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管理研究中情境化理论建构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境论文,理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问题的提出 在社会科学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都处于某一特定的情境之中，其行为受到文化、制度等社会因素的影响较大。由于环境的不同，管理学中被学习、应用的某些主流知识可能不是普遍的而是特有的，这些知识主要建立在西方文化和制度上。在管理学研究中，环境因素的重要性问题早已受到研究者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早期的开放系统范式，到权变理论，再到资源依赖学说、种群生态学说和制度理论，管理学者已经认识到环境在形成组织程序和常规过程中的作用，并开始寻求解释“环境-组织”之间相互作用的变化关系。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即使环境作为组织过程的重要变量被纳入研究多年之后，一些强调环境因素的学说在某些环境下仍存在不适用性。在这种情况下，非西方主流的管理研究中对于建构情境化理论的呼声日益高涨。例如，MEYER呼吁亚洲研究者积极研究本土问题，并发展出在亚洲语境下有意义的新理论。TSUI则认为，如果某一新兴国家处于一个独特的、不同于大部分管理理论产生的情境中，研究工作就必须进行某种形式的情境塑造，创建解释地方性现象的新理论，以弥补现有理论的不足。PLEGGENKUHLE-MILES等对《亚太管理学报》(简称APJM)1997-2006年间发表的研究型论文的分析表明，亚洲学者们正在提出多种“亚洲的反常现象，即亚洲独有的现象或谜题，这些现象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检验和扩展现有的理论，而且在于描绘出新理论发展的方向。 目前，在我国的管理研究中，所应用的理论主要源自于西方。其中一部分理论中一些关键而隐含的假定(西方学者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些假定的存在)在中国情境下可能不成立，包括产权制度、企业治理结构、文化维度、市场特征、发展速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等。一些西方舶入的管理理论在解释中国管理实践现象时遇到了解释力弱的问题。例如，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问题、企业的政治关联与政企关系问题、企业组织中传统文化价值观与员工沉默行为问题等。对于前两个问题，学者们指出较难直接用舶自于西方管理学经典理论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和“制度主义”理论进行解释。原因是这些现象背后的情境化特征(如政治制度、政策法律等)与西方理论产生的情境化特征具有差异性。类似地，第三个问题与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及其影响下的行为相关，也较难用基于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理论来解释。 由此，学者们呼吁在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问题时要充分考虑中国情境，对理论进行调整和改造。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在全球地位的显著增强，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开始受到关注，本土化的管理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在国内外已有理论的基础上，如何通过情境塑造(或“情境化”)建构本土化的管理理论，对中国管理实践进行解释、指导并为国际管理知识体做贡献，是中国管理研究面临的重大问题。 在上述两方面要求的推动下，近年来对中国管理实践进行情境化、拓展主流管理理论、建构本土管理理论的讨论越来越多。一些学者提出了管理学本土化研究的思路和必要性，如梁觉等指出本土管理研究的几种发展道路：发展创新的理论、开展单一文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高婧等指出了中国管理研究本土化中的研究技术和方法的重要性，并就价值取向、学术激励体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郭骁指出随着管理研究的深入开展和业界对管理学科“价值性”的需求，应当构建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范式。还有一些学者对如何进行本土情境化研究进行了思考和分析。例如，徐淑英等对研究问题、理论、工具、方法4个层面的情境化研究策略做了较好的介绍；CHILD提出将中国的管理情境和其他国家的管理情境做对比、确认的策略；郑雅琴等从测量工具和方法、变量间关系构建、推理过程的逻辑起点等方面讨论了情境化研究的方向；李垣等指出可抓住中国的转型特征和文化认知特征认识中国情境；蓝海林等认为在研究时应该从环境、组织与人的交互作用和动态演化来理解企业所处的情境特点；任兵等在总结上述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界定中国情境和情境化研究的内涵与动因，进一步提出了情境化研究的两种思路和一条渐进式发展路径。