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来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及未来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趋势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至书于竹帛之遥，下至电子书之新，中国书籍历史绵延数千年之久，其中所代表的古代思想、行为和制度，已成为中华文明的传统，但是，将书籍出版的历史作为一门专史研究，从清末至今，也只有百余年历史。由萌芽时代著述的寥若晨星，到2008年9卷巨著《中国出版通史》问世，中国出版史研究已成参天大树，学术分支纵横交错，硕果累累。尤其在新世纪之后，仅范军先生所统计的我国内地出版文化史类论著，2000-2004年有375种，其后每年出版都有一百四五十种，2008年更达到178种，①加之数不胜数的相关学术论文、硕博士毕业论文……我国出版史研究在21世纪初呈现一派蓬勃喷涌之势。本文将对这10年间我国出版史研究做一个梳理归纳，以期剖析发展动态，发现研究不足，探讨研究未来。
一、出版史的研究思路变化及新世纪研究现状
(一)出版史概念的发展
对出版史概念的界定，随着百年间学科发展而不断更新。20世纪80年代之后，众多学者比较认可日本著名书志学家弥吉光长的界定方式，弥吉光长认为出版史应包括如下8个方面：1)书志及书志性的出版史；2)出版社史及个人传记；3)出版团体史；4)出版司法及行政史；5)出版流通史；6)著述、编纂史；7)印刷、装订及纸业史；8)读书、藏书史。②这种界定在其后的研究中被逐渐补充。新世纪之后，肖东发的归纳方式具有一定代表性，将出版史的研究简要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出版活动内部诸方面的联系；二是出版事业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出版史是一门专史，归入中国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将图书史、报刊史、编辑史、印刷史、发行史、装帧史、翻译史等都纳入其下属学科。[1]这种简明扼要的划分方式，既指明了出版史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亦展示了出版史之于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关联，有助于学科的不断发展壮大。对出版史研究内容最新而全面的概括是《中国出版通史》序言中所概括的10条：1)历史文化背景；2)出版业概貌；3)出版管理与出版机构；4)出版地区；5)出版人物和社团；6)重要出版物；7)形式制度和装帧设计；8)流通与经营；9)中外出版交流；10)总体特点的分析及影响。针对每一条都有详细的解释。③这10条内容体现出一种动态的、发展的、先进的学术思路，为后继者创建了一个更为全面周详的研究框架。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出版史与书籍史、编辑史、印刷史、文化史的归属与关系存有不同见解，关于出版史的研究对象、范围、时段等问题，迄今学界争议未绝，新近如刘光裕《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关于编撰中国古代出版通史的基本看法》[2]、于翠玲《出版“溯源”与中国出版活动的演变》[3]等。自古至今，出版形态不断变迁，数字化逐渐融合了出版和其他媒介形式的界限，这都影响着人们对出版史的认知。杜敏提出，出版史的研究不仅要关注过往的纸质出版史，还应关注当下的光电、数字出版史，但出版史界对我国近30年来新媒介形态的出版发展研究少而不充分。④引发学者们研究新思路的，还有西方书籍史、印刷史学术思想的不断东渐，虽然书籍史在西方的勃兴可以追溯到1929年年鉴学派的创立，⑤但费夫贺·马尔坦的《印刷书的诞生》、罗伯特·达思顿的《屠猫记》、《启蒙运动的生意》、阿尔维托·曼谷埃尔的《阅读史》等经典著作的翻译引入，还是在新世纪之后，这些学派大家借助版本学、计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向读者展示了书籍演变对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西方社会整体演进的细密繁复关系，对我国出版史研究有着新鲜的借鉴意义。
出版史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概念有待更为全面深入地界定，研究范畴有待快速跟进媒介形态的新变化，这就需要研究者以更加严密的论证、更加开阔的视野，吸收借鉴外来方法，建立起一个完整、创新的中国出版史学科体系。
(二)21世纪出版史研究的新局面
学术研究总是在不断批评中前进，2000年以前，我国出版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也存在许多不足，比如古代史研究的多，近现代史研究不足；整体史研究多，个案研究不足等等。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研究框架体系因循守旧，难以突破，汪家熔严厉地批评道：“1985年开始至今，凡以‘中国出版史’为题目的，厚薄不等，都未能脱其窠臼。”[4]他认为学界在出版事业层面的研究较多，而缺乏从整个文化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由此呼吁图书馆学界和史学界多参与到出版史的研究之中，并且要努力增进近现代出版史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出版史研究相对低迷，老一辈出版人如王益、王仿子、刘杲、宋原放、方厚枢、吴道弘、汪家熔等纷纷撰文，呼吁各方重视编辑出版史研究，多方奔走谋求外部研究条件的改善；王振铎、肖东发、王余光、张志强等学院系统中的教授，也多次呼吁为出版学科正名，完善学科规制，为培养编辑出版人才、学科发展扫清障碍，[5]这种努力在新的历史机缘下收获了成效。