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与追问——新世纪长篇小说的一种思想气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长篇小说论文,气质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灵魂的披露与怀疑的自觉
在许多年里，我们一直在发问，中国当代文学何以走向世界，我们也一直在批评，中 国作家缺少深刻的思想家的气质，缺少对于现实、历史和心灵的冷峻追问，缺少在人性 和形而上层面上的怀疑和追寻。是的，一个作家对语言叙述、人物塑造和情节铺排的艺 术水准，在达到相当的程度之后，衡量其作品的另一尺度就是其中所包蕴的思想情感含 量，它所能带来的认知启示和心灵的冲击力——尽管说，当下的许多文学作品都以休闲 化、娱乐化的面目出现，“戏说”和“大话”风行一时，文化快餐大行其道，后现代主 义的解构深度、消解意义，则似乎在宣告着思想的执着、认真和深刻询问的幼稚和过时 。但是，那些彪炳世界文坛的文学大师，那些辉耀一个民族以至世界文学史的皇皇巨著 ，谁能否定其深刻而独特地表现出作家鸟瞰生活的博大襟怀和对人的存在的独特思索呢 ?在特定的意义上说，文学最深刻的力量所在，就在于对人的精神境界的拷问，对人的 心灵世界的深度展现。鲁迅曾经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记，阐释对于现实的忠实描写 与灵魂拷问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完全的写实主义在人中间发见人。这是彻头彻尾俄国 底特质。在这意义上，我自然是民族底的。……人称我为心理学家(Psychologist)。这 不得当。我但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即我是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的。” 鲁迅对此阐发说，“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 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 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 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 ’”(注：《<穷人>小引》，《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卷，第103 —104页。)。鲁迅自己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伤逝》、《祝福》等，之所 以高出同时代人的创作，就在于许多作家在忙于揭露现实社会问题抨击时弊之时(如叶 绍钧《这也是一个人?》所揭示的贫苦人家少女的非人生活状况，郑伯奇《最初之课》 所展露的留日学生亲身感受到的日人对华人的民族歧视)，鲁迅却超越于诸多似乎迫在 眉睫的社会问题之上，而对国民灵魂进行深刻展示和无情拷问，不断地发问：“从来如 此，便对吗?”“娜拉走后怎样?”“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即便是令 鲁迅刻骨铭心的“示众”情结，表现在他的小说中的，并不是日俄战争期间中国人冷漠 地围观同胞被杀的场面，而是经过内在的艺术转换，转化作华老栓父子的奴隶性愚昧、 阿Q临刑前游街示众时观看者和被看者的荒诞。跨世纪之交在中国影响颇大的捷克作家 米兰·昆德拉说，从塞万提斯、卜伽丘到卡夫卡、布洛赫，一以贯之的文学传统就是对 于不同时代的人们及其生存环境的执著追寻。昆德拉自称他的创作是对于存在的诗意凝 思，是对于人的存在的严肃的质询：“整部小说都不过是一篇长长的询问。沉思的质询 (质询的沉思)是我所有小说赖以构成的基础。”(注：米兰·昆德拉《关于小说艺术的 对话》，艾晓明编《小说的智慧——认识米兰·昆德拉》，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第33页。)
这样的富有思想深度追求的文学观，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显然是富有启迪性的。王安忆 在解读包括昆德拉《玩笑》在内的一批作品时，就把“怀疑”作为文学的一种气质，并 且分辩说：“我觉得‘否定’要比‘怀疑’低级，不如‘怀疑’高级。对否定，因为你 是天，我就是地，它有一个参照，由此说来，否定也是在被约束的、被左右的前提之下 才成立的。有正才有否，‘否定’也是受规定制约的，实际上是遵从了这个规定然后去 否定。我站立的位置总是和你对立，只需要不满和愤怒作冲动，就可激发它，推动它， 使它操作起来。而怀疑就不是这样了，它比较复杂和困难，虽然看上去要温和得多，不 那么激烈、强烈，但包含的内容复杂得多，含有思考。怀疑是很不容易做到，这之中怀 着一种痛苦，非常难言的痛苦，它不知道不要什么，也不知道要什么，处在非常大的难 言之中。”(注：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27—28页。)否定是情绪的对立，怀疑是思想的痛苦；否定是简单的评判，怀疑是 复杂的追寻。在特定意义上而言，王安忆发表于90年代初的《叔叔的故事》，一个质疑 和消解“落难右派”的英雄神话的中篇小说，正是当代文学中这种怀疑精神的最初之作 吧(注：我在这里采用“怀疑精神”一词，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怀疑精神是拷问灵魂的 初始，但是与后者还有一定的距离，尤其是像鲁迅所描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不但 要拷问出“清白下面的罪恶”，还要拷问出“罪恶下面的清白”，那是一个极为深刻、 极难企及的高度，刚刚开始以怀疑的目光看待世道人心的中国中青年一代作家，距离这 一标高还相去较远。)。
哈姆雷特精神的中国凝聚
