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纲多本：教育民主的诉求——我国教科书政策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教科书论文,民主论文,我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新课程改革推出了崭新的教科书政策——以“一纲多本”替代“一纲一本”。这是重大的政策转型。这种政策转型最终能否取得成功直接关系到新课程改革实施的成败。本文旨在描述“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的演进轨迹及时代背景，探讨政策实施过程中遭遇的现实问题并展望其前景。
一、从“一纲一本”走向“一纲多本”是历史的必然
改革开放加快了我国中小学教科书政策从“一纲一本”走向“一纲多本”的进程，而新课程改革则为“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广阔舞台。
(一)“一纲一本”走向“一纲多本”的轨迹
1.独家出版社垄断教科书的历史。建国初期，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实行国家统编制，即“一纲一本”教科书政策。鉴于当时基本上没有教科书编辑队伍，我国于1950年12月组建了专业教材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叶圣陶先生出任社长和总编辑)，从此也开始了教科书编辑出版从照搬照抄到模仿消化再到本土化的漫长历程。20世纪50年代初，中小学教科书基本上是苏联教科书的翻版，数理化生等学科教科书是译本，历史地理也是照搬苏联。外语学科则取消英语，一律改设俄语。“一纲一本”教科书政策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人民教育出版社也为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普及与提高，这种政策的局限性愈来愈明显。
2.“一纲多本”的舆论准备与实践准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出现了探索教科书多样化的诸种尝试。实际上，从“一纲一本”转型为“一纲多本”的潮流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开始涌动。1986年，教育部设立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和“学科教材审定委员会”。1987年，教育部颁布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提出：“在统一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有领导、有计划地实现教材的多样化，以适应不同地区的需要”。教科书多样化的含义是：在国家统一要求的前提下，其一，适应、满足由于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不同教育需求；其二，开发有特色的教科书。随着教材“审定制”的施行，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开始组织本省市中小学教材的编写，“一纲多本”的政策雏形开始显现。可以说，从“一纲一本”转型为“一纲多本”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软着陆。
3.教科书管理体制改革的举措。改革开放30年是一个解放思想，“破旧有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的过程。一方面，国际教育视野扩大了，开始吸纳西方教育世界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本土的经验和教训也得到了丰富和积累。在这个大背景下，1999年，国务院批转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明确提出实施素质教育工程、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改革课程体系和评价制度，争取经过10年左右的实验，在全国推行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体系。2001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加快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同年6月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规定“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编写中小学教材”。[1]同年同月，教育部颁布第11号部长令——《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从教科书编写的资格和条件、立项和核准、初审与实验、教科书审定等各方面都做出了详细规定，“一纲多本”新的管理体制初步形成。①
