于跨文化遗物的深入研究。
一、遗物比较
研究跨文化遗物，首先要用比较的方法从不同考古学文化中找出外形相同的遗物。为此必须设计比较标准，然后对相关遗物进行比较确认它们是否属于跨文化遗物。
1.设计比较标准
比较是人从其自身的需要出发，依据其内在的尺度对客体实施的创造性思维活动。构成比较活动内在机制的两个基本环节是人的认同和辨异，人在比较中不仅是旁观于侧的裁决者，还是直接参与者③。为尽量减小因人的认识不同造成比较结果出现大的偏差，必须设定严格的客观标准，按此标准进行比较。
设计比较标准首先要找到典型器物，典型器物是这类遗物发源地出土的、特征鲜明的常见器物。鉴于很多遗物的发源地暂时无法确认，可以把时代最早、出土数量最多的遗址作为该遗物的发源地。
判断两件遗物是否相同，有两大标准：一是文化属性，二是自然属性。文化属性指遗物的外形、纹样、制作技法和运动习惯痕迹，这四个属性综合体现了各文化传统、审美观念和工艺特点。自然属性指原料，它是人们有意识选择的结果，通过理化分析可以大致确定其产地。鉴于尚未普遍开展文化遗物理化分析，目前可以把外形、技法和纹样作为判断一件遗物与标准器是否相同的主要标准。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考古学文化各自独立发明制造的遗物外形偶然相同的情况不在少数，为避免把偶然相似的遗物当作跨文化遗物，建议尽量选择外形复杂、制作技术要求相对较高的遗物作分布研究。
2.跨文化遗物比较实例
下面以玉琮为例说明如何进行遗物比较。良渚文化分布区是玉琮发源地，因此这里出土的玉琮（以下简称良渚玉琮）可以作为玉琮的标准器。玉琮可以分解为四个属性群：外形属性群包括内圆外方、上下射、牙、间隔；原料属性包括透闪石、阳起石；纹样属性群包括牙面上装饰的人面、兽面或者人面兽面组合纹样；技法属性群包括切割、钻孔和微雕等④。
20世纪70年代，广东省曲江县石峡遗址的墓葬出土了6件琮⑤，因为它涉及良渚玉琮分布南界以及石峡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关系，立即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就外形而言，M10∶11、M17∶13、M69∶28射口不规整，琮壁厚薄不一，而良渚玉琮罕见这种情况。M54∶1没有间隔，M104∶2没有明确的牙，与良渚玉琮明显不同。纹样方面，M54∶1、M69∶28和M104∶2仅有表示鼻的凸起，眼睛省略，良渚玉琮有这类纹样。M17∶13的纹样与良渚玉琮的纹样似是而非⑥。M10∶11仅见眼睛，不见表示鼻的凸起，次纹样带上不见横线，这些都与良渚玉琮不同。M105∶1在射外壁和牙与牙之间凹槽中装饰密集竖线的做法不见于良渚玉琮。原料方面，M17∶13（或为青玉）、M105∶1和M10∶11均为灰色矽卡岩，M69∶28为灰白色高岭岩或蛇纹石，M104∶2可能为浅青灰色角闪岩，M54∶1可能为灰白色角闪石类，都与良渚玉琮不同。以上比较结果表明，石峡遗址的玉琮与良渚文化玉琮相似而不相同。
20世纪90年代，在远离良渚文化分布区的江苏省北部阜宁县陆庄遗址的一座墓葬中发现1件玉琮（M3∶1）⑦，同样这个发现又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因为它关系到良渚文化分布范围以及陆庄文化与良渚文化关系等问题。陆庄墓葬出土的玉琮，单节、内圆外方、有牙、有上下射、凹间隔，与良渚玉琮相同。牙面上的次纹样是若干道横线，主纹样是简化人面纹，与良渚玉琮上常见的纹样相同；眼睛外圈系管钻而成，内圈由细刻阴线缀接而成，主次纹样都是微雕的，与良渚玉琮制作技法相同。从玉琮色泽等方面观察，其质料也与良渚玉琮相同。由此可知，陆庄墓葬出土的玉琮与良渚玉琮相同。
二、遗物分布研究
跨文化遗物分布研究就是把出土跨文化遗物的遗址标在地图上，在地图上画出跨文化遗物分布范围，归纳出跨文化遗物分布模式。
1.遗物分布模式
