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顾应尽一生期——论1933年以来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之间的交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贝尔论文,应尽论文,相顾论文,一生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1)06-0078-15
上世纪20年代，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两位哲学大师对他们之间可能会有的友谊曾有着无法实现的过高期望。①对雅斯贝尔斯来说，海德格尔是一位非常独特的哲学家，他和被雅斯贝尔斯称之为“统摄”(das Umgreifende)的此在力量有着密切的关联。②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将海德格尔看作是自己的同路人。他试图和海德格尔一起进行超验的思维，去寻求存在的一种新的形而上学——让哲学回到事物本身去。正如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在后来所写到的那样：“如果说人们当时已把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一同看作为存在哲学的代表人物，这并不意味着根据某种外在依据将他俩划入同一类中，而是不谋而合的思想遭遇使他们站在了一起。”③尽管在他们的交往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事件，但他们相互间的吸引力以及共同的使命感并未使他们分开，直到1933年，当海德格尔短暂参与了纳粹政治时，他们之间的友谊才告破灭。但在其后的岁月中，雅斯贝尔斯在精神上一刻也没有真正离开过海德格尔。究竟是什么力量诱使一位严肃的形而上学哲学家为纳粹暴政提供哲学式的辩护？直到临死时，雅斯贝尔斯写的有关海德格尔的笔记还放在写字台上。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为了了解自己，他必须理解和解释自己和海德格尔之间的关系。海德格尔也成为了雅斯贝尔斯评判自己哲学严肃性的尺度。雅斯贝尔斯从未因为海德格尔曾经的助桀为虐而整体舍弃之。为此，他写下了一页页的有关海德格尔的笔记。④
海德格尔却没有留下写给雅斯贝尔斯的笔记。雅斯贝尔斯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晚年的时候写道：“在几十年的时间中，我对他的倾慕与疏离形成了一种张力，既惊异于他的才能，又不容于他那不可理喻的愚蠢，既感到与他哲学思考基础的共同性，又感到我们之间相互态度的迥然而异。”⑤海德格尔同样强烈地感受着这一绝交的痛苦，据回忆，他曾多次问过他和雅斯贝尔斯共同的学生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是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跟雅斯贝尔斯真的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吗？⑥海德格尔对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并没有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却很欣赏雅斯贝尔斯的正直、他那自然的威望以及他的宽宏大度。后来，雅斯贝尔斯甚至成了海德格尔用来审视自己良知的尺度。只有在他面前，海德格尔才为自己曾被卷入纳粹政治而感到“羞愧”。⑦
尽管从结局上来看这是一段以失败而告终的友谊，但在失败中，却保留着一种强大的、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来说起着决定作用的联系力量，在这种力量之中蕴藏着某种捉摸不定的东西。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他与海德格尔之间“明显的彻底分裂”(das radikale Offenbarwerden der Trennung)发生在1933年。⑧
在失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联系之后，海德格尔于1933年3月18日到海德堡拜访了雅斯贝尔斯。而希特勒在同年的1月底被任命为帝国的新总理。对此，雅斯贝尔斯写道，虽然在3月份的选举中，纳粹取得了胜利，但他们还是和从前一样交谈。海德格尔送给他一张格列高利圣咏的唱片，他们一面欣赏，一面谈论着有关大学改革的话题。不过海德格尔比计划提前了几天就离开了海德堡。面对瞬息万变的纳粹的现实，海德格尔说“人们必须投入到其中”。尽管雅斯贝尔斯事后说他当时就对此感到很惊讶，但并没有问为什么。⑨“拯救大学”成了当时他们谈话的中心内容。
海德格尔在30多年后的1966年，在接受《明镜》周刊记者的采访时，对他当时大学改革的理想，依然津津乐道：“我当时的判断是：就我所能判断事务的范围看来，只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和确实还有生气的有建设能力的人物一起来试图掌握未来的发展过程。”⑩对海德格尔来讲，改革的目的是使德国的大学“能够在共同体的文化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样重要的是它们应该受到纳粹国家的政治保护”。(11)总之，海德格尔要不择手段地实施他“为大学提供精神领袖”的改革计划。(12)
早在1933年的4月3日，海德格尔在致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就已经准备好了要在新的时局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以促成其大学改革的愿望：“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们应当进入新的现实性之中去，而一个时代已经变得衰老了。这所有一切终将取决于我们是否准备好了哲学合适的切入点，以及恰当的语言表达。”(13)
雅斯贝尔斯认为，海德格尔在独自进行着大学的拯救计划，即对德国大学的现状进行彻底的改革。对这次改革的必要性，双方在之前的信件来往中就已经达成了一致。开始，雅斯贝尔斯也视这种彻底的变革是大学改革的一次机会。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当雅斯贝尔斯听说，海德格尔当选为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并作了校长就职演说——关于“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的报告——后，(14)起初不仅没有感到反感，反而认为大学的新时代即将来临。
因此1933年8月23日，雅斯贝尔斯在给海德格尔的信中热情洋溢地赞颂了海氏的大学改革设想：“我感谢您所作的校长就职演说……您的思想中所具有的古希腊早期文化的伟大特征，像一种新的、同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实感动了我。您在演讲中的观点跟尼采完全相同，其中的区别只在于，人们可以期待着您，将您所说的一切，有朝一日能用一种哲学的阐释而加以实现。您在演讲中贯穿着一种令人坚信不疑的东西。这里我并不是指文章的风格和精炼的程度，在我看来，您的这次演讲将作为迄今为止唯一的关于当代学术意志的文献而名垂千古。我对您的哲学思考的信任(……)并不会因为这次演讲中的某些特性，例如紧随时代、有一些让我感到牵强附会的东西以及一些在我看来空洞的句子，而受影响。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异常高兴，因为现在终于有人能说，他触及到了真正的界限和源泉。”(15)
同年6月底的时候，即海德格尔在海德堡作了“新帝国下的大学”(Die Universit
t im neuen Reich)的演讲之后，最后一次拜访了雅斯贝尔斯。此番海德格尔是受纳粹学生会主席希尔(Gustav Adolf Scheel，1907-1979)的邀请，去声讨那些保守的教授们的，特别是要对还没有屈服于纳粹主义的校长维利·安德里亚斯(Willy Andreas)大加挞伐。(16)海德格尔确实是以一种十分好战的姿态出现的，他认为传统的大学已经死亡，他以强烈的语句提出要摒弃“人性化的、基督教的”观点，呼吁人们“为国家而工作”。这份演讲稿充满了“勇敢”的探索精神，并宣称，“只有那些具有顽强的性格并完全没有私心杂念的人”才有可能经受住这场战斗。而经受不住“这场战斗的人，终将遭到淘汰”。(17)
在参加这次演讲会时，所有的教授都穿着礼服，这在之前的报纸上是以非常醒目的标题宣布的。不过海德格尔却是以青年同盟者的形象出现的：他穿着紧身裤和能将领子翻到外衣上的衬衣。这一次雅斯贝尔斯并没有为海德格尔的言论所激动，他后来回忆道：“我伸开双腿坐在前排的角落里，将双手插在口袋中，我并没有动一动。”(18)在稍后和海德格尔举行的私人谈话中，雅斯贝尔斯发现海德格尔处在迷醉的状态(vom Rausch ergriffen)，(19)在他身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危险的东西。
但雅斯贝尔斯直到此时还在继续称赞海德格尔的校长就职演说。在30年以后的笔记中，雅斯贝尔斯对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解释道，他一直想“尽可能朝好的方向”来解释这个演说，以便继续保持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关系，不过他此时已经不再信任海氏了。但事实上，他对海德格尔的行为和言论中那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深刻和陌生的水准”已经感到了厌恶。(20)