4.以新课程改革为契机，使“一纲多本”政策成为现实。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我国教育部在2001年启动了从幼儿园到普通高中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2001年6月颁布了义务教育课程设置方案和22个学科的课程标准；2003年3月颁布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16个学科的课程标准。新课程标准的特点是：(1)继承我国教育的传统优势，强化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2)减轻学生负担，调减学科课程的课时，增加思想品德体育艺术的课时；(3)增加课程的综合性、开放性，新设综合实践活动、科学、技术。基于新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新的课程标准摆脱了前苏联教学大纲的模式，并且相应地实施了“中央-地方-学校”三级管理的课程政策和“一纲多本”的教科书政策。如今，教科书的编写出版已引入竞争机制，任何符合国家条件的机构和个体都可以参与教材编写，通过国家的立项审查、全套教材内容审查并批准之后，进入实验区实验。全国已有82家独立的出版社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和教育部批准编写出版教科书。每个学科少则1-2种，多则7-8种。这意味着，以新课程改革为契机而得以落实的“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终于成为现实，独家出版社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可以说，中小学教科书的开发形势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生机勃勃，中小学教科书的质量和服务也得到了很大提升。
(二)“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体现教育民主的诉求
通过对两种教科书政策利弊得失的比较，可以发现“一纲一本”的教科书政策易导致教科书编制权限高度集中，无视地区间自然与社会环境以及教育对象的差别，违背了教科书编制的特点和基本规律，阻碍了教科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了教科书质量的提高。从“一纲一本”走向“一纲多本”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缘由至少有如下几点：
1.有助于推进教育民主化。所谓“一纲多本”政策，指的是由教育部制定、颁发统一的课程标准，然后遵照课程标准，开发经审定的多样化的教材。这里既有落实基础教育共同目标的刚性，也有实现共同目标之手段的弹性。这彰显了国家《义务教育法》的基本精神。“一纲多本”政策是我国基础教育从“应试教育”转型为素质教育之必需。从我国“教育人口众多、教育(学力)落差悬殊”的国情看，唯有“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才能因应地区差异的悬殊、因应多元学生的特质、因应学科知识的发展。而且，“一纲多本”(乃至“多纲多本”)教科书政策也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共同趋势。归根结底，“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是基础教育的本性所决定的，也是教育民主的诉求。
2.有助于提升教科书质量。建国初期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发行由一家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所垄断。这种文化垄断在当时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但独家出版社的垄断不利于中小学教科书的发展。“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就是旨在打破这种独家垄断的局面，促进教科书质量的提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任何课程的开发过程都离不开环环相扣、循环往复的“课程标准-教材编写-课堂教学”等环节。然而，这些环节之间总是存在落差的。改革纲要和课程标准之间的落差，以及课程标准与教材编写之间的落差，都需要借助学术探讨、提高教育专业水平来缩小；教材与教学之间的落差也需要借助教师研修来缩小。“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有助于促进各个环节之间的互动，有助于促进有个性特色的教材开发，最终形成教科书质量节节提升的“和而不同”的中小学教材世界。
3.有助于教师角色的转型。“一纲一本”教科书政策将教科书神圣化，教师只是忠实地“教教科书”，在教材开发方面没有任何主动权。”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实施以后，任何一种版本的教科书不再是课堂教学的唯一依据，更不是作为中考、高考的考本。可以说，从“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的政策转型，要求教师一系列教育概念，诸如教学概念、教科书概念等加以重新建构。教师的教学任务不是“教教科书”而是“用教科书教”。教学的重点不再是教师的“照本宣科”和学生对教科书文本的机械背诵，而是教与学的活生生的经验的生成和创造。事实上，新课程改革的实践使得众多教师逐渐认识到，不可以将课程实施简单理解为“把现成的教科书知识灌输给学生”。教科书不过是一种普适性的预设，教师不能满足于现成教科书的普适性预设，而是需要在课堂教学之前，根据本校本班学生的实际重新作出预设。同时，教师的课堂教学既不能满足于单纯的预设，也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生成。预设为了生成，更好的预设为了更好的生成。
4.有助于推动升学考试制度的改革。中考、高考命题的依据，不是某种版本的教科书内容，而是课程标准(考试大纲)的要求。这就意味着，那种“教师教教科书-学生背教科书-考试考教科书”的应试教育铁则将被埋葬。有的省份如山东省就宣布，从2008年开始以初中学生“学业考试制度”来取代升学考试。学业考试由区市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考试成绩根据各学科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确定合格标准，倡导以等级制表达学业考试成绩。山东省提出，取消高中阶段招生考试以后，初中不得另行组织毕业考试。以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为依据，采用招生录取、推荐录取、特长录取、划片招生录取等等。可以预期，考试制度的改革终将一步步走向成功。
