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性统一的哲学渊源和主题困境
米洛斯拉夫·贝德纳1， [翻译]刘勇2
1.捷克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 捷克 布拉格 02116 2.扬州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江苏 扬州 225001
摘要 ：古希腊哲学对宇宙统一性神话的质疑，为西方文明的多元起源奠定了哲学前提和思想基础，并表现在现代众多思想家那里。比如，费希特准确理解了被现代哲学所激发的民族主义的内在张力，清晰地证明了民族主义真正的哲学基础是内在模棱两可的两重含义——自然的与精神的——都必须付诸实践；帕拉茨基辨识了正在增长的中央集权，致力于给奥地利联邦制君主政体创造一个恰当的思想基础；马斯特斯要求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意义上恢复自然正义，在现代条件下应再加上自愿承担的义务；帕托卡认为一个真正和适当的多样性统一被锚定在个人的有机整体和细节的经验知识上。然而，在现代世界，人类生存的和解，需要强烈的、基于精神上负责任的共同努力的积极行动。正是在这个扑朔迷离的、具有挑战性的哲学起源和主题困境背景下，一个精心阐述的、令人信服的多样性统一观点或许可以完成它的使命。
关键词 ：多样性统一；费希特；帕拉茨基；马斯特斯；帕托卡
[译者导言 ]捷克哲学家、文化学者米洛斯拉夫·贝德纳是世界著名的西方思想、西方文明的研究者和诠释者，也是直言不讳的批评者，这篇《多样性统一的哲学渊源和主题困境》是他于2016年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工作坊上所作的主题报告。该文旨在基于古希腊哲学对宇宙统一性神话的质疑，为西方文明的多元起源奠定哲学前提和思想基础。文章通过对费希特、帕拉茨基、马斯特斯、莱布尼茨、帕托卡关于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思想论述和观点分析，辨识了统一多样性和多样性统一的各种内在张力，认为合适的多样性统一包含了统一体中的个体差异，恰当的多样性统一观念能使我们回归到表象世界，从而对这个世界产生意义。
这个优异的成绩，给五棵松学区很大的鼓舞，各项工作也以此为契机有了突破、创新与提高。同时我也开始进一步思考如何引领和提升学区教学工作问题。
同时，我国自身资本市场的联通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十九大报告指出，支持香港、澳门立足自身独特优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推进中国内地同港澳地区互利合作，与沪深市场一起共同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融资中心，有效解决“一带一路”中尤其突出的融资挑战。2018年5月1日证监会将沪深港通额度从每年130亿调整到520亿，从6月1日开始MSCI也把两百余只中国A股纳入新兴市场指数，这些都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和金融市场国际化掀开了新的篇章。
一、哲学与神话：西方世界的精神和道德基础
关于神话与后神话世界之间的关系，人们普遍认为后者对前者产生了消极影响，且两者之间没有纯粹的可比性。撇开与此相对立的其他观点不说，这些观点都没有考虑到哲学的存在，以及从古希腊开始就存在的对神话的道德依赖，使宇宙时间周期的统一性神话遭到质疑，使得其中的多样性有了基础和架构。这种极端的质疑态度集中在神话世界，并隐含着一个重要的道德后果：通过内化，从内部应对神圣。也即虽然我们不在外部遵从它，但是我们从内部面对它的本质基础，其入口已被人类的困惑所打开，动摇了它最基本的根基，同样也作为我们墨守成规的生活的一种手段。后神话世界的精神、历史和政治，最初并不等同于对神话世界及其精神的消极否定，其核心在于将后者提升到最终激进的、危险的人类在不可分割的负责任生活的可能性。
于是，另一个从本质上衍生的方法是对先前被质疑的宇宙神话进行研究——诡辩学派随之而生。而哲学将宇宙原本神话般的和谐——它的生命、死亡、复苏——当作可证实的真理来质疑(例如在阿那克西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文本里)。“多样性的统一”假设了一个在诡辩解释上非常不同的状态。其核心含义被普罗泰戈拉(前481—前411)表述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柏拉图《泰阿泰德篇》)根据人类如何使用物品，我们理解了宇宙及其多样性。由于自我的特殊性，人类对世界外表领悟力的局限性作为一种合法的观点呈现了出来。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这样的局限性仍然保留了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基本立场。无论如何，诡辩哲学的局限性在其修辞学形式的应用上，同样显示了无法抗拒的想要替代哲学的倾向。从此，质疑原始哲学的真实性也就造成了对宇宙及其多样性活动的神话洞察力的摇摆不定，随之而来的是对其所笼罩的诡辩式自我主义蒙上了阴影。这是欧洲精神重要的批判语境，它丰富并发展了这样的特征，并创造出与我们当前困境中类似的主导精神基调。