还有一些学者则通过对西方学术体系的介绍，结合中国管理学的基本问题，从方法选择、研究的情境化、未来研究方向和问题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分析和建议。 整体来看，学者们对基于中国管理学情境化研究的目标、意义、范式和路径等已经做出了较多的探讨。徐淑英等、LI等、任兵等还提出了情境化研究的内涵、类型及实施途径等较为具体的内容。在讨论中国情境化背景下的我国管理研究时，现有文献主要还是介绍情境化研究的内涵、意义、思路与途径等概括性较强的内容，较少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层面来聚焦于情境化理论建构研究。情境化研究过程中一系列更为具体的、操作性的方法论层面的关键问题，例如，如何选择研究问题、如何建构理论、如何选择研究方法、如何处理与实践的关系等，还少有系统的、全面的论述。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一方面的讨论，本研究尝试提出促进情境化和本土管理理论建构的一个分析框架；并在分析我国管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本土管理学情境化理论建构的“适度非平衡”策略，最后针对该策略如何实施给出了几点建议。 2 分析框架及应用 2.1 分析框架 管理学中的情境化理论建构，即通过情境化建构管理理论，是一项在方法论上较为复杂的任务。本研究将首先讨论情境化及情境化理论构建的内涵；之后主要从国内外管理学知识体间的交流和科学研究的逻辑与规律提出一个情境化理论构建的分析框架，并应用这一分析框架对当前管理学界情境化理论建构现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研究方法论角度提出促进情境化理论建构的策略和建议。 关于情境化和情境化理论构建的内涵与特征研究，已取得了较多成果。本研究认同LI等提出的“中国情境”的双重含义：①独特的制度、法律和经济环境并影响企业运营的区位概念；②超越了地理和边界的文化变量，意味着一种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之间理解、接受、互动的行为、信念、假定和价值的范式。徐淑英等对二重含义做了融合，指出情境包括特定研究所处的物理的、政治的和法律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组织的环境；而情境化是“将研究置于一定的情境当中”，是本土化研究的关键要素。进一步，任兵等总结和归纳了中国情境的内涵特征。根据他们的论断，情境化理论建构过程是指建立在“深度”情境化基础上的，以现象驱动和理论启发的研究范式为指导，历经新情境现象的概念化、拓展新概念的新机制、新关联以及跨文化分析3个阶段，逐步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的渐进式理论发展过程。情境化理论建构可包括针对情境不敏感和情境敏感的“理论借用”模式以及情境特定的“现象驱动”和“理论-启发”模式。那么，如何将研究置于一定的情境当中？这一情境与管理学知识体的关系如何？用图1的框架对此进行说明。
图1 考虑到情境化理论建构问题的管理研究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CARLILE等图2和MEYER图1的思路改绘，并参考了WALLACE图1和图2，以及HITT等图1。 由图1可知，从信息量大小来看，国际管理学知识体要包含国内管理学知识体，而中国管理实践反映出的信息量要多于国内管理学知识体贡献的信息量。有学者提出，在影响力方面，中国管理实践已经得到国际管理学界的较多研究，并产生了影响较广且具有原创性的新构念、新理论，如中国企业应对制度约束时采用的混合战略选择(关系网络、公私混合治理模式)、网络资本主义等，而在国内管理学知识体中还较少出现。埃森哲公司每两年会评选一次“全球50位管理大师”。在2014年的榜单中出现的中国大陆管理思想者都是企业家，没有管理学者，这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恰好相反。这一结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我国管理学知识体和我国企业管理实践之间的关系。 根据上述三者之间的信息与知识的交换现状，可以得出以下几种交换类型： (1)国内管理研究与国内管理实践 国内管理研究和管理实践之间，研究者从实践中获取研究的题目、思路和材料，其研究成果以某种形式反馈给实践者，指导其实践工作(图1中用交换2表示。其中线条粗细近似地表示交换中信息量的多少，下同)。在这一交换过程中，国内管理研究者以国内企业管理实践为基础，发现我国企业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新现象，之后通过理论归纳建构本土管理学中的新理论，此即情境化过程。 (2)国内管理研究与国际管理学知识体在国内管理学知识体和国际管理学知识体之间，学者们相互传递数据、工具、方法、研究发现和理论思想(图1中用交换1表示)，此交换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类情境化理论建构方法，即在国内外知识传递过程中找出国内外知识体间不同的构念或理论模型在不同情境下的差别，并将这一差别归因于情境所致。例如，国家层面的特征差别作为先行变量或调节变量来解释不同国家中的组织或个人现象。 (3)国际管理学知识体与国内管理实践国际管理学知识体和国内管理实践之间，信息交换与第一类交换相似，只不过交换行为跨越了国界(图1中用交换3表示)。此类交换过程中的情境化研究也同样可以进行特定情境研究，特别是将中国情境中的新问题、新现象所建构的新理论直接与国际管理理论相对比、交流、融合。总之，整体来看，情境化理论建构问题的提出，实质上是学术界在上述3类信息交换(交换1～3)和解说现状过程中不断进行融合和反思的结果。 对国内管理研究再稍加说明。借鉴WALLACE对科学研究过程的阶段划分，将管理研究分为两个相互衔接的过程：理论建构过程和理论验证过程。这两个过程的目标、主要工作和研究方法都有较大的差异。其中，理论建构过程的目标是提出命题和理论模型；其主要工作是从管理实践中观察、描述现象，对这些现象进行概括，赋以定义、分类并做程式化描述，之后通过对研究对象及其前因后果间联系的解释提出命题和模型。理论建构过程中最主要的方法是定性研究方法。理论验证过程的目标是对理论进行检验，以证实或证伪之；其主要工作是从已有命题和理论模型中提出假设，并对假设进行操作，以便从管理实践中找到合适的数据对其进行验证。理论验证过程中最主要的方法是定量研究方法。 2.2 应用分析 应用该框架可以对当前国内管理研究的现状作一分析。从期刊发表论文的角度看，目前国内管理研究的主要工作是对国外管理理论进行验证，对理论建构的研究还比较少。在定量方法和实证研究为代表的、理论验证为导向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从国际管理学知识体中输入理论模型，验证该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再将这一结果输出到国际管理学知识体(交换1)。在此类研究中，研究者可能会根据中国情境的特殊性，增加一两个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拓展原有理论。此类情境化研究方法也被徐淑英等称为“从外向内”的情境化方法。该方法可以看做是情境化理论建构的简单形式，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将从量变到质变，推动新理论的建构。 从与实践的互动来看，研究者主要是按照国外现有理论的框架，从国内管理实践中获取定量数据，然后用于理论验证；由于缺乏理论建构的指引，本研究的出发点多在于抓取表层数据而较少分析管理实践问题中内在的深层因果关系，较难从现象的内外部环境特征入手建立起符合其自身规律和逻辑的系统性解释成果，因此，虽然现在关于管理实践研究的成果较多，形式也较为丰富，但是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本应建立在理论解释的基础上——往往让实践者觉得“隔鞋搔痒”，较难抓住要害处，对我国企业管理实践的指导作用似乎也不算大(交换2)。 现实中，国内管理学界在与国内管理实践和国际管理学知识体的交换中(交换1和交换2)均是“输入多，输出少”，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对中国管理实践的情境塑造水平较低。一方面，较少从理论上抓住国内管理实践中既普遍又重要的管理现象，将之与国际管理学知识体中的理论体系对比联系，并提炼出有意义的管理理论；另一方面，在缺乏理论指导的情况下，也较难提出具有针对性和系统性的实用研究成果，指导国内管理实践的发展。此外，由于对情境化研究和理论建构的重视程度较低，从国际管理学知识体中大量输入的主要是与理论验证有关，而非与理论建构有关的知识和技术，从国内管理实践中大量输入的主要是用于验证理论的数据而非“矛盾的、反常的、有趣的现象”等激发了新理论建构工作的信息，也因此造成难以对国内管理实践和国际管理学知识体输出更多有意义的成果。交换1和交换2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影响了交换3：国内管理实践界接收的管理理论知识主要来自国际管理学知识体，国内有价值的管理实践主要由海外研究人员研究并发表于国际管理学知识体的期刊中。而在郭骁针对1980-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上的管理学论文统计分析显示，国内管理研究在国内社科领域的学术影响力也较为薄弱，这与中国管理实践界多样、动态、复杂的丰富现象极不相符，因此也呈现出“输入多、输出少”的不均衡交换态势。 基于上述交换1和交换2所反映出的“输入多、输出少”的现状，认为可以通过情境化理论建构的方法实现“输入与输出的均衡”，即实现国内管理学知识体与国内管理实践的均衡交换，同时实现国内管理学知识体与国际管理学知识体的均衡交换。在图1中用虚线表示的交换4和交换5(二者的输入与输出大致相符)就是交换1和交换2未来要实现的目标。例如，XIAO等对以结构洞和弱关系理论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社会网络理论研究提出了质疑，并在中国情境下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提出，结构洞和弱关系理论是基于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它对于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并不适用。