二、实施“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遭遇的问题及破解之策
“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的实施，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它是一个充满角力、除旧布新的过程。不能因为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一些乱象，特别是相关配套措施一时脱节就“因噎废食”。认真地分析问题并寻求破解之策，是每一个课程人责无旁贷的重任。
(一)“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实施中的热点问题
1.教科书与新高考问题。为了排除“一纲多本”政策对高考制度可能造成的困扰，从去年开始教育部将课程标准核心组专家和考试中心专家一起组织起来，依据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各门学科的课程标准编写《考试大纲》。编写《考试大纲》的目的在于，切实体现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精神，反映各学科课程标准的整体要求，细化各科课程标准的重点和难点，借以引导高中各门学科的教学，规范高考命题的改革。这就是说，高考命题的范围及其难易度控制的依据，不是各种版本教科书的内容，而是课程标准。根据教育部的高考改革部署，近年来高考试卷除了全国卷之外，由各省市自主出题的省市逐年增多，2008年已达18个省市。②新的高考命题的主导思想是凸显课程标准的理念，从内容到结构都有较为明显的改变，鼓励“探究文本、质疑创新”能力的考查。
2.教材租型问题。尽管“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表明了高质量、多样性、选择性成为国家教材改革的基本目标与方向，但我国教材出版发行体系(特别是各省出版集团)仍沿袭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教材出版发行管理模式，其中最典型的是利用地域垄断和行政权力强制教材原创单位租型，③教材租型单位是以教材原创单位的损失为代价来换取高额利润的。如某省人民政府下发文件提出两点要求：其一，进入本省的教材必须由本省出版总社租型；其二，进入本省的主流教材限三种版本，其他版本不再上目录。其中本省省编教材必须要上目录，其他进入本省的教材一律须经本省行政许可。教材出版界认为，倘若教材原创单位的亏损作为忍痛让利的结果能够换来学生家长的减负倒也未尝不可，但实际结果往往是全部变成了教材租型单位的利润，其行为严重影响了课程教材改革的顺利进行与可持续发展，急需废止。[2]
3.校本教材开发问题。“三级课程管理”把课程的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学校和教师，基层学校抓住校情、生情、师情(学校特色、学生兴趣、教师个性)来开发校本教材。如“开发校本教材，弘扬儒家文化”就是一个亮点。合肥市屯溪路小学开发了“读千古美文，做现代少年”的校本教材系列丛书。这是安徽倡导“儿童经典诵读工程”的一个典型。不过，在校本教材开发热潮中也出现了一些单纯追求数量、追求豪华的倾向，平平庸庸、花花绿绿，一些学校不堪重负。这种现象引发了不同观点的争论。有人呼吁，以开发校本教材的数量来衡量校本课程是一个极大的误区，主张“校本课程开发不宜提倡校编教材”。事实上，许多中小学在校本课程开发中，采用了自编教材、选编教材、选用优秀教材并举的策略。
4.教科书研究问题。上述热点问题的讨论有利于推动政策本身的落实，但值得注意的是问题讨论背后潜藏的问题。比如，讨论中往往混淆了“教材”与“教科书”这两个概念的微妙区别。④这说明，我国尚缺乏教科书研究的积累，特别是缺乏教科书国际研究比较视野。一个严峻的现实是，即便是部属师范大学至今也缺乏这种专业的研究队伍。然而，没有稳定精锐的教科书专业研究队伍、没有扎实的教科书研究的积累，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一纲多本”。新课程实施以来掀起了一场中小学教师和校长教育研修的热潮，特别是校本研修有了新的突破，教育部在十几所大学设置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中心，推动了大学、研究所有效地介入中小学新课程实施的研究。在这些改革中心的基础上，能否形成若干有全国性影响的教科书研究中心值得期待。
(二)从政策实施中出现的若干乱象看潜在挑战
不可否认，我国实施“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之后出现了如下一些乱象：(1)教科书克隆现象严重；(2)教科书评价制度缺失；(3)教科书市场机制混乱；(4)不少学校的学生学习负担加重。造成上述乱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教科书克隆现象严重和教科书评价制度缺失问题的出现，显然是源于专业队伍或是相关人员专业能力的不足。以往的教学大纲统得过死，教科书的编写没有多大余地。如今即便是倡导“一纲多本”政策，编写出来的教科书依然是多有雷同、少有特色。这不过是形式上的“一纲多本”，实质上仍然是“一纲一本”。我们需要警惕用新的划一化替代旧的划一化。多年来，我国教科书的设计理念与设计技术非常落后。编写者往往不去探究各自学科在整个课程架构中的定位和各学科领域的特性，想当然地去解读课程标准，同时又迫于时间压力，无暇顾及教科书的设计创新。他们往往只注重事实性知识和机械性记忆，以旧有的课程观念、学科观念、教材观念来编写或审定新编教材。这些事实均表明，我国的教材开发专业队伍及其专业素养准备不足。
