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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 D1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分析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时指出：“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战略家，邓小平同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过程中，不仅着眼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而且总是站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高度，把问题放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进程内加以考察、审视和论证，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思想。本文试就邓小平的国际共运思想作一探析。
一、建设社会主义，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立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令几代共产党人感到困惑的大问题。
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实践，世界社会主义也曾出现过蓬勃发展的辉煌时期。然而，从5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发展中出现重重困难和曲折。在东欧，1956年连续爆发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在中国，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的政治生活也开始进入了极“左”时期，直至出现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灾难。各社会主义国家为何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充满了曲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共产党人对自己所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业还不完全清楚，因此，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就陷入了盲目和困惑之中，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63页。）
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发生在如马恩当初所预料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在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马恩未曾遇到和解答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所共同面临的新课题。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曾对这个问题作过积极的探索，但在理论和实践中亦未获得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对社会主义进行重新认识。他在对中国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分析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对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论断。邓小平这一系列科学论断的提出，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而且也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实现了新的飞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十分注重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他认为要建设好社会主义，首先必须要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1980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 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13页。）1985年4月， 邓小平在会见一位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理时说：“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23页。）在对社会主义进行反复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在1992年初明确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论断，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73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一精辟论述赋予了社会主义本质最核心的内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揭示了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的紧密联系。这一论述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的统一，从而从深层次上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一理论概括，不仅在实践上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的指导原则，而且标志着在国际共运史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了新境界。
在科学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同时，邓小平还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阐述。1987年4月， 他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领导人时指出：“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27页。）80年代末以来，随着苏联和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究其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由于这些国家这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大力发展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体现。鉴于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就必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否则，“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28页。）
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用一个固定模式，各国要走有自己特色的发展之路。
模式问题曾经是困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根本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的时候，只是根据当时的情况，着重阐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并没有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方法制定出万古不变的方案。由于种种原因，在后来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苏联模式被作为固定的模式而为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所效仿，包括中国在较长的时期内也实行的是这种模式。由于机械地照抄搬苏联模式，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发展中逐步暴露出不少的问题。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东欧一些国家开始寻找摆脱苏联模式的尝试，但未获得成功。在我国，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也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然而，由于不久出现的“左”的思想的干扰愈来愈严重，探索出现了严重偏差与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模式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与反思。在全面总结中国和国际共运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有固定的模式。他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页。）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苏共中央领导人时， 又强调指出：“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92页。）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问题上，邓小平强调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走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1983年4月， 邓小平在会见印共（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说：“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所以，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7页。）1986年11 月，邓小平又进一步强调指出：“我国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91页。）
三、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新旧社会形态的交替，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因此，传统的社会主义观，一直把阶级斗争作为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总能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与水平，能起到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然而，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却普遍出现了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相背离的情况，劳动生产率不高，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能得到充分发挥。摆在共产党人面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的现象？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对此，邓小平同志予以了科学的回答。
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其基本性质是相适应的，但也有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因此，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某些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解决社会的基本矛盾，使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正如邓小平在1987年6 月会见南共联盟领导成员时所说：“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37页。）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强调了改革对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他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70页。）
社会主义要发展就必须要进行改革，那么，前苏联及东欧国家为什么通过改革却导致了剧变和解体呢？邓小平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改革的性质、方向发生了严重的偏差，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正如邓小平所分析的：“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97页。）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前提下的改革，在改革中，要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统一起来。他指出，改革不是否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42页。）邓小平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思想，不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阿尔巴尼亚社会党负责人帕隆比对此不无感慨，他认为，邓小平的中国改革经济和社会主义新观念，对世界和当代具有影响意义，中国从经济改革入手，结果人民生活提高，然后扩展到其它领域，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四、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必须要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如何处理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因而应对资本主义，包括对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文明成果一概持排斥态度。二次大战结束后，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不断下降，在先进科技上同西方差距逐步拉大，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的指导下，关起门来搞建设，没有通过同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吸取优秀文明成果来加速自身的经济发展。
对于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看待资本主义所拥有的文明成果，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进步性。它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也创造了灿烂文明。它在几百年间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超过了以往世代的总和，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说过：“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10页。）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都可以吸收、借鉴，为什么害怕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呢？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总体状况还暂时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国家更要善于向他人学习。邓小平因此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73页。）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在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时，一定要注意科学的分析和鉴别，不能不分良莠，不加取舍，全盘吸收。邓小平为此告诫人们：“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它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10月第1版，第183页。）
五、在国家关系问题上，不应以意识形态划等号；在党际关系上，应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的原则。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历来存在着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相交织的复杂情况。在以往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国际舞台上，人们习惯于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来作为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基点或准绳，同则友，异则敌。从而在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上，陷入意识形态至上的误区。
在国际关系中，各国都在寻求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维护本国社会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必然是自己的重要职能，因而意识形态利益是构成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在对外关系中，由于意识形态利益只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因此，它当然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在国家关系问题上，邓小平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等号。邓小平认为，一部国际关系的历史，主要不是看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把国家的主权、安全放在第一位。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邓小平接着对尼克松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30页。）在国际关系中，既然不应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划等号，那么，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最佳方式应是什么呢？邓小平对此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10月第1版，第96页。）
在党际关系问题上，邓小平根据国际共运史上曾出现过的个别党以老大自居，随便指手划脚造成失误的教训，强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能形成领导中心。邓小平指出：“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方式去硬套怎么行？就算你的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18页。）因此，他坚决主张：“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19页。）他说：“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18页。）要注意“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20页。）正是在邓小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处理同别国党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
收稿日期：1998-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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