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俊伟[1]2004年在《江苏农业产业化发展：资本市场角度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江苏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江苏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龙头企业还存在规模扩张、市场开拓、技术创新、资产整合等诸多困难。这些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和支持。利用资本市场来筹集农业产业化发展所需的资金是一条新的途径。但龙头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相对于银行贷款所受制约要高，大规模融资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本市场来获得江苏农业产业化发展所需资金、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进程，已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本文将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研究江苏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资金筹集和发展问题，共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是回顾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理论、生产要素理论以及金融发展理论，奠定农业产业化与资本市场结合的理论基础，并为下文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二是在对江苏农业投入的不足和江苏农业产业化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江苏农业产业化利用资本市场获得资金和发展是一条新的途径；叁是在对农业上市公司几年来的经营业绩、经验、贡献进行综合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论证江苏农业产业化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筹资和发展是可行的和有效的；四是从进入路径、运作路径和退出路径叁个方面完整的分析了江苏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如何充分地利用资本市场来筹集资金和加快其发展进程，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最后本文讨论了为推进江苏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程，在利用资本市场方面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包括政府的角色定位、企业的目标定位以及资本市场功能的深化等问题。
沈雅琴[2]2004年在《长期土地承租合约下农业产业化及其绩效的经济学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主要针对长期土地承租合约下农业产业化的特点、实现条件，以比较经济学为方法论，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合约理论和产权理论为分析工具研究我国长期土地承租合约下农业产业化的绩效，以此来寻求影响长期土地承租合约下农业产业化绩效原因的经济学解释。 农业产业化的基本思路是：确立主导产业，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依靠龙头企业带动，发展规模经营。实行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动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组织形式。农业产业化的实现条件决定了在家庭承包制土地分散经营的状况下，产业化的实施首先需要农户把土地流转出来形成适度的规模经营和区域化布局的态势。 家庭联产承包制包产到户，是土地产权制度关于公有产权权益实行的主要形式，其产权结构是：土地所有权和处置权归集体所有，农户掌握了土地的使用权，土地的收益权在两者之间进行分割。在收益权的分割上是很明确合理的，即“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农户成为土地资产经济上的所有权主体。但土地产权中的处置权仍归集体所有，农户没有买卖和处置的权利。而且，由于土地使用权分配的平均主义，法律上的所有者—生产队，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处置权。他们所有的只足在生产队内部因人口增减而进行土地使用权的调整，真正的处置权还在国家手中。 产权不是单向权利，而是一组权利。产权是否完备，除了要看权力束的结构，还要看所有者是否能够充分地行使产权。如果产权所有者拥有排他的使用权、独享的收益权和自由的转让权，就称它拥有的产权是完整的。如果这方面的权利受到了禁止、限制或侵蚀，就称为产权残缺。家庭承包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农户拥有了承包经营权，但农户的权力并不是充分和完备的。在农业产业化中，农户是农业产业化的主体，农户的行为直接影响着农业产业化的绩效，长期土地承租合约的产权结构和产权约束则又影响着农户的生产行为。 如何顺利推广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土地流转形成气候?土地承租合约的长短因其形成的激励不同会影响农户的预期行为。理论上长期土地承租合约可以稳定农户的预期，使农户的行为发生变化。各地农业产业化的实践却表明：1993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是缓慢的，在家庭承包制既有的产权结构和产权约束下，农户为了生存的需要，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弃耕和抛荒的现象，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土地流转效率低下，区域化布局不易形成。 同时，在__{_:地承租合约从3一30年不变的立法过程中，土地调整的现象一直在延续着，没有停息。这使农民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严重不稳定，农民对未来缺少稳定的预期。农业生产中兼业现象严重，农业产业化的专业化水平较低。农业产业化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专业化水平低下直接影响了区域化布局和一体化经营及社会化服务的开展。 农业产业化组织是通过龙头企业把农户连接在一起以解决“小农户、大市场”的矛盾。农业产业化组织起着连接农户和市场，减少交易费用，提高市场交易效率，减少市场风险的作用。在产业组织内部，由于产权的约束，内部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农户和龙头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出现了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内生交易费用增加，导致在农业产业化的实践中，农业产业化的组织演变过程中，从农业产业化初期到农业产业化后期，机会主义现象屡见不鲜，履约率愈来愈低，产业化商品合约的稳定性差，农业产业化组织的效率不高。 农业产业化最终的绩效取决于市场的交易效率，在前两个环节的影响之下，我国农产品的商品率较低，专业化水平决定了分工水平不高。现有的农产品集贸市场和农产品批发市场都不能满足农业产业化的需要，而能降低市场风险，提高市场交易效率的期货市场又没有建立起来，市场交易效率较低。并且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不易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不得不使我们反思长期土地承租合约下的农业产业化。因此如何提高农业产业化的绩效就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作者结合理论界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一些配套改革的措施。 本文还通过对东西部农业产业化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地区的对比，分析了农业产业化组织的绩效来支持文章的结论。 这样，在本文的分析中以农业产业化的特点和长期土地承租合约的关系为核心，得出长期土地承租合约下农业产业化绩效的经济学解释:农业产业化绩效不高的原因在于家庭承包制既有的产权结构和产权约束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影响了农业产业化的专业化生产水平和产业化程度。而完善和改革现有的土地承租合约制度就成为提高农业产业化绩效的必然选择。