怀疑精神的自觉，与之相应的是一批富有怀疑精神的文学人物的产生。这突出地表现 在潘婧《抒情年华》中的J，郭小东《中国知青部落》中的肖邦、李斯特，宁肯《蒙面 之城》中的马格等作品主人公形象上。这些人物，他们分别活跃在70、80和90年代，并 且在不同的空间中穿行和流动，但是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却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只有经历 过大悲大喜、至爱至痛，阅遍世事沧桑之后，只有经过一次次地追求和幻灭、迷惘和虚 无之后，能够体会“天凉好个秋”的意蕴，才会获得超越有限的生活表象的思考能力， 像哈姆雷特那样，从优越至尊的地位、知识海洋的畅游和爱情的憧憬、皇冠的期待之中 ，一落失势千丈强，经历了人生最高点和最低点的体验，具有哈姆雷特的怀疑和思索气 质的人物，才会在文学的人物画廊中浮现出来。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正是在经历过80年 代之初的政治反思、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寻根和90年代市场经济的洗礼之后，在跌宕起 伏的时代风云和甘苦备尝的内心经验交织，痛定而思痛，热极而冷凝，才会产生思想和 情感的升华，才会仰望那辽阔的星空和形而上的境界，才会怀疑和质询生命和历史的根 本命题。“从他一对暗黑眼睛里射出来怀疑的眼光，在向人们、向世界、向事物问询， 仿佛他要探究出生存的最深的理由来。……他觉得人生是十分卑鄙无聊。任何可能有的 生存的目标都是琐碎而无价值的，就像造化的恶作剧那样地毫无意识。他看见人们平常 那些小小的挂虑和悲戚，他们为了掩饰自己的弱点所作的种种姿态，他轻视他们那些装 模作样的丑态。”(注：鲁多夫·洛克尔《六人》第三章《哈姆雷特的路》，巴金译， 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66—67页。)德国作家鲁多夫·洛克尔所描述的哈姆雷特的“怀 疑的目光”，在当前的中国文坛也开始成批量地出现了。
不是说在此之前的作品中就没有怀疑和追问，不是说在此之前的作品就没有提问过“ 为什么”和“怎么办”，不过，80年代的作家们所思考的，更多的是迫切的社会问题， 是“文革”动乱和左倾思潮所造成的种种恶果的消除和纠正，那个年代作家们也呼喊过 《救救她》(这是剧作家赵国庆的一部话剧的名字)，不过，这里的“救救孩子”不像鲁 迅那样提出的是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救救还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而是直接指向沉重的 现实，即在时代动荡中失去纲纪和法制约束走上犯罪歧途的孩子；那个年代的作家也提 出过《我应该怎么办?》(这是广东作家陈国凯一部短篇小说集的篇名)，不过，这里的 “怎么办”不像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怎么办》一样，借一个“三角爱情”阐释作家 对未来的“新人”的理解，而是非常务实地描述一个女性面对两个遭受政治迫害的爱人 先后归来时的婚姻家庭难题。恰恰相反，当年那些超越了具象问题而追求深度思考的作 品，如赵振开《波动》，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靳凡《公开的情书》和诗坛上的“ 朦胧诗”，都因为思索中必然伴随的迷惘和困惑而遭受上一代人的质疑和批判，并且造 成这一脉创作思潮的受阻和中断。时隔将近二十年，当下作家们接续上这一脉络，作家 们所怀疑和追问的，则更多的是带有人本意义上的、具有形而上意味的问题，质询和拷 问生活，质询和拷问人们(首先是作家自己)的良知和灵魂，并且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推 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作家们穿透了历史的云烟和现实的表象，去追寻隐藏在生活和人心 深处的“为什么”和“怎么办”，表现为有相当深度的怀疑主义——对既定的生活秩序 、对既成的精神观念、对见解浅薄却又形成相当深厚积淀的历史叙述的怀疑，从而在对 现实的深度描写中展现对现实的痛切批判，在对历史创伤的再度撕裂中发掘被一次次高 调书写所遮蔽的暗薮，在对自我心灵的剖析中生发出反省和自责的痛切忏悔。
《抒情年华》中的J，一个从动乱年月走过来的女性，以及作品所描述的“文化大革命 ”时期北京一群地下文化圈子中的青年人的生活与文学追求，J所经验的“朦胧诗人” 的生活与创作的极端分裂，作品所涉及的一些文学艺术与现实人生之关系的话题，咄咄 逼人，不容回避。而且，这不是一个从外部描述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而是一个女性从自 己的亲身经历所引发的对于现实与理想、对于生活与艺术、爱情与自我、激情与虚无等 更为深刻的话题的质疑和批判。被许多人作为描写主体的动乱年月社会景象，在作品中 只是人物生存的悲凉背景；激动过一代人的诗歌作品，如今也变作文学史上的苍白记忆 ；曾经作为一代人的精神象征的“朦胧诗人”N，在J切近的体察中，却令J发现了写作 与生存、为文与为人、创作中抒发的宏伟激情与生活中的卑屑顽劣、作品中表达的对民 族对人民的深情和现实中对亲人冷漠无情的巨大差距而失望和幻灭。当然，长期以来由 于生活的残酷和阴冷所形成的骨子里的怀疑和冷漠，也是J这样的女性的怀疑和虚无精 神的渊薮。如作品中的一个人物这样评价J说：“她是那样的渴求生命与幸福，同时， 又总是处于重重的疑惑之中。”即便是走出泥泞混沌的动乱岁月，J对于高考制度的恢 复，对于多少人梦寐以求、至今仍然回味不已的大学生活，对于那热烈地迸发出来的蓄 积和压抑已久的求知欲望和读书热潮，都没有足够的热情——这不是故作姿态，而是她 的天分太高，眼光太高，过于明澈而走向虚无。J本性上是那种得风气之先的人物，她 的先知先觉和对现实的这种拒绝，不是勇往直前的堂·吉诃德式的，而是犹疑彷徨的哈 姆雷特式的，她的确是一个跌宕起伏的大时代的“旁观者”和忧郁的思索者，从60年代 的“革命”，70年代的“地下诗歌”以及相濡以沫的“爱情”，到80年代的“劫后辉煌 ”，这一系列的精神乌托邦，在J这里都是最早地遭遇到怀疑和背弃的，而怀疑太深， 也无形中取消了她积极行动的愿望和力量。