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张力是这一框架的基本，其原始特征由动摇和支持神话的信仰直至追溯其哲学上自我责任的质疑根源。古希腊哲学家关于世界与生命统一的第一哲学观念体系及其内部多样性，清楚地表现为人类一种新的可能性的精神表达，其中的宗教元素和激进理性在本质上是洞察力、态度和行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人类这一生活不确定的和谐是根植于存在的认知，而不是根植于对所有现实的体验，这是关于惊讶的最初哲学范畴。这样的精神立场并不是单独出现的。一方面，这一显著举动是公共政治生活与纯粹的组织或家庭世界的紧张局面；另一方面，历史的崛起为走出世界和生命的神秘时间循环踏出了冒险的一步。
自然电场法布置3条剖面，分别为L2、L6、L7，与相应的高密度剖面重合。综合测井及井下电视钻孔3个，分别为L6线的ZK22、ZK24、ZK26。
在古希腊，政治被理解为是专制团体，其最终目标是要更完美地实现之前的人类共同体(家庭和村落)。人类生活的完美本质存在于公民能够自由和平等地出现在他人视线中，以及具备能够与他人对城邦的整个行动进行对话的能力。从哲学上来说，政治生活提出了人类的主要对抗与整体生活的可能性和在整体中生活的可能性，哲学生命从这个主干上生根、发芽直至收拢、封闭。简·帕托卡从亚里士多德关于积极生活的区分中受到启发，为这个词在正确意义上的历史渊源推断提供了思想基础——历史存在于生活变得自由和完整时，历史存在于人们有意识地建立同样的自由(不是筋疲力尽的)生活空间时。因此，政治的出现是哲学和历史播下的种子。
西方文明的多元起源清楚地表征了多样性统一问题的前提和基础。这方面的张力主要源自哲学洞察力及其智慧的局限性。一方面，哲学的、沉思的生活将世界和生活视作整体。这需要把它的冲突性质看成是它的共同特征。这一洞察力展示了理性的原初面貌，并持续要求根据他的言词区分人并说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另一方面，如帕托卡所强调的那样，这一原初的区分行为意味着最初论战具有为黑暗世界照亮光明的能力，使所有个体呈现为他们的原初模样，比如，在本质上作为独特的、有区别的、多样的存在进入独立的宇宙开放空间的能力。因此，最初的论争表现了最初的统一，这在原则上比任何暂时的嗜好或共存更为深奥，因为它是基于既定现实的混乱。
J.G.费希特准确地理解了被现代哲学所激发的民族主义的内在张力，很明显这是受到了J.G.赫尔德关于人性的哲学观念影响。费希特很清楚民族主义真正的哲学基础是内在模棱两可的两重计划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付诸实践。一方面，人类的自然本能想要在无常中追寻永生不仅只涉及凡人肉眼，而且用不可思议的方法看到其无法穿透的永恒深渊；另一方面，意志高尚的人愿意并希望以改进的方式通过生儿育女再次复活生命，在他们死后很长时间里继续生存，培养和完善生命。很明显，这种特定的人类欲望可以通过事物的秩序来满足，承认人类是永生的并有能力接受自己变成永恒实体。对于费希特来说，这一特定的、受追捧和急需的秩序本质上是不明确的。
二、现代世界困境的德国精神内核
哲学诡辩推导的局限在于其以特定的、多样的和个性的自我克制为出发点，对这个原初统一性的疏忽使得任何多样性和特殊性的出现得以可能。由此所衍生的论争和分歧及其导致的压力，无视其原初统一性的重要性，这不仅对哲学而且对政治来说都具有根本意义。总的来说，人类政治、哲学和历史的多源可能性的前提当被解读为神话世界的基石时，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高度关注西方，而是欧洲内部以及整个西方与亚非的统一性问题。