跨文化遗物分布模式指发源地以外的跨文化遗物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为此需要在地图上标出跨文化遗物出土地点，使人对其分布状况一目了然，以便归纳跨文化遗物分布模式。为了绘制分布图，需要制作跨文化遗物一览表，在表上应该填写以下内容：发现时间，出土地点，地貌类型，遗址类型，遗迹类型，考古学文化类型，遗物数量等。发现时间，便于掌握该遗物出土的时代背景；出土地点，应该详细到乡村的小地名，便于考察它与其他遗物的关系；地貌类型，便于认识跨文化遗物所在地的环境背景；遗址类型，是考察跨文化遗物功能和用途的线索之一；遗迹类型，便于判断跨文化功能或者它最后被废弃时的状态；考古文化类型，便于确定其分布区；跨文化遗物数量，是确定跨文化分布中心区的重要依据。注意一张地名表只记录一种遗物，否则会造成混乱。
最好用地形图作为底图绘制跨文化遗物分布图，如果没有大比例尺的地形图，最好选择带有河流山川等地貌信息量大的行政区划图做为底图，不仅要在图上标出跨文化遗物的数量，还要标出跨文化遗物发源地的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以及出土跨文化遗物的其他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
跨文化遗物分布大致有三种模式：（1）散点分布，比较均匀地分布在发源地周围地区。日本福冈县弥生时代石斧就属于散点分布。（2）线性分布，相对集中在发源地以外的道路、河流和海岸等旁侧地带。苏北的良渚玉琮就属于线性分布，良渚玉琮由南向北分别见于江苏省中部海安青墩遗址、江苏省北部宿迁陆庄遗址、新沂花厅遗址。（3）飞地分布，分布在远离发源地的其他文化分布区。欧洲青铜时代黄金容器的分布属于飞地分布，它产于奥地利，见于奥地利和北欧，但是奥地利与北欧之间不见黄金容器。
2.遗物分布的解释
当确定了跨文化遗物分布范围和分布模式之后，需要解释它们呈现这种分布模式的原因。从理论上说，跨文化遗物是位移的结果，这种位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器物位移，即器物从发源地被带到其他文化分布区。器物位移形式多样，如不同人们共同体之间的馈赠、交易、掠夺等；另一种是技工位移，即技工离开故乡在其他文化分布区制作形同故乡的器物。技工位移形式多样，如从一个文化分布区向另一个文化分布区迁徙或冲突中被俘、婚嫁等。
在确定跨文化遗物时，要注意可能出现的仿品，所谓仿品是其他文化分布区的人们模仿标准器制作的器物。对器物做理化分析是分辨真品和仿品的最佳方法。日本滋贺县滋贺里遗址除发现本地制作的晚期绳纹陶器外，还发现北陆系陶器和东北系的龟冈式陶器。通过对胎土成分分析，发现北陆系陶器是用北陆的黏土制作的，也就是说这些陶器是来自北陆地区的真品，是典型的位移产品。而龟冈式陶器是用本地黏土制作的，说明它们是来自龟冈的技工在这里制作的龟冈式陶器，是典型的技工位移⑧。中国学者在研究内蒙古大甸子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出土陶器时，发现其中包含少量具有高台山特征的陶器，它们都是日用陶器，既无特殊功能又无格外珍稀之处，没有必要输入或仿制。那么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通过分析，发现这两种文化曾共存一段时间且彼此相邻，估计当时曾有掌握这种制陶工艺的人加入到大甸子人所在的集团，在那里制作并使用自己熟悉的陶器的缘故⑨。高台山陶器是典型的技工位移的产品。上面分析的陆庄遗址玉琮属于典型的位移产品，而石峡遗址出土的玉琮则属于仿品。
3.遗物分布状况
研究跨文化遗物分布状况，首先要弄清楚为什么能够发现跨文化遗物。究其原因主要有：（1）历史的原因，作为日常用具被人类丢弃、就地埋藏，或被当作随葬品埋在墓中，或被有意识地存放在窖藏里；（2）现实的原因，它们至今没有被侵蚀和破坏，没有被以往的开发破坏而保存下来，偶然被人们发现或者捡到，或在基本建设中被人从挖掘机下抢救下来得以重见天日。
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因为各地考古工作者对考古学的认识不完全一样，有些地区在发现遗物后尽量收集并迅速报道，而有些地区只挑拣完好的标本收藏却迟迟不予报道。所以研究跨文化遗物分布时要尽量避免因为上述人为因素的影响而做出不准确的推论。
另外，研究跨文化遗物分布必须考虑与之相关的四个问题：
