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两种抑制”的观点及解脱“人口陷阱”的制度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尔萨斯论文,两种论文,抑制论文,陷阱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29X（2001）02—0035—04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已经发表了200余年。过去的20年， 虽然对马尔萨斯人口学说已经在较大程度上克服了仅仅以“阶级分析”为评价标准的历史局限，但很难说我们已经客观地、没有偏见地认识到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贡献和社会意义，在很多方面尚留有种种认识上的偏误。本文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中“两种抑制”的观点进行评述，希望对全面认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有所帮助。
马尔萨斯“两种抑制”的观点，长期以来都成为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批判的一个主要内容。批判者认为：马尔萨斯主张用战争、瘟疫、贫困等等非人性手段限制人口，从而使人口与生活资料相平衡。马尔萨斯“两种抑制”的观点是怎样立论的？采用战争、瘟疫、贫困的手段减少人口是否出自马尔萨斯的本意？人类在解决人口问题上有什么样的作为？成为我们认识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中诸多观点的关键环节。本文评述依据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第一版。这一版本流传最广，而且正是在“两种抑制”观点上受到激烈的抨击。第一版与第二版在论述这个问题上的差别，正如马尔萨斯自己所说，“第一篇论文里所作出的某些最残酷的结论变得缓和了”。 因此， 选择《人口原理》第一版（中译本为1992年版，商务印书馆）作为评述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依据，可以理解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原意。另外，在本文评述中，还涉及1824年发表在《大英百科全书》上的《人口原理》节本的论述。
一、“两种抑制”
1.马尔萨斯关于“预防性抑制”和“积极抑制”的观点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确是深思熟虑的产物。对人口与生活资料关系的看法，他自认为是基于一个众所周知的真理：“人口必然总是压低至生活资料的水平，这是一条显而易见的真理，已被许多作家注意到了。”在马尔萨斯的三个命题中，这称为人口增长的“制约原理”，即“没有生存的手段，人口就无法增加。”马尔萨斯关注的是人口被压低至生活资料水平的事实是怎样形成的。他认为，不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将影响社会的发展：“但据我所知，迄今尚没有哪位作家仔细研究过这种水平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而据我看，若不考察这一问题，便会极大地妨碍社会未来的改善。”马尔萨斯完整的人口思想虽然还不能从他的序言的一段话体现出来，但是这里至少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他对人口问题的研究和考察是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从这一点理解，他的动机是良好的。
基于马尔萨斯提出的两条公理，他得到一个结论：“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但人口总被压低于生活水平之下，这已被认为是公认的真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受到来自人类社会的“预防性的抑制”和“积极的抑制”。由于“两种抑制”作用而使按“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与按“算术级数增长”的生活资料实现相互间的平衡。“预防性的抑制和积极的抑制，防止了人口的自然增长。”
马尔萨斯多次表述过“预防性的抑制”和“积极的抑制”的含义。他在第4章中指出“所谓预防性的抑制，是指人们对养家糊口的忧虑， 所谓积极的抑制，是指一些下层阶级实际所处的困难境地，使他们不能给予子女以应有的食物和照料。”在第5章中， 马尔萨斯详细论述了下层阶级由于抚养能力的低下而导致大量儿童死亡的事实，指出：“所谓积极的抑制，是指已经开始增长的人口所受到的抑制，主要是（尽管也许不完全是）最下层社会所受到的抑制”。
马尔萨斯曾详细地解释“积极抑制”与“预防性抑制”对人们的婚姻生育行为的影响：预防性抑制主要出自于：不愿节俭度日，不愿放弃自己喜爱的快乐生活；对未来生活的忧虑；担心社会地位下降；就业竞争激烈等等考虑。这种对生活的谨慎态度，“以不同的程度影响着所有社会阶级”，从而有效地抑制了人口的增长。但是，马尔萨斯认为：所谓积极抑制，并不如预言性抑制的作用那么明显，而且没有足够的资料说明其影响的“强度和范围”。但是他仍然认为，因“缺乏充足的食物和适当的照料”而陷入困境、死亡事例在城市和农村都是大量存在的。对人口增长的积极抑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
