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几种主要错误思潮及其驳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几种论文,思潮论文,冷战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针对21世纪的世界和平安全等一系列问题，西方国际关系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与思考。一些学者提出了诸如“地缘经济学”、“相互依存理论”、“国际政治经济一体化”、“战争趋于消亡论”等观点。这些理论基本上正确反映了当今世界的某个侧面或某个层次的规律，具有一定的“合理颗粒”。但是，大浪淘沙，泥沙俱下。西方一部分学者也大肆宣扬一些错误理论，如“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和“霸权稳定论”等。这些理论涉及面广，从历史哲学到文化分析和安全模式无不涉足，而且影响极大，如“民主和平论”，不仅西方学者普遍以之为定论和理论前提，军事战略家、议员乃至美国总统也处处长引短述。〔1〕更重要的是， 这些理论普遍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斗争的色彩，为国际政治中的干涉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寻找理论根据，甚至全力挑起国家间纷争，给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投下阴影。本文试从理论分析和历史实证角度对以上几种思潮做初步的批驳，不足之处，请学术界同仁指正。
一、历史并未终结，天下还不太平——评“历史终结论”
（一）“历史终结论”的提出及其主要内容
东欧剧变、两德统一和苏联的解体，曾使西方学术界普遍陶醉在“民主胜利”的乐观主义氛围之中，学者们纷纷针对历史的发展进行乐观的审视与展望，并提出了种种美好设想。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美国前国务院官员、现在兰德公司任职的弗兰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福山最早在1989年夏季号的《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继而又在1992年编纂成书，写成《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一人》，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
福山认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表明民主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西方的包括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在内的意识形态体系已经彻底击败了非西方的意识形态体系。因此，哲学意义上的长期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已不复存在，追求自由已成为人类的主要奋斗目标。鉴于西方民主制是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政治形式，民主在全人类普遍实现后就再也没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高级更合理更富生命力的政体去代替它，它之后的人类历史只会是在平面上量的完善而不会有向质的方向发展的可能，即人类历史在民主制普遍实现之后就走到了它的终结，因而历史就结束了。
很显然，福山主要沿袭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观点，即人类社会只有在有发展或发展的可能时才有历史。在理论结构上，他的“历史终结论”主要有三根支柱：
（1）西方民主制是最高的政体形态；
（2）西方民主制已在国际政治领域取得了绝对胜利；
（3）哲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了。
（二）对“历史终结论”的哲学质疑与经验证伪
1.福山理论历史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
将哲学论证引入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是否恰当，我们可以暂且不论，但是福山的历史哲学则完全照搬黑格尔的观点，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理论。黑格尔认为，由于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天性，而当自由的理念被实现（即民主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实现）后，所有的哲学意义上的冲突与斗争就随之消失，历史的发展就终结了。福山结合当代现实进而补充道，冷战结束后，尽管还存在一些地区冲突，但这些历史终结只是时间问题，因为追求自由是人类不可阻挡的天性。黑格尔这种将理性的升华与进步作为纯粹的人类发展动力的观点，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对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世界观做过批判：“黑格尔完成了实证唯心主义，它不仅把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把整个历史变成思想的历史”；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不是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而是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无论黑格尔还是福山，都没有认识到人类历史最为根本的动力不是人的观念本身，而是人类社会中的“物质关系的总和”，它集中反映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