雅斯贝尔斯对校长就职演说的赞同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后来所提到的策略上的考虑。实际上，在1933年他俩在思想上还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共同之处，尤其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关于纳粹大学的改革问题。雅斯贝尔斯在1933年8月23日的信中称巴登州文化部最新发布的“临时大学法”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进步，而这一大学法的核心就是要引入领导制，而剥夺合议机构的权利。他认为这个新的法律是“正确”的。令人遗憾的是，大学的“伟大”时代早已经结束了，所以现在必须有一个新的开端，雅斯贝尔斯这样认为。(21)
雅斯贝尔斯本人也于1933年夏天提出了大学改革的论点，并在海德堡大学的讲师中进行过讨论。他曾在海德格尔最后一次拜访他时，希望海氏能够建议政府方面跟雅斯贝尔斯取得联系。(22)为此，雅斯贝尔斯还专门草拟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声称自己的改革主张和“至今从属于政府方面的原则”并不“矛盾”，而是“完全一致”的。(23)不过最终雅斯贝尔斯还是放弃了将他的这些观点公之于众的想法。在写着这些观点的卷宗里，他附了一页纸，上面写明了他这样做的原因：“我根本就是什么也做不成。我被告知，我不是(纳粹)党员，并且作为一位犹太女人的丈夫，我是不受欢迎的，也不可能得到任何信任。”(24)
雅斯贝尔斯认为，德国大学的伟大时期是1770-1830年的时代，这之后的百余年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德国的大学迅速衰落。显而易见的弊端有以下诸多方面：对于专业的肢解，不断增加的课堂教育以及片面的就业方向，管理的冗杂，教师整体水平的下降，对教学自由的滥用以及职责范围不明确，以至于对那些渎职的教师也没有相应的处罚政策。(25)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的前途并不在于复兴1770-1830年的传统，而在于在新的条件下使大学的观念重新焕发活力。因此，1933年夏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如果坐失了这个时机，也许永远不可能重现消除这些弊端和症结的可能性。这就是说，“由一个可以一手遮天、统治大学的人物颁布一项决定性的指令，而这个人物又能得到一些洞察时局的年轻人的有力支持，以及另外一些对此毫无关系的人的帮助”。如果现在尚不能决定采取行动，那么大学只能是走向“最终的死亡”。(26)
正是纳粹的得逞，使得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看清了民主制度的无力和虚弱，独裁的统治在当时反倒成了大多数德国民众的愿望。雅斯贝尔斯也愿意接受这种领导决定一切的原则，但却持一定的保留态度。在他看来，那些真正的决策者也必须担负起真正的责任，如果发生推诿责任的现象，那么就可以不再选举他担任此职务。雅斯贝尔斯在上述写给海德格尔的信中，寄希望于这种“贵族气质原则”。(27)
雅斯贝尔斯还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来“出面干涉”。他甚至向纳粹时期的理想“劳动服务”(Arbeitsdienst)和“军役体育”(Wehrsport)做出了让步。(28)在他看来，这些青年人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真实体现”，他们是和“此在基础以及整个的民族”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雅斯贝尔斯明确表示反对政治的特权。“除了真理本身神圣不可侵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别的主管机构”能够为研究和教学指明方向。(29)
希特勒的上台并非靠政变得逞，而是经过合法的民主程序，在德国民众的欢呼声中被选上台的。正因为此，在纳粹攫取政权的初期，就连雅斯贝尔斯也没有真正认识到它的危害性。实际上，雅斯贝尔斯对法西斯主义所知甚少，开始时他将纳粹主义仅看作是短暂的一出闹剧而已。因此当他听说他的犹太裔学生阿伦特已逃往国外时，他会轻率地认为：“流亡将是她生命中愚蠢的一幕。眼下在我们这里发生的一切，就像是场可怕的梦魇一般，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30)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雅斯贝尔斯也承认了自己在1933年以前并没有及时看到纳粹主义的险恶，而阿伦特确实早在1932年就曾将纳粹的可能危殆明确地告诉过他。(31)
在1933年5月27日所作的校长就职演说中，海德格尔俨然一位形而上学的冲锋队的领导人：“国家社会主义的变革正在导致我们德国人的此在的根本改变。”(32)在演说中，他并没有从政治中引出科学的精神，相反却将政治上的投身归根于对哲学问题的正确思考。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哲学可以从这场革命中期待什么，以及哲学可以为这场革命提供什么的设想。海德格尔保留了他关于存在(Sein)、本真(Eigentlichkeit)、遮蔽(Verborgenheit)以及其它的一些哲学概念，只是它们现在突然被赋予了政治上的含义：德意志人民在元首希特勒的号召下，深入到被遮蔽的存在之中，并在那里勇敢地抵制住此在的危害。这个演讲稿显得很可笑，因为人们在听完海德格尔的就职演说后真的搞不清了，当下应当是参加纳粹冲锋队呢，还是应当去研究前苏格拉底的哲学。
虽然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对大学的改革有着许多相同的认识，但对政治运动的观点和内在的参与方面却截然不同。雅斯贝尔斯要维护精神上的贵族气质，但海德格尔却想摧毁它。海德格尔在最后一次同雅斯贝尔斯的谈话时说，有这么多的哲学教授，这简直是胡闹，在整个德国有一、两个就足矣！雅斯贝尔斯问应当是哪一两个，海德格尔对此并未作答。雅斯贝尔斯又问，像希特勒这种没有教养的人怎么能统治德国？海德格尔的回答更让人吃惊，他说：“教养有什么重要，你只要看一看他那不可思议的双手就足够了。”(33)
海德格尔在1933年4月3日致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写道：现在最重要的是在“新的现实”中找到哲学的“正确研究点”并将之用语言“表达出来”，而这个新的现实就是纳粹政治。(34)对海德格尔来说，纳粹对政权的夺取远远高于政治，这是“存在史”上一次新的行动，是一个时代的变革。他在1933年秋天的一次演讲中说：“任何原理和理想都不是你们的存在准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元首本人是今天的与未来的德国现实及其法则。”(35)事实上，如同希特勒一样，海德格尔也同样欣喜地看到了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一种新事物”，“一次破晓”。(36)一种新的团结友爱的精神给海德格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灯火通明的教堂里的集体宣誓，山上欢庆的火焰，身着节日盛装的人们在露天的广场上举行聚会。对他来说，这确实意味着一种新的开始：一个民族不再由一个政党而是由某个具体的人来统治。他希望德国在元首的指引下，能够出现一个建立在国家基础之上的德意志精神的复兴，在面对共产主义威胁时，使西方文化的价值得以保存下来。
看起来，对非政治化的政治的渴求顷刻之间就可以变为现实了。政治原本对德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讲(海德格尔也不例外)，是一件代表和实现自身利益的令人鄙视的事情，同时暗示着争吵不休、自私自利和制造不和的事情。在政治的氛围中，人们只能看到那些团体、协会、幕后操纵者和阴谋策划者、帮派和宗派在为所欲为。当海德格尔在《时间和存在》一书中，将所有的这一切都归于“庸人”(das Man)的“空洞无聊的废话”(Gerede)时，表明了他对政治的厌恶。在他看来，政治在这个世界上具有“非真实性”(Uneigentlichkeit)。(37)但随着1933年的纳粹攫取政权，这一历史性的一刻对海德格尔来讲显然就成了“真实”的存在。
海德格尔对政治事件做出反应，他的行为也发生在政治的领域内，但控制他的却是哲学的想象力。而这一哲学的想象力将政治的场景转换到了历史哲学的舞台上。就这样，一位本体论哲学家以一种哲学的方式卷入了纳粹的政治风暴之中，并对政治做出了哲学式的反应。虽然他在这几个月中的所有讲话中都引用了“德意志新现实的命令力量”，但毫无疑问，这是他的哲学概念，它揭示了“命令”(Befehl)这个词的本来含义。哲学促使人们走进这个“命令”的权力范围，从而使他们能够从其内心发生根本的转变。因此，他们组织了科学营。在这个营地里，大家要穿统一的冲锋队或党卫军制服，人们可以坐在火堆旁谈论赫拉克利特，为一个民族的崛起而欢呼。所以，海德格尔在失业者面前发表讲话，以激起他们对于他的那些从属于典型的中产阶级的大学同事的愤怒。无数的欢呼、致词以及集会都是为了“深化”每天发生的政治事件的这种内涵，从而使它们能够适应这个想象中的形而上学的舞台。海德格尔始终捍卫着这样的一项基本原则：即用大众的“观点”来界定我们的“在世界之中的存在”(In-der-Welt-Sein)。因此，他现在也把变革、觉醒以及组成新的同盟的革命观点当作出发点。在他看来，国家的压制、乌合之众的捣乱、反犹太的行为都是附属现象。采取某些必要的措施时，难免要给无辜者带来些损失，这些不过是枝节现象，人们必须容忍这些现象的存在。