马尔萨斯还提及其他抑制因素，在其专论积极抑制的第5 章结束时，他说到：“除了所说的预防性抑制和积极性抑制外，尚有对妇女的不道德习俗、大城市、有碍健康的制造业、奢侈、瘟疫和战争等抑制因素。”马尔萨斯把上述提及的种种抑制都归结为“贫困与罪恶”。他认为当这些抑制因素极大地削弱时，人口将会较快地增长。因此，人口被压低到生活资料的水平，是社会强有力的抑制的结果。
2.马尔萨斯对待两种抑制的态度
马尔萨斯认为，作为限制人口增长的手段，预防性抑制优于积极性抑制。他说到：“但是，既然按照自然法则，人口的增长总要受到某种抑制，所以，与其鼓励人口增长，然后让匮乏和疾病对其加以抑制，还不如从一开始就让预见与担忧来抑制人口：预见到自己养家糊口有困难，耽心丧失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马尔萨斯主张采用预言性抑制来限制人口过快增长，并认为这种抑制的方法归结于人们对生活的理性态度。
在1830年发表，刊登于1824年《大英百科全书》增刊上的马尔萨斯《人口原理》节本中，马尔萨斯说到：“只有对人口增长的预防性抑制能取代巨大的苦难和大量的死亡。”马尔萨斯并不主张用“积极抑制”的办法来减少人口，马尔萨斯认为：同罪恶相比，贫困对人口增长的抑制最强有力，也是最不道德的：“饥饿是自然抑制过剩人口的最不适当，最可怕的方式。”而且他以社会改善为目的，认为用罪恶和贫困等手段来减少人口，“是一种一刹那也不容许的思想”。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第一章中，对有关人类和社会可完善的理论所描绘的诱人图景，表示“颇感兴奋和愉快”，并说他“热望能实现这种给人带来幸福的改良”。从逻辑上说，马尔萨斯并不主张采用罪恶和贫困的办法，但是他确信根据自然法则，“改良的途中有一些巨大而不可克服的困难”，并由此而认为社会不可完善，贫困和罪恶不可能被根除。
二、马尔萨斯关于人类理性、体制与政府对抑制人口的作用
在主观上，马尔萨斯并不愿意看到罪恶猖獗、饿殍遍野的人类景象。他认为：人类的理性、社会体制和政府都对抑制人口起着积极的作用。
1.马尔萨斯认为，人的生育受人类理性的抑制。马尔萨斯指出：动植物界受强大的本能驱使而繁衍自己的种族，不受理性的妨碍。在种族繁衍上，人类的抑制作用“较为复杂”，“人受同样强大的本能驱使而繁衍自己的种族，但理性却出面加以干涉，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若无力供养子女，是否可以不生育”。马尔萨斯不认为人口完全服从于自然规律。在种族繁衍问题上，人类具有理性决策的能力，这与动植物界的受自然本能驱动的繁殖规律是截然不同的。
2.马尔萨斯肯定了人类制度对减轻贫困的作用。他说：“这种贫困是自然法则造成的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人类制度决没有加重它，而是大大减轻了它，虽然永远不能消除它。”虽然马尔萨斯认为葛德文等人倡导的社会改革达不到最终消除贫困的目标。但是，马尔萨斯在本质上不是反对社会改革，而是认为人们提倡的那种社会改革实现不了解决贫困与痛苦的目标。
马尔萨斯对人类前途的悲观态度出自于他对自然的哲学观。康芒斯认为，从斯密到马尔萨斯的学说，发生了对“自然”的根本哲学的深刻变化，即从斯密关于自然的“天赐丰裕”转变为马尔萨斯的“自然的吝啬”。马尔萨斯从必然的人口过剩引出人类性格的“道德起源”，并宣扬以“人类性的道德进化”来抑制“肉体”的扰乱力。马尔萨斯毫不掩饰地承认，他对人类生活的看法具有“忧郁的色调”，但他认为这不是他的“偏见”或“忧郁的性格”使然，而是现实就是如此。马尔萨斯没有能够从当时的社会改良主张中看到能够摆脱这种“忧郁色调”的发展前景，但是不能由此推断出他反对社会进步，反对一切社会改革的结论。正如他在序言中写到的他愿意看到他提出的“妨碍社会改善的主要困难”在实践中被克服，哪怕在理论上被克服，他都将为此而欣喜。
3.马尔萨斯认为预防性抑制主要来自习惯而非法律。他说到：“假如说这种预防性抑制主要是通过对结婚的谨慎抑制发挥其作用，那么如前所述，显而易见，直接立法就起不了多大作用。谨慎抑制不可能凭借法律来实现而不致严重违反人们生来就有的自由和不致产生更多罪恶的大风险。但是，公正而开明的政府十分巨大的影响和完善的财产保险在培养人们谨慎方面任何时候都是毫无疑问的。”马尔萨斯认为：以良好社会习惯和风尚来构造人们基于理性的婚姻生育行为，以完善的财产制度来激励人们聚财、敛财的需求，从而抑制人们生育行为，这是政府可以有所作为的。
马尔萨斯肯定了社会发展对减少“积极抑制”作用的推动。马尔萨斯在总结欧洲的历史时说到：“……社会愈文明和进步，它们（指贫困和罪恶——引者注）发生的频次和死亡人数都大大减少，……对人口增长的这种积极抑制减少，预防性抑制的作用必然随之增加……”马尔萨斯没有能够看到今天的人类社会发展，否则他可能得出更为乐观的结论。但是，无论怎么说，社会进步所带来的“预防性抑制”逐步取代“积极抑制”的趋势，马尔萨斯是充分地肯定的。这与马尔萨斯在人类理性、社会体制改良、政府作用、社会习惯和法律等方面对人口抑制的作用的论述是一致。
三、“人口陷阱”及其解脱
1.“人口陷阱”及它的社会体制背景