教科书市场机制混乱的问题，牵涉到教科书编辑出版“准入制度”的强化，以及教科书市场机制与体制的整顿。这里的关键是，如何遵照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着力打磨学科课程标准，健全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制度。这又涉及到如何制订激励制度鼓励专业教科书出版社的形成；如何以法律规范出版社的宣传、促销行为，等等。如可制订类似于日本的《禁止垄断法》的法规，从而保障教科书开发的公平竞争。应认识到标榜“新教科书”的教科书未必是新的教科书，还需警惕市场经济条件下教科书生产的“虚假的繁荣”与“真实的衰败”。
令人忧虑的是，我国教科书的出版竞争局面才刚刚打开，就有人提出了所谓的“主流教材说”。某些出版社不是把心思用于如何不断完善教科书的设计，而是力图避开改革实践的检验、避开教材市场的公平竞争，以夺取教科书市场的垄断地位。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可以预计，这种主张一旦实现，独家出版社垄断教科书出版的局面将会卷土重来。其危害不仅在于取消了出版社之间的良性竞争，而且也会破坏刚刚有点起色的平等竞争的教科书出版生态环境。从长远看或者从某省市看，即便有什么“主流教材”，也应当是经过实践检验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什么人为速成的东西或是行政命令的结果。
不少学校的学生学习负担加重现象的出现，则可以是说应试教育的惯性使然，这是实施“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的最大阻力。在“为考试而教、为考试而学”的应试教育文化背景中，中考或高考制度实际上是一根“指挥棒”。这样的“考试”，无非就是要求学生背诵教科书，然后考学生背诵了多少教科书知识而已。显然，这样的应试教育不可能培养出新时代需要的合格人才。“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就是要冲击弊端缠身的中考、高考制度。“一纲多本”政策对于课程改革不得力的地区或是学校的应考生而言，确实可能加重负担。这些学校的教师或是家长往往担心局限于一种版本的教科书知识可能不足以应付高考，于是“多多益善”，尽量收罗多种版本的教科书作为蓝本，采用“题海战术”，博闻强记，最终把学校课程矮化为“重育分、轻育人”的单纯的机械性训练的手段。
三、“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的未来展望
“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的落实，无论对于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还是对于一线中小学教师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就政策实施本身而言，总体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大势所趋，不可逆转；阻力重重，征途漫漫。伴随新课程改革的教科书开发，归根结底是一种精雕细琢的文化重建的过程。因此，在某些学科领域出现某些反复或倒退的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一纲多本”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贯穿着“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的基本理念，近年来一直在有序、稳步地推进。应该说，落实新的课程标准，无论对于新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还是对于广大一线教师，都是巨大的挑战。正如教育部一位发言人所说的：“中国需要‘好经’，更需要‘念好经的和尚’。课程改革的总体方案是好的，需要千千万万的和尚念好经”。日本筑波大学教育学会编的《现代教育学基础》一书开宗明义地指出：“不同行业和不同立场的人会滔滔不绝地陈述自己关于应当如何解决当代教育问题的见解。然而，‘教育’究竟是什么，许多人是不甚了了的”。[3]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社会需要教育科学的研究，需要更多地倾听来自教育专家的专业的声音。在我看来，“一纲多本”甚至“多纲多本”是世界各国基础教育教科书发展的共同趋势。从根本上说，这种趋势是由儿童教育的本性所决定的。儿童是多元智慧的存在，他们拥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学习权”。保障每一个儿童的“学习权”是社会进步的表征和教育民主的体现。“回归统一版本”之类的旧梦与鼓噪，从根本上说无异于对儿童教育本性的漠视，是对教育民主的一种践踏。
最近教育部周济部长在一次报告中用“波澜壮阔，波澜不惊”来描述新课程改革的形势，指出将义无反顾奏响课程改革进行曲，义无反顾推进“一纲多本”的教科书政策。然而，一个好的政策出台之后还得精心组织、精心经营，否则就会出现上述种种乱象，导致种种负面影响。当前要进一步推进“一纲多本”的教科书政策，除了加快考试制度的改革之外，当务之急就是完善教科书管理制度，在教科书编制、教科书审定、教科书发行、教科书评价、教科书选用等方面，做出必要的规范。近年来，中央政府不遗余力地落实《义务教育法》，采取了诸多新的政策举措。例如，从2005年开始，中央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实施“两免一补”(全部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收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活费)政策。免费义务教育也已从西部地区开始，今年扩展至全国。这些政策举措的出台为教科书管理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新的空间。
现代国家着力推进义务教育制度，其基本目的就在于创建社会的共同价值，培养“合格公民”。毫无疑问，中小学教科书是体现国家意志及其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载体。我国教育界一直存在着时强时弱的统编高中政治学科教科书、中学历史教科书之类的呼声，无非就是基于此种理由。然而，统编教科书的主张终究是站不住脚的，要防止独家垄断教科书编辑出版的局面再次出现。
