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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学古诗派，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所遭到的抨击远比受到的肯定要多得多，而取法宋诗的人被批评得尤为猛烈。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云：
曾国藩自以为功，诵法江西诗家，矜其奇诡，天下骛逐，古诗多诘诎不可诵，近体乃与杯珓讦辞相等。江湖之士艳而称之，以为至美。盖自商颂以来，歌诗失纪，未有如今日者也。柳亚子于《胡寄尘诗序》中斥之为：“日暮途穷，东山再起，曲学阿世，迎合时宰，不惜为盗臣民贼之功狗，不知於宋贤位置中，当居何等也。”类似于此的贬斥之论在金天羽《与郑苏堪先生论诗书》、《五言楼诗草序》、《笏园诗钞序》，林纾《旅行述异·画徵识语》，林学衡《今诗选自序》等文中随处可见。“同光体”受黜，窃以为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同光体”尽管诗歌风格多元化，大略可分为清苍幽峭、生涩奥衍、清新圆润三派，然迄其末流衍为饾饤琐碎、无病呻吟、诗味尽失，况其代表人物尚在之时，士子崇尚已崭然一变，其不受欢迎，固也！
次之，近代学派、文派、诗派之争皆以政治故而争斗愈烈，学人皆失素心，勿能以学治学、以文治文、以诗治诗，而率以政治之，所谓眼睛着色，物失其本是也。柳亚子攻击学宋者不遗余力，后来道出真相，云：“我呢，对于宋诗本身，本来没有什么仇怨，我就是不满意于满清的一切，尤其是一般亡国大夫的遗老们。”（《南社纪略·我和朱鸳雏的公案》）“同光体”诗人，多为遗老，论者恒以陈三立《赠梁启超》“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之句讥刺“同光体”诗人之遗老思想。
再次，“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白话文学得以推广，文学观念受外来影响者深，平民意识日益增强，况厚古薄近乃为我民族思维之积习，崇外贱内遂成大中华观念之新变，复加以“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论四处播扬，有清一代，惟重其小说，诗文皆置而不论，况遗老学古之诗乎？
今处承平之世，百业竞强，学者皆应以廓清迷雾、探其本原、还其面目仔肩自任，继清学而振新学，方不负古人，亦不负此时世也！
一、“同光体”之名
“同光体”之得名，盖因陈衍与郑孝胥常相聚论诗，意见由不同而渐趋一致，遂目“同、光以来不墨守盛唐者”之诗为“同光体”。前人对“同光体”之名素无疑义，钱仲联师《论“同光体”》（载《文学评论丛刊》第9辑）一文始予纠弹，以为何绍基、祁隽藻、曾国藩、 郑珍、莫友芝等人创作活动时期，在道咸而非同光，公认之“同光体”诗人如沈曾植、陈衍、郑孝胥、陈三立等人创作活动在光绪以后，而非同治年代，故“同光体”之“同”字无着落，后来汪国垣著《光宣诗坛点将录》不用“同光”划界，而改用“光宣”之称，始符合客观事实。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藉出版社1993年版）反驳此论，以为“陈、郑等初衷是将同治年间尚在的郑、莫、曾、何和光绪年间新出的一辈都包括在‘同光体’之内，意在标明后来者承接宋诗的传统，提高自己的声价。但后来的文学史家逐渐普遍将‘同光体’仅指提出这一名目的、活跃于光、宣、民国年间的一批宋诗派，反过来却指责陈、郑等标举‘同光体’的‘同’字是没有着落。这实在是一种误解。”
实则“同光体”之名问世以来，世人理解其义愈来愈缩小。首先，其初所包举之祁、何、郑、莫等人，后皆屏除；其次，晚清文化包罗百代，涵盖万有，乃传统文化一大结穴，诗文词翰，概莫能外。“同光体”力倡“不专宗盛唐”，推举“三元”“三关”之说，魏晋、盛中唐、南北宋并重，意在融贯变化，推陈出新，其“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及“不俗”论皆准此为核心，同时铃木虎雄著《诗说》谓陈衍主江西派，衍应之曰：“大家诗文，要有自己面目，决不随人作计。自《三百篇》以逮唐宋各大家，无所不有，而不能专指其何所有。盖不徒于诗中讨生活也。”（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249 页引）其不主一朝一家昭然若揭，惟其取径宋人，遂招致“宋诗派”之名，一叶障目，认木为林，寐叟、散原、石遗、海藏诸人得无憾乎？