如果说，作为女性的J，在社会生活与爱情中都是处于弱势地位，一直是作为边缘人而 存在，那么，郭小东《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知青大逃亡》、《流放者归来》、《 暗夜舞蹈》)中的肖邦和李斯特两人，却是在体会过人生成功的绚烂之极之后，开始走 上自省和自问的怀疑之旅的。在当代中国，恐怕很难找出像知识青年这样独特而又庞大 的群体了。五十余年的风云跌宕，他们是这其中最沉重的一群，即使是知青中的所谓“ 成功人士”，如作品中的肖邦和李斯特，任晓远和林尤福，也都在为往事的魂牵梦绕与 现实中同伴们的悲凉命运焦虑不安，愤懑不已。不过，郭小东并没有让他们去怨天尤人 ，控诉命运，而是以苦难的以往为背景，把思考的利刃指向自己的心灵，进行自我忏悔 ，“你是有罪的，你该罚。于是，我们跪下，集体地下跪。可是，我不是对着你跪，我 是跪在人类的一切苦难之前”。这段话让我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主人 公拉斯科尔尼科夫向妓女索尼亚下跪时的情形。这些年来关于知青运动和知青文学的讨 论总是难以深入和澄清，就是缺少这种自我反省，缺少这种灵魂追问，缺少对知青自身 的责任问题的检讨。在知青文学为时二十余年的发展演变中，宣称“青春无悔”、“青 春作证”也好，哭诉遭受身心摧残的苦难历程也好，或者对逐渐远逝的往事作诗意的描 述，这些都曾经是知青文学的阶段性命题，但是，要想将知青文学提升到新的层面，就 需要摆脱一味地指责历史环境、或一味地鼓吹“青春至上”的迷误，在拷问灵魂上做文 章。郭小东对知青一代的反省，是最下力气、最用功夫的，他将自己的追寻和思考，贯 穿在他作品中几个富有思想者气质的人物身上。《流放者归来》中的肖邦，将对知青时 代女友周瑜和连队一群少女们荒诞而无价值的死亡往事的记忆深锁在心底，沉溺于自己 的心灵世界，以独特的思考和对世俗名利的淡漠，对嘈杂的社会现实一直保持了冷傲和 拒绝，带着强烈的堂·吉诃德式的梦幻色彩，在文化界扮演一个始终在进行某种寻觅的 独行侠的角色。与之相对应，《暗夜舞蹈》中的李斯特，却是哈姆雷特式的，从常理常 情上讲，他既没有肖邦那样深刻的英雄情结，他和冯妙英、林苹苹之间的灵与肉的纠葛 ，亦没有肖邦那样没齿难忘，更多的是两个不同气质的女性对他的仰慕和追求；生活于 20世纪末年的李斯特心中的躁动不安，不是紧紧纠缠于知青生活中某一件事情或者某一 个人物上，却更具有形而上的意味，也更富有个人的精神特征。他比肖邦入世更深，经 受的挫折和成功更多，对于现实生活底蕴的理解和体验非肖邦可比，他对于生活的迷惘 和追求，幻灭和绝望，既来自现实，来自隐藏在成功后面的幻灭和虚无，也来自他近乎 知天命之年的生命历程——当年“戴罪在身”的父母亲为了不影响他的前途，双双跳楼 自杀，造成他心头无法抹平的伤痕；年轻一代对知青往事的追问，也激起他心中的层层 波澜，构成一种无言的痛苦。尽管说，在理性的层面上，他有一百个理由为自己辩护， 情感的迷茫和心灵的断裂，现实的沉痛和精神的失落，却使他走上不归之路，以肉体的 毁灭叩问心灵的隐秘，以有限的自我表述无尽的怀疑。这给三部曲留下了丰厚的余味， 却也再一次地证明，对于将知青岁月和广阔人生结合起来，苦心孤诣地寻找精神出路的 人们来说，他们从历史与现实中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的，远远不像那些肤浅的悲欢离合 故事那样富有强烈的戏剧性，而是更像一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悲剧，他们所进行的灵 魂拷问，他们所寻找的灵魂安憩之地，远远不会一劳永逸地完成，甚至是付出生命的代 价也未必能够实现的。
比起上述这些知青一代来，《蒙面之城》中的马格显然是80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身为名牌大学副校长之子的马格，从对自己身世和血缘的猜测开始，对流行的价值观念 表现出强烈的抗拒和质疑。面对着嘈杂的、弥漫着世俗功利主义气息的社会生活，面对 着被别人规范和指引的人生道路，年轻的主人公马格高傲地扬起了头颅，拒绝了当下盛 行的读大学，当白领，加入令人羡慕的中产阶级的通则，或者像他的哥哥一样，学而优 则“留”，出国留学读博士，却自愿地放弃高考升学的机会，离家出走，浪迹天涯，先 后在秦岭山区、藏北草原和深圳特区浪游。马格的人生轨迹，是在底层和边缘中，体验 别一种人生，他从来不拒绝劳动，相反地，他是充满了蛮勇之力也不乏劳动技能的实干 家，依靠自己的壮健体魄和劳动能力去开拓生活的道路，而且，对于这些粗糙繁重的体 力劳动充满了真诚的尊重和热爱(在我看来，马格所搞的地下摇滚也是一种基于生命活 力的身体行为)，对那些默默地生存和劳作的普通民众充满了真诚的尊重和热爱。在他 有许多机会从“沦落”中回归，获得爱情、财富和声誉的时候，他都顽强地拒绝这些强 大的诱惑，守住了自己的人生信条，只要扎扎实实的追求，却鄙视一切意外的幸运和人 为的运作，不只是曾经摆脱了读大学奔前程的诱惑，也拒斥那种民间草莽修成正果所惯 常的“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由江湖而庙堂的通幽曲径。在我看来，这后者更加 难以抗拒，马格对边缘状态的坚守，对主流社会的怀疑，也更加难能可贵。他并不总是 持对抗、否定和挑战姿态的，相反，他的容纳一切的襟怀，他的浪迹天涯却又随遇而安 ，他对自己的生命力的充分信任和尽情张扬，却让我们对在厚厚的茧壳中的生存和生命 力萎缩和世俗化的追求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童心和青春的忏悔与质询