帕拉茨基的多样性统一包括了在人类历史上两个明显的基本趋势。一方面，帕拉茨基辨识了正在增长的中央集权。在此背景下，他强调将最初不计其数的单一的、独立的力量、民族、国家、语言、风俗习惯、宪法等的多元化和多样化转化为统一整体。在历史进程中，人类原始的无数多样性由于集权而逐渐减少：到处都是轴心，而不久后它们本身又被吸引到一个更强大的轴心内。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一问题已经走得那么远，地球上所有现存的轴心国很容易被接受，也很容易被统计，而且所有人都认为地球上的国家统一和联合进程迄今为止尚未达到终点。这种集权与文明紧密相连、互相支持。事实上，这两者是理想战胜现实的胜利，是团结统一的智慧战胜事物无限多样性的胜利。从政治上来说，这种世界的集权化趋势表现为一个集权的国家政权。然而，这一现象已达到并超过了它的顶峰。他的判断是基于以下观点：中央集权看起来似乎是愈演愈烈，几乎无法测量，但在经过极性自然规律后，已演变为更强大的对抗力量。这样，帕拉茨基辨识了人类历史上第二个趋势——公众意见优于中央集权。首先，文明的进一步提高显然更受到公众意见而非中央集权的青睐。其次，根据定律，国家原则是从公众意见发展而来的，是作为人类历史上对权力的集中统一强有力抗衡的新代理人而出现的。在此背景下，帕拉茨基强调，国家原则似乎对中央国家权力和公众意见有些漠不关心。
1865年帕拉茨基对世界历史这两种基本趋势进行解释时，进一步强调了世界集权的正面影响，如全球性知识分子的出现。而且，媒体手段的进步意味着起源于一个地方的情感和意见可以迅速传播到不同国家，并且它们能够在所有国家和社会阶层中要么立刻得到接纳和同情，要么就是彻底拒绝。他得出的结论是：世界法的精神基础是内在的平衡运动，避免了片面性的明显危险。意气相投的统一行动导致了对多样性的排斥行为，一个明显的实例就是联合国的出现。与此同时，相关国家之间的交流加深了对彼此分歧的认知，也加强了对统一的抵制。因此，一个统一的宇宙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出于神的旨意。
（1）环境执法监测工作落实不到位。在实际工作中，上级党政机关虽然部署了环境执法监测机构，并且赋予一定资金支持。但是，具体到县级市，基层地方政府却没有予以落实，不仅对于群众反映的环境问题漠不关心，而且没有定期开展执法监测工作，监管态度极为放松，经常通过突击检查应付上级机关规定的任务。在此之下，县级环境执法监测工作完成销量较低，造成县级自然环境质量不断下降。
因此，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民主独特性高度重视，尽管这是由于法国拿破仑占领德国领土所引起的，但在事实上增强了他原本和谐的、双重的民族概念中自然的、无意识的哲学因素。在19世纪德国的历史进程中，这种严重夸张被证明是致命的。黑格尔哲学左派(青年黑格尔派——译者注)将费希特的弥赛亚式民族主义转化为对黑格尔哲学的强有力批判材料，从而把形而上学传统与现代主体性哲学思想结合成了一种历史哲学。相反，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应该采用客观、唯物的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来扭转迄今为止被异化的、非真实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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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一个统一的德国与日益统一的奥匈帝国的地缘政治努力似乎是缺乏西方精神的模式：以个人及其共同体的现代形式对唯物主义的真正精神和道德责任的逆转。这是种族沙文主义、全球军事经济帝国的设想和具有明确反民主、反联邦性质的中央集权主义的同盟。通过这种方式，德国与奥匈帝国的结盟被认为是反民主力量对占世界主导地位的大英帝国的攻势，其最终目的是控制欧洲和整个世界。换言之，“一战”期间德国和奥地利的结盟是以一种明确的暴力方式为西方世界明确了最后的解决之道。
三、问题、抵抗和对民主精神的冒犯
现代唯物主义在德国一个致命的精神和政治上的形式表达，就是综合法国式的中央集权、行政自由主义和基于种族的德意志民族帝国主义。由此产生的极具侵略性的混合意见遭遇了双重的抵抗。一方面，抵抗来自于由民主创立和建设的世界某些单元，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单元，其自身的自由主义传统牢固地根植于其精神、道德，其中的代表就是欧洲民主文明的思想精华；另一方面，类似的抵抗也出现在德国文化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出现在奥地利/奥匈帝国的领土内，主要集中于奥地利宗主国下斯拉夫和罗曼语系民族的知识界与政治代表中。特别是在捷克领土内的公民，很显然接受了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观念(这同样也是美国民主的基础)。这种抵抗明显地重建了西方传统。对于捷克来说，胡斯改革和之前提到的启蒙运动潮流的双重压力，再次肯定了欧洲原有的精神和道德传统。沿着这一思路，弗兰基谢克·帕拉茨基创立了迄今为止仍然非常活跃的历史哲学，明确强调了多样性统一的问题。