黄可权[3]2017年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体系创新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专业化、组织化、集约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叁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要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构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体系。农村金融作为现代农业经济的核心,是助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针对现代农业领域金融服务体系中的薄弱环节,探索创新适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特点的金融服务体系,提高农村金融供给质效,增强金融对现代农业的支撑能力,已经成为深化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鉴于此,本研究以国家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背景,以相关概念和理论为基础,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体系创新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等研究方法,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供求现状和突出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借鉴国内主要省(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体系创新的主要做法和基本经验,提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体系创新的框架安排、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进而丰富本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为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体系改革创新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首先,本研究采取文献研究和系统分析的方法,界定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体系创新的基本内涵,明确了本研究的逻辑框架和内涵边界。其次,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等方法,分析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需求的新特征,深入探讨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面临的金融困境和制约因素,找到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体系创新的逻辑起点;再次,通过文献研究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体系创新的总体概况、实践经验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体系创新框架奠定了现实基础。在宏观层面,本研究将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农村金融市场创新和农村金融组织创新系统性地统揽在一起,共同构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体系创新的宏观框架,并对框架内的具体创新内容作出了系统安排。在微观层面,本研究将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创新和金融技术创新有机地纳入同一层面,共同构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体系创新的微观框架,并对框架内的具体创新内容给出了解决方案。最后,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创新的制约因素和现实障碍,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旨在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体系创新框架的顺利实施提供配套保障。本研究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壮大离不开金融支持,而制度障碍等因素造成的金融供给不足是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发展的重要症结,必须坚持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来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发展中的金融困境。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找到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体系创新的逻辑起点,构建了金融服务体系创新的宏观框架和微观框架,系统性设计了具体解决方案,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但囿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正处于初级阶段,其金融服务体系创新也处于摸索状态,相关理论研究、实证参考和信息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故本领域的研究还需随着事物的不断发展而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张亮[4]2013年在《制约河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资金融通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河南处在构建中原经济区的良好发展机遇期，如何利用好这一建设背景，为河南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筹措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和方法，这是本文想要探究的。本文基于中原经济区建设背景，研究了制约河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资金融通问题的背景、意义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对与河南农业产业化资金融通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分析了河南农业产业化资金融通涉及的主客体即政府、金融机构、社会投资、涉农企业及农户的现状。通过现状分析得出河南农业产业化的资金融通存在以下四个方面问题：一是资金融通方式单一；二是资金融通规模仍不足；叁是资金渠道不畅通；四是筹措的资金作用有限。究其原因即为河南农业产业化资金融通中存在体制机制障碍、企业积极性有待提高、农村金融缺失、农业资本形成不足和农民自身原因五个方面。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山东省农业产业化资金融通的方式并得出启示，提出了促进河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资金融通模式的选择的相关建议，即通过资金融通目标的设计，一要通过非资本市场手段来促进河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资金融通；二要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手段促进河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资金融通；叁要多途径增强河南农业产业吸纳资金的能力，即创新政府支农管理模式、利用中原经济区的良好机遇、加强市场建设、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化的农业产业体系、提升涉农企业的管理水平等。