怀疑和追问精神的萌生，朝着形而上空间的拓深，获得了超越实用功利的强劲动力， 同时，这种怀疑和追问精神，首先是针对怀疑者发问者自身的。乡土文学作家刘醒龙， 就尖锐地提出了拷问灵魂的命题：“在习惯里，灵魂是果实，是人的贡品；痕迹是枝蔓 ，能作为薪柴就不错了。其实，人是大可不必对灵魂如此充满敬畏，对灵魂的善待恰恰 是对它的严酷拷问。唯有这些充满力量的拷问，才有可能确保生命意义与生命进程息息 相关。……问题的实质是，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将拷问的鞭子对准自己的胸脯。”“有 人认为过去是一堆包袱，有人认为过去是一笔财富，而我却认为，过去更应该是一根高 悬着的鞭子。对于肉体，这样的鞭子毫无用处，它只能用于拷问后继者的灵魂。”(注 ：刘醒龙《弥天》序《过去是一种深刻》，《弥天》，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 页。)拷问灵魂，成为一批中青年作家共有的创作趋向，而且这种追溯往往会从“文革 ”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开始，从作家所属的同代人开始，刘醒龙的长篇近作《弥天》， 柯云路的《蒙昧》，铁凝的《大浴女》等，就是明确地属意于对动乱年月中青少年一代 人——通常被认作是年幼无知或者“无知犯罪”所以无需承担历史罪责的青少年一代人 的灵魂拷问的。
《弥天》的主人公温三和，一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高中毕业生，乡村干部的子弟，在7 0年代初期，来到乔家寨水库工地当技术员，围绕着他对现实生活和情感欲望的认知和 体验，作品展现了动乱年月的乡村图景，刻镂出乔俊一、年知广、王胜等一批乡村干部 ，和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宛玉、金子荷、秋儿等女性的众多人物形象。作品中有两个大 的关节，一是小说前半部中以政治罪名枪杀插队女知青的刑场景象的充分渲染，二是小 说中心事件，对作为荒诞不堪的“政治工程”的水库工地生活的犀利展现。前者似乎事 出偶然，刑场空间中残忍无比的虐杀嘴脸和形形色色的看客心理，都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连单纯善良的温三和，也被莫名其妙的诱惑所吸引，不顾倪老师的事先劝阻，到刑场 去开了一回眼界，做了一次冷漠无情的看客。后者是在时间中展开，明明知道正在修建 中的水库是没有足够的雨水可蓄的，诸位心知肚明的当事人，却依然一本正经地“假戏 真做”，自欺欺人地做足文章。相反地，在两个事件中都是唯一的“众人皆醉我独醒” 的倪老师，却被作为“反革命”关入监狱；温三和在悟出了水库的奥秘之后，想要有所 行动，但是，他的势单力薄，众人的合力掩盖，使这样一个弥天大谎堂而皇之地通行于 世。那个时代，有多少人自觉地或是被迫地说了假话，办了错事，可是，有谁在当时和 事后进行过认真的忏悔?这就是作品的锋芒所向。尽管说，作品中的另一个侧面，温三 和与几个青年女性的感情纠葛，缓解和冲淡了这种心灵质询的强度，但是，几位女性的 不幸命运，又无不折射出政治权力和男性欲望的霸权对女性的戕害，从一个特定角度， 又展现了对男性强权的控诉和质疑。
近年来集中力量写作“文革”题材作品的柯云路坦言说：“我写‘文革’的作品是希 望对那段历史留下一个文字的记录，希望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温故知新，希望没有经历 过那段历史的年轻人了解真相。”(注：《柯云路作客搜狐网“嘉宾聊天”实录》，搜 狐网站2000年12月22日。)温故知新，在这里当然不是什么辉煌往事的再现，而是对历 史创伤的再度撕裂，对麻痹心灵的悍然一击。他的《蒙昧》就提供了从童心的角度解读 “文革”往事的新方式。年轻美丽的单身女教师白兰，借住在唐桥镇老乡家中，和班上 的小男孩茅弟同居一室，她的关爱，让从小就失去母爱的茅弟得到了情感的补偿；但是 ，她没有意识到的是，与她亲密接触的、年方六七岁却有些早熟的茅弟，性意识正在朦 胧觉醒，微妙、曲折、朦胧、刺激，含蕴着人类普遍性的诗意的奥秘，激发着儿童的探 索自我心灵的好奇，暗中的偷窥和故意装作无意为之的肌肤接触，又伴随着邪恶的快意 和潜在的罪恶感。但是，“文革”风暴的突起，改变了白兰和茅弟的命运，也使茅弟的 成长变得异常艰难。白兰因为在课堂上把流行的“革命口号”讲错了，转眼间沦落为“ 现行反革命分子”，经受了批斗会、剪阴阳头、游街示众、集中关押等摧残。对于茅弟 ，作为庇护者、母亲、老师的白兰不复存在，白兰成为可怜无助又令人怀疑的弱者和女 性，是做一名保护弱女子的“小小男子汉”呢?还是做一个与阶级敌人勇敢斗争的“少 年英雄”呢?茅弟确认白兰老师是坏人，对待白兰老师的敌对态度由被动到主动、由消 极到积极，甚至自动地带领同学们对白兰进行监视——既是反特小分队对于敌人的监视 ，又是他早先对白兰的偷窥的继续，是从朦胧的感知到自觉半自觉的“两性战争”，不 是爱侣，就是敌人。这其中还包含有对白兰的恋人、医生刘文俊莫名的性嫉妒，两个男 性对一个女性的保护权、支配权的争夺所引起的嫉妒，并且将茅弟更加继续推向丑陋和 邪恶的帮凶角色。没有料到的是，很快地，茅弟自己的生活也陷入困境，成了流落街头 的孤儿，每天靠到处乞讨为生；即使在这样的危难中，他仍然拒绝了主动向他伸出援助 之手的白兰老师，斥责她为“反革命!”在茅弟对白兰老师的敌意与损害中，混杂于“ 文革”时势和流行话语中的，始终有着对那些与白兰老师有感情纠葛的男性的嫉妒排斥 ，并且由此对白兰产生复杂的既爱又恨的情感，潜在地形成茅弟的心理障碍。或许说， 对于动乱年月中茅弟这样的无知少年的故事，我们早已耳熟能详，但是，却很少有人去 追究过茅弟们对于时代是否需要承担些什么。柯云路的慧眼独具，追问童心。在作品中 ，他忍不住发问：“当一个历史潮流挟带着蛊惑成年人的声音滚滚而来时，儿童的天真 就能保持本色吗?至于儿童的情感，无论是对母亲的爱恋还是其他情爱，莫非有比大男 人更纯洁的表现吗?”我们历来推崇童心和爱情的纯洁无瑕，青春的无怨无悔，那些歌 颂童心和真爱、即使是浩劫与灾难中的童心与真爱的作品，也曾经受到社会和读者的欢 迎。其实，推重童心的纯洁，推重青春的可贵，夸大这些在人生经历中不过是混沌无知 、幼稚可笑的阶段的价值蕴含，不过是表现出我们的自省精神的匮缺，情感遮蔽理性的 弊病，不过是要为我们躲避心灵拷问留下一片避风港。反过来，在《蒙昧》这样冷峻的 质问之中，我们还能往哪里躲藏呢?所谓“无知犯罪”，尚且不应该得到心灵审判的豁 免权，何况是怀着各种各样的欲望而参与了那场动荡和浩劫的人们呢?
