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至1992年的中美文化交流——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文化交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美两国历史交往由来已久。然而，两国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并不是持续不断的，曾因政治、意识形态和外交等原因中断过。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签署了中美“上海公报”，才真正结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两国间持续20多年互不往来的局面，从而恢复了民间的文化交往。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以各种形式蓬蓬勃勃地向纵深发展，成为维护两国正常关系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本文将回顾1972年至1992年间中美文化交流的历史概况，并就其对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所起的作用作出评价。
一、秘密接触及前期准备
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经邀请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到北平参加燕京大学的校庆。司徒雷登请示美国国务院，但得到的是否定的答复。①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大局已定，试探美国政府的态度时遭到的第一个拒绝。而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完全断绝。
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后，在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从1955年8月1日开始，在第三国举行中美大使级谈判。这种会谈一直延续到1970年。中美两国领导人在相互敌视的年代里，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使两国政府间的信息保持一定的沟通。不可否认，大使级谈判也为两国民间往来创造了条件。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两国大使级谈判开始一年以后，即1956年8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国谈判代表王炳南代表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并邀请美国的50个重要新闻机构派记者访华一个月。这一举动得到美国新闻界的热烈响应。美国政府在新闻界的压力下，勉强同意24个新闻机构派记者访华。9月22日，王炳南又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促进中美人民来往和文化交流的协议声明草案，但美方代表却以种种借口拒绝讨论中方的建议。②
在中美两国外交人士接触的同时，两国民间人士也曾有过秘密接触，这是鲜为人知的。这段接触可追溯到1956年。当时，中美两国都派代表参加在奥地利的巴登市召开的国际会议，中国代表是周培源，他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美国的代表是赫里森·布朗，他当时在美国全国科学院工作，负责美国与苏联、韩国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事务。在开会期间，周培源与布朗秘密接触多次，专门讨论中美学术界建立非正式的国际交往等事宜。③这次历史性的接触，为尔后美国国内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成立，并开展同中国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1966年，一个取名为与大陆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非政府组织成立了。该委员会的宗旨是“为美国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间的直接交往给予指导；帮助并促进美国和其他地区对中国科技、学术机构及科技成就的研究；宣传并促进美中学术交流，为两国间的交流提供信息和渠道。”④该委员会由美国全国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领导。委员会的第一任办公室主任便是赫里森·布朗。
初期，积极参予委员会活动的有当时在美国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亚历山大·艾克斯坦、鲍大可等人。美国全国科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塞茨任命了该委员会的第一批委员。这13名委员中，7人来自自然科学、医学、工程学等领域，6人来自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国家科学基金会董事长艾伦·沃特曼任第一任主席，得克萨斯州A和M大学地理科学院院长霍雷斯·R·拜尔斯任副主席。委员会的总部设在华盛顿，其资金来源由两个基金会提供。委员会成立后，曾先后给中国科学院等学术机构发函，多次表示想同中国学术界建立联系的愿望，但都没有得到答复。⑤
同年6月，美国另一个由学术、实业、劳工、宗教以及其他行业的著名人物（特别是中国问题专家）组成的非党派、教育性组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纽约宣告成立。这个委员会是美国友人服务委员会西海岸教育署署长托马斯，同斯卡拉皮诺、鲍大可等中国问题专家经过充分酝酿，广泛征求意见后成立的。其宗旨是，公开讨论美国的对华政策，并在学术界和民间就是否改变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形成一致意见。
该委员会最初仅几十名会员，到1968年年底，发展为200来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问题专家。委员会的资金大部分由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克里斯托弗·雷诺兹基金会和斯洛恩基金会提供。⑥