孙志红[5]2011年在《农业类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特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类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和农业企业的有机结合体,农业企业的上市将农业的相关发展和经营更公众化、更透明化,同时对农业企业的自身来说,上市能有效地解决融资难的重要难题。然而,由于受农业行业自身发展依赖于自然环境程度比较大等特殊影响以及投资者受传统观念定式的心理作用,使得农业类上市公司成了股票市场上“弱质行业”的代名词。农业类上市公司究竟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如何呢?本文以农业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公司,以其股票价格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深入分析其特征表现,探究农业类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运行状况。文章在国内外研究动态述评基础上,以农业类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为对象,设计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案;梳理了股票价格特征的理论基础,分析了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现状。采用基本统计分析方法,以农业类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对数收益率为研究对象,从行业角度出发,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基本分析表明:农业类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收益率在正态性、稳健性等统计特征上与我国整体股市特征有着一定的差异,同时发现农业类上市公司的市场表现存在行业特征。将农业类上市公司按照具体的行业划分为种植业、渔业、林业、畜牧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农药化肥等六个子行业,分析比较农业类各子行业的行业平均股票收益率与市场上证、深证和工业指数的关系,我们发现由于行业的差异,各子行业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差异很大。选取5家农业类上市公司,运用2009年5月共18个交易日收益率的高频数据分别用TGARCH模型、EGARCH模型及加入交易量变量的EGARCH模型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农业类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存在集聚性特征,但是波动持续的时间不长,和以往的研究结论不一致。从非对称性分析看,农业类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收益率也表现了不同于已有研究的结论,即我们计算的β值有3家为正,说明农业类上市公司并没有像已有的研究文献所描述的那样在资本市场表现出弱质的特征。运用事件研究的方法,分析了我国2007、2008和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及十七届叁中全会的惠农政策的发布对农业类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影响。同时和工业类上市公司价格表现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涉农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对国家一号文件的宣布存在着显着的反应,说明国家在农业方面给予政策的扶持是很见效的;政策的效应能在短期内从实体经济传递到了相应行业的股票市场。但是在对我国十七届叁中全会惠农政策的效应研究中,没有发现我们预期的反应。工业类上市公司也表现了对国家一号文件的政策效应,但是表现强度明显弱于农业类上市公司的表现,再次证明了我国股市存在着同步性特征,但是由于行业的差异以及政策惠及方向的专指,政策效应在不同的行业表现是存在差异的。差异的原因主要源于公司所在行业和公司本身的特征。借鉴Durnev et al.(2004)的研究方法,本研究进一步探析了农业类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信息含量,分析出其股票价格中表现的行业与公司特性的信息量。研究发现,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中有59%的公司其股票价格信息含量显着的反映了公司基本面的特征,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与其股票交易率表现出负相关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越高,其投资者中投机的成份越小。所以,管理当局通过努力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获利水平,来减少农业类上市公司投资者中投机的成份是可行的,从而有利于农业类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运用最小二乘法和GARCH模型分析农业类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变动是否存在异于其他行业的季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收益率存在着冬季、夏季效应;考察其月份效应,发现存在着异于其他行业的二月、六月及十月效应;表现出了农业行业固有的特点,即受自然气候、农时规律的影响很大,其股票价格表现了显着的季节效应。采用R/S分析法计算了各时间序列的赫斯特指数及各时间序列的非周期循环期及相关度。研究发现由于行业的不同,其非周期循环是不一样的。这和行业风险、行业特性紧密相关。实证分析了农业类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波动风险。研究发现,农业类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风险整体来说却低于市场的平均水平;账面市值比、主营业务利润、主营收入现金含量等因素和股票价格波动风险存在着显着的相关关系。而市盈率、财务杠杆和上市年限等因素虽然对股票价格波动的风险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像我们假设的那样和股票价格波动风险存在显着的线性关系。以价格传递理论为基础,基于农业类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视角,运用VAR模型,以我国部分地区饲草及畜产品价格与畜牧业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为分析对象,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显示,全国平均饲草及畜产品价格是畜牧业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格兰杰原因。根据研究的结论从政府宏观调控角度、农业类上市公司管理者角度以及投资者规避风险角度提出了相关的对策与建议。
