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新动力——珠江三角洲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案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外资论文,新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城市化的研究历来都偏重于内力的营造，例如区域经济的不同发展步伐，乡村—城市的人口流动，政府的地区性经济政策以及新城市的建设等。在资本、人力、技术和市场走向“全球化”的情况下，新的国际分工自1980年以来已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及经济活动急剧增长与集中的主要动力。南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在1978年～1993年间的城市化，体现了这个新动力。本文对这一类型城市化的特点和空间形态作出了概括性的描述。这被简称为“外向型城市化”的新类别，和Desakota并不一样，反证了Desakota并不适用于珠江三角洲。
关键词 城市化 外资 珠江三角洲
1 “全球化”发展带来城市化新动力
20世纪80年代标志着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走向“全球化”[（1）]。通过资本、人力和技术的流动以及跨国企业建立国际分支机构，跨越国界的生产和市场体系正在形成和建立。世界各国因而越来越联系紧密，资本的流动日益跨国化。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跨国公司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由70年代的“抗拒”转变为积极鼓励和吸引外资[（2）]。80年代末期，全球境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是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4倍和国内投资增长的2倍多。各国吸收的境外直接投资额由80年代初的500亿美元增加至1993年的194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境外直接投资更由80年代初的140亿美元增加至1993年的800亿美元，占全球境外直接投资吸入量的比重亦由26%上升至41.2%[①a]。外资正逐步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资金和技术的重要来源，并为他们提供出口及成为他们与世界市场体系沟通的渠道。
迅速的资本跨国化使世界空间经济朝着两个似乎相反却又紧密联系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世界经济转向由极少数世界性大城市操纵；另一方面制造业的空间分布正向国际而非仅在国家层面扩散。第一方面的活动形成了“世界城市”，即位于发达国家核心区域，逐渐超离其自身腹地及国境内的经济体系而与世界城市体系紧密联系的国际性功能城市[（3）]，第二方面的空间变动则导致了制造业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再向劳动力和土地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的迁移。其结果是，传统的国际劳动分工被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逐渐形成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以及80年代后出现的由各种区域性劳动分工构成的“全球性劳动分工”所代替[（4）]。
跨国资本的流动、企业投资行为的跨国化及全球生产的重组促进了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依赖。与之相应的是“城市化的国际化”[（5）]。城市发展过程已和超越国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密不可分，城市研究的理论模式尤其是城市化的动力模式因而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少学者已致力于研究全球化的世界经济重组对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空间影响，其中包括城市化过程[（6）]。但这些研究侧重于对发达国家世界城市的研究，如纽约、东京、伦敦等[（7）]，而对全球化尤其是跨国资本流动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城市发展影响的研究则有嫌不足。尽管如此，亦有学者认识到跨国资本流动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是两个密切相关的空间过程并尝试探讨其相互关系[（8，9）]。
过去对跨国资本研究多是分析它们的部门和地区构成，侧重于经济分析，鲜见将之与其他城市化动力因素结合起来，探究其对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空间影响。另一方面，新的世界经济重组和全球化使“依赖理论”受到了挑战。这理论认为外资导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欠发达”、“非工业化”、“过度（虚假）城市化”等负面影响。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对拉美国家利用外资的“进口替代”战略提出了挑战，并显示出外资及“出口导向”战略对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正面促进作用。80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下，外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产生何种影响和作用这一课题再受关注。近二、三十年来亚洲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迅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尤其是他们的大城市周围及大城市之间的地区，形成了“大城市连绵区”。这个新的空间组合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产生了一个既非农村也非城市而是兼具这二者特征的区域，即“Desakota”区[（10）]。这些区域的出现，部分原因乃外资的流入引起了产业结构、土地利用以及城市化格局的变化。