1966年6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虽然中美间进行对话和交流的机会没有了，但是，与大陆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这两个非政府组织仍在进行工作。1966至1972年间，这两个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出版发行介绍中国状况的刊物及录音带；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中国问题讨论会和研讨会；邀请驻华外国记者和美国国内的中国问题专家向新闻界介绍中国国内状况；召开全国性新闻记者招待会；帮助研究院、大学以及中学开办中国学课程等。⑦
这两个委员会的上述活动，在教育美国民众重新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评价美国对华政策；呼吁美国政府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并为1972年以后的民间、非政府间以及政府间的交流，奠定了舆论和社会基础。
在中美两国相互敌视的年代里，在美国政府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提下，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与大陆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这样的非政府机构之所以能开展上述活动，是与60年代美国国内的政治气候分不开的。
首先，60年代初，包括肯尼迪总统在内的美国政府主要官员意识到，中国的存在和稳定是不容置疑的，应当在适当条件下，调正美国以往的对华政策。肯尼迪总统曾公开表示不能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而且在国务院重新录用中国问题专家。⑧
其次，60年代中期，美国民间、学术界、舆论界有关人士公开主张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1966年3月，以富布赖特为主席的美参议院外委会，针对越南战争，组织了自1949年以来外委会的首次美国对华政策听证会，并请费正清、亚历山大·艾克斯坦、斯卡拉皮诺、鲍大可等13位中国问题专家到会作证。其中10人认为美国应改变对华政策。他们中间一些人，后来成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与大陆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发起人或主要成员。⑨
再次，自1949年至1972年这23年间，中美两国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中方曾表示愿意同美国进行民间交往，并且有具体行动。而美国记者也曾表示愿意接受中国的邀请，访问中国。美国国内一些民间、半官方组织也为两国间未来的文化交流作了前期准备。
综上所述，从某个角度讲，中国领导人的民间外交思想、美国一些民间团体的具体作法、两国民众愿意相互了解的迫切愿意，为1972年以后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扫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二、建交前夕的民间交流（1972-1978年）
1972年，借助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和签署中美“上海公报”这股东风，中美两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前提下，开始了科技、文化交流。两国政府通常把这一阶段的交流称之为——“民间交流”。⑩
早在70年代初，美国有关人士便再次酝酿恢复两国间科技、文化和教育的交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在基辛格第二次（1971年12月20日）秘密访华前，也曾讨论这个问题。中国问题专家、当时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鲍大可，在以个人名义写给基辛格的信中，曾建议基辛格与中方领导人商谈互派学者事宜，并推荐美国全国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机构负责同中方的交流。(11)基辛格在访问中国时是否同中国领导人讨论过两国文化交流的事宜，是否谈及上述负责文化交流的机构问题，无从得知。但是，从尔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在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之前，两国间的文化交往，美方确实是由上述机构负责进行的。
1972年两国恢复交往后，由美国全国科学院、美国学者协会理事会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共同主持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其前身是与大陆中国学术交流委员），在美国联邦政府的领导下，作为美国学术界的代表，以非政府的名义与中国的学术界进行交流。1973年由该委员会组成的代表团到我国访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双方就两国科技、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事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自此，中美两国间非官方的文化交流正式拉开了帷幕。
1972至1976年间，大约有12000名美国人访问了中国，大多数是科技界人士。其中有一大批是对美国科技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在这4年里，有700多位中国科学界、教育界人士访问了美国。其中绝大部分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美国来华的人员中，有95%是通过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渠道来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中国的有关机构，在1972年至建交前，也组织两国几十个医学、科技、教师、文艺、体育、妇女、新闻、州长及国会议员等不同类型的代表团进行互访。其中包括乒乓球队代表团、沈阳杂技团、中国体操代表团、中国教育部代表团、中国男女排球队代表团、美国大学校长代表团、美国市长代表团、费城交响乐团、美国州长代表团等。
1974年12月至1975年8月，中国的出土文物展览在美国的旧金山举办，吸引了众多的观众。这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人，几十年来第一次有机会亲眼目睹中国大陆几千年古老的灿烂文化遗产，那里的华侨、美籍华人第一次领略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考古事业的成就与发展。