高锁平[6]2006年在《农业利用创业投资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创业投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创业活动催生的产物，是一种专门支持创业活动的投融资方式。作为市场经济的高级发展形式，它在推动创业活动蓬勃开展、培育中小企业健康、快速成长、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合理调整、推动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到2005年中期，在我国利用创业投资的企业中，出现了农业类公司104家，其业务范围涵盖了大农业的诸多方面。农业已经进入创业投资市场，源远流长的中国农业出现了与现代创业投资相适应的生产经营方式。农业与创业投资的结合引出了探索农业与创业投资的关系，以及怎样利用创业投资发展农业等一系列意义重大的课题。 本文以研究中国农业与创业投资的关系为主题，就中国农业与创业投资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通过对创业投资在国内外发展现状的简单描述，勾勒出创业投资的发展概貌，指出其已经与中国农业产生关联的事实，引出本文的研究主题、研究范围和相关的基本问题；然后介绍本文主题的缘起和研究的意义；梳理和评价前人研究成果中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理论，并指出前人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说明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几个有关概念、范畴；最后简略提示本文的结构安排。其次，对创业投资的内涵、特征、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和创业投资的运作机制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归纳出初创业投资的基本性质、作用领域。指出，创业投资不仅支持高新技术产业，而且支持一切具备高成长潜力的产业和企业。第叁，通过对农业利用创业投资的有关理论和思想的简要回顾，从资源配置方式、企业组织形式、创业投资功能等方面指出农业与创业投资结合的理论基础；通过评述中外创业投资的产生、发展及对创业投资发展趋势的展望，结合我国市场化农业的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践，论证农业与创业投资结合的实践基础。第四，对不同形态的创投资本的性质、特点和功能进行了分析总结，分别从政府创投资本、民间创投资本和外资创投资本叁个方面，探讨了农业利用创业投资的模式，并针对每一种模式提供了相应的可供借鉴的案例：从农业进行组织制度创新，构造适宜的微观经济主体的角度，提出了农业利用创业投资的途径。第五，对农业利用创业投资进行了实证研究。介绍了农业利用创业投资的概况，分析了引入创业投资的农业企业的特点和投资农业的创业投资机构的基本情况，总结了农业企业利用创业投资的经验和贡献以及现阶段农业利用创业投资存在的问题。 最后，就当前我国创业投资事业蓬勃兴起的背景下，如何吸引更多的创投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如何利用创业投资促进农业发展，本文提出了以下思路：首先，要进一步提升农业利用创业投资的能力，一方面要通过农业企业完善自我发展机制，系统地提升自身素质，从而提高利用创业投资的竞争实力；另一方面要通过政府的各种扶持政策，为农业企业利用创业投资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其次，在规划设计我国农业发展模式时，我们必须重视创业投资的作用。通过引入创业投资制度，完善农业投融资体制：通过发挥创业投资的功能，构造新型农业产业化经营格局，拓宽农业产业化经营思路。
杨成章[7]2010年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研究》文中指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纵观历史,人类文明就是一个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过程。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国民经济逐渐形成了众多产业,而农业始终处于基础地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支柱产业。从全球发展来看,判断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程度的高低。如果没有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就谈不上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这既是一个实践性的命题,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结论。从世界各国发展史来看,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正确处理好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关系,那么其经济社会就会得到较快发展,迅速跨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相反,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处理好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就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现代化发展进程也受到严重阻碍。“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和消费市场。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不仅影响着我国整个经济的发展,而且事关全社会的安定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实现。农民收入如果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叁农”问题的重要性对于我国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府部门对此问题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具体体现。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1“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村是薄弱环节”。没有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投入,增加农民收入就是一句空话。西部贫困山区由于地处丘陵地区、民族地区、盆周山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恶劣,资源禀赋较差,发展很不平衡,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农业总体竞争力不强；加之,自解放后我国提倡先城市后农村,先工业、后农业的经济总体方针影响,我国农村在较长时间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工农产品价格形成了剪刀差,这样也客观地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人为地造成了东部、中部与西部、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农民与市民之间较大的差别。同时,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涉农群体事件增多,农民在医疗、养老、教育、就业、住房等方面处于劣势,社会矛盾突显。这些特殊情况,迫使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纳入议事日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因此,本文立足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新意,借鉴国外新农村建设模式及其发展要素的述评,在审视国内新农村建设之文献上百个模式的基础上,着力于区域发展类型及其模式发展要素(发展的着力点)的新视角,对东部地区的温州、苏南,南部地区的珠江和西部地区的成渝近郊模式(西部发达地区模式)、地震灾后重建模式(西部特殊新村模式)作了新的研究和透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适应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模式之发展要素作了新的提练和补充。据此,打造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新模式及其发展要素,在吸收其它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不能照抄、照搬,必须以新的视角,以新的理念,以新的思路,来审视,协调、推进,解决“叁农”问题、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提出要发展西部贫困山区农村经济,不可能完全依赖于市场机制,完全靠农民自身的发展解决农村的问题。