中国是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对外资转持“欢迎”态度中的积极行为者。自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成功地吸收了大量外资并使之成为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1995年，中国累计批准的外商投资项目超过25万个，实际利用外资达1251亿美元，累计外资企业12万家，就业人数近1600万人[①b]。1993年，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在世界上也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所吸收的外国投资更占流入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50%以上[②b]。
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珠江三角洲[③b]（以下简称“珠三角”）是中国1978年后引进外资最早、数量最多和最成功的地区，它已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楷模，更被描绘成“亚洲第五小龙”。外资在这一地区主要集中在劳动力较密集、出口倾向较大的制造行业，对该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空间变化影响显著。同时，珠三角已由改革开放前的农业生产基地发展为全国5大城市密集群之一，城市化水平次于辽中南地区和京津唐地区，而高于沪宁杭地区和胶东半岛，城镇密度更是5大城市群之最，每万平方公里有城市8.51个[④b]。15年来的发展说明外资已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新动力，为我们开拓外资导向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城市化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资料和模式。
2 珠江三角洲外资发展和分布的特征
珠三角在历史上是中国对外贸易口岸，广州、佛山都是对外贸易重镇。但是1949年后中国实行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以及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使珠三角与世界贸易的联系被切断。同时，由于地处海防前沿，珠三角一直不是国家投资的重点。1949年～1979年广东占全国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仅2.5%。80年代初实际利用外资仅1亿美元，出口总值仅为工农业总值的4%。
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使珠三角经济持续10多年以GDP年均递增率17.8%的高速增长。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发展速度，即使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时期也只有10%左右。在这一过程中外资的贡献是显著的。1980年～1993年间，珠三角累计实际利用外资200亿美元，分别占广东省和全国的68%和17%，年递增率达37.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6%，也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增长率。15年来外资的投入占珠三角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由开放初的7%上升到30%以上[⑤b][⑥b][⑦b]。
在珠三角外资的来源构成中，香港地区是最主要的投资来源，占过去15年外资总额的74%，日本和美国分别占12%和4%。香港地区作为外资主要来源地，其外资投入在珠三角的中小规模城市更为突出，如东莞、中山等市，香港地区投资占外资总额比重超过90%。日本、美国和西欧国家则主要投资在规模较大的城市，如广东、深圳、惠州等。在投资规模上，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其他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投资通常较来自日本、美国和西欧国家为小。以1992年“三资企业”的平均投资额和雇佣人数为例，港资企业分别为250万美元和151人，而日、美资企业则分别为570万美元和168人及390万美元和154人。在产业构成方面，制造业占过去15年外资总额的2／3，第三产业占27%，而第一产业只占3%。在制造业行业中，电子、成衣、玩具、金属和塑胶制品等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占全部外资企业的70%以上。同时，这些产品又是以出口市场为导向的，“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的出口已占出口总值的60%[（11）]。
基于以上外资在珠三角的投资来源、产业构成、投资规模、市场导向方面的特点，加上其独特的人文和地缘关系，外资在珠三角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与外资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空间分布一般规律极不相同的独特格局，并对其城市化的空间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近5年来珠三角的外资投入在空间分布上出现了港澳导向效应。外资尤其是来自港澳地区的投资主要分布在环珠江口沿岸的市县，也就是最靠近香港和澳门的沿陆路或水路的市县，形成一个狭窄的倒“U”字形地带。这个地带也是珠三角的核心地区，虽然只占珠三角土地面积的27.5%，却占珠三角人口的53.6%和国民生产总值的76.8%（1993年）。开放初期的1980年，这个地带实际利用外资占整个珠三角的96.3%，到1993年仍占有82.8%的绝对比重。