审观文学发展史，若一诗歌流派或诗歌风格冠以朝代之名，其必震烁当世，影响后代。于其时必主盟诗坛，最称先进。例如建安风骨、盛唐气象、永明体、元和体、元祐体等。陈衍诸人以“同光”名体，足见其自信能领袖群伦，发为时代之音声。
二、“同光体”之派别
汪国垣著《近代诗派与地域》，列“同光体”诗人入“闽赣派”，察其文意，复分为闽、赣二派，而以浙人袁昶、沈曾植，鄂人陈曾寿、江苏范当世等殿焉，以其“皆不著籍闽赣，而其诗确与闽赣派沆瀣一气”。仲联师《论“同光体”》以地域区划为三派：
（一）闽派，以陈衍、郑孝胥、沈瑜庆、陈宝琛、林旭为首，于唐溯源韩、孟，于宋偏重梅尧臣、王安石、陈师道、陈与义、姜夔。沈氏偏宗苏轼，陈衍效法杨万里。要之，多取径宋人，学古而不摹古。陈衍于“三元说”外，力倡“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说。
（二）江西派，以陈三立为首，夏敬观、华焯、胡朝梁、王易、王浩皆羽翼之。远承宋之江西诗派，宗祖黄庭坚，散原复溯源江西诗派之陶渊明，推重陶诗于平淡中寓风雷声，其诗与政治结合紧密。
（三）浙派，以沈曾植为代表，袁昶羽翼之，金蓉镜承继之。诗尚险奥，聱牙钩棘中时复清言见骨，诉真宰、荡精灵。沈氏论诗，主“三关”之说，重在颜、谢，通经学、玄学、理学、佛学以为诗，因诗见道。
以上三派，每一派中，诗风并非完全相同，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实则“同光体”分派最早未以地域论，而以诗风论，《石遗室诗话》卷三云：“前清诗学，道光以来，一大关捩。略别两派：一派为清苍幽峭……近日以郑海藏为魁垒……其一派生涩奥衍……近日沈乙庵、陈散原，实其流派。而散原奇字，乙庵益以僻典，又少异焉，其余诗亦不尽然。”王镇远《同光体初探》（载《文学遗产》1985年第2 期）一文沿其意，自追溯主要诗人之艺术渊源、师法对象、理论主张、诗作特色入手，按艺术风格之不同，区为三派：一派力追韩愈、黄庭坚，如陈三立、沈曾植、范当世、陈曾寿，风格硬健雄肆。一派效法韦应物、柳宗元，如郑孝胥、陈宝琛、夏敬观，风格清峻深峭。一派崇尚白居易、陆游，如陈书、陈衍，风格清新隽永。
“同光体”代表诗人大多为闽赣浙三省之人，以他籍拦入者甚少。且赣派即远承宋代江西派而来，浙派与清前期以朱彝尊、钱载为代表之秀水派渊源甚深，八闽于明、清初多为唐诗，故闽派与乡贤关系略浅。三派各自有大致相同风格，故以地域分派颇便探索乡邦文化之特色，明其奥窔，然其失也笼统。以艺术风格划分固能溯其正变，明其崇尚，然其失也无视地域。今欲合两家之长而去其短，先以地域分，后以风格分，两难者入附论商讨之。
三、“同光体”兴起之背景
北大本《中国文学史》论述宋诗运动兴起之因云：“‘宋诗运动’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明代文人因为生活贫乏，模拟盛唐，已走向形式主义的绝路，有鉴于此，清代有些诗人，便想另找一条出路。但是他们是生活贫乏，思想平庸，因此要创新追奇，只能在形式上下工夫。他们标新立异，以生涩为贵，以险怪为新，避热就冷；而他们又多是学问家，能从经史书卷前人创作甚至考据训诂里找诗材，这样他们的创作便走向模拟宋诗的形式主义的绝路。”虽或击中要害，然及表不及里，非探本之论。仲联师自艺术演变角度观察，引金天羽《答樊山老人论诗书》语，并以为：“乾嘉诗风，浓腻浮滑，到了极弊，一部分同、光诗人转向到另一面，出现清苦幽隽的流派。”（《论“同光体”》）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台湾文津出版公司1995年版）以为“同光体”诸诗人身处“乱世”，为矫正神韵、格调、性灵三派之失，倡变风变雅之说，承乾嘉权学之绪，含经世致用之意，故其派兴盛。以上皆因论“同光体”而约略涉及起因，并未深入。
同门马卫中、张修龄《“同光体”兴起的时代背景和反映的时代精神》一文（收入《近代诗论丛》，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本于师说而加光大，论述精辟。就其所处时代而言，以为“同光体”“暗通时代气运”；就诗歌自身演变发展规律而言，以其“力应学古变机”；就最终结果而言，以为“难逃没落命运”。