必需以新农村要素建设,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奠定农村发展基础,改善农村经济发展质态,激发农村发展活力,进而探索出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新模式。要做到这一点也就必需借助国家财政金融政策的支持,以农村生产要素建设加大对公共产品的提供,加快通道经济建设,以小城镇建设加快农村人才回流,恢复农村的自身造血功能；以农业产业化、区域化、规模化、生态化发展的方向,解决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矛盾问题,从而找到西部贫困山区农村脱贫致富的钥匙,实现国家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战略意图。按照文章的研究思路,本文全部内容共分9章来论述我国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问题。从文章结构上大体可分为叁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第1-3章,这一部分是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进行要素建设的理论基础；第二部份即第4章,是对西部贫困山区发展现状和制约因素分析；第叁部份为第5-9章,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具体从新农村要素建设研究入手,分析西部贫困山区应该如何进行新农村建设。具体看：第1章是导论。主要论述此文研究的背景、研究的意义、研究的思路、论文的框架结构,以及本文的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等。第2章是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模式及其发展要素相关文献的述评。通过对新农村建设内涵、模式及其发展要素的述评,解决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与全国和过去新农村建设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在什么地方,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以采取什么模式、采取什么具体措施进行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本文首先系统梳理了现有关于新农村建设内涵的文献,分析了现有新农村建设新在何处,与过去什么不同,并针对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实际,吸取前人的理论,给出了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其次,通过对国内、国外新农村建设的模式的比对,分析他们在新农村建设的不同方式和措施,找出其共性,归纳出其相同点为我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之所用,并提出在西部贫困山区应该以什么模式进行建设。最后,通过对国际国内农村建设模式的评述,提出以五要素建设的模式,作为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并找出其脱贫之路。第3章是关于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支持。包括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市场失灵、非营利组织、农村公共产品理论。通过对理论的归纳和论述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了分类,证明了造成西部贫困山区农村日趋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以及城乡之间的结构性失衡的根源就在于我国长期执行的“重工轻农”、“先城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第4章是关于西部贫困山区农村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本章通过对西部贫困山区与全国、东部、中部、东北部等近十年来的经济数据比较发现,西部与东部、中部、东北部的差距不但没缩小反而越来越扩大。认为,要解决西部贫困山区农村现状,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叁农”问题的根本,只有从政治、经济体制上,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以及行政手段来弥补市场缺陷,纠正市场失灵,破除偏向于城市居民而把农村人口排斥在外的二元经济制度,才能抓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根源,也才能找到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治本之策的结论。第5章是关于探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保障：财政金融资金支持的问题。农业要发展,资金是保障。本章通过对财政金融支农的概念及国内外关于财政金融支农的相关理论研究现状的论述,根据国外财政金融支农的实践经验,找出我国西部贫困山区目前财政金融支持的局限性和各自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详细分析,总结出我国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财政金融支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6章是关于探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问题。农村经济要发展,产业是方向。本章通过对国际国内农业产业化发展情况的分析,认为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由于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原因,要在农村发展合组组织化、区域农业化,大力发展龙头企业,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行有差别的区域政策,形成合力,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等措施,提高农民收入,才能使贫困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第7章是关于探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通道经济的建设的问题。经济要发展,交通物流是基础。本章通过对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通道建设问题的论述发现,西部贫困山区大都地处大山深壑,有地势偏僻,环境恶劣,经济落后,交通不畅,物流不发达,信息闭塞、资金短缺、资源空置、销路无门等显着特点。交通严重制约了其经济发展,因此要想富先修路,这是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并提出了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交通通道建设、还包括信息通道和物流通道建设。第8章是探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之根本：农村人才培养的问题。农村经济要发展,人才是根本。本章通过对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的人才现状和制约因素分析发现,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中农村人才空心化问题较为严重,急需数量充足、素质优良、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新农村人才队伍和新农村建设的人才。因此建议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中要创新人才回流的工作体制机制,激发各类人才回乡创业。第9章是探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载体：小城镇建设的问题。农村要发展,城镇是载体。本章通过对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城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分析,认为,目前大城市的盲目扩张,由于资金、人才等因素制约,大中城市在城市管理体制、方式及公共产品提供方面还存大许多缺陷。