和《蒙昧》相似，铁凝的《大浴女》也是以回溯的方式，拷问童心，拷问人们的意识 和潜意识，拷问人们的灵魂和情感的。“文革”风云突起，尹小跳和茅弟一样，还是一 个低年级小学生，她目睹过女老师唐津津被残酷批斗的场面，身心受到强烈刺激，但是 ，更多的时候，她也是一个处于运动边缘的小女孩；她本来可以作为幼稚的旁观者度过 动乱岁月的，但是，一个更幼小的生命的死亡，让她数十年难以得到心灵的解脱，与那 场灾难形成深刻的精神联系。还是小姑娘的尹小跳，敏感的察觉了母亲章妩和唐医生的 私情，并且认定她的小妹妹小荃就是唐医生的女儿，她对此感到深深的耻辱。小跳的妹 妹尹小帆，不明底细，却是由于嫉妒最幼小的尹小荃在家中受宠、夺去了她的优越地位 而心怀怨恨。因此，她们在家中结成了“神圣同盟”，经常在玩耍时排斥最幼小而且是 个哑孩子的小荃，以致在一次意外的事故中，她们本来可以挽救尹小荃的生命(或者说 ，她们以为自己可以做得到)，却没有援之以手，使得两岁大的尹小荃失足落井而身亡 。尽管说，她们的行为并不构成事实上的犯罪，他人也根本没有察觉此事，甚至连尹小 帆都不曾知晓尹小跳此举的真实动机，但尹小跳从此之后数十年的人生，却一直笼罩在 它的阴影之中。在时光流逝中，对往事的追索，使模糊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清楚，一次偶 然的意外，同时却蕴含着一个多人参与的“共谋”；这“共同犯罪”，至少是在主观意 念上是存在的，使尹小跳经常处于忏悔状态中，并且在一次又一次的爱情痛苦中，在面 对尹小帆的无理指责和蛮横争夺(同她争夺她的每一个情人)时，逐渐地认清自我，承认 罪过，并且在自己遭受的感情挫折中，体味与惩罚的痛苦一道产生的清醒和“甜蜜”， 表现出她的主动忏悔和担当。在灵魂的净化和升华中，她学会了理解，理解生活，理解 她周围的人们(包括她曾经鄙视和冷漠对待的父母亲)，由此实现了灵魂的救赎。进一步 地，原罪的尹小跳如同一面镜子，辉映着周围的人们，这样的原罪和惩罚，忏悔和领受 ，渗透在作品中的每一个人身上，造成每一个人的命运和精神的改变，只是程度不同， 自觉与否不同。这种种人情世相，或许正印证着尹小跳的忏悔精神的难能可贵吧。
历史的灵魂和英雄的背后
对灵魂的追问和剖析，具有多重向度。从十年动乱的往事向历史深处延伸，无疑表明 当下文坛的思考和情感空间的极大扩张。许多曾经被认为是天然合理的东西，在怀疑精 神的追问下，都不得不显露出可疑的破绽，不得不透视出内在的裂痕，并且在怀疑的法 庭上为自己申辩，接受更多的质询和凝思。
先后推出了《旧址》和《银城故事》(即“银城系列”)的作家李锐，就是从对“文革 ”的质询引申到对更久远的历史(准确地说，是对人们的历史叙述)进行深入的考察和描 述的。而且，李锐所关注的，不是通常所言，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人们所熟知的历 史往事进行新的改写(如被称作“新历史主义”小说家所做的那样)，而是直指人的灵魂 ，直接切入在历史中生存和活动的人的精神状况，“这追问不是对苦难的控诉，而是对 人的自责，对自己的自责。……我的银城系列，还是这样的追问，但更多的是从历史的 角度展开的。历史成为我这两部小说的隐含的主角。无理性的历史对于生命残酷的淹没 ，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最有理性的人类所制造出来的最无理性的历史，给人类自己所造成 的永无解脱的困境”(注：李锐《<银城故事>代后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 02页。)。《银城故事》所描述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风云，作品中那一场失败了的武 装起义，其流血牺牲，伤亡惨重，和先行者的慷慨从容，为最终的推翻清王朝，铺下一 块血泪浸染的基石，在各种历史教材和政治读物中都屡见不鲜，不过，正如李锐所言， 文学要比政治宽广得多!政治正确，并不是唯一的尺度，文学所关心的，是在历史记载 和政治评说后面那一颗颗或生涩或痛苦的心灵。当刘兰亭、刘振武、欧阳朗云这一群热 血青年从日本学成回国，立志以青春热血报效中华的时候，胸中豪气何等壮烈。而且， 在诸多有利条件下，他们的起义计划本来是可能实现的。银城里有刘兰亭主持的育人学 校，作为革命的坚强堡垒；有欧阳朗云这样的舍身殉国的志士，敢作先锋；还有刘振武 率领的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新军；里应外合，唾手可得。何况，刘家作为银城的首富 ，盐井的大东家，世代相传的名门望族，论财力，论人气，都具有绝大的优势；恰逢其 时地，乡村里有岳天义领导的自发的农民暴动，声势浩大，可资利用；应该说，占尽了 天时、地利、人和诸项要素。他们的主要对手呢，却是一个已经解职却又因为情况紧急 临时留用的绿营千总聂芹轩，即看破世事，满腹苍凉，又痛感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从 精神状态到实力对比，孰优孰劣，似乎一目了然。