窃以为某一诗歌流派，甚或某一时代之某一文学体裁兴盛原因之探索，可自社会渊源、思想渊源、文学渊源三方面着手。此种探索最忌普泛化而成为文化史，应抓住特殊矛盾，即最切合研究对象者。如：同光时期此一相同之时代，缘何有“汉魏六朝诗派”、“中晚唐诗派”、“同光体”诸种不同诗风？三者既处同一时代，必有共同之处，同处何在？以思想渊源论，“同光体”诗人受朴学、经世致用之学甚深，故预其流者多学人、官吏；其余诗派意欲为纯粹之诗人，故多取法诗人之诗。以文学渊源论，近代诗派与地域关系十分密切，故可从地域文化、家族文学、师门授受诸角度切入，必能得其奥窔。
四、“同光体”诗学思想
“同光体”声势浩大，诗人众多，影响颇巨。其诗学思想之表达，如零玑碎玉，散见于诗文中而难见系统，以其指南在握，明灯高悬——《石遗室诗话》南北遍传——之故欤？故研治“同光体”之诗学思想多着眼于陈衍《石遗室诗话》。
仲联师《论“同光体”》认为陈衍“诗论中心为‘三元’说、‘学人之诗’说”。 先生高弟马亚中《中国近代诗歌史》（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版）认为其诗论重在变化发展，强调性情为本，重视学问，而以学古之特色皎然有别于其他诗派。
郑朝宗《陈衍的诗话》（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3 辑）一文以为陈衍诗论有消极处，如以诗为“寂者之事”，易引导诗人逃避现实，然积极处颇多：1、予故弄玄虚之诗论家以有力驳斥， 廓清传统诗论说诗之模糊恍惚性；2、强调真实性原则，于本派诗人缺乏“真实怀抱， 真实道理，真实本领”不予护短，给予严厉批评；3、 学古须善于变化，反对一味摹拟；4、于诗歌艺术性有深刻领悟与认识，善谈艺术性， 剖析入微，新意时出。
刘世南先生《清诗流派史》中《宋诗运动和同光体》一章认为陈衍诗论“只是继承宋诗运动的论点而加以发挥”。诗论重点在：学人与诗人合一，避俗。此皆非刘先生发明，其贡献在于：1、 指出“同光体”诗人“对达官贵人的审美取向表示异义”，陈衍《知稼轩诗叙》、陈三立言论中皆批评张之洞论诗。南社诗人以来多批评“同光体”为达官贵人之所作，此则予吾人以迪启：“同光体”诗学观不同于“达官贵人”，“同光体”之作者亦多以学人、改革者、幕僚等身份出现，并非达官贵人。2、“同光体”审美取向为“宁艰深，勿流易；宁可憎， 勿可鄙”（陈衍《重刻晚翠轩诗序》），“这是因为此派诗人具有一种共同的心理因素：他们企求回复到康、乾盛世，因而对当时糜烂的社会风气，腐朽的官僚政治，表现了很大的不满。思想感情上不原同流合污……”（《清诗流派史》504页），已将诗论观之产生与社会、 思想渊源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则着意强调陈衍诗论中述“风格的多样性与时代因素”，所称引之资料皆为前人用以证成陈氏之“不俗”论、“真性情”说。郭氏之说，迪吾之思：“同光体”未脱离现实，而与时代息息相关。因其求真，诗作必合诗人身份，自然不提倡篇篇悯乱、首首怀国，然则“同光体”诗人何尝未关心国家前途、民众运命？
黄霖先生《近代文学批评史》总结陈衍诗学理论为：1、 “诗莫盛于‘三元’”，主宋诗而不专宗宋诗，并强调继承与发展。2、 “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反对严仪卿“诗有别才非关学”之观点，学人之诗即学有根柢，长于考证，表现于诗中，显得用事精切，一字不苟，字字有来历，非徒为大言以欺人，推而广之，须有“真实怀抱、真实道理、真实本领”；陈氏并未因纠正“别才”说而矫枉过正，亦认为“惟济以兴味高妙方能无弊”（《石遗室诗话》卷二十三），并申言“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之结合，当始之于“别才”，而终之以“学问”，亦即由诗人之诗，进而到学人之诗。3、“诗最患浅俗”， 黄霖先生前此已发表《近代宋诗派的“不俗”论》（载《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现代思考》，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融何绍基、陈衍之“不俗”论于一炉而进行考察，故能较异同、明流变，此文基本原样收入《近代文学批评史》。