而医学影像的共享，更多指医学影像档案、影像资料、影像图形的信息共享以及实现PACS(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PACS)或其他临床信息系统中患者数据传输，或是对病人报告、关键影像等的安全访问。从数据的角度来谈，共享包括医疗机构内部的影像检查数据，包括普通放射、CT、核医学、超声波、心脏电生理等影像相关的系统产生的数据；而医疗机构外部数据，包括社区远程诊断相关的影像学检查数据和远程会诊的影像数据等[8]。可见，共享更多涉及数据、图像、资料、访问权限等。
爸爸不停地哄她，又是“宝贝”又是“买布丁果冻”，每一句都像蜜糖般能够抚慰心肺，声音像风吹过麦浪似的轻柔，生怕惊着果果。从我记事以来，父亲就这么对果果说话，就好像她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想着想着，卧室的门就被踹开了，爸爸拖起躺在床上的我，“你小子想干什么！果果怎么惹着你了，惹着你又怎样，什么时候轮到你去训她……”山洪暴发般的声音回荡在我不太小的房间里，在我的大脑里穿行。倚在门框边的果果火上浇油：“就是，什么时候轮到你教训我了？”她的洋腔怪调，傲慢不堪的神色彻底惹怒我了，我握紧拳头大声叫嚷：“她有什么权力翻我的书包！说翻情书，我高三了，每天像牛一样忙，还要给她做午饭，哪有他妈的时间去谈恋爱！”
①通过借鉴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并结合辽东湾新区的发展实际，建议上级财政对辽东湾新区除中央分享的税收外，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金额全额留存。土地收益提取上解省部分的教育基金、水利基金、保障房基金，不再上解，用于支持辽东湾新区建设。②对于债务系统内已置换成地方政府债和未置换完成的存量债务产生的利息，省财政每年给予一定比例的贴息。同时，对于到期的地方政府债能够通过续贷实现借新还旧，以缓解辽东湾新区偿债压力，为辽东湾新区腾出资金用于重点项目建设创造条件。
费希特将民族的自然和精神之两重含义称为神性自我发展的一个特殊规律。希腊关于民族的定义直接关系到公民权的概念。对于德意志民族来说，它是广义上和精神上的世界公民身份。对于费希特来说，就像野蛮人对希腊人那样，其他民族沉浸并被永恒循环的观念所俘获，即成为落后的历史哲学的囚徒，克服这种危害的唯一方法是拥有健康精神即德国精神。此外，充满希望和真正的德意志民族是向所有成员开放的，而其他民族在属性上是排外的和封建的。
从政治上来说，帕拉茨基的历史哲学构想是力图解决多样性统一的问题，致力于给奥地利联邦制君主政体创造一个恰当的思想基础。然而，由于德国反对在欧洲中心——奥地利跨国疆域内——进行基于多元主义的民主重建，导致了这一设想的多次失败。这一思想的危险发展对导致全球性灾难的“一战”的发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充分说明了它的性质及其对20世纪历史的至关重要性。
由德国和奥匈帝国引发的“一战”实际上是对基于人权和民权的民主文明原则的宣战。这样一来，多样性统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很自然地，这一复杂的反民主——用强烈的暴力行为——对西方问题作出答复并引发了强烈回应。“一战”开始后不久，在被侵略的民主力量——协约国(后续美国也加入了进来)——之间建立了一个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威胁的自由民主文明联盟，形成了被奥匈帝国压迫的民族的精神、政治和军事抵抗。
世界大战的直接后果是令人难忘的。在西方民主文明观看来，作为“一战”的政治结果，欧洲专制权力崩溃，于是面临的挑战迫在眉睫：沿着民主路线进行复杂、深刻和坚定的欧洲重建。这意味着有意识地运用欧洲主义精神和道德根基。这样，一个稳定而关键的民主文明必然会出现。不过，协约国的民主政权并没有正确应对这种苛刻的挑战，它们最终失去了和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们缺少道德上的决心、团结和勇气，更不用提普遍的误解，这导致了原来的结盟未能应对世界大战胜利后重大的全球责任。
这一不确定的态度不论在直接后果和最终结果上都是致命的、可悲的，其中也包括我们目前的困境。就全球范围来看，反民主运动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急切地抓住了机会。德国在经历彻底改革后转变成极权主义政体，以另一种人类生存方式来挑战西方民主文明的根基。就精神上来说，这一变动正是由于之前提到的民主文明缺乏强化而造成的。其主导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人类道德责任的泯灭。在这种情况下，多样性统一问题是这样从根本上来解决的：在多样性前提下确立意识形态的统一，而这种多样性基本上不可能被塑造成一个完全可治理的、支离破碎的单元。回顾“一战”造成的全球战火，似乎就是民主国家与极权国家之间未来冲突的预兆和前提。在打败纳粹德国之后，冷战代表着反对极权主义的世界大战的延续。现在说极权主义和在1989年中东欧诞生的民主战争已经结束，是言过其实的乐观。