政府亦对出版史的研究加强了扶植力度和平台建设；2001年，停刊7年的出版史料复刊；2006年，编辑出版史专业委员会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和专家学术座谈会；出版学术网(http://www.pubhistory.com/)、中国图书出版网(http://www.bkpcn.com)等官方网站的开通，以及豆瓣读书网(http://www.douban.com/book/)的建立，都成为出版史研究者得以因缘际会、共话书史的良好平台。加入到出版史研究的人才队伍不断扩大，老一代出版研究者如张秀民、宋原放、戴文葆、叶再生等先生，虽斯人已逝，但著作却成为新世纪的宝贵财产；笔耕不辍者如方厚枢、李致忠、汪家熔、肖东发、王余光、张志强等出版史专家，新世纪中不断有新作问世；编辑出版学及其他研究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们，如王建辉、吴永贵、刘兰肖、许欢、仝冠军、张黎明、蒋广学等已经成为探索更为宽广的出版史领域的有生力量，本文所提到的数本著作，即源自这些博士的毕业论文。
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我国出版史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高潮。
二、新世纪出版史研究的特征与趋势
(一)通史研究工程浩大，古代出版史成果丰富
这一阶段出版史研究工程的巨大，远胜研究史中其他任何时期，包括各种断代史、通史、地方志……具有代表性的有：叶再生4卷本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⑥、傅璇琮，谢灼华的《中国藏书通史》⑦和任继愈、肖东发的《中国藏书楼》⑧等多部史学巨著；《上海出版志》和《北京出版志》两大出版重镇的出版地方志；国家级项目《中国出版通史》工程，从“先秦两汉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共9卷，于2008年12月全部出齐。这些大型成果，为出版史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与宽厚的基础。相较于前期出版史的史料意味浓厚，这一批史学著作更注重研究出版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及出版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正如《中国出版通史》序言中所表达的观点：出版史不应满足于对历代出版史实的钩沉索隐，阐述，……出版环节和系统发展的现象和头绪也仅是研究的开始，把(出版史)研究目的和指导思想明确概括为“总结经验，研究规律，以史为鉴，促进繁荣”。
中国古代出版史领域在越来越多学者的开拓下逐渐蔚为大观，如肖占鹏、李广欣的《唐代编辑出版史》，该著作的思路延续了肖东发《中国编辑出版史》将编辑史与出版史合流的研究框架和方法，考察了唐朝的编辑出版活动、图书的境内外交流传播，并详细分析了雕版印刷术“至少在初唐时便已经产生”的文献和实物证据。田建平的《元代出版史》首次全面研究了元代出版的成就，最后一章《元代出版对世界的影响》富有创见地分析了中华印刷文明如何通过元代所建立的世界通畅格局而传遍世界。⑨书坊研究是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如建阳书坊、四堡书坊案例研究、《中国古代书坊研究》等；明代书坊成为热中之热，专著如程国赋的《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相关学术论文在中国期刊网上亦不少于10篇。文革红的《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刊刻考论》使用了定量调查研究方法，以编码统计的方式探讨了各出版因素对清代前期通俗小说繁荣的作用影响，这种研究方法的创新尝试值得关注。
西夏文专家史金波继2000年与回鹘文专家雅森·吾守尔合著《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之后，2004年又著述了《西夏出版研究》一书，在爬梳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基础之上，系统地阐述了西夏书籍的翻译、编辑、出版、装帧、纸张、出版机构和人物以及历史价值，展示了西夏出版史重要的印刷、版本价值和历史地位。宝山的《清代蒙古文出版史研究——以蒙古文木刻出版为中心》一书建立在蒙古文木刻本原始资料的研究基础之上，勾勒出了清代蒙古文出版的发展轨迹。⑩诸如此类的少数民族出版史研究丰富了我国古代图书出版的内涵和外延，展示了我国出版史的多民族色彩。
专题出版史的成果不断增加，上溯到西汉槐市、书肆研究，下至研究解放战争时期新华书店的高信成《中国图书发行史》，探讨我国古代书籍插图流变的徐小蛮《中国古代插图史》，以及通过中外出版史比较探讨出版对东西方社会不同影响的肖东发的《中外出版史》等等。编辑史研究继续围绕对个人及出版物编辑思想史的研究而开展，如对孔子、吕不韦、郑振铎等人的编辑工作，或对《吕氏春秋》《古今图书集成》等出版巨著的编辑思想的探析。对于公认的编辑家、出版家事迹和思想的研究成果，新世纪之后不断推陈出新，更为深入全面，如对张元济、郑振铎、陈原、叶圣陶等人的研究著述。对于之前研究相对不足的编辑出版前人，学术论文也日渐增多，如对“埋没了多半个世纪”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的研究，以及对夏瑞芳、沈知方这些“做成文化大生意”的“小人物”的重新定位和认识。对有过杰出编辑出版成就或创造的历史人物，新世纪以来细致的考证越来越多，赵连稳从史学入手，发表了一系列探讨史学家编辑思想的文章。(11)其他还有对农史专家万国鼎在农业图书编辑中贡献的研究、对晋代皇甫谧编辑医学类图书所做的创造性工作的发掘等等，这些人物思想成就光辉的再现，是学者们不断开发我国编辑出版历史宝藏的成果，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整理，从而系统化。
(二)近现代出版人物、出版机构、刊物研究成为热潮