在人类最高形式的政体这个问题上，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体系中宣称：“君主立宪制是最高的最完善的政体”，福山步黑格尔的后尘，认定现行的西方民主制是人类最好的政体。马克思则从唯物史观出发，科学地论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理论，进而指出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才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普遍实现共产主义之后，“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是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2.福山理论与国际政治的现实格格不入
首先，西方民主制并没有在当今世界取得绝对胜利。苏东剧变后，中国、古巴等一些国家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已经成为一支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力量。西方民主在世界上的根基如何，冷战的胜利是否意味着“民主”的胜利，有的西方学者要比福山的头脑清醒得多。美国学者罗宾·赖特承认，近两百年来，民主只在西方为数廖廖的国家扎了根。〔2 〕而美国著名政治家罗斯托在《民主：全球性革命吗？》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冷战的胜利并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的“民主革命”的胜利。苏联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是基于国内经济的失败后转而寻求另一种解决问题之方法的考虑。对这些新诞生的国家而言，民主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若不成功，也有复辟的可能。〔3〕
其次，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冲突有增无减。冷战结束后，人类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有增无减，而且更趋于复杂。一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体系的斗争还在继续，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并未改变；二是传统意义上的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内涵扩大，正如著名政治学家霍夫曼指出的，西方民主制正在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视为未来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主要对手之一；〔4〕三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化， 意识形态的斗争越来越寓于经济竞争与经济斗争之中。与这些特点相联系，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并不太平。比较来看，后冷战时期的国内冲突与国内战争数量比冷战末期还要多。有关资料表明，1989年全世界共有4 次内战，1990年增至8起，1991年又增至12起，1992年高达16起。〔5〕
二、西方民主不能必然缔造和平——对“民主和平论”的质疑
（一）“民主和平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实质
70年代以后，世人所朝夕担忧的世界大战并未爆发，世界维持了30多年的相对和平。西方学者们在分析这段“长期和平”的众多原因时，开始注意到“民主国家”、“非民主国家”与战争现象的某种联系，并力图从理论上来论证民主与战争的关系。1976年，迈克温·斯莫尔和戴维·辛格发表了《民主政体的战争倾向》一文，初步探讨了“民主国家”有较少的战争倾向这一命题。1983年，迈克尔·多伊尔总结前人学术成果，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民主和平论”，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民主与和平的关系。冷战结束之后，这一理论挟冷战胜利之威风日趋完善和盛行。1993年美国学者鲁斯·拉西特在《把握民主和平之后冷战世界的原则》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提出要将民主向世界推广以促进和平的主张。
“民主和平论”的基本内容是：从国际政治的历史与现实来看，实行西方民主制的国家之间很少（或不倾向于）彼此发生战争，而是倾向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是因为，“民主政府比专制政府更爱好和平，当我们提倡对人权、公民平等以及法治的尊重时，我们就为长期的安全与繁荣提供了一种更好的基础。”〔6〕
就其实质而言，民主和平论并不是简单地描述社会制度与战争关系的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国家构想的实现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安全秩序的理想模式，并为冷战结束后西方大国推行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和在全球进行的强权政治提供理论依据。因为按照该理论，如果假定“民主国家”是爱好和平的，那么“非民主国家”就是战争的策源地，只有把后者改造成前者，才会有真正的和平。其实，当代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什么西方民主，而在于一是要注重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二是要恪守国家间关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代表的各项国际准则。因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个根本问题。和平离不开发展”，世界经济的新发展已成为制约战争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则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准则，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前提和核心。