接近香港是这一地带最明显的优势。根据香港工业总会的调查，在珠三角投资的96.7%的香港企业家把地理上的接近作为他们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地理位置的重要作用是和珠三角外资的产业投向和市场导向密切关联的。它们偏重于出口型加工工业的投入，使它们不得不考虑香港的港口运输、技术与管理的密切配合，形成一定的对偏远地区的“距离衰减”效应。除了空间距离外，密切的人文联系包括“同乡”甚或亲友的血缘及故里关系也证明是重要的投资因素。
另一个特点乃外资在珠三角的空间分布呈现出逐渐由大城市向小城市和县扩散的过程。1980年～1993年间，小城市[①c]和县累积实际利用外资达69.7亿美元，占整个珠三角的34.7%；而同期特大城市广州累积利用外资29.4亿美元，只占珠三角的14.2%。小城市和县实际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最快，1980年～1993年年递增率45.1%；大城市深圳和中等城市（包括珠海、佛山、江门、惠州、肇庆）实际利用外资的年递增率则分别为35.8%和35.6%。结果，小城市和县实际利用外资占珠三角的份额由1980年的23.6%上升到1993年的46.5%，而特大城市广州的份额则由28.1%下降到13.2%。同期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份额略微下降，分别由26.3%下降到22.3%和22.0%下降到18.1%（表1）。
表1 珠三角实际利用外资分布（按城市规模，1980～1993）
Tab.1 Distribution of utilizing foreign capital in the ZhujiangRiver delta
资料来源：根据《广东省区域经济统计资料1980～1993》整理。
珠三角利用外资的小城市和县倾向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大城市倾向”或集中在主要经济核心的空间特征是截然不同的[（12）]。同时外资在珠三角这个倾向与其城市首位度的下降是一致的。在具有东南亚最高城市首位度的泰国，首都曼谷几乎集中了全国所有的日本投资；而在首位度相对较低的马来西亚和台湾地区，大城市区吸收日本投资的集中程度也相对较低。珠三角的城市首位度由1980年的10.98降为1993年的4.25，这一趋势与外资在首位城市广州占珠三角的份额下降是相一致的。广州的投资环境（对1978年～1995年涌入珠三角的外资而言）与小城市和县相比是较缺乏吸引力的。广州作为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其吸收外资的政策方向是高新技术产业，而投向珠三角的外资主要是来自港澳地区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技术成份不高，对于这些企业，小城市和县更具吸引力。这是因为小城市和县提供了更低廉的土地和充裕的劳动力及更灵活的优惠措施。他们为了和大城市竞争，工业化更是以市场为导向，选择具有出口市场或销售渠道及适应市场需求、可在短期内产出的产品。同时在投资金额、签约条件和环保指标上更没有大城市那么严格。在劳工雇佣和待遇、福利方面亦没有如大型国有企业般受国家的严格管制和约束。因而这些小城市和县更能适应有关外资的投资兴趣和市场需求。珠三角的小城市和县因此成为80年代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其他新兴工业化地区工业外迁的最佳迁移地点之一，用以应付地区经济调整下所形成的制造业要求降低成本以保存市场和充分利用既有技术和设备的新情况。
3 外资驱动下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
大量外资的涌入促进了珠三角经济结构的转变，使之由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为工业化的社会。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的建立促进了珠三角由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转变为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外资企业不但为当地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使珠三角成为来自全国其他各省市迁移人口的最大吸引源之一。在土地利用景观方面，越来越多的农业用地被改变为工业、交通运输和城市建设用地，成为珠三角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另一显著表征。
3.1 经济结构的转变
表2显示，从1980年～1993年，农业占珠三角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由68.4%下降到27.8%；而同期第二产业的比重则由24.7%上升为61.7%，第三产业的比重由6.9%上升到10.5%。相反，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珠三角农村劳动力的比重由1980年的89.5%下降至59.6%，而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则分别由7.4%和3.1%上升至20%和20.4%。1980年～1993年，农村劳动力以年递增2.4%的速度增长，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却以0.8%的年递减率减少，而同期从事非农业活动的劳动力年递增率却超过10%（表2）。估计有70%～80%的农村劳动力已从农业生产中释放出来转而从事非农业生产。在这个由农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外资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以东莞为例，1993年底，“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雇佣的劳动力分别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53.2%和18.3%，表明将近2／3的就业和外资投资有关。1993年珠三角“三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1／4，在某些市，如深圳、珠海和惠州，这一比重更分别高达60%、47%和76.5%。当然外资工厂之外亦因为本地经济兴旺而副生出大量的本地与外资的服务性的产业，如饮食、娱乐及运输等。部分的三资企业及本地企业亦应用由香港地区转来的技术、市场营销手法和产品概念，成为以国内内销市场为主的新工业企业。如东莞的食品工业是明显的例子。可见，无论直接或间接而言，外资是珠三角经济和就业结构转变的主要动力之一。