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专注于存在史梦想的海德格尔。而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活动则是一个哲学梦想家的活动，他对政治抱有幻想，相信希特勒的历史使命正是实现自己所想象的某种精神的变革。他在后来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承认了这点。(38)但他由于抱有哲学的幻想，而招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这点他却从来没有承认过。作为一个想探究历史事件的哲学家，他又不得不维护自己用哲学来解释政治-历史事件的权利。
在海德格尔的政治冒险中，他并不能不顾自己的哲学而行动，或者说是在行动时他的确无法摆脱哲学研究的左右。他用哲学思考来看待纳粹的政治，他将哲学的动机纳入这出赌注之中，他为历史事件的发生开辟了一个在哲学、形而上学基础之上去理解的例证。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海德格尔与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政治体制之间的合作，除了哲学家在政治上的幼稚之外，当然也跟他对人类存在、本体论、存在史的哲学思考不可能截然分开。一直到1950年4月8日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海德格尔依然认为悲剧仅仅是由于他在政治上的无知造成的，同时在哲学方面他又将自己装扮成存在的先知。
这种不正派的做法，不顾个人的牵连而追求伟大的令人讨厌的倾向，让雅斯贝尔斯感到十分厌恶，因此他在1952年7月24日给海德格尔的回信中写道：“不要借口这些想象中的伟大而错过了去做点什么的可能性……这难道不是一种只存在于语句之中的哲学……并以此来猜测和编造，它导致了一个残忍者的幻想，另一方面又为极权主义的胜利作了准备，而这难道不是跟现实相脱节的吗？”(39)
相对于海德格尔运用形而上学的术语表达对纳粹暴政的支持，雅斯贝尔斯则主张在政治上保持理智，同时他还想保护哲学的词汇，使其免遭政治的强奸。他吃惊地看到，海德格尔是如何将吸引他的权力解释为形而上学的此在力量。但他同时感到，在海德格尔的政治阴谋中还始终洋溢着一种哲学的动力。而这点一如既往地吸引着雅斯贝尔斯。
1933年5月底，海德格尔最后一次到海德堡时拜访了雅斯贝尔斯。自此以后，两人未曾谋面。但是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却一直持续到了1936年的夏季，此后才中止了数年。但真正导致他们关系破裂的却是雅斯贝尔斯1934年才获知的一件事。
无薪讲师爱德华·鲍姆盖腾(Eduard Baumgarten)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外甥，海德格尔的学生。1933年底他申请加入纳粹冲锋队以及哥廷根的纳粹讲师同盟会。海德格尔在一份鉴定书中警告哥廷根的师生们要提防这个被他称作是投机分子的人。作为革命者的海德格尔当时要为运动的纯洁性负责。海德格尔在鉴定书中写道：“鲍姆盖腾博士和韦伯有着亲属关系，而其思想来源则是以韦伯为中心的自由民主的海德堡知识分子圈子。他在此逗留期间完全不具备一位纳粹党员的资格。……鲍姆盖腾在我这里碰壁之后，他和从前在哥廷根工作过的、现又在此被免职的犹太人弗兰克尔(Frnkel)交往甚密。……我认为，他目前不论是加入纳粹冲锋队还是加入讲师同盟会都是不可能的。”(40)海德格尔的鉴定书的直接后果是大学当局鉴于鲍姆盖腾的亲犹倾向而解雇了他。
1934年，雅斯贝尔斯从韦伯的夫人玛丽安娜·韦伯(Marianne Weber)那里读到了这份鉴定的副本。(41)正如他所说得那样，他永远也不能忘却这件事，它属于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经验”。(42)实际上，海德格尔对“以韦伯为中心的自由民主的海德堡知识分子圈子”的讽刺也同样涉及了雅斯贝尔斯本人。尽管海德格尔曾在雅斯贝尔斯面前说过犹太人有着危险的国际联盟，(43)但雅斯贝尔斯从未将其看作是反犹主义者的海德格尔，为了讨好那些反犹主义者竟然恶意地去攻击一位不受人欢迎的学者。(44)雅斯贝尔斯虽然非常吃惊，不过他在这期间也对海德格尔心怀恐惧，因此，他并不敢直接向海德格尔打听这件事情。直到1945年以后，雅斯贝尔斯才将事情的原委告知了鲍姆盖腾。(45)
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之间的通信中断于1936年5月16日。当时，雅斯贝尔斯在签收海德格尔一篇关于荷尔德林(Friedrich H
lderlin，1770-1843)的文章时写道：“您应当理解和允许我保持沉默。我的灵魂沉默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不能和哲学一起‘没有尊严地’存在，而是应当……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说。”(46)海德格尔再也没有回复这封信。
1937年，雅斯贝尔斯被迫提前退休，1942年纳粹政府对他颁布了正式的出版禁令。海德格尔对此却没有做出任何只言片语的反应。其实这岂止是针对雅斯贝尔斯夫妇，当海德格尔的其他犹太裔密友或同事，如阿伦特、洛维特(Karl Lwith，1897-1973)、(47)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等，或遭流亡，或被迫停止工作的时候，海德格尔也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安。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作为犹太人的雅斯贝尔斯夫人(格特鲁德·雅斯贝尔斯[Gertrud Jaspers]，1879-1974)不得不时刻担心被驱逐。在这种情况下，雅斯贝尔斯夫妇常常将用于自杀的毒药丸带在了身边。(48)
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几年中，雅斯贝尔斯曾谴责自己对海德格尔不够坦诚，他不仅没有问过海氏对纳粹的看法，也没有向他谈及自己的政治见解。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切都变得太晚了。(49)雅斯贝尔斯在1948年3月1日写给海德格尔的信中解释了之所以没有这样做的原因，但这封信却始终没有寄出去：“我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我怀疑，并不是每个人在这个恐怖国家中都会作为我的真正朋友而出现。我遵循斯宾诺莎的宁静(caute Spinozas)以及柏拉图的忠告(Rat Platos)的做法：在这种时候要像暴风雨来临时一样躲避起来……在您的面前，我从1933年以来就一直忍受着这种痛苦，直至这种痛苦在30年代由于更为可怕的事情的压力而几近消逝。只留下了遥远的记忆和不时出现的新的惊讶。”(50)
1966年《明镜》周刊的记者曾问过海德格尔：“您曾长时期跟雅斯佩尔斯(即雅斯贝尔斯——引者注)友好。1933年以后这个友好关系开始消退。谣传都说友谊消退要和雅斯佩尔斯的妻子是犹太血统一事联系起来看。您想对此事说点什么吗？”海德格尔就此回答说：“我从1919年起就和卡尔·雅斯佩尔斯友好；我于1933年夏季学期中在海德尔堡访问过雅斯佩尔斯夫妇。雅斯佩尔斯把他在1934至1938年之间发表的所有著作都寄给我了——‘附致热忱’”。(51)但雅斯贝尔斯却并不认可这位“朋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不过在1935年我还听别人说过，他(指海德格尔——引者注)在讲座中说他的‘朋友雅斯贝尔斯’。我有些怀疑，今天他是否理解了我们之间的绝交。”(52)实际上，在纳粹执政时期，雅斯贝尔斯一直将海德格尔看作是自己“精神上的敌人”(geistiger Feind)(53)：“我们之间并非由于我们的著作，而是由于行为而成为了对手。哲学思想必须要跟思想者的行为结合起来才能得以把握。”(54)实际上，自1936年5月16日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的通信中断之后，雅斯贝尔斯已不再将海德格尔看成是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而看成是骗子；不是大学的改革者，而是毁灭者；不再是来自哲学本源的朋友，而是来自权力目的的敌人；不再是可能的战友，而是朋友中的唯一出卖者。(55)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之间的关系，至少从雅斯贝尔斯的角度来看，他想建立一种纯洁的哲学友谊。但由于纳粹的上台，海德格尔以哲学的方式投机极权政治的做法，导致了这一友谊的彻底失败。
1934年，海德格尔从校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这并不是因为他成了纳粹极权的反对者，而是因为他不得不认识到，他那模糊的革命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56)海德格尔渐渐地从他的哲学-政治梦想中清醒了过来，正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他重新回到了洞穴或者是山上去思考他的哲学问题。据说当海德格尔带着无法洗刷干净的纳粹印记重返教习的时候，他的同事曾讥讽他道：“君从叙拉古来吧！”(57)的确，海德格尔在他的校长就职演讲中强调过柏拉图式的要求以为现实政治提供哲学的基础。雅斯贝尔斯后来也认为，作为思想家的海德格尔本来是想用哲学思想来教育元首的。(58)
