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不移地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扬弃斯大林模式，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明大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光明论文,坚定不移论文,中国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围绕中国社会主义所走过的道路，基于总结历史经验，学术界反思斯大林模式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应予注意的是，当我们回顾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回顾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建设，回顾蓬勃发展的改革大业时，必须认识到伟大的中华民族在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过程中，没有什么现成的答案可供选择，而是在摸索社会主义道路时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走过弯路，付出过惨重的代价，才取得了今天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
有鉴于此，为了中国人民同心同德，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有必要从学理层面上对斯大林模式的历史作用、体制弊端作出科学合理的辩证分析。这对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有重要意义。
——主持人 秦维宪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作报告后，全国上下都在学习与加深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在实际中坚定不移地加以贯彻。从中国30年的发展道路来看，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又具有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发展模式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什么是中国特色，我认为，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扬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全面突破，这已被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所证明。
中国在革命胜利后，跟苏联走了一段后发现，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都存在不少问题。毛泽东在1955年底提出了“以苏为鉴”。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传出后不久，毛泽东曾对胡乔木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统治，其黑暗不亚于历史上最专制暴虐的统治。”他还表示，中国应该走出一条比苏联更好的道路。但遗憾的是，毛泽东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并没有跳出或突破斯大林模式这个框框。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后来把斯大林模式出现的错误在中国基本上实践了一遍。邓小平执政后，在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并根据斯大林模式提供的教训，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他还讲：“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2]胡锦涛在十七大的报告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中国的革命者，为什么从“走俄国人的路”转变为“走自己的路”，这是因为十月革命后，在苏联所建立的是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我们讲，十月革命一响炮声，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后来，实际上更多学到的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
列宁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结束后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遗憾的是，推行新经济政策时间不长。到了1929年，斯大林宣布“当它(指新经济政策——笔者注)不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3]1985年邓小平在谈及社会主义本质与发展道路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想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模式僵化了。”[4]邓小平对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明确肯定的只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期(1921年-1928年)的8年。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中止，布哈林等政敌被斯大林一一击败并开除出党或从肉体上消灭。斯大林大胆地提出了自己发展社会主义的一套设想，从而为建立斯大林模式开辟了道路。斯大林模式是指斯大林按照他的社会主义观在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模式是20世纪20、30年代形成的，后来不断巩固与发展，并还推行到东欧等其他国家，成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遵循的模式。这是在20世纪70多年来实实在在存在的模式，而绝不是“假命题”。
斯大林模式是一个统一的完整体系，人们对它有各种归纳与描述，但对其本质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普遍认为，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模式，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是不相同的。这表现在：从政治上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近期目标是发展民主，使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而长远的目标是，运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消灭阶级与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使得社会成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共产主义与“真正的人道主义”是画等号的。从所有制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它是社会公有与个人所有统一的社会所有制。马克思认为：这种所有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相互密切相关的本质内涵：一是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任何个人均无权分割生产资料；二是在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享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在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统一的具体形式。
可见，不论从政治还是从经济上看，斯大林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相距甚远，它不可能到达科学社会主义的彼岸。因为，从政治上讲，斯大林模式是一种缺乏民主、滥杀无辜、不讲人道的制度；从经济上讲，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起过积极作用，但由于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下，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特点是：管理权限高度集中化与管理方法高度行政化。在这种体制下，经济不可能实现持续与稳定发展，而是出现了从经济增长率递减到危机，落后的增长方式长期不能改变，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比例严重失调，市场一直紧张，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在斯大林模式条件下，各个领域均存在严重异化。
斯大林之后的苏联，虽经历了多次改革，但苏联在剧变前基本上保持的仍是已经失去动力机制的斯大林模式。正是这种模式在整体上已成为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也成为最后导致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也正是这个原因，苏联东欧各国在发生剧变后，无一例外地都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模式决裂，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转轨。
这一惨痛的历史告诫我们，中国要发展，必须进行改革，绝不走斯大林模式的老路。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改革还远未完成，正在深化，学术界围绕改革正进行深入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出现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但也要看到，出现了来自不同方面否定改革的杂音。试想，在此背景下，正当中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之际，正当中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进之际，如果还出现美化早已被历史证明失败了的斯大林模式的倾向，那么这样做的结果，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其客观作用只能是干扰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步伐。
笔者深信，只要我们客观地、认真地分析了斯大林模式的种种弊端，从中吸取教训，以创新社会主义作为继续深化改革的目标，认真学习与深刻领会胡锦涛同志十七大报告的精神，把握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事关全局的根本问题，那么，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和谐社会一定能够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