对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的制度、人物研究成果丰硕，如汪耀华的《民国书业经营规章》、《近代中国著作权法的成长(1903-1910)》等等史料的钩沉，对今天有着强烈的现实借鉴意义。相较2000年之前民国出版研究的零散单薄、史料意味浓，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史料的整理与罗列，而是将出版家投放于更为广阔的文化层面，探讨出版思想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出版人物也从张元济、赵家璧、陆费逵等人扩展到陈原、王云五、胡适、巴金、汪原放等人，不仅有出版人个体研究，还有群体状态研究，甚至从专业出版家扩展到对出版有重要影响的其他人士，如蒋广学《蔡元培新闻出版活动与思想研究》，作者从出版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切入，首次系统化地研究了蔡元培对新闻出版的贡献及新闻出版思想。代表作还有王建辉著的《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出版与近代文明》，展现了近代思想文化发展中出版业现代化及出版人群体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相关书籍还有汪家熔著的《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的文化贡献》、张宏图的《巴金在桂林出版工作考》、邓咏秋的《民国时期编辑和出版人的生存状况》、冯大伟的《近代出版的群体研究》、徐有守的《出版家王云五》等等。商务印书馆仍然是研究绝对热点，其次是中华书局、生活书店、世界书局等20世纪前半叶的杰出书局，这些研究推动近现代出版史不断宏大丰富。
(三)对出版史的学术研究逐步深入
在新世纪佳作迭出的蓬勃学术氛围之中，研究者们对出版史的学术发展历史、现状的研究意识逐步增强，对我国古代和现代出版史的学术梳理、反思开始增多，如吴赟在《中国编辑出版学术史简论》(12)中总结出中国编辑出版学历史具有强烈的学术化、体系化倾向，以及鲜明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征，并认为中国、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与欧美的编辑出版研究在路径上有趋同的倾向。代表论文有肖东发、袁逸的《20世纪中国出版史研究鸟瞰》(13)、肖东发的《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4)、吴永贵的《2000-2005年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王振铎的《完整的出版文化史观》(15)、刘洪权的《20世纪后半期中国出版史理论研究综述》，(16)以及《出版科学》杂志从2004年起开始刊登刘兰肖的年度“出版史研究概述”(17)和范军的年度“出版文化史研究论著目录”。具有代表性的专著在此列举两本：一本是张志强的《20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18)，该书首次将“出版学”概念的提出溯源寻踪至20世纪30年代的杨家骆，对中国百年出版研究成果不畏繁多的纵览梳理，处处体现出作者对“出版学”学科未来发展所注入的强烈信念和热忱；另一本是范军的《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85-2006)》(19)，此书收录的是广义范畴的出版文化史，包括书、报、刊诸媒体，编、印、发诸环节，以及与出版相关的人物、机构、版本目录、印刷发行、文献典藏、新闻传播、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图书的著者、内容和其他出版信息。这种纵览或阶段性的审视和凝练，最大的贡献是泽被广大研究者，帮助研究者发现研究不足、空白，澄清研究方向，从而推进整个出版学科的建设发展。
(四)多学科、多种方法研究出版史的尝试增多
2000年之后，虽然大部分出版史著述仍聚焦在出版产业自身，但学界亦开始从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心灵史、传播史等多学科多维度切入出版史的研究动向，期刊中开始频繁出现西方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转向”一词，借以描述这种出版史研究的新动向。(20)这种研究走向是出版史研究日益成熟的表现，其原因一方面是史学界、文学界、经济学界的学者开始重视书籍出版的研究，如陈平原、潘建国、张仲民、邹振环等人，这是学科融合和交叉的必然趋势，如从文学生产方式入手的《清末上海地区书局与晚清小说》(21)，作者潘建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同时也在北大开设“近代出版文化与文学”研究生课程；《阅读、表达与集体心态——以清末出版的“卫生”书籍为中心》(22)的作者张仲民，任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近年来一直关注晚清书籍史、阅读史与新文化史领域，发表多篇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邹振环可谓从历史角度切入出版并著作累累的代表学者，其新世纪以来的著作包括《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23)《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1815至1900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等等。从不同学科专业开拓出版史的博士毕业论文也开始增多，有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论文《北新书局与中国现代文学》(陈树萍，2006)、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论文《康雍乾三朝中央机构刻印书研究》(曹红军，2006)、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论文《邵洵美和他的出版事业》(王京芳，2007)、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论文《近代传教士出版研究(1807-1911)》(胡国祥，2008)、华东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博士论文《明清科技图书编撰出版研究》(袁定坤，2009)等等。可以看出，华东师范大学在此领域的论文成果丰硕。这些论文有些已经出版，增进了出版史研究的专业性和细致性。另一方面，得益于学者们有意识地参考借鉴、翻译外国著述，下文将详细分析。