可是，积蓄数年的革命力量，精心准 备的起义方案，却在革命者的鲁莽和联络的阻隔、信息的难以沟通中，意外夭折，在断 送了革命前夜的大好形势的同时，也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欧阳朗云自发地扔炸弹炸死 前来加强当地清军力量的桐江知府袁雪门，为即将到来的起义除掉了一大敌人，却也将 自己送进了敌人之手；他可以承受自愿选择的死亡，却无法忍受聂芹轩的别出心裁的酷 刑威胁，供出了刘兰亭和育入学校。刘兰亭呢，在极端被动的情境下，痛惜自己心血凝 聚的育入学校和起义计划都将毁于一旦，虽然被老父亲以丰富处世经验从聂芹轩屠刀下 保全了生命，却因为愧对世人自杀身亡。刘振武身为临危受命的起义总指挥，有备而来 ，胜券在握，不料，先是在前往银城的途中遭遇暴动的农民，在击溃农民军的战斗中， 也促成了生身父亲岳天义的死亡，目睹刘兰亭的惨死之后，立志为兄长报仇，勇闯虎穴 ，却不但被老谋深算的聂芹轩挫败，随后又在逃亡中被替父报仇的岳新年刺杀。在李锐 笔下，细节大于整体，过程战胜预期，心灵困惑导致进退失据，临场判断决定强弱易形 ，理性精神一次次地被自身的和外在的非理性强力所击败，这样的叙述，不仅是揭示了 历史现象后面的人物动机和行为方式，还进一步将解剖刀指向人们的心灵世界，发出了 对历史、对进行历史活动的人们的深度追问。
在这一向度上，两位女性作家的作品，项小米的《英雄无语》，马晓丽的《楚河汉界 》，也对我们似乎已经听得烂熟的革命斗争历史，进行了新的改写，将英雄灵魂的另一 面，历史悲剧、性格悲剧和伦理悲剧的一面，袒露在读者面前，让我们感到了来自历史 深处的震颤。
“英雄无语”中的主人公，当年在地下工作战线从事艰苦卓绝的工作的“我爷爷”那 一代人，令人叹惋，这是因为在我们所习惯地接受了的，环绕在鲜花和掌声、崇敬的目 光和激动的热泪的英雄之外，还有着别一种英雄，曾经创造过轰轰烈烈的业绩，却因为 工作性质的特殊和身份经历的无考，而注定要埋没一生的人们。“英雄无语”的又一蕴 涵，在于历史的迷茫感。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历史是可知的，因此，每一代人都在努 力地阐释自身的同时又煞费苦心地阐释历史，就像作品的叙述者“我”在努力地阐释爷 爷奶奶一代人的往事一样。然而，如作品中所揭示的，历史事件是客观地发生和存在的 ，但是，经历和叙述历史的人却会因为时间、场合、听众以及人物自身的因素而发生奇 妙的改变，而一些多人参与的复杂万端的事情，更是人言人殊，正在发生和刚刚发生的 事情，都可能是模糊不清、朦胧难辨的，何况过去呢?因此，才会出现“英雄无语”， “爷爷”无语。男性的宏伟叙事的缺失，为游离在历史和革命边缘的“奶奶”的出现预 留了很大的舞台，提供了某种女性与历史之关系的新阐释。《英雄无语》中“奶奶”作 为杰出革命者“爷爷”的妻子的生活经历，是别开生面的，老资格的革命者“爷爷”， 让她从山区出来，从老家连城山区来到远东最繁华的都市上海，这对于数年来在家中独 守空房苦熬苦等的“奶奶”，不啻是绝望中的曙光，给她多少美好的向往。孰料，来到 上海之后，“奶奶”却厄运不断，每况愈下。她先是为“爷爷”和其新欢“二奶奶”做 仆人，甚至在同一间屋子里忍受听闻他们两个人做爱的情景；甚至，名叫“每”的小女 儿，也和她一起承受屈辱和歧视，做母亲的，怎么能够忍受?在危急关头，“爷爷”一 走了之，弃她们两个女人和两个孩子于不顾，后来在延安又隐瞒实情再次结婚；可怜“ 奶奶”和每代替“爷爷”坐牢，然后又历尽艰难回到连城。贫病交加中，每痛苦地死去 ——由于有“爷爷”的故事做背景，每的遭遇就格外地令人心痛——给“奶奶”留下了 终身难愈的心灵创伤，爷爷的辉煌革命历史，在此遭到了女性尤其是那个夭折的幼小生 命“每”的质疑。作家项小米说：“‘每’这个人，我自己觉得在小说中是很重要的一 个人物。在历史的舞台上，人们关注的往往是大人物的命运，像每，像奶奶这样的小人 物，她们的命运和生死，历史往往是忽略不计的。这从表面上看，写的是人物，实际上 写的是历史。历史就是这样残酷。历史的前进或者说历史的每一个动作(因为有时不是 前进)都不仅仅是大人物们的呼风唤雨，而且需要铺满普通人的尸身。我想表现在这样 一种历史的过程中，在那样强大的政治势力的厮杀较量中，那些完全不能把握自己的最 普通人物的命运。小说中的‘奶奶’和‘每’就是代表了这一群人物。奶奶完全不懂革 命为何物，每更是不懂，面对外面陌生的实际是残酷的世界，她充满新奇，渴望，同时 充满恐惧，她是太柔弱，太容易被伤害了”(注：项小米与石一龙的对话《小说——语 言之树》，石一龙《点击军旅作家》，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302页。)。历史 的理性，在这里遭遇到情感和幼小生命的血泪质疑。
如果说，社会目标和道德伦理，应该作为评价历史运动的两个平行的尺度；如果说， 男性的功利主义和女性的善良直觉，应该在对历史的评判中形成互补；那么可以这样说 ，20世纪的漫长进程，除了充满了政治斗争的血雨腥风，还流淌着面对男性强权的女性 血泪。当然，这种压迫，同时也是超性别的。在《楚河汉界》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在 特殊年代建立起来的“革命伦理”，是如何地延伸到今天，并且以异常强大的力量支配 着当下人们的作为。摆在《楚河汉界》中的边防团长周东进面前的选择，就处于这种历 史背景的笼罩下。从人格上讲，光明磊落，坦言成败，应该是做人的准则，文过饰非， 翻云覆雨，则显然为正直的人们所不齿。但是，一旦进入具体的历史情境，形格势禁， 纯洁的理想就在复杂的现实面前黯然失色。