(二)“一纲多本”的成效依赖于课程标准的精致化和教材研究的进步
目前我国正在开展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所谓“修订”是在承认、坚持、服从改革大方向前提下的调整、补充和完善，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转向或倒退，更不是无谓的折腾。所以，一方面需要坚持改革的方向，不打乱原有的格局；另一方面需要有开放的姿态，吸收好的思路和见解，包括借鉴国外优秀教材。例如，新的科学课程打破了分科主义和“原理＋训练”的教科书编制方式，强调探究活动。这是一大进步。但其课程标准如何借助科学课程的总体目标(科学素养)来充分体现科学课程的本质特征和固有价值，是值得推敲的。日本初中理科课程的总体目标规定为：提高对自然的关心，进行有目的、有意识的观察与实验等，在培养科学调研能力和态度的同时，加深对自然事物与现象的理解，养成科学的看法与想法。这一理念充分考虑与体现了科学课程的本质特征和固有价值。我国科学课程目标着重强调的是培养科学探究能力；理解基本科学知识，掌握基本技能；培养科学态度、情感与价值观；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中日科学课程的目标存在一定差异。主要体现在目标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我国科学课程目标不仅远远超出日本理科课程目标，甚至有些方面还超出了科学课程本身的价值。另外，在形式上，我国科学课程目标采取的是条目罗列的表述方式，措辞冗长繁琐，且只规定达成目标而不明确达成目标的基本手段或途径。可以说，重新思考和改善科学课程目标的内容及其表达方式，突出科学课程的本质属性和固有价值，逐步完善科学课程标准，这直接关系到科学课程教科书的编制质量。
(三)“一纲多本”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教师的专业素养
随着新课程的实施，从上到下开始关注“教材研究”和“教师研修”，着力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近年来，教育部倡导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和“教师专业标准”研究、基础教育质量评价研究、国际教科书研究特别是数理学科教科书的比较研究，以及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关注的中小学校长研修、教研员研修、骨干教师研修的规划等等，均表明我国教育界正在形成聚焦儿童研究、教材研究、教师研究的氛围；我们所期望的大学研究所、教研室和中小学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也正在确立。不过，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研修方面一直存在着两种不良倾向，需要加以矫正。一是排斥理论的倾向，强调所谓“来点实在的”，有“具体的方法”就心满意足了，这种教师终究摆脱不了“教书匠”的状态；二是鄙视实践的倾向，以为“教育研究”就是强调“理论思维”、就是引经据典的“哲学思考”，导致了远离本土实践、远离学生实际的结果。一线中小学教师终究是教材开发的主体，教师的理论视野及其实践智慧乃是影响“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通过上文的叙述和探讨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追求的是“和而不同”的教科书生态，体现了教育民主的诉求，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发展进入了新的纪元；其二，“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犹如刚刚破土的幼苗，有赖阳光雨露的滋养，更需教育同仁的耕耘。细心呵护它的成长，教科书研究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注释：
①教育部出台两种教科书管理制度。其一，教科书立项核准制度——审核教科书主编和编写人员资质；审核教科书编写方案，确保教科书编写和课程改革的目标一致，防止教科书编写的低水平重复。其二，教科书国家审定制度——审定委员会是中小学教材审查的最高权威机构，负责对国家课程教科书的审查；地方课程教材由省级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教材审定程序是：审定办受理送审教科书→审查专家审读教科书→教育部组织审查会议→确认教科书审查结果→报主管部长批准→下发审查结果的通知。
②事实上，2008年除全国卷(2套)之外，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湖北、四川、天津、陕西、湖南、福建、重庆、安徽、辽宁、江西、海南、宁夏、广东共计18套，均由各省市自主命题。
③所谓“教材租型”，即教材原创单位将定稿、定型的中小学教材制作成胶片(封面、正文)交给租型单位(一般为地方省市出版集团、总社)，由租型单位转手将印制教材的胶片转给印刷厂印制。印制完成后，租型单位通知印刷厂将成品教材送往各省新华书店仓库；新华书店按教材总价格的72％(彩色)向租型单位付款后，租型单位再按教材总价格的3％或4％向教材原创单位支付租型费及按教材总价格的42％左右向印刷厂支付有关教材印装材料费用。按照租型模式，租型单位将获得教材总价格的27％净折扣利润。“教材租型”是特定历史时期计划经济的产物。
④一般认为，作为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集中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可以视为一种“核心教材”，其开发主体属于国家教育行政的范畴。而大量的教材开发则属于每一个教师的专业行为，它也是衡量教师专业水准的一个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