(五)以文化史视角研究出版历史的趋势引人注目
虽然关于出版史与文化史关系的探讨早已为之，但真正从文化史角度切入，将出版对社会文化变迁紧密结合在一起加以分析的具体研究，却是从21世纪之后才真正开展起来，这也是从多学科维度研究出版史的最引人注目的方向之一，包括对出版企业自身文化史的研究、出版与文化变迁之间关系的研究、印刷史与文化史关系的研究等等。章宏伟的文集《出版文化史论》(24)将中国出版从古至今的历史置入到中国文化发展的整体历程中展开，反映了出版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李常庆的《〈四库全书〉出版研究》可以说是一个试图站在文化视角对《四库全书》出版进行解读的尝试，该书通过梳理总结《四库全书》自清代编纂到今天数字化的出版历史、不同历史时期由其编纂所引发的种种争议，来探究这一中华传统文化典型案例出版活动的文化意义，以及国人对其出版所抱有的复杂心态历史。(25)相关著述还有邹振环的《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苏勇强的《五代时期吴越国印刷文化传统》、北京大学传播学专业博士毕业论文《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化研究(1897-1949)》(杨琳，2006)、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硕士毕业论文《陈原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文化：1979-1983》(战晓雷，2006)等等。《中国出版通史》的延续工程启动并取得了部分成果，如《中国出版图史》、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持的《出版文化丛书》(26)，在“出版文化学术研究系列”的论证中，主编聂震宁提出的12个基础性和主干性选题就包括“中国古代出版文化研究”、“中国现代出版文化研究”、“新时期出版文化研究”等选题，(27)可见，从文化的角度阐述出版的历史，将是未来的一项长期系统性工程。
(六)西方书籍史启发思路，阅读史研究拉开序幕
西方书籍史译著的出版，以及学者们对20世纪50年代迄今西方书籍史研究进展及流派著述的归纳梳理，给予我国出版史研究新启发，比如张仲民博士论文的精彩导论《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28)孙卫国的《西方书籍史研究漫谈》(29)等。中国的“阅读史”研究终于在新世纪中拉开序幕，研究者关注目光已经从书籍的生产、流通领域，向读者阅读的领域转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王余光教授带领其硕、博士生首先集体向这一领域举进，梳理和分析西方阅读史的研究内容，提出中国阅读史研究的内容和任务。学术论文有《西方阅读史研究述评与中国阅读史研究的新进展》(30)、《中国阅读史研究纲要》(31)等，研究纲要包括阅读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区域性，社会环境和教育对阅读的影响，社会意识与宗教对阅读的影响，文本变迁与阅读、中国阅读传统、个人阅读史等等。其他成果有硕士毕业论文《中国古代阅读传统研究》(刘富玉，2006)、《民国时期的图书馆与社会阅读》(余训培，2006)、博士毕业论文有《民国时期大众阅读研究》(许欢，2006)等。可以预料，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会把目光投向这个在西方早已发展、在中国有待耕耘的领域。
2004年，《中国阅读通史》的编撰工程正式启动，《插图本中国阅读史》《图书馆与社会阅读》《近十年中国阅读现状分析》在编写计划之中。如何构建我国阅读史研究的框架，如何寻找文本与受众之间的关联，在何种程度上借鉴西方史学研究的方法，是学术界正在努力探讨的问题。具有一定成熟意味的构思，是2005年台湾学者潘光哲亦在台北的权威史学杂志《新史学》上发表了《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一文，试图应用出版史的研究成果，调查构成晚清士人群体“阅读对象”的“知识仓库”(Stock of Knowledge)的建立与流通状况，架构晚清中国文化与思想史的叙史架构(the Structure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32)同时，他还在2005年第9期《思与言》杂志里主编了一期“近代中国的阅读、出版与文化”专辑，专辑收录了4篇研究近代阅读史的实证文章。(33)
(七)中国出版史研究日渐国际化，成果丰硕
西人研究中国出版史的开拓之作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卡特对中国印刷术西传的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出版史研究不断广泛化和国际化，研究的内容包括印刷业的起源和发展、印本的崛起、各类出版活动、手抄本文化、藏书文化等等。1962年钱存训先生在美国出版的《书于竹帛》骤然引发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出版历史的热情关注，2009年10月法兰克福书展上，首部以中、英、德三种文字面世的中国出版史——《从甲骨文到E-publications——跨越三千年的中国出版》(34)一书，以“纪传体”形式，配合2 500平方米的图文并茂向国外读者介绍了中国出版形式和出版介质的演化，这部出版史是传播中国文明的一次尝试，希望能引发更多世界文明研究者的关注。