而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中发展小城镇的门槛较低,是城市与农村重要的结合点,是连接城市和农村的纽带,最终将缩小城乡差别,打破旧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提出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中,应该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市县城市,积极发展农村乡镇的观点。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第一、本文立足于新农村建设4个新意,在学术界、实务界已有的,按其产业发展特性和政府作用分类的基础上,按照其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的实际情况对原有模式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对以前农村发展模式用新的观点、以区域发展的角度来剖析提炼了每种模式的发展要素,并以此推出了一些新的发展模式,如：西部灾后重建新村模式。同时、通过对以前国内五个模式的要素进行了内在分析和比较研究,我们就很容易从其经济发展、资源环境相同,地域相近的模式中,分析其内在规律,方便归纳和总结,找出其中的共性和特性,从而为本文提炼出以要素建设来进行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新发展模式。第二、对适应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各种新农村建设模式及其发展要素进行了新的界定。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传统模式进行了梳理,并对其发展要素作了拓展,如：在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成渝近郊模式的要素建设、对西部的启示等,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归纳和总结；通过乡镇重建、产业重建、农房重建、人才培育、财政金融支持等5大要素分析,总结归纳了西部灾后重建新村建设模式,从而归纳和完善了整个四川灾后重建新村模式的总体构架。第叁、要赋予“土地银行”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融资功能。资金问题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问题,前人在“土地银行”研究方面,没有考虑到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和物权法的限制,多以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为目的,而所谓研究的“土地银行”也仅只是一个中转机构,基本没有银行贷款功能,更没有解决“土地银行”可持续发展的资金来源。而本文所谈的“土地银行”是着力于西部贫困山区实际,在集体所有制下,以财政进行担保,对土地进行叁权分离,(即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离)建立集体所有制的“土地银行”,并利用长江上游的自然资源建立生态补偿基金,进行公开上市发行,以作为农村“土地银行”运行的资本金。同时,以土地经营权进行抵押,加快土地有目的流转,解决土地大量撂荒和龙头企业、农户生产资金不足的问题。因此,本文研究的“土地银行”是真正的把“土地资源”转化为了“土地资本”,且“土地银行”资金带有政府救助、扶贫的责任,具有真正的普惠性质,能够解决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资金需求问题。第四、本文对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模式及其发展要素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和研究了在一般发展模式的支撑要素,应以财政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通道经济发展、小城镇建设、人才培养五要素支撑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这一般模式发展的新模式。具体看：一是在财政金融支持上,二者是相互关联的统一体,在功能上存在互补进而形成互补关系,是一个系统性整体,二者必须协同支持新农村建设。建设属于社会性质的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农业保险、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农村公共产品,应该以财政手段支持。以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商品流通等属于市场化性质的私人产品建设,应以金融手段支持为主,财政可以适度贴息引进民间资金进入建设。二是在新农村建设方面,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应就地进行小城镇建设,用比较收益的办法,提高待遇,吸引到农村工作的人才,加快人才回流；在一村一品或一乡一品的基础上,建议跨行政区域建设,发展区域农业,保证对龙头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并以龙头企业来带动农民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叁是在发展的通道上,本文认为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进行通道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交通通道建设,更重要的是物流通道和信息通道建设。只有加强交通通道、信息通道和物流通道的建设,彻底改变其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物流不通、人流不旺的局面。才能改变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落后的基础环境；才能筑巢引凤,吸引人才、资金、技术的回流；才能提高新农村建设的效果；才能实现党和国家的战略意图。尽管本文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收获,但由于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牵涉面广、实践性强的重大问题,透彻研究该问题,需要具备深厚理论功底、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而笔者受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的局限,加之具体的可操作性受政策与环境的限制,论文肯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需进行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第一、论文明确提出新农村建设必须解决西部贫困山区农村资金不足的问题。利用当地资源不改变土地属性,构建农村土地银行,加快农地流转,实现土地资源向资本转变,并制定了方案和操作流程,如何施设及效果怎样尚需进一步研究。第二、论文提出了通道经济概念、农村工业化概念,农业区域化概念,就是着眼于西部贫困山区实际情况,找出它们之间对西部经济发展的共同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西部地区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交叉研究。本文只是提出了概念,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是本人今后研究的方向。