以为陈衍丰富发展了何氏“不俗”说：1、 “陈衍更强调创作主体的独立意识”；2、“进一步阐发了‘人与文一’的思想”；3、“强调不受‘世缘’干扰，甘走‘荒寒之路’，甘处‘困’‘寂’之境，以保持个性的独立”；4、“特别赞赏‘清而有味，寒而有神， 瘦而有筋力’的艺术趣味和美学境界”。香港浸会学院吴淑钿先生后来发表《近代宋诗派主体论探析》（载《第一届国际清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文，实则对陈衍诸主张皆有所涉及。
厦门大学卢善庆先生《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辟专章论述陈石遗之诗歌美学思想，分为四节：诗的特质在于形象思维，反印象式批评的可贵尝试，作诗求真和学古能化，诗为寂者之事及其所派生的沉渣。卢氏之书排印混乱，讹误甚多，然其特色有二：1、认为陈氏“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和逻辑思维方式。 他的《石遗室诗话》虽还不能说真正建立了有体系、重解析的新式批评的范例，但他的反印象式批评，确实作了可贵的尝试”。此点可昭示吾人重新评价《石遗室诗话》在诗歌批评由传统式走向现代式过程中之特殊地位。2、 文中多处引用陈衍《诗学概要》未刊稿，突破了历来研究陈氏诗论仅据《石遗室诗话》、《石遗室文集》、《近代诗钞》等书之框框。
综观上文，对“同光体”诗论之探讨较为全面而深入者当推黄霖先生，然合各家所长而去其固陋，尚待来者。窃以为可从以下数方面着手：1、发掘新资料。（1）就陈氏著述而言，可利用者尚有黄曾樾《陈石遗先生谈艺录》、钱锺书《石语》、陈衍《宋诗菁华录》（程千帆先生有《读〈宋诗菁华录〉》，收入其文集和《古诗考索》中）、《石遗论文》（桐城派以说文法说诗，如方东树《昭昧詹言》，“同光体”说诗亦受桐城派影响，故石遗先生此书可参考）等。（2 ）陈氏以外之“同光体”诗人说诗语甚多，当辑录汇观，方睹全豹，如仲联师有《沈曾植诗学蠡测》（载《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此类文章愈多， 愈能见其全，并察其异。若郑孝胥之“不俗”论亦用诸书法艺术，张廉归纳研究而成《海藏书法抉微》，即颇有可采，《郑孝胥日记》手稿亦已整理出版，皆可帮助研讨郑氏诗学观。（3）诗人之文学思想，或未明言， 然核之于作品，或相发明，或相矛盾，亦足见其异同。目前对“同光体”诗人、诗作之研究远未深入，此亦有碍于诗学观之探索。2.改变旧观念。若以阶级观念看，“同光体”诗人本身并非平民，甚或以遗老自居。若以人性观念看，多数人体恤民情，锐意变法，欲富国强民。论诗主真、主“变风”“变雅”，亦颇饶平易之作，观点或与南社、诗界革命、甚或后来之新文学运动相通，其地位安能一笔抹杀？学术界于近代人物评价过于苛刻，俱带上政治眼镜观人，此有悖于学术研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陈寅恪《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之公理。然亦不可翻案过头。要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语）足以尽之。又：“古之所谓道术者…皆原于一。”（《庄子·天下篇》）中国古代诗论，原本注重概括性、完整性，即使作片面主张，仍从诗歌整体性质或功用而言，南宋诗论始启派别之争，历明至清，皆“以偏救偏”，各执一端，迄“同光体”诗论兴，遍采众长，宗宋重唐，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并重，兼容并包，归为太一，适为我国传统诗论之完满结穴。3、多用比较法。 仲联师有《袁枚与陈衍》（载《第一届国际清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霖先生有《近代宋诗派的“不俗”论》（论及何绍基、陈衍两家）皆用比较法。以此法研究“同光体”诗论，大有可为，如肌理说与同光体，神韵说与同光体，格调说与同光体，桐城派诗论与同光体诗论，等等。亦可与同时代其他流派，如“诗界革命”派、南社、汉魏六朝诗派、中晚唐诗派等比较，益可见出“同光体”诗论特色与地位。