1945年，纳粹政权垮台后，法国的军管会要追究海德格尔的责任。一个所谓的清洗委员会要对海德格尔做出判决。对此，海德格尔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确实没有罪恶感，至少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犯罪感。在他看来情况是这样的：他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确实支持过纳粹政权，因为他当时把它看成了一场形而上学的革命。当这场革命不能解决它所承诺的问题时——至于这场革命向他承诺的问题是什么，海德格尔从未解释清楚过——，他就退出了这场革命，继续从事他的哲学研究，而不再受是否得到党的认可或是拒绝的影响。海德格尔感到他并没有隐瞒自己对这种体制的批评意见，而是在讲座中公开予以指斥。仅就这点而言，他对这种体制所负的责任理应要比大多数学者少得多，因为那些曾努力使自己适应纳粹政治的教授们却没有谁要对此负责。那么海德格尔究竟跟这一体制的犯罪有何牵连？
一直到1966年，海德格尔依然对要追究他的责任感到非常吃惊：“我不明白，为什么据我和当时的中央教育部长作的这些谈话就受到责难，而当时所有外国政府正忙于承认希特勒并给他以国际通行的礼遇。”(59)正如他向雅斯贝尔斯所承认的那样，他为自己曾短暂参与到了纳粹政权之中去而感到“羞耻”。(60)但是，这是一种因为“没有搞清楚”纳粹政治的真相而感到的羞耻。在他看来，他原本要追求的东西——觉醒、革新，和最终从现实政治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很少有什么联系。在他带着哲学的激情投入到政治领域以后，他又重新将政治和哲学分开，在他看来，他重新赢得了他的哲学观点的纯洁性。他公开了他的思想历程，这就为他自己恢复了名誉。因此，他在法律和道德意义上，都没有感到自己有任何罪责。(61)
1945年9月，清洗委员会首先对海德格尔的政治行为做出了一个比较宽大的判决。理由是，虽然他开始时参与了纳粹政治，并在“德国的教育界面前”为这一政治作辩解，由此造成了“在向德国知识界论证这场革命的合理性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强化了德国知识界对于这场革命所抱的希望，甚至还从根本上妨碍了德国科学在这场政治巨变中的自主独立”。(62)但他从1934年以后，就不再是一个纳粹分子了。因此，委员会建议：海德格尔应提前退休，但可以不离开他的职位。他可以保留自己的教师职位，但不允许参加大学合议机构的活动。(63)
裁决委员会和法国的军事政府对清洗委员会这一宽大的判决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如果海德格尔能够安然逃脱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再对其他有罪证的教师采取措施。因此，清洗委员会受委托，再次对海德格尔的情况加以调查。(64)
海德格尔分别于同年11月4日和12月5日写了两封致清洗委员会的信，以为他自己辩解，其目的在于使他完全恢复名誉。(65)他想保留作为教师的所有权利和义务。但现在他却发现，大学方面为了取得军管会的信任，已做好了惩一儆百的准备。情况变得对他很不利，他表示自己已经做好了退休的准备。他现在只想保留自己的教师职位，当然还有他的退休金。他建议，让雅斯贝尔斯为他写一份鉴定，以使非纳粹化的程序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雅斯贝尔斯在1945年圣诞节的几天内写成的这份鉴定起到了相反的作用。(66)一开始，雅斯贝尔斯想拒绝写这份鉴定，但后来他感到自己有这个义务，特别是因为他在海德堡大学这个冬季学期里做了关于清理罪责的必要性的讲座：《罪责问题》。(67)如果海德格尔早知道这个讲座的话，他就不会请求雅斯贝尔斯写这份鉴定了。因为雅斯贝尔斯在讲座中，也涉及了海德格尔。他说：“许多知识分子曾参与了1933年的运动，以为自己谋求发挥主导的作用，并公开在世界观上支持新的政权——但后来，他们却被排挤到了一边，因此他们很生气……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了纳粹的迫害，所以他们在后人面前是有资格的。他们把自己看成了反纳粹者。这些年来，这些纳粹知识分子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在关于精神的问题上，他们能够毫无偏见地说出真理——他们维护德意志思想的传统——他们防止对它进行破坏——他们推进它每一步的发展……在1933年时，作为一个思想上成熟的人，内心怀着坚定的信念，不仅想卷入这场政治的错误中，而且还想通过纳粹主义来提升自己此在的感觉，那么他就是不纯洁的，除非对他进行比其他人更为深刻的改造，此外别无他法。”(68)雅斯贝尔斯认为，海德格尔曾有意识地以自己的学术影响和哲学方式来为纳粹革命服务，试图从哲学本体论的方面论证这一政治的合法性，这跟其他方式的为虎作伥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海德格尔迫于自己在1945年末的窘境，间接的求助于雅斯贝尔斯，这使雅斯贝尔斯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们夫妇在获得美军的解救后，希望得到海德格尔对自己行为的直接解释。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雅斯贝尔斯在1945年秋季给海德格尔寄了一期由他主编的杂志《转变》，(69)并在该刊物的“序言”中公开了他对纳粹极权的看法，可是海德格尔对此却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70)
在1948年并没有寄出的一封信中，雅斯贝尔斯这样评价自己1945年所写的那份鉴定：“在我冷漠的态度中，您不可能发现我内心的真实想法。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在于使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尽量发生好的效果，使它能够在危险的境地中给您提供最大可能的帮助，从而使您能够继续工作下去。”(71)
雅斯贝尔斯为裁决委员会所写的鉴定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句子如下：“在我们当今的情况下，我们要怀着极大的责任感去处理青年人的教育问题。我们追求一种完全的教学自由，但并不是直接的去建立这种自由。我认为，海德格尔的思考方式的本质是非自由的、独裁的、缺乏交流的，这样的思考方式在当今的教学活动中是危险的。在我看来，思考方式要比政治判断的内容来得重要，因为它的攻击性很容易改变方向。只要他还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再生，这点可以从他著作中表露出来，那么我就认为，这样的一名教师对于当今内心还几乎没有抵抗能力的年轻人来说，是不能聘用的。直到年轻人能够进行独立的思考为止。”(72)雅斯贝尔斯的鉴定书实际上只是一位哲学家所做的有关政治的权威性判断，至于象《罪责问题》一样从政治本身出发进行分析，雅斯贝尔斯当时并没有这样做。(73)
雅斯贝尔斯认为，思维本身与政治实践是不可分的，他在《哲学自传》中追问道：“有没有这样一门哲学，其著作是真实的，而思想者在实际中的作用却是不真实的？”(74)哲学思想必然要成为一个对政治行为负责任的观念基础，没有哪种思想只存在于观念的真空中，而与行为无涉。但这其中也绝非哲学思想指导政治行为的简单的因果关系。对雅斯贝尔斯来讲，海德格尔的生平与思想构成了他作为一个人的全部，海德格尔在人格上和在哲学上的不负责任，(75)同样也反映在他以哲学为基础的对纳粹的投靠上。尽管如此，雅斯贝尔斯依然相信，海德格尔之所以与纳粹同流合污，在于他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家，雅斯贝尔斯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拯救海德格尔及其独树一帜的哲学。
雅斯贝尔斯的鉴定并没有一直停留在评判海德格尔为纳粹主义所做的表面活动上，而是认为海德格尔的思考方式对德国政治-道德的必要重建是有害的。一直到1966年，海德格尔在回答《明镜》周刊的记者提问时依然认为：“我认为今天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能够为技术时代安排出一个——而且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治制度来。我为这个问题提不出答案。我不认为答案就是民主制度。”(76)可见，雅斯贝尔斯并没有看走眼。
根据这份鉴定，裁决委员会于1946年1月19日做出决定，建议法国军事政府强制海德格尔退休并取消了他的教师资格。这同样意味着海德格尔要离开他在大学中的职位，并只能获得少量的退休金。1946年底，法国军事政府对这个决定变得更加挑剔，并加重了惩罚的力度，也就是说，从1947年起规定取消海德格尔的退休金。但1947年5月，又收回了这一惩罚的条例。
战后雅斯贝尔斯突然变成了有名的权威人士。他在纳粹时期受到的排斥使他一夜之间成了德意志民族良知的代表，对于这点，他起先感到非常难受，认为这是一种虚伪的谄媚。他怀疑这突如其来的荣誉，对他来说，就像“生活在虚幻之中”，他想脱离这种生活，“他渴望逃避那‘被阿谀逢迎的假名声’，回到静寂的工作中去，而这才是他真正的使命。”(77)因此雅斯贝尔斯在1948年夏季接受了巴塞尔大学的任命。在那里，雅斯贝尔斯从1949年年初开始，致力于为海德格尔解除对其教学的禁令。1949年6月5日雅斯贝尔斯在给弗莱堡大学当时的校长泰伦巴赫(Tellenbach)的信中写到：“马丁·海德格尔教授以他在哲学界的成就被誉为当代世界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在德国没有人能够超越他。他那几乎是隐蔽的、对最深层问题的哲学思考只是间接的显现在他的作品中，而这有可能使他在当今贫乏的哲学世界中成为无与伦比的人物。现在……像海德格尔这样的人应当能够安静地工作，完成、出版他的著作。……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可以重新承担教学的任务。”(78)雅斯贝尔斯认为，尽管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有文字游戏以及虚无主义的倾向，但跟其他哲学家相比，海德格尔的哲学深度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应当允许这样一位杰出的哲学家继续从事哲学研究，出版更多有价值的著作，培养更多有影响力的哲学后备力量。