该研究成果对国际管理学知识体中的知识积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类情境化的成果若大量出现，将较大促进交换4和交换5的发展。遗憾的是，可能由于缺乏理论建构方法论的指引，类似于XIAO等这样的高水平论文并不多见。 如果从知识论角度来加以审视，情境化理论建构的核心是通过在理论中的情境塑造来促进知识的双向转移——不仅从国外知识体转移到国内知识体、也从国内知识体转移到国外知识体，推动知识的有效转换——不仅将企业具体管理实践中的隐性知识转换为管理研究中的显性知识，而且通过对显性知识的归纳总结指导管理实践、催生知识的融合升华。情境化理论建构工作对于促进图1中交换4和交换5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 2.3 简单的解释 情境化理论建构研究在我国为何没有较好地开展起来？方法论问题可能是主要原因。 (1)缺乏建构理论的方法学习 虽然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舶自国外的研究方法的学习已经比较充分，但不可否认，在学习、应用这些方法并对研究生进行学术训练的时候，更多强调了如何“验证”理论的方法，而较少强调如何“建构”理论的方法。与之相关的一个表现是，学术期刊刊载的大部分文章的目的是用中国数据检验国外发展起来的理论，而较少试图拓展这些理论或建构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 (2)学术评价导向偏差 相对于需要付出较多时间和精力才能够完成的理论建构研究而言，选择使用在西方国家和企业的情境下已经得到证明的理论和测度方法做实证研究，获得的成果更容易获得西方主流学界的认同并在国外SSCI刊物上发表。目前国内的科研评价体系也给予研究者较大的压力并推动他们这样做。 (3)情境化理论的系统性探讨缺乏 对于情境化理论建构的系统性指导还不够。近年来，《管理世界》、《管理学报》等刊物都主办了与情境化理论建构有关的学术会议并刊载了较多关于中国管理研究“情境化”理论建构的研究成果，对研究者们学习、训练和实践理论建构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不过，当前对情境化理论建构方法的探讨还不够多、也不够深入，尤其是对研究对象选择、研究方法选择等较为关键之处，还缺少较为系统的、全面的论述。 3 促进情境化理论建构的策略 在考虑促进情境化理论建构的时候，图1中有若干关键问题需要引起重视：①需要考虑国内管理学知识体如何对国际管理学知识体做贡献，以推动交换4的发展；②需要考虑管理研究过程中贡献知识与服务实践的关系，以推动交换5的发展；③要促进交换4和交换5的实现，需要处理好管理研究内部的理论建构与理论验证的关系，处理好方法选择中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关系；④上述几个方面工作的效果，与研究出发点、选择研究对象密切相关。 3.1 在研究对象上，应重点选择大问题，但也不能忽视选择小问题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主编在谈到对投稿的取舍时指出，测度和方法等方面存在问题的文章，都可以通过修改来解决问题，但是，若稿件的立意和选题不好，无论如何修改，都不可能对理论有大的贡献，这样的投稿只能被拒绝。由此可见选择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图1左侧框体中“观察、描述、测度现象”是理论建构过程的起点。问题是值得观察、研究的管理现象千千万万，而研究人员的精力有限，该选择哪些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呢？BAMBERGER对情境化理论建构的类型做了分类，认为需要从宏观和微观(前者包括结构、环境和时间框架等因素，后者包括态度、认知和行为等因素)两个层面建构情境化理论。早期研究者对中国情境的处理较为单一，往往将中国的社会、文化、制度放入微观层面进行研究，分析中国典型的“关系”、“人情”、“面子”和“儒家文化”等因素对组织与管理行为的影响；较少有学者注意到中国“市场规模大、发展水平低、地区差异大”等结构性因素和“变化速度快、变化复杂”等时间框架性因素在情境化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ROSENZWEIG指出，在进行理论建构的时候，首先要确定某个给定国家中的特殊环境，探讨什么是最有趣、最重要的问题，然后考虑怎样才能最好地研究这一问题。本研究认为，现阶段我国管理实践的现状决定了理论研究者必须首先选择大题目，也许这些题目不是那么有趣，但是是最重要的。主要原因在于，由于我国具有“大国”(作为大一统的国家历史长、国土广大、地区间差异大)、“弱国”(总体发展水平较低)、发展速度快等环境方面的结构性特征，所以中国企业的实践领域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又充满诸多未知，这首先需要采取全面的视角，从整体上把握现象。