（1）跨文化遗物分布范围是否稳定。有的跨文化遗物在一定时期内，无论在多少新地点发现跨文化遗物，都不会突破现有跨文化遗物分布范围，这种分布属于稳定分布。稳定分布表明这个地区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考古新发现只是增加其数量，在此基础上所做的研究有助于探讨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而有些时候，只要在一个新地点发现一件跨文化遗物，就会突破现有跨文化遗物分布范围，这种分布属于不稳定分布。造成不稳定分布的原因主要有调查发掘没有全面展开，已经发现的遗物没有公布，以及对已经发现的遗物研究不充分等。
（2）飞地分布中空白的真伪。这个问题经常被忽视，原因是没有认识到空白的重要性。有一种空白准确地反映了历史真实——古代人们没有在此活动，比如相邻村落之间作为分界的无人区自然成为遗物分布的空白，农耕社会的公共林地或者与信仰有关的森林等也会因为无人在此活动而导致遗物分布的空白，环境不适宜人类在此活动也会造成遗物分布的空白，这种空白属于真空白。还有一种分布空白没有准确地反映历史真实——历史上人类在此活动并留下实物只是目前没有发现而已：它们在考古调查发现之前被搬运到别处，从而导致此地成为空白；跨文化遗物出土后被作为传世文物收藏而不知其出土地点，使人误以为原来埋的是空白；天灾人祸毁掉埋藏在这里跨文化遗物，使此地成为空白；在埋藏过程中自然毁坏、腐烂等导致此地成为空白。上述这类空白属于伪空白。因此判断一个地点是否跨文化遗物分布的空白时要“瞻前顾后”，慎之又慎。
（3）根据考古发现划定的跨文化遗物分布区与当时器物的实际分布范围是否一致。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史前考古因为缺乏文字资料，很难从其他途径了解到二者之间是否一致。历史时期考古则不然，有时古文献记载在某地有某物，而考古调查发掘没有发现这类遗物，这时就要求考古学家对此作出解释。比如，德国的科辛那因为没有搞清楚欧洲青铜时代黄金容器在当时的真实分布范围，仅凭现有的考古资料就作出与事实不符的结论。他相信考古资料的分布与民族、种族分布一致，他根据北欧和德国北部发现17例黄金容器构成的分布圈等同于日尔曼民族分布圈，就认为以北欧为老家的日尔曼人渐渐扩大其领地。上面已经提到过，北欧和德国北部发现的黄金容器来自遥远的奥地利南部，只是因为北欧有埋藏黄金容器的习俗，而奥地利和北欧之间的地区不仅不埋藏黄金容器而且还把它们作为原料回收，所以就出现了历史上的黄金容器分布的伪空白⑩。由此可见，当考古发现显示某种跨文化遗物呈现飞地分布时，不可贸然地作出此地为某跨文化遗物分布的空白地带的结论，否则将重蹈历史覆辙。
（4）跨文化遗物数量与距离发源地远近有无关联。一般而言，发源地的产品质量最好，随着离发源地距离越来越远，质量渐次变差。一旦发现反常情况，就要深究其原因。据说西汉长安等地区没有发现过带铭文的漆器，而偏远的贵州却有3座墓葬，蒙古有2座墓葬，朝鲜平壤有11座墓都分别出土带铭文的漆器。有学者研究后认为，那些带铭文的漆器是作为礼品赏赐给各偏远地区主要官吏的。这个例子用在这里不是十分恰当，但是它多少说明了跨文化遗物反常分布是了解不同考古学之间关系的重要线索。
4.跨文化遗物功用与分布
通过跨文化遗物探讨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还必须注意与此相关的两个问题。第一，不同考古学文化赋予跨文化遗物的功能未必相同。比如在中国，汉代铜镜是普通的梳妆用品，又是很普通的随葬品(11)，平民墓葬随葬铜镜的情况也很普遍。但是在同时期的日本，来自中国的铜镜则被当作身份、地位的象征，只有地区性首长等社会上层人物才能够随葬铜镜。第二，不同考古学文化对跨文化遗物用途的认识未必相同。同样的跨文化遗物，有的文化在其主人死后将它作为随葬品，有的文化却将它回收另作它用。比如北欧将黄金容器随葬，而南欧不用黄金容器随葬而是回收加工再利用。由此可见，只要我们在研究跨文化分布遗物时密切注意上述两个问题，完全可以从跨文化遗物研究中挖掘出更多有关过去社会的信息。
三、余论
研究跨文化遗物时，一定要把仿品辨认出来，否则将作出不正确的推论。自然科学家为考古学家解决遗物产地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现在不具备大规模地开展科技考古的条件，自然科学也未必能够解决所有遗物产地问题。因此，考古学家应该尽量用自己擅长的遗物形态分析方法解决分辨真品和仿品的问题。