表2 农村社会总产值和农村劳动力的变化（1978～1993）
Tab.2 The change of agricltural social output value andagricultural labour
资料来源：《广东省农业统计年鉴》，1994
3.2 出口导向经济的形成
美国、日本和欧洲跨国公司到中国投资是以获取丰富原材料和打开巨大的中国市场为目标，从事进口替代型的高技术行业，是“进攻型投资”。但珠三角外资主要来源的香港地区的企业，则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低廉的劳力和资源获得迅速反馈利益为目的，属于“贸易创造型”，即从事生产适合于香港地区和其他发达国家市场的出口导向型产品的投资。1992年底，香港对内地的出口额中有52.4%与在内地进行的对外加工有关，这部分贸易额分别占由内地转口和转口到内地贸易额的78.3%和46.2%，或占由内地进口和对内地出口额的72.1%和74.3%[（13）]。
来自香港的“贸易创造型”投资大大地促进了珠三角出口的增长。从1980年～1993年，珠三角的出口总额由6.3亿美元增加到199.6亿美元，年递增率达30.5%。出口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更是由8.6%上升到64.6%；1993年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50.1%。其间，外资对出口增长贡献颇大。1985年，“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出口值占珠三角出口总值的比重仅9.5%和7.5%，即83%属于贸易出口。而到了1993年底，“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出口的比重分别增加到23.9%和38.3%，也就是说2／3的出口直接与外资企业有关[①d]。与此同时，出口产品的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由农产品为主转变为工业尤其是轻工业产品为主。农产品出口值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50%下降到1993年仅9%，而轻工业产品出口的比重则由29%上升到76%。
3.3 珠三角成为人口迁移的吸引源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外资大量涌入珠三角，不但改变了地区经济结构和类型，同时亦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除解决了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的问题，它还吸收了大量区外、省外的自发性迁移人口。这些人实际上已发生了行业和地域上的迁移，构成了城市化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1990年底广东省流动人口已达300万人，占全国流动人口1／6，为全国各区之冠。整个珠三角的流动人口由1982年的11.4万人增加到1990年的279.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由0.6%上升到13.4%。在某些市县，流动人口已超过当地常住人口，如宝安和深圳，1990年底流动人口分别是常住人口的2.6倍和1.2倍。1990年流动人口中的就业人数占珠三角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达20%。流动人口已构成珠三角37.5%的第二产业劳动力和15%的第三产业劳动力。几乎所有的流动人口都从事于非农产业活动，其产业构成中，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人数分别占总流动人口的73.5%和17.4%；而且大多数流动人口都在外资企业中工作。
1987年全国1%抽样调查和1990年人口普查表明，80年代后期跨省的人口迁移增长比省内人口迁移快。跨省人口迁移占总迁移人口的比重由1982年～1987年间的11%上升到1985年～1990年间的29%。来自省内的迁移人口增长了163倍，而来自省外的迁移人口增长了584倍。在迁移目的地方面，由1982年～1987年间以镇为主要迁移目的地转变为1985年～1990年间以市为主要迁移目的地。1985年～1990年间，迁移到市的省内和跨省迁移人口分别占省内和跨省迁移总人口的61%和63.3%，而迁移到镇的迁移人口比重则分别为34.4%和32.3%。与此不同的是，1982年～1985年，迁移到市的省内和跨省迁移人口分别占省内和跨省迁移人口比重仅27.6%和26.5%，而迁移到镇的省内和跨省迁移人口的比重则分别达70%和71.2%。说明城市逐渐取代镇成为迁移人口的主要目的地。
婚姻、随迁和工作调动这3个非经济因素是1982年～1987年迁入人口的主要原因，占总迁移人口的比重达50.4%；而这3个原因在1985年～1990年间占总迁移人口的比重下降到22.9%。务工经商成为1985年～1990年人口迁移的最主要原因，其占省内迁移人口的比例由1982年～1987年间的18.6%上升到1985年～1990年间的61.4%，占跨省迁移的比重则由24.7%上升到57.4%。虽然没有整体的珠三角数字，这些广东省的数字显示了低技术和劳动密集的港资推动的新工业化，成为1985年后珠三角吸引外来人口的重要因素。
3.4 土地利用景观的变化
正如前述，外资的流入推动了珠三角工业化和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迁移。这两个城市化的组成过程，亦促使了可见的城市化过程的出现，即在土地利用景观上，珠三角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农村地区为了给工业化创造条件，提供低廉的土地，农业用地尤其是耕地锐减；二是城镇建设用地特别是建成区面积迅速扩大，工业、交通运输、房地产用地增长，改变了农村景观，向城市景观转化，形成“农村城镇化”现象。
从1980年～1993年，珠三角耕地面积由104.67×10[4]hm[2]减少到71.33×10[4]hm[2]，平均每年减少2.05×10[4]hm[2]，年递减率达2.2%。人均耕地面积则由1980年的0.06hm[2]减少到1993年的0.035hm[2]。耕地减少最严重的市县乃广—深和广—珠高速公路沿线地区。深圳特区的郊区和原宝安县（现为区）在1980年～1993年间耕地年递减率高达14.2%和11.9%。东莞、中山的耕地年递减率也在3.5%以上。珠三角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4个方面：（1）农业内部由于市场需求而导致用地结构调整，将耕地改为经济收入较高的鱼塘、果园、禽畜饲养场等；（2）城镇、工业、交通等基本建设的迅速发展增大对土地的需求而大量占用耕地；（3）近几年房地产建设和“开发区热”占用大量耕地；（4）由于在城市化的影响下，农村劳动力供求起了变化，农业成本增加，以及“投机”农地转变为工业及城市用途等原因，造成耕地丢荒、弃置。
