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齐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既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又是一位历史渊博、见解精辟的政治家。他博览群书、贯古通今，将中华民族的五千年灿烂文化，纳入心中，经过他的独特的锻造、揣摩和滋润，成了人们认识历史和改造现实的锐利武器。具有兼容并蓄、改革开放、影响恢弘的齐文化，在毛泽东的点评下，使其发出了熠熠光华。
毛泽东对齐文化是非常熟悉的，熟悉到可以信手拈来。1962年，在党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话的中心内容是民主集中制问题。当他讲到，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时，举的历史故事就是在临淄这块大地上写下著名篇章的郦食其的故事。
毛泽东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一遍。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1]
就是这个郦食其，公元前204年建议刘邦派员出使齐国，规劝齐王田广，归顺汉王。刘邦采纳了郦食其的建议，并委派他出使齐国。郦食其到了齐国，向齐王分析了天下的形势，非常肯定地说：“今后天下一定归属汉王刘邦。现在不如齐王早一点归顺刘邦，一则免得齐地生灵涂炭，二则齐王及其部属也有一个好的归宿。”齐王一听颇有道理，便听从了郦食其的建议，与郦食其签订了友好协议，并命令在历下抗拒刘邦的大将华不伤、田解等解除战备状态。于是，齐地沉浸在一片和平气氛之中。然而，当大将韩信率兵平定了赵、燕之地后，听从了辩士蒯通的建议，趁齐王罢兵之际，不管协议不协议，突然率兵悄悄地越过平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历下，继续挥师东进，逼迫田广、田横仓促应战。同时，田广、田横们认为，郦食其欺骗了他们，于是便将郦食其下油锅烹了。
对于这段千年往事，毛泽东不仅非常熟悉，而且有他独特的见解。毛泽东说：“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尽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油锅烹了。”[2]
对于这件事，毛泽东总是念念不忘。1964年1月7日，他在一次谈话中提出了一个率真的命题：“老粗出人物。”他谈到了汉刘邦，说：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3]
这是说，韩信率兵打败了田齐军队，杀死了田广，又击败了楚将龙苴后，占领了大片齐地，便派使者请求立他为齐王。这时，刘邦与项羽正处于决战时刻，对于韩信的请求刘邦非常恼火，骂道：“我被项羽围困，天天盼望他来救，原来这小子是想自立为王！”谋士张良怕恼怒了韩信，对汉不利，赶忙踢了踢刘邦的脚，于是刘邦会意，改口大骂道“大丈夫立功做真王就是了，做假的干什么？”接着派张良到齐，分封韩信为齐王。这样，才为尔后韩信率兵打败项羽创造了条件。对这段历史多次谈起，说明了多种含义，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和生机。
不仅如此，毛泽东对于齐人逸事运用非常娴熟而得体。毛泽东在美国实施扶蒋反共政策彻底失败，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悄然离开中国时，发表的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4]在这里，毛泽东连用了两个典故，均是与齐国有关。这在毛选四卷中是极少见的。其一，“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是一个民间传说。说的是，齐国首封者姜尚，在渭水河边用无饵的直钩在水面三尺上钓鱼。当然，这样是钓不上鱼来的。但他却说：“负命者上钩来！”于是，就召来了周文王。而文王发现了姜尚的才华，并重用他，结果是他帮助文王、武王打败了纣王，建立了周王朝。其二，“嗟来之食”，是指一种带侮辱性的施舍。说的是齐庄公时期，齐国一年闹大饥荒，大夫黔敖好心设棚救济。由于赈济的人比较多，黔敖有点救世主的凌人气势。有一天，一位逃荒者进棚取饭，黔敖盛气凌人，一手拿着一块食物，一手舀起一瓢粥，招呼那人：“哎，来吃吧！”那人说：“我正是不吃唤来的食物，才到了这步田地！”黔敖闻之，非常惊奇，一个快饿死的人，竟然有如此骨气，如此尊严，于是他赶忙向那人道歉。但是，那人依然不吃嗟来之食，随后就饿死了。毛泽东运用了这两个历史故事后，笔锋一转，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然后，大加赞扬了有浩然之气的闻一多、朱自清，使齐国的历史故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大放光辉。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干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说：“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接着他又说：“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5]其中说的孙膑，就是鬼谷子的学生，受庞涓之骗，到了魏国，受了膑脚之刑。后来，孙膑知道原委，便佯装疯魔。尔后，齐王派淳于髡去魏，巧妙地将孙膑接回他的祖国(齐国)，不仅在桂陵、马陵大败魏军，杀死庞涓，而且写下了著名的军事著作《孙膑兵法》，成为继其祖父孙武之后又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对章士钊说：“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我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乎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6]这里，毛泽东将齐国孟尝君善养士的故事用到溥仪身上，使其赋予了崭新的内涵。孟尝君田文善养士，是“战国四君子”之一。他收养了穷困潦倒的冯谖，而冯谖经常发牢骚，其中有“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于是孟尝君就给他食鱼，还给他车，养他的家眷，后来冯谖帮了孟尝君的大忙。毛泽东将这个发生在齐国的千年的典故，借来用到溥仪身上，显得既体贴随便，又非常幽默。这样，不仅章士钊乐意当使者，溥仪也好接受毛泽东的关照。