1949年3月，对海德格尔的非纳粹化的审理程序结束了，其结论为：“纳粹的追随者。但不应对其予以制裁。”这一判定使弗莱堡大学开始商定取消对海德格尔的教学禁令。1949年5月，裁决委员会以勉强的多数票同意向教育部建议，海德格尔重新享受退休的权利，并同时取消对他的教学禁令。经过长时间的商量，直到1952/52年的冬季学期，海德格尔才得以重返讲台。至此，当时已经62岁的海德格尔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以弗莱堡大学哲学教授的身份授课，并主持研讨班了。
雅斯贝尔斯在战后于1949年2月6日写给海德格尔的第一封信中小心翼翼地探问，是否“我们之间相互沉默”的局面能够结束。(79)这的确是一个艰难的、大胆的行动。“1933年以来无止境的悲痛，甚至在当前的情况下，我的德意志心灵还总是在隐隐作痛，这使得我们相互之间不再保持联系，而是相互保持沉默。”(80)如果说在他们之间还存在着“阴影”，那么是否可以在私人生活或是哲学问题的探讨上“相互交换意见”。雅斯贝尔斯在信的结尾处写道：“我就像是在遥远的过去，抓住一样东西，它是从前的，也可能什么都不是，从而跨越了时间的深渊，来向您问候。”(81)
海德格尔开始并没有收到这封信。6月份，他从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弗莱堡大学心理学教授的海斯(Robert Heiβ，1903-1974)那里得知，雅斯贝尔斯给他写过信。在没有看到这封信的情况下，海德格尔自己起草了一封简短的信件，他不自然的语气明显地表露了他内心的毫无把握：“抛开我们之间由于短暂的不和谐而造成的所有误解和纷乱吧，我和您之间的关系一如既往。”(82)但这种关系究竟能在什么程度上得以继续，或者说，他将如何重新建立和雅斯贝尔斯之间的关系？为此，海德格尔暂时决定选择他俩在思想上的共同点：“在危机与日俱增的世界形势下，作为思想的守护者是越来越少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要不计后果地坚持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世界舆论及其机构并不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地方。人们不应当谈论孤独。孤独只存在于唯一的一个地方，在这里，思想者和诗人用人类的财富来支持存在。我在这一地方衷心地祝福您。”(83)
不过雅斯贝尔斯在7月份的一封回信中，毫不掩饰他对此的怀疑态度：“我至今尚不能理解您所说的存在的公开性。您祝福我的那个地方——我也许从未去过，但带着好奇和紧张的心情，我非常愿意接受这样的问候。”(84)
汉娜·阿伦特在战后马上恢复了与雅斯贝尔斯之间的联系。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9月1日写给她的信中非常轻蔑地评论1949年2月以来他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几封通信：“他完全处在对存在的空想(Seinsspekulation)之中，他把存在写成了‘Seyn’。在25年前，他写成了‘Existenz’，从根本上曲解了这件事情。现在他写得更为本质了……希望他不要再次曲解它。但我对此表示怀疑。一个不纯洁的人……怎么能够在不坦率的情况下，看到最纯洁的东西？”(85)实际上，海德格尔之所以用古德语的“Seyn”一词来表示现代德语的“Sein”，显示出了他想要摆脱传统形而上学对“存在”的误解，进而对在西方哲学史中普遍被接受的概念如理性、逻辑、真理、存在等进行否定，以凸显他对西方传统的别样思考。海德格尔想要从最根本的概念方式出发以突破传统哲学框架的羁绊。雅斯贝尔斯当然理解这一点，因此他很快就收回了上述的尖刻批评，并解释说：“他独特的地方在于他知道当今几乎无人知道的一些东西。并给人一种充满预感的印象。”(86)
同样，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评价也是摇摆不定。她为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之间至少建立了通信联系而感到高兴，并同时证实了雅斯贝尔斯对海德格尔的负面评价：“在特托瑙贝尔格(Todtnauberg)的生活，(87)即谩骂文明、用y这个字母来书写‘Sein’(存在)这个词，事实上这只是一个耗子洞，他想钻回这个耗子洞，因为他有权利相信，他在那里只需要看见那些充满着钦佩之情而前来朝圣的人们；因为要爬上1200米的高度，去责骂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88)
1949年11月，当时已定居美国纽约的阿伦特受“欧洲重建犹太人文化委员会”的委托，到欧洲去了4个月，将被纳粹分子掠夺去的犹太文化宝藏的残余物整理出来并列出清单。在这次旅行中，她首先于1949年12月到巴塞尔去拜访了雅斯贝尔斯夫妇。这期间，雅斯贝尔斯对阿伦特已经产生了父亲般的爱，他第一次从阿伦特的谈话中知道了她跟海德格尔之间的爱情。“啊，这使人感到非常激动”，他说。对雅斯贝尔斯的这个反应，阿伦特感到如释重负。因为雅斯贝尔斯也可以对此提出道德上的批评或是感到嫉妒。他们俩很深入地谈论海德格尔，这使一向拘泥的雅斯贝尔斯感到了一丝惆怅，他说：“可怜的海德格尔，他最好的两个朋友，正坐在这里剖析着他。”
阿伦特本来并不打算去拜访海德格尔，这点她也跟雅斯贝尔斯说过。但她到了弗莱堡以后，却通知了海德格尔，所以海德格尔马上就来到了她下榻的旅店。这次相见使他们之间开始了新的友谊。
雅斯贝尔斯在收到海德格尔1950年3月7日的来信后，又想再次中断和他之间的联系。这事发生在阿伦特首次拜访海德格尔不久以后。阿伦特鼓励海德格尔，开诚布公地和雅斯贝尔斯进行交流，因此，海德格尔不久就写信给雅斯贝尔斯：“1933年以后，我没有到您的家中去过，这并不是因为那里有一个犹太妇女，而只是因为我自己感到很羞愧。”(89)雅斯贝尔斯在他的简短的回信中对这种“毫无保留的解释”表示感谢，(90)但随后的两年内，雅斯贝尔斯却一直保持着沉默。直到1952年7月24日才重新提笔写信，这表明，他不可能消除对海德格尔的怀疑，也不能简单地接受海德格尔向他所承认的“羞愧”。另外，他还对海德格尔式的隐晦也表示出了怀疑。(91)海德格尔写道：“邪恶的事情”远没有结束，在这“无家可归”的时候，“基督降临节”就要来临，“我们也许不能在这轻微的痛苦中就知道这遥远的暗示，并截住它，为将来而保留它。”(92)雅斯贝尔斯在回信中写道：“我想，这纯粹是一种梦想……这一系列的梦想已经迷惑了我们半个世纪之久。”(93)自这封信以后，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之间只是在双方生日时，互致长短不一的生日祝福而已。
1956年雅斯贝尔斯在海德格尔于此前一年为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1895-1998)60岁生日所写的一篇题为《有关存在问题》(Zur Seinsfrage)(94)的小册子中读到了这样的句子：“现在，如果有人认为，应当从整体的方式和历史上来更为清楚地探究形而上学问题，并认为应当加以遵循这样的原则的话，他喜爱如此自负地在明亮的空间里行动，有朝一日他应当对此进行思考，他是从何处得来的这光亮，以致他能够看得这么清晰。”(95)一开始雅斯贝尔斯有些犹豫，他拿不准，海德格尔到底是在影射他还是卡尔·洛维特，最终他确信就是他自己。对此，雅斯贝尔斯写道：“虽然他在语言的运用上经过了精心的选择，但毫无疑问，这是指的我。……在这里我不想介入这一卑鄙的行径。”(96)
雅斯贝尔斯对海德格尔的愤怒之情已经达到了极点。因为这是一种令人感到痛苦而又无聊的游戏。但是，不久雅斯贝尔斯又变得心平气和了。他承认，他根本没有仔细阅读海德格尔的文章，为此，他还写下了卡尔·洛维特的一句话：“事实上，没有谁能够有意识地宣称，他已经在本质上理解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这个秘密。”(97)
和海德格尔一样，雅斯贝尔斯在于1932年出版的主要著作《哲学》一书中，将“寻找存在”(Suchen des Seins)看作是哲学的最重要的任务。但是他所寻找的是另外一种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用另一种方式来寻找它。对雅斯贝尔斯来说，这个存在是一种“统摄”，它只有在自由的运动之中，在超越一切时才能被认知。但是这种“统摄”是不能够通过哲学思想的直接作用而被理解的。
上世纪60年代，雅斯贝尔斯在论及海德格尔的尼采研究时，比较了他和海氏观点的差别，这涉及了他们之间毕其一生的讨论所得到的极其有限的结论：“海德格尔：思想本身就是存在——它谈论周围其他的东西并给予提示，而不是直接贴近存在。雅斯贝尔斯：思想有其生存的重要意义——它表达了默想者的内在行为(准备、然后加以表达)并在生活实践中加以实现——而不是在哲学著作中体现。”(98)海德格尔也注意到了这一不同点，并在他1936/37年冬季所做的关于尼采的讲座中谈到了这点。他在这篇文章中讲道，对雅斯贝尔斯来说，哲学在其本质上只是一种“以照亮人类中的杰出人物的道德为目的的幻想”，雅斯贝尔斯将哲学知识看得“不再严肃”。哲学在他那里成了“人类生存的道德化了的心理学”。而海德格尔所一再重复的对世界观哲学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雅斯贝尔斯的，他同时把矛头指向了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和胡塞尔。实际上，海德格尔在纳粹政治中受挫之后所进行的尼采研究，依然是以纳粹尼采专家博姆勒(Alfred Bumler，1887-1968)的研究为出发点而展开的。他在讲座中曾毫不客气地说，雅斯贝尔斯的尼采研究是再糟糕不过的了。但他并没有将相应的句子收入他在雅斯贝尔斯生前所出版的有关尼采讲座的书籍之中。(99)