在农业用地尤其是耕地向非农用地转化的同时，珠三角城镇建设用地不断扩大。1980年～1993年，珠三角大部分市县的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大了1.5倍以上，如深圳扩大了37.1倍，中山4.8倍，南海2.3倍，惠州2.1倍，广州1.8倍。农业用地向非农用地的转化，充分反映了珠三角农村景观向城镇景观的转化，是农村城镇化的显著表征。因为这些由农业转化而来的非农用地散布在农村，与尚存的农业用地交错混杂，与传统的城市化的连片扩展不同，故有学者称之为“农村城镇化”。
4 外资驱动下的城市化的空间格局
改革开放前，国家投资是中国城市化的唯一动力，国家政治和政策是城市发展最主要的因素。国家通过对人口增长和流动的控制以及资源的分配而对城市化过程起到决定性影响，包括城市人口、城市数量、城市形态和城市分布等[（14）]。改革开放前珠三角城镇发展缓慢，1949年～1978年30年间没有增加任何大城市和中等城市，集镇建设更是萎缩不前，1978年仅有32座建制镇。1953年广东城市化水平为13.2%，比全国低0.06%；1964年为17.8%，比全国低0.6%；1982年为1.86%，比全国低1.98%[（15）]。
改革开放后，城市化的动力，正如上节所述，已转而在很大程度上由外资所促成的新的劳动集约型出口工业经济所带动。伴随的是城市化迅速发展，一改过去城市化性质及水平落后于全国的面貌，并成为全国5大城市密集群之一（图1）。下面让我们揭示珠三角1978年～1993年间的城市化量化情况和空间特征。
图1 珠江三角洲城市空间分布图（1993年）
Fig.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ities in the Zhujiang River delta(1993)
4.1 外资是迅速城市化的主动力
珠三角城市非农业人口由1980年418.5万人增加到1993年903.7万人，年递增率达5%，高于全国同期水平（3.5%）。城市化水平由1980年的27.4%上升到1993年的42.2%，比全省高出14%，比全国高出22%。珠三角改革开放后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固然是内外动力共同营造（国内动力包括政府政策，特别是人口、农业、土地、外资、行政体制等方面，本文不详述）的结果，但为了揭示外资这一崭新的城市化动力对城市化的空间影响和作用，我们选取珠三角31个县市一系列被认为是城市化动力因素的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这些变量包括非农业人口、总就业人数、第二及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人均国民收入、人均工业产值、人均农业产值、人均耕地面积、人均粮食产量、乡镇企业工业产值、公路里程、人均客运周转量、人均货物周转量、人均邮电业务量、人均储蓄额、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人均出口额、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总值的年递增率（1980年～1993年），以及“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出口占工业产值比重”、“累积实际利用外资额”、“累积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到香港的距离”等32个变量。此分析得到特征向量值在1.5以上的5个主成分，累积解释变量达75.9%。根据每个主成分中各变量的得分，这5个主成分分别被归纳为“工业增长”（F1）、“外资引导的出口增长”（F2）、“农业发展”（F3）、“交通和通讯发展”（F4）和“农村工业化”（F5）5个名称以揭示其背后的城市化动力。以这5个主成分的成分得分为自变量以及1993年珠三角各县市的“修正城市化水平”[①e]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多元复相关系数为0.958，5个主成分中“外资引导的出口增长”的标准回归系数最大。另外4个主成分依其对城市化贡献值的大小，分别是“农村工业化”、“交通和通讯发展”、“工业增长”和“农业发展”。多元回归方程如下：
式中：Y——修正城市化水平
F1，F2，F3，F4，F5——5个主成分得分
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回归系数；F值＝38.21（显著度为0.01）
上述主成分分析说明，外资投入及其带动的出口增长是过去15年珠三角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同时，工业化尤其是农村工业化、交通通讯的发展和农业发展也是推动珠三角城市化的动力因素，他们亦间接地和外资有关。
4.2 外资驱动下珠三角城市化的空间特征
在外资及其带动的出口增长以及其他各种相关动力因素驱动下，珠三角城市化呈现出一些与传统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明显不同的特征。
（1）小城镇和小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
从1980年～1993年，珠三角的城市数目由7个增加到22个，1994年更增加到26个；建制镇由32个增加到392个，其中常住人口超过1万人的48个，人口1万人以下的344个；平均不到70km[2]就有一座城镇。1980年～1994年，珠三角特大城市保持1个，即广州；深圳由1个小镇发展成为珠三角唯一的大城市；中等城市由1个增加到5个，小城市则由1980年的5个增加到1990年的6个和1994年的19个。因此，小城市无论是个数还是人口数都是增长最快的，其非农业人口年递增率达16.7%；中等城市其次，年递增率15.6%；最慢的是特大城市，年递增仅2.2%。同时，特大城市广州的非农业人口占整个珠三角城市体系非农业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78.4%下降到1993年的37.2%，大城市深圳的比重则由0上升到7.8%。中等城市的非农业人口由1980年的20.3万人增加到1993年的133.7万人，其占整个城市体系的份额相应由7%提高到16.3%。同期，小城市非农业人口占整个城市体系非农业人口的比重则由14.6%上升到38.7%[①f]。