1978年10月，中美两国正式宣布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美两国第一次以官方形式进行教育交流。这说明，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中国首批赴美的访问学者只不过40人左右，双方合作研究的规模和领域还是极为有限的。
从1972年至建立外交关系前这一时期，两国文化交往的特点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建交前参加交流的人数比建交后参加交流的人数少得多，当时仅千余人。
第二，进行交流的时间短。与后来的教育与科技交流相比，当时互访人员访问时间短则两周，长则为五周。当时有些来华的美国学者认为，由于时间有限，“只能看看表面的现象，而对具有学科性的进展与成就，不可能进行深入了解”，因此，对中国的访问只不过是一种“走马观花”式的“科技旅游”。(12)
第三，交流的范围窄。双方合作研究的规模和领域相对有限。
第四，交流是民间性的。负责这近十年间的两国交流的机构大都是民间机构或半官方的文化、学术机构，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科学院；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等。
回顾这段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具有民间的、半官方性质的科技、文化交往时期，可以被视为是从人为的时间和空间的隔离，到逐步消除由于这种隔离招致的国家间片面、错误的认识，加速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必然过渡时期。福特总统在职时，曾于1976年4月5日写信给当时担任美中学术交流会办公室主任的安妮·基特利。他在信中指出，美中“两国间的学术交流是双方相互深入了解并为恢复美中关系这一共同目标提供物质基础的关键”。(13)这一论断，对1972至1978年间的中美文化交流，是一个很好的概括和总结。
三、中美恢复外交关系以来的文化交流(1979--1992)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邓小平副总理于同年1月28日至2月5日访问了美国。在美访问期间，他说：“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中美之间的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联系我们两个国家的纽带的恢复，为促进中美人民的了解和接近，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前景。”那次访问是卓有成效的。1月31日，访问期间，邓小平副总理与卡特总统在两国政府间的一项为期5年的科技合作协定、一项文化协定上签字。这项科技合作协定中规定：“中美两国将在平等、互惠和互利的基础上，在农业、能源、空间、卫生、环境、地学、机械等科技领域以及管理、教育和人员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14)这是两国政府首次明确提出许多具体项目，为其后的交流与合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同年，美国30所大学，先后与中国一些学术机构和高等院校建立了联系。
1979至1980年间，中美两国政府签订的文化协定和科学技术协定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技术委员会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务部科技管理和科技情报合作议定书》、《中美大气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海洋和渔业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和《计量和标准合作议定书》（1979年5月8日），以及有关水利发电和水利资源利用合作议定书（1979年8月28日）。(15)1980年1月24日，中美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签署了地震研究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地学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农业方面年度合作计划书，以及中国科学院和美国全国科学院谅解备忘录、中国科学院和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关于在中国建立陆地资源卫星地面站的谅解备忘录等。(16)
1980年1月，美国国家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签订“谅解备忘录”后，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代表美国全国科学院，负责与中国科学院的日常联系工作，并于1985年7月在北京建立了办事处。
美国的一些著名私人基金会，也积极参与两国间的科技、教育和文化交流，其中有哈里·鲁斯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和安德鲁·梅隆基金会等。世界银行也曾资助中国大学发展项目。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美两国间的科技和教育交流蓬勃发展，虽然也遇到过风浪和暗礁，但发展速度还是比预料的快得多。甚至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教育及科技交流，现在是并且仍将是美国与中国关系的关键。然而，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高潮，也有低潮。但总的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参加双方交流的人数大大增加了。据美方统计，1979年至1990年间，赴美的我国公费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有60967人，自费留学生41501人，共计102468人。从1979到1989年这十年间，我国到美国的学生和学者，比1860-1950年留美学生的总和（大约30000人）还多两倍以上。(17)
第二，出访的时间比1979年之前长。1979年前，出访的时间仅为几周或几个月。现在少则几周，长则几年（如攻读博士学位和博士后）。
第三，中美两国十多年来的科技、文化和教育交流是“多层次、多渠道和多形式”的。(18)合作的领域涉及教育、农业、空间技术、科技情报、高能物理、计量、工业科技情报、大气、海洋、医药卫生、地学、地震、考古、水电、环境保护、基础科学、建筑和城市规划、地表水、核安全、核物理、航空、交通运输、测绘、统计、电信、铁路、自然保护等20几个领域。此外，在文学、电视、电影、戏剧、新闻、传统艺术、音乐、体育等方面，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交流。以戏剧为例，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曾在作者的指导下，被搬上中国舞台。