民主世界在前两个阶段与极权主义政权的冲突中取得胜利绝不是理所当然的，它需要时间、真正的道德责任、团结民主政党与普通公民的共同行动——致力于全世界的民主价值观。这种历史性奉献意味着对多样性统一观念的奉献，尽管在每一种情况下通常需要修改。如今，如果我们认为，在100年前已经预示过，并在“一战”中成为现实——全球民主政权和极权主义政权的持久冲突已经过去，这将是一个严重和致命的错误。原则上讲，在“一战”结束后，民主国家的公众意见产生了同样的错觉，导致了在随后的“二战”中更为糟糕的重演。同样，民主国家天真地以为，由于里根总统下决心实施“超越遏制战略”，与极权主义政权的冷战已经结束。
作为一个普遍性原则，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民主文明极其重要的精神、道德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困境。其根源在于：在民主国家及其更广泛共同体的政治生活中，综合了西方民主文明与精神、道德起源的持久困惑。政治作为一个从只专注于私人生活的公民个人道德信念中严格分离出来的公共理性领域，不论是从起源于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还是自由主义的附属品来看，似乎都是不可能的偏见，其生存和进一步发展是历史和政治混乱的主要根源，也是民主世界与激进主义之间全球冲突的概念性模糊的主要根源。特别是在此背景下，自由主义包括其后现代主义版本，拒绝任何赞同所谓故事或个别事件的一般原则，不是强调任何谨慎行动所必需的共同知识核心，而是强调绝对的多样性和同等关注每一个声音的必要性。
换言之，迄今难以想象的技术指数增长加剧了整个社会的可操作性，并加强其作为这个世纪邪恶标志之势不可挡的推动力。全球冲突导致了人类的贫困，消除了他们的不可替代性并辨识他们的适当角色。这使得人们和各个国家重复极权主义的努力，为人类生存去建立激进的替代品。同样，从政治上看，许多伊斯兰国家都沦为极端原教旨主义的牺牲品，其中一些国家已经成为向民主文明宣战的霸权主义。在1989年以后的欧洲产生了典型的修正主义，特别是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在这些国家中，修正主义的怨恨往往演变成政治行动，给俄罗斯最近的国内外政治民主变革带来危险。
第一种是罗杰·D.马斯特斯的现代立场。在他看来，征服自然的不可能性意味着某些社会冲突将无法通过增加现有的资源或力量来解决。人类存在的事实确保如果存在争议，必须有人来作出裁决。这就引出了自然正义的价值：只要在人类的可能范围内，就有义务根据自然法则寻求公平或正义的解决方案。柏拉图注意到，当灵魂(或个性)的一部分履行了其自然功能之后，正义就会出现在他身上。柏拉图将社会正义定义为每一社会阶层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先决条件，出于对自然权利或公民权利的无限要求，道德要求我们自愿承担义务以实现正义。
相应地，多样性统一问题似乎是精确的和局部的。一个严重的危险是混淆了两种概念，在1989年以后呈现出一个强化的形式。就当时流行的“战略互动的新地缘政治”而言，几乎是自发的过程，它代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缺陷模式，帕拉茨基称之为世界集权模式。皮埃尔·哈斯内将其定义如下：
机制的传染和互动超出了国家的控制，涉及到资金流动和操控、毒品和武器的交易、通信革命、关于腐败和暴力的图像传播，不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在极权国家、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削弱了社会控制。
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至少是由三种类型的进程组成的：战略(特别是外交和军事)的相互作用，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和社会的相互渗透(特别是从人口统计学和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和依存关系。我的论点是，这更加难以掌控的第三种类型的关系与经典的类型相比，显得越来越重要，它通过引发新的经济动荡和新的暴力风险，反弹到这些经典类型之上。新的地缘政治越来越多的特征是：在理性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形式越来越难以理解。无论是系统的限制，还是风险和规则的相互作用，甚至连行动者的本质和身份似乎都难以一劳永逸地被定义。