可见，与外资空间分布的小城市和县倾向相一致的，是以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导的城市化格局，而特大城市在整个区域体系中不论是外资还是城市人口的比重都在下降。首位城市广州的相对缓慢增长被一些学者描述为“反极化”[（16）]，这一判断不够准确。广州中心地位的下降及珠三角小城市和城镇的崛起主要是因为香港因素。它通过资本流动、制造业企业北移等活动而介入珠三角的城市化过程，而并非因为广州作为地区首位城市因发展过度饱和的规模不经济，而产生分散化的发展。因此，珠三角小城镇较大城市迅速发展及城镇发展的空间均衡是与外国投资的渗透密切相关的，它使香港成为珠三角新的强大经济辐射中心，令环珠江口各市县对广州不同程度地产生了离心趋向，更密切地与香港这一世界城市（world city）联系起来。
（2）跨境城市化（Border Urbanization）
15年来珠三角的城镇发展明显地主要集中在环珠江口、沿珠三角与港澳的相邻地区一带。1993年这一地带的城市个数为11个，占整个珠三角的一半（图1），城市非农业人口达537.6万人，占珠三角的72.1%。如果以从事非农业活动劳动力占农村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和非农产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珠三角农村地区“农村城市化”的水平，环珠江口的市（指其郊区）和县，包括佛山、江门、珠海、深圳、惠州、东莞、中山、南海、顺德和新会的农村城市化水平最高，两项比重都在60%以上；而处于北部和西北部边线的市县，如清远、博罗、从化、广州、恩平等农村城市化水平则较低，两项比重都在50%以下。
与此同时，珠三角与港澳之间的资本流动、生产线和生产工序的迁移和再分布、人力和货物的运输则促进了跨境城市化的发展。目前已有超过75%的香港制造业产品在珠三角生产，90%的玩具和钟表厂、80%～90%的塑胶厂、85%的电子厂都在内地设厂[（17）]。1993年香港从内地进口和向内地出口额中与对外加工有关的贸易额中均分别有93%发生在广东省[①g]。通过香港和深圳之间3个通道的机动车辆数目由1981年仅44.5万辆次增到1992年的650万辆次，即已达平均每天1.8万辆次。1978年，有129万人次经香港去内地旅游、访问，2.5万人次从内地到香港旅游；而1994年，这2个数字分别增加到2480万人次和190万人次[（18）]。总之，珠三角和香港之间的经济、人口、车流和货流等活动使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推动珠三角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香港向国际金融服务中心的转型。这种“前店后厂”的劳动分工，是一个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结合的独特典范[（19）]。
珠三角过去15年来利用港资的导向效应与城市化发展跨境效应的一致，正反映出珠三角通过香港这一世界城市而逐渐渗入世界市场和世界城市体系，纳入世界经济轨道。空间上，通过外资特别是来自港澳地区的投资驱动，一个珠三角－香港－澳门城市三角体正在形成。如果说世界城市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政经全球化的结果，那么“跨境城市化”则是与之相伴随的产物[（20）]。
5 讨论：“外向型城市化”
改革开放后外资的流入改变了政府是城市化主要推动者的传统模式。1978年后，外资成为珠三角城市化的新动力，它调动了地方较低级行政政府发展经济和城镇化的积极性，创建了一种新的城市化模式，即“外向型城市化”。它的主要特征表现在：①城市化的动力不是来自区内大城市中心的经济发展，因而导致向边沿农村分散，或吸引农村人口向大城市向心式的通勤；②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为主的外资导致产业结构的迅速改变，由农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③短期内外资的大量流入推动了城市化的迅速发展；④农村城市化地区与大城市间并不存在大量的通勤流，而二者间的经济关系并不很密切；⑤港澳地区投资的导向效应以及由“贸易创造型”外资投入所引发的大量的跨地区进出口的人流、物流导致城市化的跨境特征；⑥规模较小、档次较低、技术成分不高的制造业投资因低投入成本因素而形成的小城镇及县倾向，推动了小城镇乃至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⑦这类外资创造了大量的低技术劳工需求，引致大量区外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迁入；⑧这种“外向型城市化”不仅突出了其城市化动力的外部因素作用，同时也正是通过外部因素，尤其是作为外资主要来源的港澳地区投资的牵引作用而使珠三角内的农村城市化地区，和各级城镇一样直接（不经首府广州）与世界经济结构重组、进行国际劳动力分工以及与世界城市体系联系起来。
不同于外资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替代、本地销售及商业服务性的活动，以及其集中分布于少数几个大都市地区及核心经济区的点上，珠三角的外资表现出对区位要求的不同。它的空间分布广，呈现出大面积地广泛分布于小城市和县（农村）的倾向。60年代拉美国家对外国资本和贸易的依赖曾导致了经济长期停滞不前，“非工业化”和“虚假城市化”等现象。然而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气候下，珠三角引进外资的经验却展现出经济持续增长、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的景象，并使它由原本封闭的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迅速与世界经济相结合，并纳入世界城市体系的范畴。