雅斯贝尔斯猜测，海德格尔对思想的过高估计事实上并没有与一种“科学的哲学”的观点相脱离，虽然他发表了反对科学的论点。他坚持哲学概念的严格定义和一种纯粹是臆造的、矫揉造作的思想构造。雅斯贝尔斯感觉到《存在和时间》就是这样的一部著作。他在海德格尔后期的作品中虽然发现，海德格尔想和科学性作彻底的决裂，但他从中还是解读出了另外一种过激的行为，那就是他在语言上的独立。这种语言完全是生造出来的，进而成为了一种技巧，或者是因为它表现了存在，因而才变得这般有魔力。雅斯贝尔斯对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保持怀疑的态度。对雅斯贝尔斯来说，语言并不是“存在的家园”(Haus des Seins)，因为“存在”作为“统摄”不可能放入一个壳套中，也不适合语言的开放性。1949年8月6日雅斯贝尔斯在给海德格尔的信中写道：“事实上，语言是通过行为、现实和爱在传达之中自己加以扬弃的。”(100)
雅斯贝尔斯同样对海德格尔早期哲学中的“决心”(Entschlossenheit)的概念进行了批判。他写道：“对我们来说总是这样一个问题(自《存在与时间》出版后)：‘决心’，但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这其中的空虚已由纳粹主义所充满了。”(101)对雅斯贝尔斯来讲，类似“决心”这样的概念，在海德格尔那里缺乏任何一种衡量的尺度，其内容也没有规定性，正因为此，这些概念才会很容易地被滥用到其他目的上去。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当哲学成为生存的内部行动时，它就达到了它的目的。他在海德格尔身上非常清楚地发现了他把哲学看作是一项“事业”的意志。每一项“事业”都强调它和其它生命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他没有把他自己的哲学封闭在一项“事业”内，雅斯贝尔斯很清楚这一点，并认为这对哲学思考来说是有益的。在这点上，1955年他是这样评论海德格尔的：“从一开始，这就是保护他的语言方式和主题的一项特殊的哲学事业，它作为一种特殊的东西从其它的生命中区别并提炼出来。当他1933年偏离了这一方向后，他便将自己的语言方式转化成了政治话语。我的方式是漫无边际的，就题目而言并没有什么限制，就思考方式而言，它是与日常的思想和哲学思考大学的讲座和生动的交谈密不可分的。”(102)雅斯贝尔斯的判断非常准确，相对于海德格尔哲学的深刻与孤寂，雅斯贝尔斯在哲学中更注重强调的是交往和开放。
不过，雅斯贝尔斯多次指出，尽管他读过《存在与时间》的许多部分，他也记录下来了一系列有关海德格尔思想批判的笔记，但他本身并不具备批判整本书的能力，因为他没能从细节处条分缕析地研究过这部著作。(103)雅斯贝尔斯对于作为一个人而非思想家的海德格尔的把握更准确一些。尽管雅斯贝尔斯在对海德格尔的思考和评判方面表现得非常深刻，甚至在某些方面显示出具有开创性的一面，但他对海德格尔的哲学动机的探寻依然是不完全的，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也是不完整的。
尽管雅斯贝尔斯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持有批评的意见，并与之有着一定的界限，但对雅斯贝尔斯来说，在这个贫瘠的哲学世界上，海德格尔仍然是独一无二的人物：“透过海德格尔，在同时代人身上我看到了通常只能在历史中出现的这样一些东西，而这些对哲学思考来讲却是至关重要的。”(104)
白发苍苍的雅斯贝尔斯在他最后的关于海德格尔的笔记中写道：“在一个多岩石的、宽阔的高原的山顶上，同时代的哲学家们见面了。他们从那里俯视雪山和人类居住的更深的河谷，以及天空下处于广阔的地平线上的所有一切。那里的太阳和星星比任何地方的都要明亮。空气是如此的纯洁，去除了所有的污浊，如此的清凉，不产生任何的烟雾，如此的明亮，以至于在一望无际的空间内，发生了思想的飞跃。要进入这一地方并不难。在多条路上攀登的人，只要能够下定决心，不断地离开自己的住处一会儿，去这个山上获知事物的本来面目，就可能进入。在那里哲学家们正在进行一场令人惊叹不已的非暴力战斗。他们受权力的驱使，通过他们的思想，人的思想，相互争斗……看起来，那里现在似乎已经碰不到任何人了。但我却在一种永恒的空想中，徒劳地寻找他们认为重要的人物，并似乎碰到了一个人。但这个人是我殷勤的敌人。因为我们为之服务的权力是互不相容的。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之间不能够进行交流了。欢乐变成了令人绝望的痛苦，好似错过了一个唾手可得的机会。这就是我和海德格尔的关系。”(105)
*感谢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Universitt Erlangen-Nürnberg)的费瑞实(Thomas Frhlich)教授寄赠的他在苏黎世一家旧书店淘来的雅斯贝尔斯的《海德格尔笔记》(详见注④)。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还参考了Rüdiger Safranski所撰写的“失败的友情”(Miβlungene Freundschaft)一文，此文收入：Deutsche Freunde(《德意志朋友》，hrsg.von Thomas Karluf，Reinbek bei Hamburg：Rowohlt，1997，S.228-320)一书，特此说明。
注释：
①雅斯贝尔斯晚年在平心静气地谈到这段交往的时候又写道：“不过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感到在一小段时间内所走的是同一条道路的话，从后期的发展来看这也许是个误解。不过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事实，我至今也不能否定的事实。”Karl Jaspers,Philosophische Autobiographie,München,Zürich:R.Piper & Co.Verlag,1977,S.94。《哲学自传》一书是1953年雅斯贝尔斯应Schilpp教授的请求而写的一部介绍他的哲学探索的自传。书中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讲述了他的重要哲学思想和论著，并着重谈到了这些思想产生的鲜为人知的时代背景。此书共分14章，内容如下：前言；1、童年和青年；2、精神病理学；3、世界观的心理学；4、李凯尔特；5、哲学；6、恩斯特·麦尔；8、大学；9、哲学逻辑；10、海德格尔；11、神学和哲学的信仰；12、哲学的世界史观念；13、从整体上来看我的著作；14、晚年。雅氏在完成这部著作以后，曾经将手稿拿给了他的妻子和几个朋友看，他们一直建议他将手稿中有关“海德格尔”的一章在海氏在世的时候暂时予以删除。尽管雅斯贝尔斯在这部自传中对海德格尔的描写非常客观，甚至有些保守，但将海氏在纳粹期间的这些行为公之于众，对海德格尔来说依然可能是“致命的伤害”。(见注④所揭《海德格尔笔记》，第120条，第141页)因此直到1977年R.Piper & Co.Verlag出版社在此书再版时才将这一章重新收入(海氏于1976年去世)。本书有198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中文版本，由王立权译，黄颂杰校。此译本因为译自Tudor Publishing Company，New York，First Edition，1957英文版，因此缺少弥足珍贵的“海德格尔”一章。本文中所引《哲学自传》中的段落，大都出自这一章。
②“统摄”(das Umgreifende，又译作“大全”、“环绕”等)是雅斯贝尔斯存在哲学的核心概念，所指的乃是主客体没有分裂之前的存在状态。“统摄”显然不可能是一个客体，在我们的思想中，我们只能得到一个关于“统摄”的提示。对“统摄”作哲学的探究，意味着深入到了存在自身的内部，这只能间接地进行：“如果人们同样不能认识统摄的话，却能澄明它。澄明乃是一种无需去解释之清晰，是一种无需规定性进而到达被思物之思忖，是一种无需去知道之证实。”K.Jaspers,Was ist Philosophie? Ein Lesebuch,München,Zürich:R.Piper & Co.Verlag,1976,S.86。
③伽达默尔著，陈春文译《哲学生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96页。
④1928至1964年间，雅斯贝尔斯记下了有关海德格尔的200多页笔记。这些笔记一直到雅斯贝尔斯去世的时候依然放在他的写字台上，尽管在他去世前5年的时间里他并没有在其中添加什么。手稿之所以一直放在他够得着的地方，是让他感觉到随时都可以重新开始与海德格尔的“交谈”。(见下揭《海德格尔笔记》第7页)雅斯贝尔斯的最后一位私人助手、巴塞尔卡尔·雅斯贝尔斯档案馆管理员汉斯·萨纳尔(Hans Saner)于1978年首次以书籍的形式出版了这些笔记，1989年又出了修订版：Notizen zu Martin Heidegger,Hrsg.von Hans Saner,München,Zürich:R.Piper & Co.Verlag,1978,1989(Neuausgabe)。以下简称《海德格尔笔记》，系1978年版。
⑤见前揭《哲学自传》，第98页。
⑥见前揭《海德格尔笔记》，第7页。