这种不受约束的、变形虫般的进程进一步模糊了好坏的区别，并麻痹了人类无处不在、总是能作出最佳选择的能力。换言之，这一大规模的全球普遍趋势实际上冷漠地消除了多样性统一的整体问题，依据与上述极权主义系统类似。无论如何，这场全球僵局具有美好前景似乎是不可能的。作为进一步论证的起点，这里介绍三种不同的观点。
19世纪德意志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灾难，似乎是1848年在自由理想主义、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和民族沙文主义混合的基础上试图统一德国努力的失败。这一事件的思想后果包括了知识分子和政治哲学的逆转，从哲学化和理想化的政治理念出发转化为明确的唯物主义政治理想与自由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相结合。这一流行趋势为俾斯麦的德国政治理念的成功创造了现实土壤，它旨在通过加入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喜好，推动奥地利和德国结盟，并通过世界强权政治使自由主义批判失声。德国的欧洲和世界政治的唯物主义基础被囊括在1862年俾斯麦的臭名昭著声明中：伟大的时代问题不是由多数人的言论和决定来解决的，而是通过铁和血来解决的。这实则是德国对欧洲民主文明的基本精神、道德和政治价值的公然蔑视。
显然，“一战”所引发的欧洲和世界变革，如今已经累积并急需当代民主世界回归以履行它重要的历史使命。这是团结在一个精神和道德的基础上，并制定和实施一个全球构想的民主概念的东方问题，即重建欧罗巴和全世界的民主。这是民主文明的历史使命，它需要决定性的开端。
第二种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意义上要求恢复自然正义。这种观点认为，在现代条件下，应再加上自愿承担的义务，这与莱布尼茨的观念是一致的。莱布尼茨认为，人类自身作为一个存在，因为其内在的存在观在原则上能够超越自身。
第三种是简·帕托卡关于精神传统与普遍释放力的现代困境基于哲学视域的看法：
5.游览项目的满意度评价分析表明，其分布符合一般规律，即年度游览次数、黄金周及小长假、高家庭人均月收入、距离远的游客、高价格敏感性、主要游览目的和核心吸引物等影响因素与满意度呈正相关。而周末及个人自由时间、家庭人口数、中低家庭人均月收入、距离近的游客、低价格敏感性等影响因素与满意度负相关。
然而，与我们的文明一起涌现的主要可能性就是有机会在历史上第一次将偶然的法则转换为那些理解历史的人的法则。历史只不过是摇晃的确定性。它没有其他含义或结局。不过，这种含义和结局对世界上不确定的人类生存的虚假无限性已经足够，这样的欺骗大众的世界是复杂的，人们已经习惯奉承，已经沦为被操控的煽动行为的受害者……当代世界的危险是，因为拥有太多特定的知识，人们学会了不再提问……不存在这样的文明。问题是历史进程中的人是否仍然愿意承认历史……。一个从自由、生活、每天的利益出发的完全自由……这样的绝对自由不是另一些事物的手段，不是做……的阶段，而是隐藏在什么之后，可能什么都不是。重点正是如此，敞开自己，人们从他们的职业、才能、机遇和未来中响应号召。为了达到这一点，以便看起来是一个完全具体化的能量来源，同时也是克服力量的方法。
相应地，1989年以来，为了与马斯特斯和莱布尼茨的见识达成妥协，对现存世界的希望和失望似乎要求帕托卡所描述的极端人为牺牲。而且，这种人为牺牲不能仅仅保持在暂时的集体努力上；相反，它需要创造生活风格的人生观。这样的观念需要将人类美德的框架作为人生支柱。
就多样性统一来说，看清问题及其基础的能力似乎是一个统一因素，从而对多样性进行有意义的洞察和排序。20世纪的精神和道德困境的彻底反思，展现了西方文明的精神特质，符合更微妙的统一性意识发展与新的多样性意识发展保持一致的要求。换言之，新的、更微妙的多样性统一意识是以对以往所有意识，即对所有现实的不确定性有着清晰认识为前提的。
3．3 本研究的临床意义 心理理论是儿童重要的社会技能之一，而愿望和信念理解又是儿童心理理论发展中的两项重要能力。孤独症儿童的社会交往障碍与其心理理论缺失有很大关系。本研究显示智龄在3～5岁的孤独症儿童能理解愿望，却在信念推理与错误信念理解方面存在困难。这说明对智龄较小的孤独症来说愿望理解更容易。因此，在临床康复训练时，应该针对孤独症儿童心理理论自身发展的特点，从愿望理解方面着手，训练儿童区分自己和他人的愿望，了解愿望－情绪－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训练儿童对信念的理解。