（二）“民主和平论”的逻辑与理论漏洞
（1）理论前提的错误性
“民主和平论”的理论前提是“民主国家是爱好和平的”。很显然，这里的民主国家指的是西方国家。这本身就是错误的。马克思早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就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是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国际原则是和平，因为每个民族都有一个统治者——劳动”；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则本性是战争。即使对于西方民主国家，也有一个“民主”的界定问题。对“民主”严肃的定义，不外乎两大派别：一种认为民主是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形式，另一种则更强调国家中的一些诸如人民主权、议会主权和三权分立的制度和惯例。但是，把如此抽象的判断诉诸定量方法来描绘哪些国家在哪些年代属于民主国家，显然有很大的臆断性。比如，多伊尔把1860年的美国作为民主国家，就有个别学者反对，因为那时的美国还存在着奴隶制，而奴隶制不应普遍地存在于一个民主国家之内。
（2）理论推理中的不严密性
即使假定“民主国家的政府爱好和平”这个前提是成立的，也不能必然推理出“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这个结论。首先，民主国家和平的取得并非民意制衡原则的必然结果。民主不是和平的充分必要条件。鉴于西方学者对“民主和平论”的提出主要是从对欧洲的“长期和平”的研究结果这一现实，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之间长达45年的欧洲和平的原因。欧洲和平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两大势力的相对均衡。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约翰·米歇施米尔教授认为，“战后（欧洲）的和平归因于三个根本原因：欧洲大陆上的两极势力的分配、这些两极国家之间的军事力量的基本相等以及核武器的出现”。继而他又批评民主导致欧洲和平的说法的错误性。因为欧洲不仅由西欧国家组成，苏联东欧国家也是重要组成部分。既然苏东国家是“非民主国家”，那么欧洲就应该有战争才符合逻辑。〔7〕由此可见， 和平与民主没有充分必要的联系。其次，世界和平与国内和平不属于同一范畴的概念，不能简单地进行叠加推理。一个民主国家可能在国内长期维持和平，但多个民主国家并不一定构成一个和平的国际社会。国内和平可以靠法制取得，但国际和平却是各国利益冲突斗争协调合作的综合结果。
（3）理论结论的局限性
错误的推理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民主国家之间彼此很少开战”这一结论，最大的局限是它不能解释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两次世界大战均发生在“民主国家”之间这个事实。一战之前，发生在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还有美西战争和普法战争、普奥战争和普丹战争。
三、“文明冲突论”的三个理论缺陷——评《文明的冲突》
（一）“文明冲突论”的提出及其主要内容
冷战结束后不久，西方朝野曾普遍存在的盲目乐观情绪被接踵而至的国际战争和内乱一扫而光，国际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斗争更趋复杂。学者们在否定“历史终结论”的同时，纷纷发表见解，企图寻找未来国际关系的钥匙。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国际政治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1993年亨廷顿在《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了《文明的冲突》，继而又在该刊同年12月号发表了《后冷战世界的范式》一文，这两篇著名论文系统地提出了“文明冲突论”理论。
该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文明是人类历史的主线；当今世界明显存在着互不相同的八大文明，即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以及非洲文明；这些文明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和其他形式的冲突而成为后冷战时期世界政治冲突的根源，其表现形式将呈现“西方对抗非西方”的特点。该理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儒教国家同伊斯兰国家的结合将是西方面临的头号威胁”。〔8〕
“文明冲突论”就文化背景而言，反映了西方学者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和针对东亚崛起、西方衰落和美国种族分裂的危机意识；应当承认，亨廷顿敏锐地观察并指出了后冷战时代民族主义日趋重要、非国家行为体发挥愈来愈重大作用等有深远意义的现象。但是他过分看重文化民族冲突的一面，而忽视了人类合作的一面，其实质是为西方国家的国际斗争服务。它从文化领域论证国际关系的冲突前景，迎合了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政府推行强权政治、建立以西方文明（民主）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思想，为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寻找对手提供了一种理论选择，人为地加重了东西方文明与文化的对立，这是同和平与合作的世界主流相背而行的。关于这种理论的危害性，美国学者罗宾·赖特指出，推行对抗儒教和伊斯兰运动的做法并不可取，因为它会匮竭西方财力，增大西方的普遍恐惧感并加重东西方的对立。〔9〕
（二）“文明冲突论”的三个理论缺陷
1.文明的划分等问题上的静止观点与西方中心主义