毛泽东不仅将齐国的人物、故事和历史典故十分巧妙地引用在他的讲话、著作和谈话中，而且还即兴发挥填入他的词中，使其古今交融，相映成趣，成为千古绝唱。毛泽东善于词作，但很少用典，可是就在和柳亚子的《浣洗沙》中却破例用了齐之典故。1950年10月4日和5日晚，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连续两天，在怀仁堂演出《和平鸽》舞剧。毛泽东与柳亚子观看了演出。柳亚子填了一首《浣溪沙》词，呈毛主席。词前有序，云：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演出《和平鸽》舞剧，欧阳予倩编剧，戴爱莲女士导演兼饰主角，四夕至五夕，连续在怀仁堂奏技。再成短调，欣赏赞美之不尽矣！词曰：白鸽连翩奋舞前。工农大众力无边。推翻原子更金圆。战贩集团仇美帝，和平堡垒拥苏联。天安门上万红妍。毛泽东于同年11月，乃有《浣溪沙·和柳亚子》之作。词曰：颜斶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新纪元。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7]词中颜斶齐王的典故，对于熟谙典故的柳亚子来讲，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个典故记载于《战国策·齐策四》：齐宣王召见颜斶，说：“斶前！”颜斶也说：“王前！”宣王不高兴，左右的人也说颜斶违反君臣之礼，不对。颜斶说：“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宣王很生气地说：“王者贵乎？士贵乎？”颜斶是战国时齐人。隐居不仕，愿“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净贞正以自虞”。很有点硬骨头精神。柳亚子在蒋介石当权时，始终不与蒋合作，而且公然反蒋。蒋既不能容柳，柳亦不买蒋的帐。但柳亚子却与毛泽东有着深厚的友谊。1926年5月，柳亚子以国民党中央监委的资格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与时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的毛泽东相识，并由此结下不尽的情谊。1929年，柳亚子从报纸上看到毛泽东遭遇不幸的谣言后，不仅悲痛地写诗悼念，而且将毛泽东比喻为中国的列宁。1945年10月7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首次将《沁园春·雪》题赠柳亚子。可见彼此友情之深。毛泽东以“颜斶齐王各命前”喻指柳亚子与蒋介石之间多年的实际关系是相当妥帖的，是对柳亚子政治品质的肯定，也是对寓于齐文化中人本思想的赞许和张扬。
1952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视察山东，来到趵突泉边，一面品茶，一面对随行人员说：据《春秋》记载，在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和齐襄公曾相会于泺，就是这个地方。他又说：“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发生在济南南部，她哭的是齐长城，不是秦长城。”[8]事隔52年后，《淄博晚报》记者在“百天探访齐长城”的过程中，真的来到了济南南部的长清区万德镇长城村。这里就是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发生地之一。孟姜女在这里哭倒长城之后，自己头碰岸边的岩石跳崖自尽，鲜血染红了山崖，石头变成了红色；崖下的江水被鲜血染红，于是人们将原来的五龙江改成了红石江。长城村里有孟姜女庙，庙里供奉着孟姜女的塑像，村里还有3户姜氏人家。至此，人们不得不拍案叫绝：既感叹毛泽东对齐国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之细微，又感叹历史与现实巧妙叠合与辉映。
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他的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在国内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对齐国的军事理论与实践，格外倾注，尤其对《孙子兵法》评价至高，研究至深，运用精湛，使其在两千多年后，大放光辉。
孙武，字长卿，春秋时期临淄人。他的祖先陈公子完，于公元前672年避难齐国，齐君赐姓田。孙武的祖父田书，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孙武因齐国田鲍四族作乱，奔吴，被吴王阖庐拜为大将军。尔后，他率吴军西破强楚，北震齐晋，显名于诸侯。著有《孙子兵法》，历代兵家称为“兵经”，被誉为古代兵法鼻祖。在国外也颇受推崇，日本学者称《孙子兵法》为“世界第一兵书”，“东方兵学的鼻祖”；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拿破仑在行军打仗中还读《孙子兵法》；德国威廉第二，出逃之后才读到《孙子兵法》，感叹“恨在20年前未读到此书”。毛泽东慧眼识真经。在他的军事著作中，引用最多，评价最高的就是《孙子兵法》。1936年12月，毛泽东在著名的军事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高度评价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规律。他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9]同时，他指出：“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10]毛泽东在他著名的哲学论著《矛盾论》中又从哲学的高度，论述道：“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11]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同部分亲属与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不无遗憾地说：“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12]