心高气傲的周东进曾经上过南疆战场，却留 下了并不辉煌的记录，出于道德自律，周东进将指挥失误和盘托出，自暴其丑，结果是 自己遭到冷落不说，还使得参战部队的方方面面都陷入尴尬。眼下呢，作为很难有什么 提拔机会的边防团长，去留问题已经迫不及待地摆在周东进面前，却又陡生波澜：部下 战士的一死一伤，是意外事故还是英雄事迹，事实真相和描述方式的断裂，显得那样咄 咄逼人，逼着他作出最后的确认。而且，这种确认，不仅是关系到他自己的荣辱进退， 还关联着各种各样的考虑；全团官兵精心培养的即将到期而成为事实的“十年无安全事 故典型”，长期受冷落的部队对荣誉和被关注的渴盼，作为军区组织部长的周南征工作 魄力的证明，以及先进典型给各级部门带来的连锁效应，等等，形成了一张强迫他就范 的巨网。如果从问题层面入手，这种弄虚作假炮制典型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作家 的智慧正在于此。马晓丽将“问题”扩展为历史和人性之谜，以现实矛盾为切入点，从 历史和人性的两个角度，深入开掘出新的境界，能够同时从不同角度看取事物、理解生 活，从而揭示事物的充分复杂性，比如目的与过程、手段与结果、局部与全局、势与事 、绝对合理与相对合理的矛盾统一与互相悖反。以这个现实的事故为契机，《楚河汉界 》巧妙地把现实与既往、历史与道德、事件与心灵交织在一起，对上至总部的李冶夫、 大军区指挥员的周汉和黄振中，下至周氏兄弟和魏明坤等军队各级领导，进行心灵的剖 析，人性的拷问。于是，一向自命为光明磊落的老军人周汉，忽然发现了自己心中永久 的隐痛：当年在一次残酷的战斗中，团长因为受到致命伤，失去生存的信念，饮弹自尽 ，周汉和油娃子两个警卫员，也因此受到追究——霸王自刎乌江岸，两千余年间一直受 到文人墨客的吟咏，而在另一种伦理中，许多年间通行的却是，无论在什么样的主客观 条件下，只能牺牲不能自杀，堂堂一团之长，在战场上自杀，成何体统?为了掩盖真相 和鼓舞士气，有关方面就把油娃子指认为杀害团长的凶手，周汉呢，却在油娃子遭受冤 屈的时候在上级人员的指派下作为唯一见证者作了伪证。奉行多年的这一伦理，军营的 传统与现状，确实有令人困惑和迷惘的方面，在现实功利的权衡中，还有轻重利弊之分 ，那么，是强化个人道德的绝对性，还是应该审时度势以现实需要为重呢?道德的有限 性与历史的曲折性之间，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如周汉所理解的，天造势，人做事，天 与人，势与事，哪里能够分说得泾渭分明?个人的道德品质，与廓大却又充满了限制的 形势和环境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沧浪之水，清乎浊乎
怀疑和追问的又一方向，是对于新旧世纪之交的当下，人们的心灵和命运的质询。时 代的权力机制是一个巨大的漩涡，那些处于边缘地带的人们，与权力机制若即若离的知 识分子和乡村基层干部，具有最大的可选择性也具有最大的可塑性，因而，他们也不约 而同地成为作家们拷问灵魂时的首选对象。
知识分子被认定为时代的良心，被认定为社会精神价值的确立者，这样的信念既有久 远的文化传统，又在80年代得到了来自大陆之外的激荡和启迪(注：参见余英时《士与 中国文化》的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分子那种冒险犯 难、敢为天下先的进取姿态，以启蒙者自诩，为大变革鼓吹，给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 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但是好景不长，在市场化面前，知识分子的身份和责任感都变得模 糊和瓦解了。在推重精神的年代里受到尊重的文化修养、高雅气度和精神境界，到市场 化和商品经济大行其道的时候，却遭遇到空前的难题，现代化的进程也就是世俗化、物 欲化的进程，尤其是当拜金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凡是无法兑换成硬通货的，就都失去 市场价值。更重要的是，在缺乏足够监督的条件下权钱交易的盛行，权力在中国社会诸 多方面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对知识分子的生存和心灵造成极大的挤压。阎真的《沧浪 之水》，就是一篇探隐索微的“知识分子何以走向腐败”的发生学研究，从一个重要侧 面表现出新一代大学生走出校园进入政坛之后的精神蜕变和他们面对现实的选择和迷惘 。作品主人公池大为，在大学读书时就被“振兴中华、从我做起”的口号所激励，为中 外文化名人的高风亮节所吸引；作为一个中医学毕业的研究生，何尝不向往着精神的高 远、事业的辉煌?但是，在卫生厅工作的日子里，他不善于曲意逢迎、谄媚领导，却因 讲几句公道话得罪了厅长，就被发落到中医学会去坐冷板凳，在现实生活的无情挤压下 体尝卑微者的尴尬和悲凉，在“形势比人强”的环境中咀嚼理想信念破碎后的苦涩和迷 茫，那种浸润在日常生活里的游戏规则，又使他饱尝凄凉，面临着被开除出局的危险。 池大为所面对的两难局面令人感叹，在现实的困境中要么被冷落至退休，要么就被现实 的生活压弯了腰，在曲意逢迎和投机取巧中奔向仕途的金字宝塔。