文明的概念与文明的划分是文明冲突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前提。关于文明的本质，亨廷顿说：“一个文明是一种文化实体……因而是得以把该种族与它种族区别开来的人们的最高文化组合以及最广泛的文化实体。”〔10〕尽管亨廷顿也谈及了文明的动态性，但是行文中还是从静态去划分了八大文明，并始终站在绝对的角度而不是文明发展的角度对待“非西方文明”。西方文化权威学者雷蒙德·威廉斯也指出，强调文明的发展过程是定义“文明”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明的划分上，亨廷顿带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成见，为了使理论自圆其说，极尽牵强附会之能事，例如拉丁美洲文明的归属问题。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科科帕特里克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既然亨廷顿把文明定义为诸如言语、历史、宗教、习惯和风俗等一系列客观的共同因素，那么为什么要把拉丁美洲文明与西方文明分开呢？与北美洲一样，拉丁美洲同样是被欧洲殖民者开拓出来的，使用的也是欧洲语言，信仰的也是欧洲宗教，法律体系与文学渊源与欧美更是如出一辙。〔11〕
另外，《文明的冲突》一文中进行分析的双重标准也反映了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心态。最明显的莫过于仅凭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存在军火贸易现象就断言，儒教文明将在未来国际政治中联手伊斯兰文明对抗西方文明。其实，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军火贸易量要大大超过中国。据统计，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年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出售国。1995年12个世界常规武器出口大国中，美国仍名列第一，销售额高达99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销往所谓的“非西方文明国家”；其次是俄罗斯、德国和英国。12个大国里包括了所有西方主要大国。〔12〕
2.目前和今后国际冲突的根源和焦点是经济而不是文化
考察某一时期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关键是要分析该时期国际关系的决定因素。虽然不同历史时期国际冲突的原因各异，但纵观历史长河，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因素。 这也是美学者保罗·肯尼迪对近2000年欧洲大国兴衰史之决定因素的考证结论。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瑟罗所指出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由经济说了算的时代，旧时的军事争夺战已经转为经济争夺战。“美国、日本和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正在展开一场争夺世界经济霸权的角斗”。因此，“当前的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与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连亨廷顿教授本人也曾承认，“在未来的岁月中，美国与其他各大国之间的严重对立可能在经济方面”。所以，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冲突的根源和焦点是经济，而不是亨氏的文明差异。
3.国际体系中主要的行为体仍旧是民族国家
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亨廷顿再三强调超越于国家之上的文明共同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不可否认，随着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文化经济交往的发展，当代国际体系中的主权国家地位相对式微，国际行为体呈多元状态。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仍旧是最主要的国际行为体，而不是超国家的包括文明共同体在内的国际组织。正如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雷蒙德·阿隆所指出的：“虽然人们在战场上想到保家卫国的同时，也能想到本民族文化的存亡问题；但是，主权国家从事的还是追求权力与馈赠的竞争。……在我们的时代，国际政治中的主要现象仍是国家单位的认同而不是超越国家之上的任何结合。”这也应了美国学者福瓦德·阿伽米的一句名言：“让我们明确这一点：不是文明控制国家，而是国家控制文明”。〔13〕
四、霸权体系与国际稳定的关系分析——评“霸权稳定论”
（一）“霸权稳定论”的内容及其实质
1.“霸权稳定论”的提出及主要内容
“霸权稳定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于70年代首先在世界经济领域提出，后在80年代初被罗伯特·吉尔平在1981年版的《战争与世界政治中的变动》一书中应用于国际安全领域的。依照这两位学者的解释，所谓霸权国体系，是指由霸权国领导和统治的国际体系；而霸权国，则是指其经济军事政治诸方面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能够强行推行该国的意志并在一定时期得以实现的大国。金德尔伯格认为，霸权体系的存在对世界经济稳定至关重要。正如在国内经济生活中存在着诸如公路、灯塔之类不可缺少的公共产品一样，在国际关系领域也存在着如自由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等“公共产品”。每个国家都可以从中享受这些公共产品带来的好处。世界经济的健康运行也有赖于这些公共产品的实施与存在。而鉴于一般国家都不会愿意提供这些公共产品，——正如国内企业家都不会主动去修筑公路和灯塔一样——霸权国就有责任保证提供稳定的货币和开放贸易体制的各种公共产品。