2000年后，中国出版史国际成果不断丰厚，一批以美国、日本为主的学者通过史料研究或田野调查等方法继续深入开发着这片学术沃野，开拓了此前较为薄弱的“出版商业活动”、“出版与社会”层面的研究。参与学者有美国的罗友枝(Evelyn S.Rawski)、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周启荣(Kaiwing Chow)、贾晋珠(Lucille Chia)等，日本的井上进、妹尾达彦等，还有英国的蒂莫西·巴雷特(Timothy Barrett)及其他国外学者。首部以西文致力于撰写中国古代一个地区的书籍生产状况的著作是贾晋珠的Printing for Profi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Fujian(为利而印：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受到包筠雅(Cynthia Joanne Brokaw)、周绍明(Joseph P.McDermott)一直赞誉的成果是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井上进的《中国出版文化史》(35)，论述了从周代到清初的书文化，作者主要的兴趣是印本如何在宋、元、明三代于精英圈子的阅读中取代手写本；(36)包筠雅的Commerce in Culture：The Sibao Book Trade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Cambridge,MA:Harvard Asian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2007)，是作者穷15年功力基于细致田野调查基础上的厚重之作，(37)对16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四堡坊刻本出版历史，展现出坊刻本与受众的联系，以及对社会各阶层的渗透，是一部研究方法和思考框架都值得学习借鉴的典范作品；从社会史角度研究的代表作品包括汇集了多篇对明清书籍研究的优秀论文集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华帝国晚期的印刷文化与书文化，Berekel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以及周绍明的《书籍的社会史》(38)，后者以藏书家重点读者线索，考察这个群体从宋至清初获取书籍的方法和困境，从而分析书籍发行和消费方面的重要变化，展现出江南地带由书铺、故旧书店、书目、书摊和私人出版者所组成的一个广泛网络，(39)虽然页数不多，却不乏深邃和独到的创见。
2009年7月，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杭州共同举办了“印刷与市场国际学术研讨会”，该会议的重要性在于邀请到国内外经济史、书史领域的近20位重要学者，其中半数是海外汉学家，包括上面所提到的几位学者，(40)智慧碰撞的焦点集中于“印刷与市场”这一领域。会议试图为书史和经济史搭起一座桥梁，吸引两领域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和参与。
海外优秀学者及著作推动起21世纪西方对中国出版史的研究热潮，也吸引了中国史学界、出版学界另辟角度的关注，尤其是印刷出版史，已从一个相当冷门的领域转变为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热潮。(41)部分外文著作已译成中文，以其新颖的研究方法、独特的着眼点，填补了中国出版史的空白。国内外学术的交融与碰撞，必然会打开中国出版文化国际化影响的新局面。
(八)新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发展
1949年中国共产党开国建政以来，我国出版业经历了从未有之的巨大变革，2000年以前新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并不是很多，主要有《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1993年)、《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1999年)、《新中国出版50年》(1999)这些梳理性的著作。2000年后，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建国六十年”之际，这一领域的研究急剧增多，其中，《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42)系统再现了1949-2000年间我国出版史的历史脉动，挖掘梳理了许多新的史料，并首次论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业、港澳台地区出版业。朱晋平的《中国共产党对私营出版业的改造(1949-1956)》(43)叙述了建国后政府对私营出版业从在公私兼顾原则下的扶植、到局部整顿，再到“坚决地、分别地、有步骤地整顿”，直到1956年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平稳地完成了私营出版业改造的过程，分析再现了改造各阶段中的困难、对策和效果。“当代人写当代史也有许多的难处，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种运动不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如何把握这些重大的问题，对作者来说都是考验”，(44)这些著作的出现，使得新中国出版史研究越来越系统、客观。