需要选一批大题目，在中国本土情境的时空条件下从总体上对产业变迁、企业集群演变、管理实践变化以及更为基础的技术变革、制度变革、消费结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变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 此外，任何整体的变化，都是个体间变化相互影响并叠加的结果。宏观现象与微观现象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整体在塑造着个体，个体同样在影响着整体的形成过程。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不可能真正理解整体现象的特征及其成因，因此，现阶段的研究中小题目也必不可少。在这一方面，针对员工及其所属班组、消费者及其所属细分市场，以及各个层级的管理学者的态度、行为及其结果的研究，有很多尚待填补的空白。只是在选择小问题的时候应力求以小见大，通过“小问题、高立意”的研究折射出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广阔背景，避免就事论事、机械地重复等无效的知识积累工作。 3.2 强调提出理论，但更要重视对新理论的验证 图1中的理论建构过程和理论验证过程是科学研究中两个相互衔接、互为促进的研究阶段。目前，我国管理实践中涌现出了众多新现象、新问题，在用西方发展起来的理论解释时会感到力不从心。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方某些理论中的概念体系、因果关系、边界条件等大都是在特定历史、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条件下的产物，在其他的文化背景下可能并不完全适用，建立在这些理论体系之中的测度指标体系可能也是如此，因此，对源自西方的理论做适应性研究、拓展和改造，并在条件成熟时建构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是当下的一项紧迫任务。由此，基于中国情境的新理论建构主要应是渐进式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路径，但是也不排除根据中国某一典型现象直接提出新理论的可能。 无论是哪一种路径，在强调提出全新理论或改造现有理论的同时，更要重视对新提出的理论的验证。理论研究者在理论建构阶段提出的理论模型会在理论验证阶段得到重复的检验，这是经验研究者对理论建构的重要贡献。经验研究者们应用理论形成假设，然后再通过观察和测度，利用数据(定性、定量皆可)对假设进行检验。若通过验证，则该理论在此次研究中是成立的。通过的验证越多，该理论就越坚实。若通不过验证，需要回到理论研究的前面几个关键环节，检查究竟是概念模型的问题、假设的问题、操作化的问题，还是经验测度的问题；然后看是否可能对理论进行修正，若问题的根源出在假说和概念模型阶段，则该理论需要被抛弃；若初始理论被确认，下一步可以对其适用边界做拓展，例如，改变“其他条件不变”的假定、明确隐含假定的适用性、增加调节变量等，扩大模型的解释力。事实上，一个新理论从提出到最终被认可，需要在理论建构阶段和理论验证阶段不断反复，对原始理论进行修正、精炼和完善。一个理论是否被学术共同体接受，取决于其是否被验证。 较为常见的是，一些学者提出的理论模型很难被操作化并进行验证，或者由于经受不住重复验证，在短时间内就昙花一现，很快销声匿迹。例如，MINER对管理学中的73个理论进行了分析，发现只有少数理论经受住了经验检验，具备高度的科学坚实性。由此可见，理论建构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仅仅提出新理论尚不足够，对理论的检验也非常关键。不幸的是，现在国内学术界中的理论建构工作(也包括笔者的一些成果)，往往只是止步于“提出理论命题和模型”这一环节，之后的经验检验等环节基本未予以考虑。这样的理论建构，很难为管理理论知识积累做出大的贡献。 3.3 强调用定性研究建构理论，但也不能忽视定量研究的作用 由图1可见，理论建构过程主要使用定性方法；理论验证过程主要使用定量方法。最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中定量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然而，方法论上的严谨和进步，只能对理论中已有变量及构念之间的关系做更精确的证实或证伪，并不能够说明“新”的关系是什么。换言之，方法论上的进步并没有带来更多的知识积累。一些学者已经指出，在方法进步的同时，研究对实践与现实的影响也在减小。 从研究对象来看，与中国高速增长相关的众多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问题和关系都是人类发展历史中没有发生过的新现象、新问题、新关系。对于这些新事物，首先应该进行的似乎应是理解现象的研究，而不是在未获得充分数据的情况下忙于建立理论或验证理论。对于此类研究，传统定量分析不太可能发挥大的作用，定性分析则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在建构理论的过程中，定性分析可以对现象有更好的理解，且可以尝试确认相关的变量并提出变量之间的关系。客观地说，管理学中真正重要的理论贡献，基本上都是定性研究作出来的。BARLEY以管理学大师马奇在斯坦福大学课堂问学生的一个问题为证：“请列出一篇已经对我们的领域作出重大贡献，同时也包括了一个回归分析式的论文”。 当然，在主要应用定性方法建构理论的时候，不应忽视定量研究的重要价值。