传统的城市化理论认为城市化是国家或区域内历史、社会和经济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大多不考虑外部因素，如外部资本流入的影响等。珠三角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发展，尤其是快速经济转型，就业结构改变和空间格局的特征，都表明外资在20世纪后期全球经济重组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深远影响。因而外资投入可成为经济开放地区城市化的新动力。珠三角过去15年来的城市化发展虽然在诸多方面似乎表现出与Desakota区相类似，如历史上是以大量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粮食高产区、非农活动的增加、人口流动性增强、土地利用混杂，引致管理上的“灰色地带性”等[（10）]。但珠三角城市化的动力、作用机制及空间特征显然与属第二类Desakota区的泰国曼谷地区、印度的德里、孟买地区甚至中国的其他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如辽东半岛、沪宁杭地区、京津唐地区各不相同。将珠三角城市化特征与Desakota区的一般特征相比较，不难发现二者不同之处：①珠三角非农活动的增长已经超越仅以“同一家庭内各成员的劳动分工为主”和季节性强的特征，原有农业人口已有70%以上已稳定而彻底地转向非农产业并且其中相当部分的人在外资企业工作，并非是农工兼顾。②珠三角的人口流动并不仅仅局限于“区内小城镇往大城市的通勤和区内密切的人、物流”，而不少是跨境、跨区，甚或跨省的。③珠三角的城市化并非主要靠“大城市（如广州市）为农村季节性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和农副产品市场”，更主要的是劳动力常年较稳定地（一般是2年合同或以上）迁往小城镇或甚至农村地区从事非农业活动，使农村地区迅速工业化和城镇化。
因此，我们认为过去15年来外资对珠三角的城市化空间格局和特征的影响确立了一个新的城市化类型——“外向型城市化”，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城市化动力和格局的研究提供了新方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珠三角正面临着经历过去15年高速增长后投资成本（土地、劳力）上涨、激烈竞争而造成非规模经济、投资环境容量和持续性问题，以及来自国内其他较低成本地区和其他国家如越南、印尼等更优越的投资环境和优惠的投资政策的竞争。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甚至是珠三角地区在下一时期和下一经济发展阶段的投资环境和政策的改变亦使外资在流入的数量、产业构成、来源、市场导向以及地理区位、劳动力、土地等需求也会发生相应变化。这从而使珠三角的城市化格局也发生变化，因而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跟踪研究，对建立在过去15年经验上的“外向型城市化”模式加以调整和修正。
虽然珠三角有其独特性，如与其主要投资来源地香港有密切的地理、人文联系，但在全球一体化形势下，世界各国越来越紧密联系，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都不能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从这一点出发，珠三角的经历对正在加速开放的内地其他地区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具有一定的启发和示范意义。通过更多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我们将更加理解“外向型城市化”的内涵，以便能利用它指导制订地方的经验、社会和城市发展政策。
EXO-URBANIZATION:THE CASE OF THE ZHUJIANG RIVER DELTA
Victor Fung Shuen Sit Yang Chun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Geology,Hong Kong University,Hong Kong)
Key Words urbanization,foreign capital,Zhujiang River Delta
Abstract
Ever since the late 1970s,foreign capital has become an active agent in economic growth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This is a product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other economic activities inspired by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rbour(NIDL) and a new and positive altitude of most developing countries towards the utilizationof foreign capital for their own development.Withactive inflow of foreign capital,not only the local econmy of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has been drastically transformed,their urbanizationhas been transformed by this new dynamic as well.In this paper,such anurbanization process which bears improtant imprint of foreign capital,is labelled as exo (genous)-urbaniza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volume,duration,nature and consequence offoreign capital there have been such that it has produced the only case of exo-urbanization in the Zhujiang River Delta of the PRC in 1990.The paper analyses the process as it happened in 1978～1993.1978 marksthe start of the new Open Door and Reform of the PRC which turns theZhujiang River Delta from a slow growth area under central-planning into a fast economic take-off area where market mechanism and foreign captital have played the predominant role in its economy.