⑦见1950年3月7日海德格尔致雅斯贝尔斯信：“1933年以后，我没有到您的家中去过，这并不是因为那里有一个犹太妇女，而只是因为我自己感到羞愧难当。”Martin Heidegger/Karl Jaspers.Briefwechsel 1920-1963(《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来往书信集——1920-1963年》，以下简称“《书信集》”)，hrsg.von Walter Biemel und Hans Saner,München:Piper+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1992,S.196。据雅斯贝尔斯最后的私人助手萨纳尔回忆，雅斯贝尔斯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依然常常谈起他跟海德格尔之间的关系。雅斯贝尔斯也试图跟海德格尔和解，但由于他的妻子——作为一个犹太人在纳粹集权统治下的经历，雅氏断然否定了这样的想法。同时海德格尔确实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自己的罪过，这也是让雅斯贝尔斯一直耿耿于怀、不能释然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前揭《海德格尔笔记》，第7页。
⑧见前揭《海德格尔笔记》，第159条，第173页。
⑨见前揭《哲学自传》，第100页。
⑩“1966年9月23日《明镜》(Der Spiegel)记者与海德格尔的谈话”的中文翻译：“‘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收入：熊伟译、王炜编《熊译海德格尔》，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9-295页，此处引文系第270页。
(11)朱利安·扬著，陆丁、周连译《海德格尔·哲学·纳粹》(J.Young,Heidegger Philosophy Naz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页。
(12)海德格尔1945年12月15日致清洗委员会的信中称：“我与高等学校协会之间的对立，并不是从1933年春季才开始的。从那些很有名的蓝皮书中，我在几年前就已经与卡尔·雅斯贝尔斯以及我的其他朋友们和学生们彼此一致地发现：使‘universitas’意义上的德国大学发生某种源于哲学精神的内在转型，是根本不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加以实现的。许多年来，德国的大学都是处在‘高等学校协会’的越来越增长的影响之下的；也就是说，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实体享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优先权。有关教学的技术、管理的技术以及相关教师的工资问题总是处于突出的地位。而‘精神性的’东西则只是偶尔‘也’被提及。”见：雨果·奥托：“马丁·海德格尔与非纳粹化运动”之“附录三”，收入：《开放时代》2000年第5期，第98-99页。
(13)见前揭《书信集》，第152页。
(14)Martin Heidegger: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t.Rede,gehalten bei der feierlichen übernahme des Rektorats der Universitt Freiburg i.Br.am 27.5.1933,Breslau o.J.(1933)。海德格尔曾将他的这个讲话签名后送给了雅斯贝尔斯：“致以衷心的问候。海德格尔”(Mit herzlichem Gruβ.Heidegger)。参考：前揭《书信集》第258页，第119封信之注1。海德格尔认为，他的这篇演讲的内容或者被人们从否定性方面、或者从肯定性方面加以利用了，而它的“本真内容和根本性的积极因素，以及它与我的哲学著作之间的内在关联，都基本没有受到重视。”“海德格尔1945年12月15日致清洗委员会的信”，见前揭《开放时代》，2000年第5期，第100页。
(15)见前揭《书信集》，第155页。
(16)清洗委员会在1945年9月的报告中也指出：“他(指海德格尔——引者注)为了使自己能够在学术青年中获得坚实可靠的广泛追随，竟然头脑发昏地鼓动学生们去反对那些被认为是‘反动派’的大学教授们。”见前揭《开放时代》，2000年第5期，第95页。
(17)原文载：Die Heidelberger Neuesten Nachrichten,Nr.150,vom 1.Juli 1933,S.4。这一演讲同样也收录在：Guido Schneeberger:Nachlese zu Heidegger.Dokumente zu seinem Leben und Denken,Bern 1962,S.73f。
(18)见前揭《哲学自传》，第101页。
(19)出处同上，第102页。有关“迷醉”的状况，朱利安·扬写道：“迷醉的概念出现在菲利普·拉库-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的论文里，他认为纳粹集权主义的本质不仅仅是操纵大众，而且也是通过仪式激发他们业已认同的激情，以此发动战争和对领袖近乎狂喜的认同，一种‘集体聚合’的状态。我已经说过，尽管所有关于纳粹本质的宣称都是不被认同的，但我还是认为拉库-拉巴特正确地捕捉到了海德格尔版的纳粹主义的重要特征。在1933年，海德格尔就像1914年的思想家一样，如此地沉溺于民族共同体(Gemeinschaft)‘聚合’，那充满诱惑的辉煌之中，以至于他再也看不到任何对规则、法律和权利的需求。”见前揭《海德格尔·哲学·纳粹主义》，第68页。
(20)见前揭《海德格尔笔记》，第165条(1961/64年)，第181-183页。
(21)见前揭《书信集》，第156页。
(22)见前揭《书信集》，第260页。
(23)这封信的题为：“大学改革问题提纲”(Thesen zur Frage der Hochschulerneuerung)，雅斯贝尔斯当时很可能是想将此信寄给卡厄斯鲁的巴登文化与教育部(Ministerium des Kultus und Unterrichts in Karlsruhe)的。请参考：前揭《书信集》，第259-260页。
(24)见前揭《书信集》，第260页。
(25)见前揭《书信集》，第260-261页。1929年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一文中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德国大学的弊端：“各门科学千差万别。它们探讨对象的方式根本不同。这许多支离破碎的学科，在今天只是被各大学科系的技术组织维系在一起，并且只是靠各学科的实际应用目的而保持其意义。反之，各门科学的根株在其本质深处则已经死亡了。”见前揭《熊译海德格尔》，第150页。
(26)见前揭《书信集》，第261页。
(27)见前揭《书信集》，第156页。
(28)1966年9月23日德国《明镜》(Der Spiegel)周刊记者在采访海德格尔时曾提问道：“因此您在您的校长演说中宣讲了三根柱子：‘劳动服务’，‘军役服务’，‘知识服务’。这样一来，您就认为，‘知识服务’就由此被提到一个同级地位，这个同级地位是纳粹分子不肯给予知识服务的，对吗？”海德格尔答道：“谈不上几根‘柱子’。如果您仔细研读：知识服务虽说按顺序排在第三位，可是按含义说是被排在第一位。还须细想一下，劳动和军役和任何人类行动一样，都是以知识为基础并由知识启发出来的。”见前揭《熊译海德格尔》，第273页。
(29)见前揭《书信集》，第262页。
(30)转移自：Hans Saner,Jaspers,Reinbeck bei Hamburg:Rowohlt,1970,S.44。
(31)见前揭《哲学自传》，第102页。
(32)Martin Heidegger: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t.Rede,gehalten bei der feierlichen übernahme des Rektorats der Universitt Freiburg i.Br.am 27.5.1933,Breslau o.J.(1933),S.9。
(33)见前揭《哲学自传》，第101页。
(34)见前揭《书信集》，第152页。
(35)见前揭《熊译海德格尔》，第273-274页。雅斯贝尔斯在晚年的时候，重又思考过海德格尔哲学的怪异之处，以及希特勒对马克斯·韦伯所谓精神领袖所具有的人格魅力观念(Max Webersche Idee eines charismatischen Führers)的丑诋。见前揭《海德格尔笔记》，第235条，第252页。
(36)出处同上，第274页。
(37)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Zeit,Max Niemeyer Verlag Tübingen,1979,S.175,252,296。
(38)1950年4月8日海德格尔致雅斯贝尔斯信，见前揭《书信集》，第200-203页。
(39)见前揭《书信集》，第210页。
(40)见前揭《书信集》，第274页，以及前揭《海德格尔笔记》，第14-15页。
(41)见前揭《书信集》，第167和169页。
(42)1949年2月6日雅斯贝尔斯致海德格尔信，见前揭《书信集》，第169页。
(43)见前揭《哲学自传》，第101页。
(44)雅斯贝尔斯在一封并没有寄出的信中写道：“您有关以马克斯·韦伯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圈子的一句话以及对犹太人一词的运用，依据当时我们的理解，我是不会忘记的。”见前揭《书信集》，第167页。在1949年2月6日雅斯贝尔斯致海德格尔的信中，他依然提到“涉及到我们双方个人的事情(‘犹太人弗兰克尔’，‘马克斯·韦伯’周围的知识分子圈子)”。出处同上，第169-170页。