“人口陷阱”，即“马尔萨斯均衡陷阱”，指在巨大的人口增殖力下，人类始终处于贫困线上，无法摆脱的一种人口与经济的恶性循环。莱宾斯坦曾针对“马尔萨斯陷阱”提出过“临界最小努力模型”，认为以人口高出生高死亡为特征的“生存均衡状态”的解脱，需要外部资本和技术的推动。但与莱宾斯坦不同，马尔萨斯对技术提高、生产改进而产生的人口抑制作用抱有怀疑。尽管西方社会的文明进程为人类社会带来异常耀眼的物质成就，但是马尔萨斯并不认为这足以保证人口快速增长对生活资料的需要。“的确可以预料，在文明的、发达的国家中，资本的积累、劳动的分工和机器的发明，都能扩大生产的领域；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些原因在制造方便生活的用品和奢侈品方面的作用确实令人心惊，但在增加粮食生产方面的成效却不怎么好。”因此马尔萨斯认为：生产的扩大“任何时候都取代不了对人口增长的预防性抑制和积极抑制所起的作用。”为此，他更看好社会体制对人口抑制的巨大作用潜力。马尔萨斯把“人口陷阱”的产生归结为社会体制的不合理，并寄希望于通过社会体制的改良来摆脱“人口陷阱”。
马尔萨斯把“人口陷阱”的产生最终归结为社会制度腐朽性，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他说到：人口迅速增长与低生活水平的状况是“专制、压制和愚昧”产物。为此他提出了摆脱“人口陷阱”的可能途径，这种人口与经济的良性关系，我暂且称为马尔萨斯的“第二条道路”。可以说这也是马尔萨斯关于为解决人口问题而进行社会改良的理想模式。
概括地说：马尔萨斯的“第二条道路”出自于他在《政治经济学概观》中的一段话：“由于实际工资高，或者由于拥有支配很大一部分生活必需品的权力，可能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一种是，人口迅速增长，高工资主要被花在供养大家庭上；另一种是，生活方式的明显提高，人们享受到生活的便利条件和必需品，却没有引起人口增长率相应的加速提高现象。”
马尔萨斯断定：“在造成第一种特征的因素中，人们发现最有效的因素就是专制、压迫和愚昧。而造成后一种特征的各种因素中，最有效的因素是公民的自由、政治自由和教育。”显然，摆脱“人口陷阱”的最有效因素是一种更加文明的社会体制。在现代社会，人类和社会制度对人口的有效抑制起了巨大的作用；对人口抑制的性质和作用的方式，人类有着巨大的、十分广泛的影响。
2.摆脱“人口陷阱”的制度条件
马尔萨斯认为：有效地抑制人口增长并改善人们的生活，依赖于公民自由、政治自由和教育社会机制的形成，这是培养和形成人们“谨慎行为”的最有效因素。他特别强调个人努力的社会激励、对努力成果的法律保护对人们行为的影响。认为如果社会不形成这样的社会机制，人们就不可能理性地、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生活。马尔萨斯在其《人口原理概观》中说到：在有助于鼓励社会的下层阶级养成谨慎习惯的所有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公民的自由。如果一国人民对于自己辛勤的、公正的、受人尊敬的努力是否有自由发挥的机会毫无把握，对于自己所拥有的或可能会获得的财产是否得到现有法律公正实施的保护毫无把握，那他们是不会习惯于为未来制订计划的。”
马尔萨斯出于同样的理由反对英国的教区法和济贫法。他认为济贫法在劳动力市场上制造“障碍”，并认为废除教区法才能使英国农民享受“行动自由”，才能建立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使人们自由地迁移，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
很显然，马尔萨斯把有效抑制人口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的社会途径归纳为：在一种充满就业机会、多样性选择的社会条件下，将会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的个人努力，并在有效的法律保护下激励人们遵从一种更加理性的生活方式。
为此必须实现“公民的自由”，这是法律的精神实质。但是“没有政治自由，公民的自由不能长期确保。”必然地，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成为摆脱“人口陷阱”，提高生活水平的实现社会进步的基石。
马尔萨斯认为：“……教育非常有助于人们从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获得的一切好处。没有教育，确实不能把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看成是完美无缺的。”没有国民教育的发展，大众就不可能充分利用现代经济、政治资源来理性地安排婚姻家庭生活。
四、结束语
按照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条件，人类理性抑制人口的能力应当更为有力。但是，实际上，马尔萨斯所提及的人口抑制的多种途径，诸如：社会体制、法律、政府作用、公民自由、习惯、个人努力、教育等等制度关系方面，并非做得尽善尽美。在实现人口与经济的良性关系上，人类应该可以更有所作为。用马尔萨斯的一句话来概括：“人类总是有能力避免罪恶和很大一部分贫困。”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优越的社会制度、坚实的社会组织和群众基础来实施人口控制，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我国成功的人口控制和经济发展实践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我们需要通过社会体制、法律、政府作用、公民自由、习惯、个人努力、教育等待方面的制度创新努力来推动我国人口的全面发展，并最终实现我国长远的发展目标。
[收稿日期]2000—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