一方面，如同前文提到的，理论建构之后的检验，大部分需要通过定量研究来完成；另一方面，即使是在理论建构阶段，定量分析同样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一些基于对现有经验研究成果做综合分析的定量研究可以直接提出理论建构或理论修正的方向。一些基于企业财务报表、产业统计数据的定量分析可以与定性研究的发现相互印证，有助于提出更坚实的理论。本研究认为，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若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能够很好地抓住中国情境的独特性，并以科学可靠的方式解释中国复杂且变化快速的社会现象。由此可以相信，未来的理论建构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尝试不同类型的方法。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利用定性方法建构理论也不一定都需要做案例研究或扎根研究。有些时候，通过全面的文献综述也可以提出新的理论。 3.4 要贡献知识，更要服务于实践 图1强调了管理研究与实践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一个好的管理理论成果对于实践的发展应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好的理论不仅确定了哪些因素应该得到研究，这些因素如何相关、为何相关的问题，而且还说明了这些联系存在的条件和界限。这些条件和界限(也就是理论适用的条件)可以被用于指导实践工作。VEN在评价应用型学科中的理论知识时指出，在职业学院，如管理学院、医护学院、教育学院以及社会工作学院中，学者和教育者的中心使命之一是通过研究对某一科学领域贡献出知识；另一方面则是将这些知识运用到职业管理工作的实践中去。然而，与医学、法学、教育学、工程学等同样属于应用型的学科相比，管理研究和教学与现实管理工作的结合不够深、不够紧密并受到了很多诟病。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可能在于学者们过于强调贡献知识，而忽略了对实践做出贡献。对于管理学来说，学术界与实践界结合的学术成果可以促进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更紧密的联系，从而产生出既具有严谨性，又具有实用性的知识。 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学者们在选择研究课题、建构理论的时候必须要有取舍，要首先研究那些对当下的产业、管制者、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有重大影响的问题，而不是纯粹从知识贡献的角度去选择问题。也就是说，必须高度重视图1中的交换5，切不可钻进象牙塔中自娱自乐。 3.5 为国际管理学知识体贡献中间理论而非最终理论 交换4中，对国际管理学知识体的贡献，主要取决于是否能够贡献有价值的理论建构结果。有些理论建构的成果可能只适用于中国，有些成果则具有较高的外部效度，后者当然具有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影响的潜力。无论哪种成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某些理论成果从思路提出到最终被广泛接受，可能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一过程中，很多研究者毕其一生的精力，可能只是在达到最终成果的某个中间环节做了有限的工作。由于对中国本土管理环境做情境化理论建构是难度很大的创新工作，期望在短时间内为国际管理学知识体贡献大量的最终理论成果可能过于乐观。目前学界努力的方向应该是贡献中间理论，甚至是贡献一些可能还称不上“理论”的成果。这些中间理论被检验、沉淀和累积，后来的研究者们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提出综合性较强的理论成果，进而才有可能建构更系统的本土管理理论体系。 这一问题也涉及到理论建构的过程和结果孰重孰轻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的看法不一。SUTTON等认为不应该将理论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变量、假设”等都看做是理论的构成部分。WEICK则指出，SUTTON等将理论化过程中的产品局限到作为最终结果的、十全十美的理论过于苛刻；管理研究中大部分理论研究的结果大都是近似于理论的发现。由此，若某一理论问题仍处于其早期发展阶段的时候，将这些方面的新发现看做是“非理论”并据此决定发表与否的话，可能会延缓科学探询的进程。本研究更认同后者的观点，认为理论建构过程中的很多发现都可以被看做理论贡献。例如，在中国的时空与文化环境中，可以对企业所处的情境或某个管理事件发生的情况做详细的描述。这种描述可以对构成现有理论基础的一些假定提出质疑或挑战；也可以就现有理论在解释我国具体现象时的无能为力进行描述；还可以更进一步，结合中国国情直接描述现有理论的边界问题。无论何种做法，都将有助于激发后续学者的对话和讨论。