而以“出版六十年”、“阅读三十年”、“编辑学研究三十年”为名群起涌现的文章著作，则从社会多阶层、多侧面反映了我国出版对社会变迁的作用和影响，如张裕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出版行业组织发展的回顾与前瞻》，李树军的《三级跳成就市场半边天——中国民营书业30年的历史考察》，周正兵、李红强的《中国出版产业资本运营30年》，伍旭升主编的《30年中国畅销书史》等。呼应阅读史概念的兴起，亦出现了王洪波的《30年阅读史：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张维特主编的《30年中国人的阅读心灵史》、胡洪侠、张清主编的《1978-2008私人阅读史》，凤凰网的“改革开放三十年阅读史”专题(http://news.ifeng.com/special/ggkf30reading/)等等，从严格意义上说，大部分以“阅读史”冠名的图书并非西方阅读史脉络的理论学术著作，而主要是社会文化名人的体验回忆，但不可否认，这些从读者视野切入的文章为出版的多维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三、结语
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中，出版史的研究既有代表着学科发展水平的光辉灿烂的成果，亦有对生僻领域刚刚起步的探索，这些尚不成熟、缺乏一定科学性、深刻性的学术探讨，恰恰彰显了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研究发展动向：以多学科的维度研究出版史，将是研究者最富有挑战性和具有开拓性的研究趋向，引入阅读史研究，将弥补我国出版史研究长期忽略书籍在读者领域研究的不足，使得我国出版史的研究更为完善和平衡；而借鉴西方书籍史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引进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则成为研究者开拓疆域的利器。改革开放已经30余年，这30多年是我国社会文化，也是出版界起伏和转型极为巨大的30年，作者认为，引用新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对改革开放后出版史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等待研究者的开垦。在21世纪的首个十年中，中国出版史最引人注目的动向，还是出版史研究的国际化，不仅需要国外学者的参与和西方方法的融汇，更需要我国学者站在世界文明史的高度来研究、推动中国出版史的发展，邀请世界读者来共同分享这一灿烂光辉历史的文化芳华。
注释：
①范军：《出版文化史研究论著目录》，见《出版科学》2005年3期、6期，2007年1期、4期，2008年6期和2009年4期。
②张忠：《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研究》，四川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毕业论文，2007年。
③肖东发：《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序言》，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④杜敏：《媒介形态变化对出版史研究提出的新问题》，《中国编辑出版史研究(第1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62～70页。
⑤1929年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夫贺与马克·布洛赫在斯特拉斯堡共同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这份刊物，其发刊词昭示了打破以往史学研究的新史学观的确立，年鉴学派由此诞生，并发展为20世纪阵容最为强大、成就卓著的史学流派。
⑥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⑦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
⑧任继愈、肖东发：《中国藏书楼》，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⑨田建平：《元代出版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300页。
⑩宝山：《清代蒙古文出版史研究——以蒙古文木刻出版为中心》，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1)如《李焘的编辑思想》，载《编辑学刊》2001年3期；《黄宗羲的编辑思想》，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4年1期；《论司马光的编辑思想》，载《青海师大学报》2004年1期；《论班固的史书编纂思想》，载《河北大学学报》2008年4期；《司马迁和班固的编辑思想比较》，载《首都师大学报》2009年4期；《史学大师万斯同的编辑取向》，载《出版发行研究》2009年9期。
(12)吴赟：《中国编辑出版学术史简论》，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9期第184～188页。
(13)肖东发、袁逸：《20世纪中国出版史研究鸟瞰》，载《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第126～135页。
(14)肖东发：《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出版科学》，2002年第3期第57～64页。
(15)王振铎：《完整的出版文化史观》，载《中国出版》，2002年第12期第44～46页。
(16)刘洪权：《20世纪后半期中国出版史理论研究综述》，载《中国出版》，2003年第5期第44～46页。
(17)刘兰肖：《2006年出版史研究概述》，载《出版科学》，2007年第3期第45～49页；刘兰肖：《2007年出版史研究概述》，载《出版科学》，2008年第3期第26～30页；刘兰肖、刘宇新：《2008年出版史研究概述》，载《出版科学》，2009年第2期第22～26页。