事实上，这并不是完全新鲜的观点，因为它增强了西方精神的洞察力基础。相比而言，西方精神是从勇敢地强化神话精神的动摇倾向中成长起来的。这种对神话负有责任精神和道德勇气的情绪，概括并浓缩了一种普遍统一的合法性，足以解决1989年以来世界上各式各样、极其艰巨的多样性问题。然而，如果没有关于某一特定情况的适当经验知识，一般概念的普遍运用常常会遭致失败。相应地，一个真正和适当的多样性统一已被锚定在个人的有机整体和细节的经验知识上。因此，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合适的多样性统一包含了统一体中的个体差异。出于同样原因，需要勇敢实践、负责精神与个人自主性之间的和谐。
关于宽容问题，其哲学基础在康德那里是常识——共通感。也就是，就判断能力来说，在其反思中，优先考虑到所有人思想中的代表方式，通过将我们的判断与其他人可能而不是实际的判断比较，让我们站在其他人的立场上进行判断，从偶然附加到我们自己判断的局限性中进行抽离。在亚里士多德强调经验知识的个人层面上，迫切需要一个恰当的多样性统一概念似乎才能满足上述要求。在既定背景下，从思考到判断，一个恰当的多样性统一的现代观念使我们回归到表象世界，从而对这个世界产生意义，因为仅凭判断就能为意义提供满意的解释，从而使我们有可能确认我们的条件。
通过这样的方式理解和接受他人，我们可以想象在我们时代的多样性统一风貌，以便使我们在世界上如在自己家一样自在，并使我们的时代与俗世和解。这样的和解并非等同于平静或历史的终结。相反，在现代世界，人类生存的和解需要强烈的、基于精神上负责任的共同努力的积极行动。相应地，除理解和接受人类生存的极权主义替代方案外，还需要彻底消除人类的道德责任完全物化成可支配单元，允许承认两种基本的民族主义：一是以纯粹自我为中心和完全排斥身份来消极、激进地定义的沙文主义版本；另一种是以精神和道德为基础的世界性民族主义版本——根据我们共同世界的复杂的民主统一将个人领域和国家责任合法化。实际上，在看透现代民族主义困境后，可能会引发民主国家对发生在波斯尼亚、塔吉克斯坦等国冲突的一种有效的和高尚的政治态度。正是在这个扑朔迷离的、敏感的、具有挑战性的哲学起源和主题困境背景下，一个精心阐述的、令人信服的多样性统一观点(它们的精神和道德基础上文已经阐述)或许可以完成它的使命。
参考文献 ：
[1 ] Edward.Culture and imperialism[M].New York： Knopf，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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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MICHAEL J S.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4 ] GEORGE F M.Diversity in unity[M].Washington D C：The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s and Philosophy，2004.
Philosophical origins and topical predicament of diversity in unity
M.BEDNAR1， [Translator] LIU Yong2
[收稿日期 ]2018-07-20
[基金项目 ]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16JDSZK006)；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17JZD055)；江苏省高校优秀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领航·扬帆”计划资助项目(苏教社政函[2018]18号)
[作者简介 ]米洛斯拉夫·贝德纳(1958—)，捷克社会科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欧陆哲学；刘勇(1974—)，男，江苏省海门市人，扬州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引用格式 ：米洛斯拉夫·贝德纳，刘勇.多样性统一的哲学渊源和主题困境[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1)：32-39.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1.005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9)01-0032-08
标签：多样性统一论文; 费希特论文; 帕拉茨基论文; 马斯特斯论文; 帕托卡论文; 捷克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论文; 扬州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