若能如此，即使某些理论建构工作做不到以提出假说作为最终成果，但是仍然可以促进读者从新的角度去思考现象，为最终提出新的理论打好基础。就对国际管理学知识体的贡献而言，此类成果比一些还不太成熟的“本土管理学理论”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也更能促进新的成熟理论的建构。 3.6 以“适度非平衡”促进情境化理论建构 前文对我国管理学中情境化理论建构问题的讨论都采用了具有一定非平衡性的表述方式，即选择大问题、重视理论验证、强调定性研究、强调服务于实践、主要以为贡献中间理论为目标。上述5个方面的讨论加总在一起，构成了我国学术共同体在情境化理论建构工作中可以采取的“适度非平衡”策略，即学术共同体在研究过程中有意识地、适度地倾斜研究努力、方向和方法，更好地推动情境化理论建构工作。例如，与定量研究方法相比，定性研究方法较适宜用来理解现象、明确概念并提出解释概念之间关系的假说，因此，出于推动理论建构的目的，在选择研究方法的时候不应搞平衡，而是需要适度偏向对定性方法的应用。当然，受研究人员个人能力、经验、兴趣爱好等因素的影响，每个研究者作为个体可以在平衡这些关系时偏向更适合自己的某一方；然而，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在当下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管理学发展的关键问题、促进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相关性，并建构基于中国情境化的管理理论，有必要在整体上提倡以“适度非平衡”的方式处理上述5个方面的关系。 4 建议 目前，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可资借鉴的理论建构方法论成果较少。在研究者自身的理论建构知识比较有限的情况下，除了上述策略外，还提出下面几个方面的建议。 4.1 提出情境化理论建构的问题清单 只有提出好问题，理论才能得以建构，学科才能真正称其为学科。一个学科的成熟与否，很大程度上看研究者能否提出本学科的终极问题，促进理论建构。如同数学界在20世纪初提出希尔伯特问题清单那样，管理学也到了一个时代的转折点，需要管理学人提出中国管理学情境化理论建构的问题清单。这些问题可大可小，但加总起来应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提问题的线索可能需要在深入了解中国管理实践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回到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理论中去寻找。 4.2 努力提高理论建构的清晰性 理论建构的清晰性非常重要，因为若不能保证清晰，就失去了对现有成果进一步讨论和发展的可能性。本研究认为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提高理论建构的清晰性：①对拟建构的理论中的研究对象和构念要有清晰的定义。理论建构依赖于理论家运用语言的能力，精确地将纷纭芜杂的经验现象进行归纳，抽象出能够抓住现象潜在实质的构念并赋之以定义，然后建立起构念之间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建构中所有问题产生的根源都可以回溯到定义不清的问题。若研究对象和构念的定义不坚实，整个理论的根基就不稳定。②尽可能说明理论中因果关系成立的边界限制或适用的范围条件。这一方面的表述越清楚，理论随后被验证的可能性就越大。③利用分类法厘清现象，降低复杂性，找出不同类型或维度的因果关系。例如，MINTZBERG在对战略形成的理论进行描述的时候就采用了分类法。PORTER在对企业业务层面竞争战略进行分析的时候也采用了分类法，为每一类别的战略提出了不同的逻辑。 4.3 百花齐放，提倡多样性 前文提出的“适度非平衡”发展策略中的“非平衡”一词蕴含了多样性的意味。多样性是在理论建构中走得尽可能远的重要保证。除了上一节中提到的多样性维度之外，理论建构中还需强调：①知识来源的多样性。有研究者指出，学科间和学科内领域间的交叉之处对于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价值，新学科或新领域的出现很多时候就受此推动。例如，威廉姆斯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就受到不同学科知识的启发，包括哈耶克对经济变化的研究、巴纳德对企业治理的研究、西蒙对有限理性的研究以及康芒斯对制度主义的研究。②理论成果形式的多样性。DIMAGGIO指出，好理论不只有一种形式、一种维度。如同上一节中所指出的，既需要定性研究，也需要定量研究；既需要完全成型的理论成果，也需要给研究者以启发的各种中间产品。在这一方面，主要成果发布渠道(学术刊物)应该实施更为灵活、多样性的编辑与刊用政策。 4.4 百家争鸣，增加对话和批评 要促进理论建构，学界应建立更为“学术性”的联系，展开对话、讨论、批评等交流活动，在专业期刊中开辟“争鸣”、“书评”及其他评论性的栏目。在国外，管理学科对理论建构话题进行过很多次大讨论，其中不乏争论和批评。高良谋等也指出西方顶尖管理期刊，如2007年的AMR、AMJ、JMS均发表或转载过针对管理学学科属性、方法、理论建构以及理论与实践间关系等核心问题的争论文章。在国内，学术界对具体理论问题的公开讨论不多，尤为缺少以争论和商榷为主题的文章。 