他也曾有过不为五斗 米折腰的坚守和抗争，但是，除非他不结婚，一旦娶妻生子，难免他不会被世俗的日常 生活需要所压迫，所改造，贬低了自我，摧折了士气，蜕变了灵魂。与权力和职务相关 联的待遇问题，房子(直到儿子出生、岳母来帮他带孩子，职务低微的池大为只能三代 人挤在一间筒子楼里)、妻子(上班医院过远，每天奔波在路途上，想要调一家医院却难 上加难)、儿子(上幼儿园问题，生病住院治疗问题)，都无法回避，也无法用精神的力 量去解决。理想的坚守让他越活越艰难，世俗生活的迫切需要终于摧垮了池大为的精神 防线。他学会了卖身投靠，学会了随机应变，一切从个人的切身利害出发，逐渐在官场 上混出了名堂，以后来居上的姿态荣登省卫生厅长的宝座。不同于那些泾渭分明的“反 腐败”文学，池大为从坚守清贫到沉沦于官场，今是而昨非，有着内在的某种合理性和 可信性，池大为当上厅长之后的政绩，冲淡了他先前的奴颜婢膝，还有些“曲线救国” 的意味。这样的描述，避免了黑白两分、正邪对峙，更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 ，揭示了在地位和身份变迁中人性的幽深和玄妙。
与池大为的灵魂蜕变相映衬的是刘醒龙《痛失》中的乡村干部孔太平。池大为的知识 分子气质没有抵抗住世俗生活的侵蚀，集乡村人的醇厚质朴，基层干部的吃苦耐劳，和 众多乡亲们的殷切希望，上级领导的赏识器重于一身的孔太平，在逐渐熟悉官场的游戏 规则，由背运转向走运的过程中，同样也无法洁身自好，无法善始善终。如作家所言， 孔太平的精神嬗变，不完全在于个人品质，还在于个人与时代的悲剧性关系，“在我们 这个时代，大多数人都不可避免的有悲剧性，我们当前的时代是过去许许多多年来所没 有的，它的剧烈嬗变，它的飞速发展。正因为变化太快，每个人都拼命去追赶，拼命去 改变，改变自己，改变周围，生怕被时代浪潮所抛弃。当你不断的在改变时，事实上就 是在不断的丧失自我，同时也在不断地被发展过程中的新的其他的事物所否定，这种特 点决定了时代的悲剧特色”(注：《写出实实在在的人——刘醒龙谈<痛失>》，《长江 日报》2001年6月7日。)。身为镇党委书记的孔太平，在作品一开头就不得不面对两难 选择，如何处理洪塔山这样的人物——既是乡镇经济支柱的甲鱼场场长(他上交的利润 占鹿头镇政府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又是吃喝嫖赌、胆大妄为的腐败分子(竟敢强奸镇党 委书记孔太平的表妹田毛毛)；乡镇经济的维持和发展的需要，令孔太平在理智上投鼠 忌器，无法对洪塔山依法制裁，无奈间，为了全镇的经济发展忍痛牺牲亲情和正义，对 洪塔山网开一面，在感情上却耿耿难平，不能释怀。作家曾经在孔太平这个具有质朴而 狡黠的生存智慧，又能够忍辱负重的乡镇基层干部身上，寄以了深切的希望。他廉洁奉 公，踏踏实实地为乡亲们办实事，牺牲对他情同父母的舅舅一家人的利益以维持鹿头镇 经济的支柱，而且一再地要他们承担种种损失和痛苦。孔太平在仕途上蹉跎多年，一波 三折，但他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各种人物的好评——省委党校的教务长汤炎、镇派出 所黄所长、舅舅田细佰、身份特殊的区师傅等，都对他的廉洁奉公予以极高评价。但是 ，在各种刻意和偶然、本性和智谋的因素作用下，在逐渐适应和应用官场上的游戏规则 ，为乡村和乡亲们办实事、谋实利的同时，孔太平从一个郁郁不得志的镇党委书记，峰 回路转，处处逢源，机敏地处理了乡镇和县里的种种危难，显示了自己的才华。一旦孔 太平娴熟地掌握了官场之道，他就拥有了丰厚的资源，来自乡村百姓的拥护、来自富有 正气的上级领导的支持，和他自己的能力，使得那些全凭官场游戏规则以谋取私利的人 相形见绌。他压倒了仕途上的竞争对手，如愿以偿地被提拔为代理县长。然而，就是这 样的众望所归、风头正健的孔太平，却逐渐走上了腐败堕落的歧路，开始贪财、恋色， 学会了说假话、看火候，还学会了借刀杀人。而且，这一由进取到衰变的转折点是在哪 里出现的，恐怕孔太平自己也想不明白。追根溯源，在最初保护洪塔山的决断中，就不 能排除孔太平与赵卫东斗法、维护自己权威的隐秘考虑。危险就在这里，是和非、对和 错、权力和责任、权宜之计和根本决策、感情偏移和理性迷失之间，很难有明确的界限 ，维护民众利益和追求个人功利、张扬人格力量和释放内心欲望，往往互相掺杂，把人 诱人歧途，而且越陷越深。有意志、有定力如孔太平，对丑陋的腐败现象从无奈地认可 到逐渐地接受，再到熟练地运用和主动地出击，有一种撼动心魄的冲击力，对孔太平的 心灵历程的曲折有致的揭示，让我们领悟到了什么叫“心灵的辩证法”，艺术的辩证法 。
怀疑精神在当代文坛的自觉，可以说是正在形成一种重要的现象了。如果说，当下的 文学，在作家们的潜心努力之中，进入一种具有形而上层面与广阔的生活领域的深度思 考、具有冷峻的思想气质的现实主义新阶段，塑造了一批引人注目的人物形象，大约不 是溢美。如前所述，这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距离我们所引以为标杆的陀思妥耶夫斯 基、鲁迅和昆德拉的精神高度，还有相当距离，但是，这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 有理由对此寄以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