五、“同光体”作家作品研究
陈衍《石遗室诗话》即对“同光体”作家多所介绍，寥寥几笔，人物已跃然纸上；对作品多所评点，大家风范，往往一语中的。“同光体”之研治在相当长时期内并未较陈氏有进步，如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辟“宋诗运动及其他旧派诗人”一章，然仅谈及陈三立、郑孝胥两人诗作。稍后，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研及陈三立、范当世、陈衡恪、陈方恪、陈衍、沈曾植、郑孝胥、陈宝琛、郑孝柽、胡朝梁、李宣龚、夏敬观、诸宗元等人，然所引诗、评语多未出《石遗室诗话》、《近代诗钞》之外。仲联师以奇笔高趣，而受“同光体”诗人激赏，结为忘年之交，自1935年发为《梦苕庵诗话》，于“同光体”诗人多所评骘，洞幽烛微，语中肯綮。马亚中得师门之秘，于《中国近代诗歌史》中较前人进一步深研陈衍、陈宝琛、郑孝胥、陈三立、沈曾植、袁昶、范当世之诗，每从句式、章法、用笔曲折、用典、诗境、诗格等方面入手，分析透彻，引人入胜。惜其欲勾勒中国近代诗歌整体流变，囿于体例，惜墨如金，甚或点到即止，然足以导后来者以先路。马卫中、张修龄《论晚清浙派诗人袁昶》、《中国古典诗歌的末路英雄——陈三立诗坛地位的重新评价》、《陈三立崝庐扫幕诗读后》、《陈三立年谱》（以上皆收入《近代诗论丛》）等系列论文问世，可谓开创新局，尤其对陈三立之研究，堪称巨细靡遗、宏微结合。吴宓有《读散原精舍诗笔记》（载《国学研究》第一卷），郭延礼有《散原诗论》（载《山东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可见，陈三立研究渐已形成气候， 刘世南先生《清诗流派史》于“同光体”诗人虽仅及陈三立，分析颇精彩。
近十几年来所出之中国文学史著作，如陈则光《中国近代文学史》、任方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虽对“同光体”愈趋重视，然所占篇幅太小， 即以近出郭著为例， 全书2416页，“同光体”仅占28页，却分析了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陈宝琛、沈瑜庆、范当世六人诗作及陈衍诗论，自然只能蜻蜒点水、浮光掠影。
“同光体”诗人及其诗作研究最为薄弱，可从两方面着手：1、 诗人研究：（1）沈曾植、陈衍、陈三立皆有年谱， 而许多代表诗人无年谱，应着手编定，同时可出一些考订文章，如王庆祥之《陈宝琛与伪满洲国》（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可澄清历史事实。（2）编合谱。将“同光体”诗人所有大事编成合谱，此与个人专谱同时做，然可先成稿，待各专谱完成后，再修订合谱。（3）写专文。 “同光体”诗人大多参与戊戌变法，有改革之要求、爱国之愿望，于西方之先进思想、科技亦所认同，对他们不可一笔抹杀，应改变历来高校用《中国文学史》完全否定之态度。2、作品研究：“同光体”作家除陈三立、 沈曾植（仲联师有《海日楼诗注》，中华书局即出）学术界稍有研究外，其余作家多无专文讨论其诗歌创作。仲联师主编《清诗纪事》出版，一作家之评介略萃于斯，然对近代作家之评论或一诗歌之本事往往载诸报刊，须出大力钩沈探微。又：历来研讨诗作，不外内容与形式二途，“同光体”诗人遭逢乱世，心理、情感所受之压力及感于外所起之变化皆甚巨；且一人诗虽取径数家，然旁绍博采，亦随境遇而变。故欲究其诗，必先探其心态；心态流动、变化甚大，其诗风亦屡变不辍，研究者须具深切之同情，方不至胶柱鼓瑟。前文谈及以地域分“同光体”为三派，以下再按风格区分。实则上述区分皆须建立在对每个作家作品有全面了解和整体把握基础之上。
自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至社科院本、游国恩主编本《中国文学史》，“同光体”不仅所占份量极轻，且基本遭到否定。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之《中国文学史》观点新颖，但论“同光体”仅以陈三立亮相占据2页又8行位置。可见“同光体”研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