王荣[8]2010年在《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投资研究》文中认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内生的高风险,阻碍着现有投融资体制下常规投资的涉足;作为金融制度创新的风险投资,凭借其风险分担机制和管理增值服务可以促进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实现。探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投资问题,不仅有助于农业科技与现代金融的有机结合和共同发展,而且对拓展风险投资理论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技术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研究发达国家风险投资发展历程,认识风险投资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内在运行机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投资的实际,研究促进中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投资发展的对策建议。主要研究结果(结论)如下:一、与国内外一般的风险投资研究状况相比,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投资的研究相当薄弱。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从宏观层面对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投资的必要性、可行性、发展模式、制约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而对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投资的微观运行机制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对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与风险投资的融合发展规律和内在运行机制的研究也较为薄弱。二、国内外实践表明:一方面,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各个阶段需要不同种类的资金支持,尤其是能够承受高风险追求高收益的资金是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风险资本,需要寻求高成长性的产业作为其投资场所,而高新技术产业恰恰能够满足这种需求。因此,风险投资与农业高新技术化的相互吸引和融合是内生的。如果说某一项目的最初融合有可能还是偶然的话,那么双方在某一区域的集中融合则具有必然性。叁、依生态系统视角,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投资系统由复合的内部组织系统和复合的外部环境系统所构成。风险资本作为货币资本、人力资本与信用资本交集而成的特殊资本,将风险投资者、风险投资家和农业创业企业联结成有机整体,在内部组织系统中,存在着风险投资者与创业企业家、风险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风险投资家和创业企业家叁种契约关系,其中风险投资家和创业企业家的人力资本是风险投资的核心资产,是风险投资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外部环境系统是保证风险投资交易顺利达成所需要的各种外部要素及其组成的有机整体,它可以分为宏观环境、中观创新环境、微观创业环境叁个层面:宏观环境可分为经济、文化、政策和法律环境;中观创新环境涉及科技、金融、人才等方面;微观创业环境主要包括中介、高新技术园区、企业孵化器等因素。四、在中国,农业风险投资业的起步虽然比一般的风险投资业发展晚了10年,但依据本人收集的114个农业风险投资的案例发现:中国农业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投资规模稳步上升,投资分布出现阶段后移、投资的行业集中在种植业、投资的地区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投资绩效态势较好,主要表现在创业企业价值增值上;多种退出方式并存,但以股权转让为主体,IPO退出凸现财富示范效应,等等。五、中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投资发展的条件业已具备。主要表现为:丰富的农业高新技术成果和农业高新技术园区形成的需求拉力;高额的居民储蓄和多元的风险投资机构形成的供给推力;促进融合的第叁方粘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供的退出通道;先期进入农业的风险投资的示范效应等。与此同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投资发展也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主要是:促进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投资发展的宏观政策体系有待健全;大多数农业科技园区处于“低需求—低供给”的均衡状态;对农业感兴趣的天使投资人、有农业背景的风险投资家和农业创业企业家叁大主体都较缺乏。六、促进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健康发展的主要策略是:在宏观政策体系上,政府应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和产权保护力度,改革科技创新体制和农技推广体制等措施创造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对风险投资的有效需求;通过财政税收优惠政策提高农业预期收益,甚至利用政府的直接投资引导更多社会资金进入农业领域以增加风险投资的有效供给;通过制定政策促进交易信息平台的搭建甚至直接充当媒介促进农业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的融合。在微观创业环境上,主要是通过完善农业科技园区的创业环境,为风险投资的聚集创造物质平台;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打造天使资本、风险资本和孵化资金“多元一体”的风险投资模式;引入风险投资,形成多元化的农业企业孵化器投资主体。在风险投资组织体系建设方面,一是引导本地富人和成功的民营企业家成为天使投资人;二是培养和造就具有金融投资知识、管理经验和科技知识的风险投资家队伍。叁是通过塑造农业科技企业家、培植农民创业、引导大学生回乡创业等方式,打造优秀的农业创业企业家群体。
温涛[9]2005年在《中国农村金融风险生成机制与控制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是关于中国农村金融风险问题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总结和归纳金融组织理论、金融风险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本文重新界定了农村金融的理论范畴和农村金融风险控制的概念框架;结合农村金融组织演进与制度变迁的历史与现实剖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历程,得出影响和制约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发展的主导因素;从农村金融自身内部运营和农村金融发展外部环境两个角度,重点研究了目前中国农村经济、金融发展中所面临的风险问题及其生成机制与传递效应;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建立了农村金融风险的预警指标体系和预警模型,揭示了中国农村金融风险水平的基本状况,并构造了中国农村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与救援机制;最后,在确立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农村金融战略重组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农村金融重组的战略模式与政策措施。 一、论文的基本结论 1、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面临严重的风险问题困扰 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演进过程的历史分析、制度分析和统计分析,可以知道,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始终伴随着风险问题的困扰。目前,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一方面正面临自身内部运营风险的阻碍,主要表现为:超高负债经营与巨大不良资产包袱所导致的农村金融机构内在脆弱性的加剧;农村金融产权与治理结构缺陷所导致的对农村金融稳健性的危害;农村金融经营管理不力造成的经营、管理风险滋生;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过度管制与不规范运作致使风险不断产生等等。另一方面,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正面临来自于外部环境风险的巨大压力,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风险问题、农村金融经济失调风险问题、金融结构风险问题、农村金融区域风险问题、政府行为不规范问题。如果这一状况不能够得到有效地改善,农村金融、经济的健康发展难以实现。 2、中国农村金融风险的形成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原因 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金融、经济1952—2003年和1978—2003年的阶段性分析,可以知道,无论是中国农村金融的内部风险问题,抑或是外部风险问题,从深层次来看,都属于体制性风险。由于制度抑制的长期积累,中国的经济、金融发展形成了“二元结构”。在这种“二元结构”下,一方面,整体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结构性”的抑制,而农村经济低水平徘徊又对农村金融深化形成约束,这种金融与经济的相互制约直接导致农村金融外部环境风险的生成、积聚和扩散。另一方面,在“二元