4.5 学界与业界更为紧密的接触，从实践中寻找问题和回答问题 前文提到，目前的研究与实践的脱节较为严重。学者们所做的研究与实践中的管理者们关心的问题有时并不一致，研究成果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大。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可能在于学者们选择的研究问题与实践相关度不大；另一方面，虽然一些问题的相关度大、成果也不错，但是并没有对实践界进行较好的解读，不能用管理者熟知及容易接受的语言表达理论意义，以致影响较小。不管是哪一种情况，究其根本原因，是管理学者和实业界缺少接触、互动与合作。对于这一问题，有以下建议：①加强对产业的了解。包括研究者到企业进行更多的调研，参加更多的产业会议，讲授行业高管的培训课程等；②除了理论研究之外，研究者们应有意识地增加撰写面向行业实践者的文章和案例，寻找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机会，并获得更多与实践接触的机会；③联合研究。研究者与企业就某一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合作，共同完成从研究设计、调查分析到成果发布的全过程。从实践出发寻找问题，往往可以找到既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又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好题目，并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建构出坚实的理论。 5 结语 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已经以将近10%的GDP增速连续增长了30多年，而且，这一切发生在一个有着13亿人口、960万
土地且地区差异极大的庞然大国。中国正在经历的高速增长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变革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实践。如果把管理实践比作热带雨林的话，那么，西方的这片热带雨林已经被研究了100多年，各个方面的研究都比较透彻，而中国的管理如同亚马逊丛林，巨大且充满未知，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对中国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将拓展、修正并可能改写现有的理论。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提出我国管理学研究的战略目标应是“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管理理论创新”，情境化理论建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情境化理论建构的努力，将有助于达成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使命——“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 目前，学术界中以“理论验证”为出发点的研究成果较难提出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在探索和解释中国独特的管理现象、建构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理论、推动和指导中国管理实践发展方面，较难起到应有的作用。科学研究之要义不在于收集并报告数据，而在于通过发展新的思考模型和解释，扩展科学想象的机会。如果没有理论建构的话，研究领域必然会滑入到经验主义的泥沼之中，成为国外管理理论的试验场。实际上，一旦掌握了情境化理论建构的方法并付出努力，学者们便有可能在某一领域内推动知识进步，为管理科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需要增加对更为宏观、综合的思路和策略的讨论，使更多的研究者能够从总体上把握情境化理论建构工作的要点，并最终在交换4和交换5中对国际管理学知识体和国内管理实践输出更多有价值的成果。 本研究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研究(包括研究者)都是某一社会-历史-文化情境的产物。能否抓住现阶段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现象中与管理学有关的问题，建构出有利于解释现阶段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的理论，并对产业实践进行指导，是学术共同体自身价值能否实现的关键。本研究的分析在很多方面还不够成熟、充分，甚至有不少谬误，唯愿能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同仁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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