(18)张志强：《20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桂林：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9)范军：《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85-2006)》，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0)“转向”这一术语及研究思路引入出版史的研究，作者查到我国研究中最早的出处是复旦大学张仲民2007年博士论文的精彩导论《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21)潘建国：《清末上海地区书局与晚清小说》，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第96～110页。
(22)张仲民：《阅读、表达与集体心态——以清末出版的“卫生”书籍为中心》，复旦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07年。
(23)邹振环：《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载《国际学术动态》，2009年第4期第16～21页。
(24)章宏伟：《出版文化史论》，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25)李常庆：《〈四库全书〉出版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6)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持，2007年启动，已经推出第一辑。
(27)根据《出版文化丛书》选题论证会议记录整理。
(28)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载《史林》，2007年第5期第151～180页。
(29)孙卫国：《西方书籍史研究漫谈》，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3期第92～96页。
(30)王余光、许欢：《西方阅读史研究述评与中国阅读史研究的新进展》，载《高校图书馆工作》，2005年第2期第1～6页。
(31)王余光：《中国阅读史研究纲要》，载《高校图书馆工作》，2007年第2期第1～8页。
(32)潘光哲：《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载《新史学(台湾)》，2005年第9期第137～170页。
(33)4篇文章分别为孙慧敏：《翰林从商：张元济的资源与实践》，李仁渊：《新式出版业与知识分子：以包天笑的早期生涯为例》，周叙琪：《阅读与生活：恽代英的家庭生活与〈妇女杂志〉之关系》，余芳珍：《闲书消永日：良友图书与近代中国的消闲阅读习惯》，加上潘氏为之所撰《导论》。
(34)肖东发主编：《从甲骨文到E-publications——跨越三千年的中国出版》，北京：外文出版社2009年版。
(35)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年版。
(36)周绍明著、何朝晖译：《书籍的社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45年版。
(37)刘永华、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评介》，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181～187页。
(38)英文版2006年出版，中译版2009年出版。
(39)周绍明著、何朝晖译：《书籍的社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英文版2006年出版)。
(40)与会国外学者包括：马兰安(Anne E.Mclaren，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教授)；包筠雅(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戴思哲(Joseph Dennis，美国戴维森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周绍明(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教授)；贾晋珠(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历史系副教授)；周启荣(Kai-wing Chow，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教授)；米盖拉(Michela BUSSOTTI，法国远东学院副教授)；大木康(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国内学者包括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肖东发教授；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杜泽逊教授、何朝晖教授；浙江大学历史系卢向前教授；天津图书馆研究馆员李国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周生春教授等人。
(41)王余光、许欢：《西方阅读史研究述评与中国阅读史研究的新进展》，载《高校图书馆工作》，2005年第2期第1～6页。
(42)方厚枢、魏玉山：《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
(43)朱晋平：《中国共产党对私营出版业的改造(1949-1956)》，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
(44)方厚枢、魏玉山：《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