第四，交流初期，中方请进来的多，派出去的少。1979至1992年的状况是，（相对来讲）有所改善。
第五，民间团体以非官方形式在交流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如：于1981年7月在著名教授、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倡导下成立的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十多年来为促进和发展中美两国的民间教育交流，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它不仅在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正式设立了民间教育国际交流机构，而且还专门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国际交流协作会。”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十年来向美选派了500至600名中学英语教师，他们到美国学习并提高英语，了解美国社会，同时，也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文化与民俗，并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艺术。(19)
校际交流也是非官方性的民间交流的一种形势。自1979年起，我国大学便开始与美国大学建立姐妹学校关系。随着交流的日益广泛和深入，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与我国的高等院校建立了校与校之间以及系与系之间的联系。仅在1983至1984年间，美方就有80所大学与中方百余所大学、系以及科研机构建立交流关系。(20)
第六，合作举办双边学术会议、合作研究、合作办培训中心以及合作办学，取代了单纯的参观访问和简单的科技及教育调研。这种合作是平等互利的，是双方受益的。
在合作办学方面，南京大学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南京开办的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可视作一个先导。该中心于1986年9月10日开学，招收中美两国学生学习双方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外交、历史及法律等课程，培养从事中美事务的专门人才和科研人员。美方教授和学生在中国授课和学习期间，亲身了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生活。中方教授和学生在不出国门的情况下，可了解美国的社会、历史与文化，接触最新的图书、刊物和信息。该中心到1992年，已招收六期学员，其中不少中方毕业生已赴美继续攻读学位。(21)
近年来，我国国家教委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等高等学院开设了暑期研讨班，请美方著名教授主讲，授课对象是研究生和青年教员，授课专业涉及金融、信贷、股票、法律、经济、国际关系等专题。研讨班更注重应用，更切合改革开放的需要。
四、对1972年以来中美文化交流的思考
纵观“上海公报”签署后二十年来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中美两国在科技和教育等方面都受益非浅。而交流所产生的作用如下：
对中方来讲，第一，以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进行双向交流，使我国科技工作者更有效地吸收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科研成果及研究方法，加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避免走弯路。如：中国在预测地震方面有不少可供美方学习的长处，并在地震记载方面有相当长的历史；尽管美方研究地震历史较短，却有先进的、现代化的观测仪器设备。1987年10月，中国数字化地震台网建立后，在地震现场安置了美国先进仪器设备，使中国在这一领域，学到了美国的先进技术，使计算机的现代化记录设备的使用和管理应用到地震预测中。(22)
第二，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的发展。如：十余年来中美两国科学家在高能物理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我国加速器的建成，尤其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成，吸收了美国科学家根据我国经济实力提出的许多重要的建议和方案。中国科学院根据中美空间技术合作协议，引进了价值近千万美元的卫星地面接收设备。这有利于我国空间科学的迅速发展。(23)
第三，开阔了眼界，逐渐消除了由于两国敌对隔离而形成的错误印象和偏见。改革开放以来，文化教育、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诸方面的双方接触也不断深入。大量的关于美国社会、历史、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法律、哲学、政治、经济、新闻、传播媒介、服装服饰、美容化妆等方面的专著及译著的问世，中美双方科研人员、教育家、文艺工作者的互访及学习，中美电视台间节目的交流，使中国人民可以比较全面地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更有系统地、全面地对美国这一国家在整体上有所了解。与此同时，解除了中国人心中的美国之谜，消除了近三十年来的两国间的隔阂给人们头脑中留下的公式化的形象和偏见，使人们对美国有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认识，加强了两国人民间的友谊。(24)与此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的美国学的发展。
第四，加快了我国科学、教育事业及其他辅助机构的现代化建设和科学管理。比如，学习美方经验，大量利用视听设备辅助教学；图书馆开展现代化管理，增加微机检索和科技信息国际联网等服务设施；进口大量书籍、电影及电视片。如：1993年美国友好书刊基金会董事长向北京图书馆赠送10万卷博士论文胶卷。这是美国十几个州的主要大学在1938年至1977年间的全部博士论文。这有助于我国学者了解美国这四十年间的学术动态与成果。(25)
第五，为我国各行各业的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有用人才，近万名赴美进修、讲学，或攻读学位后归国的人员，正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着力量，这批归国人员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有的已成为一些学科的带头人。