有些学者习惯于在空间跨度很大、时间差也很大的框架内探讨跨文化遗物分布及其意义，这类研究无疑能够发现器物位移或者技工位移方向，但是更多的时候会陷于无法解决时间差过大的苦恼之中。因此，跨文化遗物分布研究应该在一个时间跨度不长、空间跨度也不很大的框架内进行。
还有一个情况也要注意，日本民俗学家发现日本的照明用具经历了下列变化：古代使用松枝火把，稍后改用动植物油灯，再后来改用汽灯，现在都市使用电灯。他在调查中还发现，离都市不远的农村使用汽灯，离都市远一些的农村使用动植物油灯，而偏僻的农村居然还在使用松枝火把。换句话说，离都市越远，使用的照明用具越古老(12)。这个例子说明虽然照明用具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使用照明用具存在严重的地域性差异，不同地区利用、接受新型照明用具的速度不同。从中可以联想到，同型出土遗物中不同式的器物虽然存在早晚关系，但是在经历了一个时期以后不同的式可能共存并变成地区差异。
我们相信随着跨文化分布遗物研究的逐步深入，将推动不同文化关系的研究，并有利于结合人文地理学考察古代聚落之间的信息流、物质流和人口流，把遗物分布研究深化为探讨聚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重构过去社会面貌提供依据。
注释：
①小野昭：《分布论》，《日本考古学を学ぶ》（第1卷），有斐阁，1978年；佐原真：《分布论》，《岩波讲座日本考古学研究の方法》，岩波书店，1985年。
② 俞伟超：《楚文化的研究与文化因素的分析》，《什么是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第297页～299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③ 康渝生：《论比较方法的内在机制及其科学原则》，《学术交流》1988年第6期。
④ 黄建秋：《良渚文化玉器纹样研究》，《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1998年；《良渚文化治玉技法的实验考古研究》，台湾大学、台北博物馆主编：《中国古代琢玉工艺》，台北博物馆，2003年；《良渚文化玉琮研究》，《庆祝安志敏教授八十寿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2005年。
⑤杨式挺：《广东史前玉石器初探》，《东亚玉器》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东亚玉器》Ⅲ图版156，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
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90年。
⑦ 蒋素华：《江苏阜宁陆庄出土的良渚文化遗物》，《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1936～1996）》，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⑧ 佐原真：《分布论》，《岩波讲座日本考古学研究の方法》，岩波书店，1985年；日本考古学家都出吕志勉认为，一个陶器样式被分成几个小的地域性小样式，相当于制陶的女性日常移动的范围即通婚圈的主要范围。
⑨ 刘晋祥：《大甸子墓地乙群陶器分析》，《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刘观民：《不同文化之间特征品交叉现象释例》，《中国考古学论丛》， 科学出版社，1995年。
⑩佐原真：《分布论》，《岩波讲座日本考古学研究の方法》，1985年。
(11)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第109页，文物出版社，岩波书店，1984年。
(12) 佐原真：《分布论》，《岩波讲座日本考古学研究の方法》，岩波书店，1985年；柳田国男：《実験の史学》，《定本柳田国男集》第25卷，第512页，筑摩书房，1964年；牧田茂：《生活の古典》，角川书店，19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