曹卫芳[10]2013年在《农业保险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作用的经济学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农业保险被视为农业现代化的叁大支柱之一。尤其在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和我国首部《农业保险条例》颁布的背景下，对农业保险及其之于农业现代化作用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综合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模型分析和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农业保险之于农业现代化的作用进行了系统的经济学分析，并根据分析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农业保险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作用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即：农业保险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并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保障，反过来，农业现代化又改善着农业保险的发展基础，提升农业保险的发展水平。这种双向作用是一种内在的互动机制。这种互动机制运行的特征是互动基点渐次提升，互动能量正向集聚，互动成果不断扩大，互动方式螺旋式“累积向上”。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推动农业保险发展的基本路径是：推动农民由风险偏好向风险规避转型；促进农业生产风险分散和农业技术运用；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等。但是，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导致我国农业保险市场供需双方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的根源是：一方面，农户非正规风险规避机制强化了现行农业保险低水平运行的基础；另一方面，农业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引发逆向选择、道德风险行为和交易成本过高。治理低水平均衡的关键在于政府的适度干预和农业保险市场需求主体的转变。政府干预包括提供完善的农业保险法律、法规等制度供给，还包括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这些干预可以消除农业保险的市场失灵，提高农业资源的配置效率。农业保险需求主体的转变是指单个农户向具有非人格化属性的法人组织的转变。这一转变可以促进农业保险市场的交易由不完全合约逐步走向完全合约，交易效率得到提高。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这一方式也是可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农业保险对农业现代化的作用是一种正向辅助作用。本文将农业保险作为自变量（用保险密度、保险赔款与给付和保险制度叁个指标表示），并设置了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农村居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工业和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叁个控制变量，将农业现代化作为因变量（农业总产值、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人均农产品销售量七个二级变量经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建立模型并对农业保险之于农业现代化的作用进行计量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农业保险对农业现代化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且影响系数在不同的模型中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但相比于工业经济等叁个控制变量来说，其模型系数相对较低。实证结果表明：农业保险在农业现代化中的作用是一种辅助作用而并非主导作用，不可人为夸大。现阶段，有可能推动我国农业保险和农业现代化取得突破的一个“政策杠杆”是吸引社会资金向农业保险和农业领域的配置。抓住国家控制过剩流动性的契机，将农业保险作为吸纳过剩流动性的又一个“池子”，并通过政策配套（如对农业保险实行再保险制度），使农业和农业保险成为回报稳定、至少不低于甚至是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赚钱行业”。也唯有如此，农业保险才能真正成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平台。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和研究本身的局限性，本文对农业现代化的评价仅选取了7个权重较高的指标，评价的精确性略嫌不足。此外，经济学理论分析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基础之上的，本文有关农业现代化和农业保险的假设是建立在经验判断基础之上，在以后的研究中需根据对农户参保的具体考察，做出更贴近实际的假设，研究结果才能更好地服务实践。更为重要的是，本文提出了将我国农业保险以及农业领域建成吸纳流动性的另一个“池子”的政策思路；但受制于研究条件，对“资金池”的具体建设及其运作机制并没有做出相应的探讨，这也应当是作者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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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制约河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资金融通问题研究[D]. 张亮. 河南工业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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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农业利用创业投资问题研究[D]. 高锁平.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6
[7]. 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研究[D]. 杨成章.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8].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投资研究[D]. 王荣. 山东农业大学. 2010
[9]. 中国农村金融风险生成机制与控制模式研究[D]. 温涛. 西南农业大学. 2005
[10]. 农业保险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作用的经济学分析[D]. 曹卫芳. 山西财经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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