第六，有助于对美政策的制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和美国间在经济、贸易、学术、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的接触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因此在制订对美政策上需要人们进一步深入了解美国的法律、经济理论与现状、外贸方针与原则等方面的知识。我国不少大学开设了法律和经济理论方面的课程。同时也利用美方一些基金会的资助，举办长、短期高级进修班并组织出访。如：国家教委于1983年起，利用同福特基金会签订的协议，开办经济学进修班，招收高校及科研部门的研究生及年轻教师参加学习。总之，对新的法律知识和经济理论知识的吸收，有助于我们对当代美国经济及社会的了解，有助于我国政府较为客观地制订出对美的经济、政治政策。正如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先生讲的那样，中美两国的交流，为中国塑造了一批美国问题观察家，他们能够为中国的领导人提供有关美国事态发展的比较准确的分析，并就中国的对美政策提出比较明智的忠告。
对美方来讲，在与中国的文化交往过程中，其受益有以下几点：第一，为美国愿意了解中国这个有着数千年历史、世界古老文明的国家的人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在1972至1992年这20年间，到中国旅游的美国人有250万左右。
第二，促进了美国中国学的发展。50年代，美国只有一些名牌大学设置中国学的课程。1979年以来，教授和研究中国学的学校和科研机构大增，教材和科研素材的来源更为直接，所涉及的领域也更加宽广了。
第三，推进了美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1972年美国对华出口额为60.2百万美元。1992年对华出口额为4807.3百万美元。(26)
第四，吸收有用人才，推进了美国的科研、教学与经济的发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吸收了世界各地不少著名学者和科学家，从而推进了美国的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目前，不少出类拔萃的中国学者已在美国一些院校、研究所工作，推动着美国的科研、教学和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第五，有助于美国政府客观地审视中国，制订明智的对华政策。文化交流为美国政界人士认识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科技诸方面的情况开辟了窗口，有利于他们比较切合实际地制订对华政策。
使中美双方共同受益的是，文化交流不但为沟通两国人民的感情，消除隔阂，加速相互间的了解，而且促进两国关系的恢复起了积极配合和推动的作用。比如，1972至1978年间，中美两国政府间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两国的民间却保持着非同寻常的文化交流。这一时期的民间交流，在某种程度上，为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铺平了道路，清除了障碍。而且，即便在两国关系紧张时，这种非官方的文化交流也没有中断（如里根时期发生胡娜事件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民间的文化交流为缓解两国间的政治摩擦，促进两国关系恢复正常，起到了润滑的作用。退一步讲，如果目前中美两国政府关系恶化，这种民间交流的渠道也不会堵死。一方面是因为，这20年间的交往，不但在两国人民间播下了友谊的种子，而且中国在美的学子及家属为数不小，如果国家间关系破裂，影响面很大。另一方面是因为，中美双方政府都认识到，作为世界上两个不同制度的大国来讲，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两国间长期的政治磨擦及外交关系的紧张，只会对世界局势提供更多的不稳定因素。而在这种矛盾和磨擦之中保留科技、文化及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一方面可以使两国间某些领域在某种程度上保持联系，另一方面也可以缓解两国间已经或可能发生的政治冲突。
中国与西方（尤指欧洲）断断续续的文化交流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在这千余年的文化交往中，西方天文历法、数学、舆地、哲学、建筑、绘画、神学、文学等文化的大规模传入，则始于17、18世纪明末清初年间耶稣会士东来传教。而欧洲对中国广泛的了解，欧洲掀起的中国热，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在此后的几百年间，东西方文化在其融汇与交流过程中，也曾有过多次磨擦与冲撞。同欧洲相比，美国的历史与文化没有欧洲古老和悠久。同时，美国与中国的交往，也远比欧洲同中国的交往晚得多。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古老的中国文化在两国人民交往时，曾对美国人产生过影响，而美国商人、传教士带到中国的美国文化，也同样不可避免地与古老的中国文化产生过磨擦与冲撞。即使在1972至1992年间的文化交流过程中，这种由不同文化传统带来的文化差异和磨擦也时隐时现。
从某种角度看，在两国间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文化交流是外交关系的一种延伸。这种国际间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到政治关系影响是毋用置疑的。比如，1966年中苏外交关系紧张导致留苏中国学生回国。又如，中美两国自1979年恢复外交关系以来，也曾因政治原因发生过暂缓派出和接受留学人员的事例。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没有外交关系的前提下，文化交流也不是不可能的。1972至1979年之间的中美文化交流就是一个很好的示例。
国家不同，文化各异。而各国文化，则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的科学技术，也是没有国界的。在科学日新月异的今天，人们更迫切需要这种交流。美国的科学文化在某些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应结合国情，学习相关的经验，推动四化更快地向前发展。
在文化的交往过程中，人们会发现，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精华与糟粕。中国在接触、吸收美国文化的过程中，当然也会受到糟粕部分的侵扰，这是国家间文化交流所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如何识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主动地吸收外来文化优点的同时，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纯洁。