毛泽东虽然在遵义会议前没有看到《孙子兵法》，但是对其要义是心知肚明的。1935年1月29日，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率领红军四渡赤水，集中主力于扎西，并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会上，毛泽东说：“土城战斗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们没有消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教训有三：一是敌情没摸准，原来以为4个团，实际超出一倍多。看来孙子说得对：‘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13]1935年3月，毛泽东与朱德率兵在鸭溪休整，面对着蒋介石的大军围截，他俩有一段对话。毛泽东说：“只有将滇军孙渡调出，就是胜利。”朱德问：“怎么调出孙渡呢？”《孙子兵法》中的一句妙语，从毛泽东的口中自然涌出：“我欲战，敌虽高垒沟深，不得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刘伯承说：“对，这叫做‘攻其必救’，‘围魏救赵’。”果然，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敌人听从调令，乖乖地让红军在6天里，完成了三渡、四渡赤水的作战任务，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远远的甩在后面。
为了尽早读到《孙子兵法》，毛泽东刚到陕北，1936年10月22日致信叶剑英、刘鼎，说：“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14]
当抗日战争处于艰难岁月，国民党在忻口战役失败后，毛泽东对他的军事高参郭化若说：“你能不能写点古兵法文章，宣传运动战思想。对国民党军的长官，搬古兵法，他们懂，听得进。”郭化若写了两篇古兵法文章，其中包括《齐燕即墨之战的初步研究》之后，对毛泽东说：讲古兵法首先要讲《孙子兵法》。毛泽东说：要精深研究《孙子兵法》中优美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对战争指导的法则，以新的内容去充实，研究孙子就要批判曲解孙子的思想，批判贻误中国抗战契机的思想。必须深刻地研究孙子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性质，哲学思想以及包括孙子以前的兵法思想，然后再对《孙子兵法》本身作研究。[15]于是郭化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写出《孙子兵法初探》，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引起了很大影响，以至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时，对郭化若说：“你写的孙子的文章很好嘛，有些国民党军官向我打听郭化若是何人，和郭沫若是不是兄弟。我说郭化若是我们共产党的秀才，是专家学者。”毛泽东风趣地说：“化若也是名人了。”可见《孙子兵法》在军事领域的崇高地位和强大生命力。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与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谈话中，当蒙哥马利谈到我也学过成吉思汗，他强调机动性时，毛泽东说：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东西。蒙哥马利问道：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毛泽东立即回答：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16]
继孙武子之后，他的后人孙膑，不仅在齐国演义了著名的桂陵、马陵之战，为齐威王登上战国七雄之首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写下了《孙膑兵法》，成为继《孙子兵法》之后，又一辉煌之作，在中外军事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毛泽东不仅高度评价《孙膑兵法》，而且创造性地运用到他的军事理论与实践之中，使其放射出新的光芒。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17]毛泽东所说的“围魏救赵”的办法，就是公元前354年，魏军围攻赵国都城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南)，第二年，齐国国君命田忌、孙膑率军救赵。孙膑认为魏军精锐在赵，内部空虚，主张引兵迅速进攻魏都，迫使魏军弃赵自救。田忌采纳了孙膑的意见。魏军果然回救本国。齐军乘魏军疲惫，在桂陵(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北)设伏袭击，大败魏军，赵国之围也随着解除。后来中国的军事家就用“围魏救赵”来说明类似的战法。尔后，毛泽东又在《孙膑兵法》关于围魏救赵的战例一段天头上划了三个大圈，批注：“攻魏救赵，因败魏兵，千古高手。”[18]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对孙膑帮助田忌赛马取胜的“驷马法”给予高度评价。孙膑从魏国回到齐国后，住在齐将田忌家里。他看到田忌与齐国公子比赛骑射，就给田忌出了个主意，即：以田忌最差的马与公子最好的马比赛，以田忌最好的马与公子中等的马比赛，以田忌中等的马与公子最差的马比赛。结果田忌以2比1取胜。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驷马法”。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章士钊赠给毛泽东的一部冯梦龙写的《智囊》一书中，讲了“驷马法”后，又说：“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之后，宋高宗又说：“此孙膑驷马之法。”毛泽东在这一段的天头上批注：“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19]