It is found that foreign capital has transformed the economy of theDelta in the period from a traditional rural one into one which islargely urban and export-oriented.The new economy is predominated by light manufacture with both foreign and domestic funds and market-orientations.Yet foreign capital and foreign market have the larger role.Drastic growth of this new economy not only has led to rural-urban migration within the Delta,in the later part of the period,intra-provincialand inter-provincial medium to long distance migration has also been induced.Many of the new migrants are young and unskilled cheap labourrequired by the rapidly expanding manufacture and service sectors of the new economy.
Exo-urbanization in the Delta is found to show a number of characteristics.There is a clos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the inflow of foreign capital as well as the new industrial sector growth that it has espoused.Secondly,the rate of urbanization is hectic,and is accompanied by the more hectic expansion of the built-up area,to a great extent,caused by the rapid expansion of land for urban andindustrial uses.Thirdly,urban growth happens more in the small and medium urban places as well as'rural areas'(or rural-urban transition areas) where land is cheaper and official control over labour,environmentalpollution and general bureaucracy are more laxed.Thus it hasled to thefaster growth of smaller urban centers than the larger centers.In thecase of the Delta,the rank-size curve has become smoother and theprimacy of Guangzhou,the provincial capital has declined.Fourthly,exo-urbanization shows a spatial bias towards the demarcation zone in theDelta,a clear response to the pull of the market and the mainsource ofcapital,i.e.,Hong kong.
Exo-urbanization is thus marked by different from other new phenomena described by recent studies in and around large metropolitan area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such as the extended urbanization.However,the social,political and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 of the processneeds to be further studied and its substantiation is yet insufficientlyexplored.
来稿日期：1996-05；收到修改稿日期：1997-01。
注释：
①a 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1994.
①b 刘治本.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概况及港澳对内地投资的管理.中国投资导向，劳动法、税法演讲会.香港，1996年1月31日
②b 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1994.
③b 包括沿海开放城市广州、经济特区深圳和珠海以及由佛山、江门、东莞等28个市县构成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
④b 张文范.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中国国际都市化研讨会，广东顺德，1995年8月28日～9月2日.
⑤b 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1994.
⑥b 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1994.
⑦b 广东省区域经济统计资料，1980～1993.
①c 特大城市指城市（包括市区和郊区）非农业人口超过100万人，大城市为50万～100万；中等城市为20万～50万；小城市10万～20万。虽然东莞、中山及1992年所设立的部分县级市的市区人口超过20万，但它们中心城区的非农业人口在20万以下，故仍被视为小城市。
①d 广东省统计年鉴，1984～1994.
①e 
Y为修正城市化水平，P[，j]为j区的总人口，AUP[，j]为j区的城镇人口。UP[，j]为j区的常住人口，NUP[，j]为j区的常住非农业人口。
①f 广东省统计年鉴，1984～1994.
①g 香港贸易年鉴，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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