(45)见前揭《书信集》，第274页，注释6。
(46)见前揭《书信集》，第162页。此信的草稿存于雅斯贝尔斯的遗稿中，上面并没有注明“未寄”的字样，估计曾寄给了海德格尔。出处同上，第266页，注释1。
(47)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洛维特系海德格尔的学生。他于1933年纳粹攫取政权之后流亡意大利，之后去了日本和美国。曾任日本仙台、美国哈特福(Hartford)、纽约等大学教授。洛氏在战后返回德国后，自1952年担任海德堡大学教授。
(48)有关雅斯贝尔斯在纳粹极权下的生活，请参考李雪涛文：“纳粹铁蹄下的一位德国知识分子的余生——记第三帝国期间在海德堡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见：《中华读书报》2005年9月7日，第18版。
(49)见前揭《哲学自传》，第102页。
(50)见《书信集》，第167页。1966年10月30日雅斯贝尔斯在解释这封信当时之所以没有寄出的原因时写道：“48年3月1日的这封信之所以没有寄出，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了。对此我只能推测：因为当时有这样的想法，即认为海德格尔对他的政治立场以及对以前的否定从未公开地承认过。这一公开性是有必要的，因为1933年海德格尔是以公开的演讲和文章而登场的。”出处同上，第268-269页。
(51)见前揭《熊译海德格尔》，第275页。
(52)见前揭《哲学自传》，第102页。
(53)见前揭《哲学自传》，第102页。
(54)出处同上，第104页。
(55)见前揭《海德格尔笔记》，第14页。
(56)不过，对海德格尔来说，从大学校长的位置上下来，是他人生巨大的败笔。他在1935年7月1日致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提到了自己人生中所谓的“令人烦恼的两件事”(zwei Pfhle)，除了与家族传统的信仰的决裂外，就是他在大学校长职位方面的失败了。见前揭《书信集》，第157页。
(57)这其中的典故是：由于知识分子对暴政固执的激情，柏拉图曾三次赴叙古拉，去规劝戴奥尼素用哲学和正义治国。其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老少戴奥尼素并没有因为柏拉图的教化而有所改变，暴君依然是暴君，城邦生活一如既往被僭主的暴君所左右。最终柏拉图经受种种磨难，靠侥幸才得以脱身。请参考：[美]马克·里拉(Mark Lilla)著，邓晓菁、王笑红译：《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The Reckless Mind -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58)见前揭《海德格尔笔记》，第166条，第183页。
(59)见前揭《熊译海德格尔》，第279页。
(60)1950年4月8日海德格尔致雅斯贝尔斯信，见前揭《书信集》，第200页。
(61)出处同上，第200-203页。
(62)“清洗委员会1945年9月的报告”，见前揭《开放时代》，2000年第5期，第95-96页。
(63)出处同上。
(64)参考：前揭《书信集》，第269页。
(65)这两封信的中文译文见上揭雨果·奥托：“马丁·海德格尔与非纳粹化运动”之“附录二、三”，《开放时代》，2000年第5期，第96-101页。
(66)这封信的全文被收录在上揭《书信集》的注释之中(第270-274页)。
(67)有关雅斯贝尔斯对战争罪责问题的反思，请参考李雪涛文：“痛定思痛——雅斯贝尔斯对纳粹集权时期罪责问题的反思”，见：《中华读书报》2005年10月19日，第18版。
(68)K.Jaspers,Die Schuldfrage - Von der politischen Haltung Deutschlands(《罪责问题——论德国的政治态度》)，München,Zürich:R.Piper & Co.Verlag,1996[2]，S.46。
(69)Die Wandlung(《转变》)月刊第一期上刊有雅斯贝尔斯的“序言”(第3-6页)，“大学的革新演讲”(第66-74页)。
(70)雅斯贝尔斯在1948年3月1日一封致海德格尔但并没寄出的信中称，他给海氏寄去的《转变》杂志，海氏并没有回信。见前揭《书信集》，第168页。
(71)出处同上，第167页。
(72)此处引文见上揭《书信集》，第272页。
(73)雅斯贝尔斯一直到晚年，依然在苦苦地思考这个问题。他在上世纪60年代曾写道：“海德格尔常常要比纳粹党所要求的走得还要远。”(前揭《海德格尔笔记》，第166条，第183页)“亲纳粹是他(海德格尔——引者注)思想发展的结果。”(出处同上，第167条，第194-185页)这时的他更强调海德格尔应负的政治责任。
(74)见前揭《哲学自传》，第104页。
(75)雅斯贝尔斯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过海德格尔在人格上的不负责任，例如：前揭《海德格尔笔记》，第68条，第92页。
(76)见前揭《熊译海德格尔》，第282页。
(77)参考：Hans Saner,Jaspers,Reinbek bei Hamburg:Rowohlt,1970,S.55。
(78)见前揭《书信集》，第275页。
(79)见前揭《书信集》，第170页。
(80)出处同上。
(81)见前揭《书信集》，第170-171页。
(82)1949年6月22日海德格尔致雅斯贝尔斯信，出处同上，第171页。
(83)出处同上，第171-172页。
(84)1949年7月10日雅斯贝尔斯致海德格尔信，出处同上，第176页。
(85)阿伦特与雅斯贝尔斯之间现存有433封通信，于1993年由Lotte Khler和Hans Saner共同出版(2001年第二版)：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Briefwechsel 1926-1969(《阿伦特/雅斯贝尔斯通信集》)，Hrsg.von Lotte Khler und Hans Saner,München,Zürich:R.Piper & Co.Verlag,1993,2001(2.Aufl.)。此处引文系1949年9月1日雅斯贝尔斯于日内瓦写给阿伦特的信，见本书第177页。
(86)出处同上。
(87)1922年海德格尔在迁往马堡(Marburg)前，曾在黑森林中的托特瑙贝尔格(Todtnauberg)山上申请到一小块土地，用来建一处简陋的小房子——小木屋。托山从这时起便以其远离尘嚣的安静环境成为了海德格尔进行哲学思考、写作的重要场所。
(88)1949年9月29日阿伦特致雅斯贝尔斯信，见前揭《阿伦特/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178页。
(89)1950年3月7日海德格尔致雅斯贝尔斯信，见前揭《书信集》，第196页。
(90)同年3月19日，雅斯贝尔斯给海德格尔的回信，出处同上，第197页。
(91)出处同上，第207-211页。
(92)1950年4月8日海德格尔致雅斯贝尔斯信，出处同上，第203页。
(93)出处同上，第209-211页。
(94)此文最早以“über，die Linie’”(论“线”)为题发表于Freundschaftliche Begegnungen - Festschrift für Ernst Jünger zum 60.Geburtstags,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1955(《友好往来——恩斯特·荣格尔60岁诞辰纪念文集》)。1950年出版了单行本，改为《有关存在问题》，系雅斯贝尔斯所使用的版本。此文后被收入Wegmarken，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mann GmbH，1967(《路标》)一书中。中文有两个译本：倪梁康译“面向存在问题”，收入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607-645页；孙周兴译“面向存在问题”，收入孙周兴译：《路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53-501页。
(95)见前揭《友好往来》，第37页。雅斯贝尔斯曾在《海德格尔笔记》中两次提到这一段的内容，认为海德格尔在影射自己。请参考：前揭《海德格尔笔记》，第109条(第130页)、第122条(第141-143页)以及第172条(第188-189页)。
(96)前揭《海德格尔笔记》，第172条(第188-189页)。
(97)出处同上，第55条(第82页)。原出处系：K.Lwith,"Heideggers,Kehre'",in:Neue Rundschau,62.Jg./1951,Heft 4,S.59。
(98)见前揭《海德格尔笔记》，第176条，第194页。
(99)转引自：Tom Rockmore,"Jaspers und Heidegger.
ber das Verhltnis von Philosophie und Politik",in:Jahrbuch der 
sterreichischen Karl-Jaspers-Gesellschaft,Jg.6 (1993),S.41。
(100)前揭《书信集》，第179页。
(101)前揭《海德格尔笔记》，第157条，第172页。
(102)出处同上，第119条，第140页。
(103)出处同上，第11页。在一则1954/55年的笔记中雅斯贝尔斯写道：“我不想读《存在与时间》，因为这本书不对我说话，——时至今日我只读了书中的一小部分。”(出处同上，第122条，第142页。)
(104)前揭《哲学自传》，第95页。
(105)前揭《海德格尔笔记》，第263-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