毛泽东不仅对两部孙子兵法有着精深的研究和创造性的运用，而且对于齐文化中有关兵法的论述也是非常娴熟的。早在1931年2月，当蒋介石委任军政部长何应钦兼南昌行营主任，调集2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时，面对“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的严重局面，红军内部搞得一团糟，先是打不打的问题，后是先打谁的问题。毛泽东赞成就地打仗，并且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和公秉藩，而有些人却主张先打6路军，理由是这路军几个统帅是蒋的亲信，打蛇先打头。毛泽东斥之为缺少见识，说他们不懂得在战略上先打弱敌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并脱口背了一段《管子·制分》篇中的一段话：“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然后说：不是古人早已讲过了的吗？[20]尔后，郭化若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起草了命令，取得了“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的伟大胜利。
不仅如此，毛泽东对于齐国的战例也是非常熟悉，用之非常巧妙的。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著名的军事专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专门列举了齐鲁之战的事例，以说明战略退却的重要性。他说：“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的叙述：
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21]
而今长勺之战的古战场，静静地处于莱芜市东部苗山镇群山叠嶂之中。它宽虽不太宽，却有着长达10余公里的平地，是难得的适宜车战的战场。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又列举了齐晋之战的事例，以说明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持久性。他明确指出：“可以说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的那种慢慢发展的孤军作战的景况。然而不应该打算明天就会成功。‘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积聚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22]此事见于《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齐、晋两国的军队会战于鞌(今属山东省历城县)。战斗一开始，齐顷公以为胜敌至易，说：“余姑翦灭此而朝食。”“此”，指这些敌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先消灭了这些敌人，再吃早饭。结果齐军被晋军打败。后来人们常以此形容斗志坚决，要立即消灭敌人。
毛泽东博览群书，博学强记，见解非凡，是一位历史知识渊博的政治家。在他的口头谈话、演讲、报告、文章中，随时随地地自然流露出他的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价。无疑，对齐文化也是如此。
1952年10月27日，毛泽东来山东视察时说：山东比北京古老得多。西周和春秋时，这里就属于齐、鲁、曹、滕等国……齐国的首领就是姜太公。又说：山东，作为地方最高一级的政区名称，是从金代开始的。据说三皇五帝中的舜帝和大禹都曾生活在这里。孔子、孟子、左丘明、孙武、孙膑、诸葛亮、王羲之、黄巢、李清照、辛弃疾、戚继光、蒲松龄等，都是山东人。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孙子是兵圣，王羲之是书圣，北魏的贾思勰，元朝的王祯都是大农学家，他们都为山东增光添彩嘛！[23]山东人民，不仅远在4000多年前就创造了大汶口文化，后又过渡到龙山文化。至今仍都保留着遗址。同时，还有临淄齐国故都和曲阜鲁国故城。
毛泽东所说的姜太公，就是辅佐周文王、武王打败纣王的姜尚，也是封齐建国之君，齐文化的奠基人，又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素有中国兵家鼻祖之称。而舜帝，据学者考证，他生于诸冯(今诸城市)，齐地有许多地方至今依然留有他的遗迹。在济南就有舜打过的井，犁过的地。淄博的母亲河(淄河)，据说就是大禹给命名的。大禹治水毕，东巡，至此，溯水而上，至源头，见周围山崖土石皆黑，山脚下群泉奔突，汩汩汇成一溪，滚滚东去，数里之中翻滚着黑色的波浪，故命名为“缁河”。“缁者，黑也。”后来人们称之为“淄河”。孔子、孟子虽然生于鲁国，但都与齐国有关。孔子曾于公元前517年来到齐国，与景公交谈时，提出了著名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且留下了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千古逸事。孟子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齐国度过的。他是稷下学宫重要的学派人物，且受到齐宣王的崇高礼遇。他的大部分成果也是在稷下完成的。至于孙武、孙膑就是齐国人。而后来的诸葛亮、王羲之、黄巢、李清照、辛弃疾、戚继光等等，都是出生在古老的齐国这块大地上。北魏的大农学家贾思勰，就是时任临淄附近的高阳太守。蒲松龄则出生和生活在齐都腹地的淄川。毛泽东说：“他们都为山东增光添彩嘛！”这是毛泽东对他们的肯定、赞美和褒奖，也是对古齐大地的称颂和厚爱。