纵观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历史长河，1972至1992年这20年间中美文化交流，无论从其规模、范围方面看，还是从其深度和广度讲，都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前所未有的。这种交流在两国的经济、文化、贸易、基础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素质的提高等方面，已经产生并还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互惠后果。
注释：
① 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5页。
②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62—65页；“我外交部关于中美会谈的声明——关于文化交流、人民来往问题我方提出的协议草案”，《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7日。
③ 采访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玛利·布洛克女士，1987年春。
④⑤根据本人1987年春在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查阅的档案、资料等。
⑥ 根据本人1987年春采访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有关人士的谈话记录，以及查阅的有关档案材料。
⑦ 有关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情况，参阅拙文：《中美建交前后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9期，“中美学术交流的桥梁”，《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第11期。
⑧ 小詹姆斯·汤姆逊：“关于1961-1969年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制订”，《中国季刊》，第50期，4-6月，第229页）(James C.T-homson Jr.,On the Making of U.S.China Policy,1961-1969:A Study in B-ureaucratic Politics″)。
⑨ 参阅《美国参议院第89届国会，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关于美国对大陆中国的政策”听证会》(U.S.Policy with Respect to Mainland C-hina,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United StatesSenate.89th Congress)，美国政府出版署，华盛顿1966年版。
⑩ “民间交流”即非官方交流，其主要形式有两种：经双方政府有关部门谈判决定的交流项目；中方同美方与中国有特殊关系的组织联系并商定的交流项目。虽然中方负责交流的机构是政府机构，但由于中美没有外交关系，因此把这种半官方形式的交流称为“民间交流”。
(11) 1971年8月27日鲍大可给亚历山大·艾肯斯坦的信：(DoakBarnett's letter to Alexander Eckenstein)，亚历山大·艾肯斯坦档案，收藏于美国布莱德利历史图书馆。
(12)(13) 参见拙文：“中美学术交流的桥梁”，《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第11期，第39-40页。
(14)(15)(16) 李长久、施鲁佳主编：《中美关系200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259、262、266页。
(17) 哈里·哈丁：《美国和中国1972年以来的脆弱关系》，布鲁金斯研究所，华盛顿1992年版。(Harry Harding,A Fragile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附录：表A-5，第367页；蓝普顿等：《恢复关系—1978年至1984年的中美教育交流趋势》(David M.Lampton,Joyce A.Madancy and Kristen M.Williams,A RelationshipRestored-Trends in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1978-1984)，国家科学院出版社，华盛顿1986年版，第2页；参阅利奥·A·奥林斯：《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政策、问题和数字》(Leo A.Orleans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Policy,Issues and Numbers)，国家科学院出版社，华盛顿1988年版。
(18) 参阅国家科委国际合作司：“中美科技合作十年”，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编《中美关系十年》，1989年，第242页。
(19) 参阅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编：《中国民间教育国际交流》，1991年。
(20) 蓝普顿等，《恢复关系—1978至1984年的中美教育交流趋势》，Table A-29.P.202-211。
(21) 参阅王志刚，沈宗美：“中美教育交流的新模式—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创办和发展”，1988年12月10日。
(22) 参阅国家科委国际合作司：“中美科技合作十年”，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编《中美关系十年》1989年第245页。
(23) 同前页④，第241-242页。
(24) 参阅董乐山：“十年来美国书籍在中国”，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编：《中美关系十年》，1989年，第280-288页。
(25) 参阅董乐山：“十年来美国书籍在中国”，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编：《中美关系十年》，1989年，第300-301页。
(26) 哈里·哈丁：《美国和中国1972年以来的脆弱关系》(Harry Harding,A Fragile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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