战国时期，用苏秦的话说，临淄7万户，下户3男子，就有21万之众，就人口而言，就有50多万。据考证，临淄故都由大城、小城组成，两城面积达60平方华里，大小城墙总周长21433米，可见规模之宏大。西汉时，临淄成为“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乃至“市租千金，巨于长安”。因此，毛泽东不仅在山东首先提到齐国故都临淄，而且在视察外地时也没有忘怀古老而又繁华的临淄。比如：1959年9月24日，毛泽东莅临邯郸，视察成安县时，面对古赵大地，他深情地说“邯郸是赵国都城，是五大古都之一。那时有邯郸、洛阳、临淄，那时候没有上海、天津大城市。邯郸是要复兴的……”(邯郸市档案馆：《邯郸市大事记》)五大古都，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但比较认同的是，西汉时所指的邯郸、洛阳、临淄、宛(南阳)、成都共享五都盛名。毛泽东在这里除了讲所在地之外，就是提到了洛阳和临淄。由此可见，悠久的临淄在毛泽东的脑海中是挥之不去的。他期待着邯郸的复兴，无疑也期盼着临淄创造出辉煌的未来。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关于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说到商品生产时，顺势发挥：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先齐大地是被称之为东夷的。正是纣王把东夷与中原统一巩固起来，使之成为商朝密不可分的成员之一。商纣王时，强大的薄姑氏居住在这里，是纣王的一支可靠而强大的力量。就是在商朝灭亡后，这里的薄姑族在武庚的策动下，与徐、奄等地氏族，发动了反周的战争，逼迫周公旦二次东征，尔后，姜太公才就国于营丘，建立齐国，使这里安定下来。而姜太公为了笼络这里的人民，采取了“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的治国方略，故而发展了生产，巩固了地方统治。
1959年2月25日，在济南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说：龙山文化很有名啊！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24]龙山文化是以在章丘市龙山镇首先发现而命名，而这里距离齐都临淄较近，因此在齐国故地可以说遍布龙山文化的遗存。其实，在山东从出土的文物看，距离临淄不远的后李文化遗址是最早的距今有8200年的历史。它的发现使山东地区文化发源年代，向前推进了1000年。
齐桓公小白是齐国继姜太公之后又一个在历史上建立重大功勋的国君，他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毛泽东在评点历史的时，没有忘记他。1964年8月30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到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时，发挥道：“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25]可见，毛泽东对齐文化研究之深，之细。
在齐文化中，稷下学宫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科学院的雏形。在这里形成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文化高峰。齐宣王时，稷下学宫达到了鼎盛时期，宣王把稷下之徒七十六人赐为上大夫，学者达数百千人。荀子15岁就游学于齐，在稷下学宫曾三为祭酒焉，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是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稷下学宫最卓越的学者。对这位先秦学者，毛泽东评论道：“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思想上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公、晋文公，秦始皇也算。”[26]
1965年6月13日，毛泽东在接见胡志明的谈话进一步指出：“孔孟是唯心主义，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荀子代表地主阶级。”[27]又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的。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28]毛泽东把荀子评断为“儒家的左派”，这是历史的创新。他从哲学观、阶级立场出发，对荀子和孔孟思想作了如此区分，荀子的学生李斯从儒家的左派而变为法家。秦始皇用李斯，就是荀子思想发展后的实践。也就是说，荀子的思想是进步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思想。在毛泽东看来，荀子是稷下学宫的集大成者，是有重要历史意义和作用的。
综上所述，富有改革创新精神，充满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具有丰富军事理论与实践，且文化底蕴厚实，人才辈出的齐国大地，在毛泽东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毛泽东对齐地及其文化的精辟论述，更使齐地及其文化大放光彩，使其在现实生活中以及未来的进程中发扬光大，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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