吉尔平等学者进而在安全领域引进了金德尔伯格的稳定理论，认为霸权国体系不仅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而且有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霸权体系与安全稳定之间有一种相关的关系，霸权国实力越大，世界和平就越容易得到保证。此外，吉尔平特别强调，国际稳定并非霸权体系的内在因素，而是霸权国有意维持系统的结果。
2.霸权稳定论的理论实质
霸权稳定论是将现代自由经济理论机械地运用于国际安全领域的一种错误理论。鉴于吉尔平等学者极力主张为稳定世界经济政治，霸权国就“有意地维持系统”等观点，其为当代西方霸权主义进行理论辩护的实质就显而易见了。霸权体系和霸权主义，不会给世界带来稳定，相反从本质上，“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根源”。虽然诞生于七、八十年代，霸权稳定论却是在冷战结束后才开始风行的。这是因为，冷战结束后，一部分西方学者与政治家极力鼓吹以美国为首的世界霸权政策。知名经济学家弗兰德·伯格斯坦与拉答尔·汉宁认为，为了确保世界经济的稳定，美国应该在西方盟国的配合下谋求担任世界经济的领袖。美国外交委员会国家安全项目负责人查理德·哈斯则从政治角度论证出，建立在“扩大的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对世界领袖权的追求，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外交目标的最好选择。鼓吹建立冷战后美国霸权的最有力者当属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小约瑟夫·奈，他从世界相互依存度大大增强、国内民主与国家利益密不可分以及美国国力本质发生的有利于美国霸权的积极变化等三个方面，力陈美国霸权的可行性和必然性。〔14〕美国总统布什与克林顿曾先后共近40次宣称由美国担任世界领袖，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霸权稳定论的理论局限
1.霸权稳定理论在安全领域缺乏历史证据
霸权稳定论以“古罗马治下的和平”、“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以及“美国治下的和平”为研究和论证蓝本。至少后两者显得证据不足。首先，19世纪的英国霸权体系并未能使欧洲与殖民体系变得更加稳定。从1815年到1914年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英帝国以其庞大的殖民体系、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金本位的世界货币体系建立起它的霸权体系，但从下面人类战争的发生曲线可以看出，“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时期的战争与冲突并不比无霸权时期少。
数据来源：艾克赫特（1991），他将战争定义为至少一方是政府的每年造成1000人死亡的冲突。〔15〕
其次，二战之后美国霸权也与国际稳定没有必然关系。我国著名学者秦亚青对此进行了具有针对性的统计研究。首先，他根据alcock- newcombe标准，采取军费和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测算美国综合国力的参数，把它们与体系总和之比作为霸权国的相对军事与经济力量，从而确定了自变量。然后，把国际冲突分为大国间冲突、一般国际冲突和主要国际冲突三种类型，作为测算国际稳定性的因变量。（表略）分析结果表明，三种类型的国际冲突均与霸权国美国的相对实力没有明显的逆相关关系。以大国间冲突为例，三次大国间武装冲突最严重的一次是朝鲜战争，5个大国中有4个直接参与了战争。这次战争爆发时，美国正值权力顶峰。另外两次大国间冲突也不是发生在美国国力最弱的时候。从43年总的发展来看，美国国力基本上呈下降趋势，而大国间的冲突没有因为美国国力的下降而增加。这些冲突也无明显规律。〔16〕
2.霸权稳定论在世界经济领域的前提难以成立。该理论适用于经济领域的一个前提是霸权国要确保自由贸易政策在全球的实施，至少霸权国本身要一贯地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政策本身也是一种公共产品）。但从美国战后情况看，特别是在7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先后于1979 年、 1984年1988年颁布了以贸易保护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同时，以“301 ”条款为武器与欧日盟国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经济战。
注释：
〔1〕Charles A.Kupchan:"Reviving the West".Foreign Affai rs,May/June 1996,p92; William J.Luti:"The Sources of American Conduct".Strategic Review,Summer 1996,p50;克林顿：1996年5月20日在宣布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华盛顿5月20日英文电。
〔2〕〔9〕Robin Wright:"Islam,Democracy and the West".F oreign Affairs,Summer 1992,pp144,145.
〔3〕Daukwart A.Ruston:"Democracy:A Global Revolution?".Foreign Affairs,Fall 1990,p89.
〔4〕Stanley Hoffmann:"A New World and Its Troubles".For eign Affairs,Fall 1990,p115.
〔5〕Barry M.Blechmau:"The International Dilemma".Washi ngton Quarterly,Summer 1995,p69.
〔6〕Lee H.Hamilton:"A Democratic Look at Foreign Affair s".Foreign Affairs,Summer 1992,p45.
〔7〕Sean M.Lynn-Jones:"The Cold War and After". MIT Press,1991,pp147,165,166.
〔8〕〔10〕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s?".Foreign Affairs,Summer 1993,pp22,49,24.
〔11〕Jeane J.Kirkpatrick:"The Mondernizing Imperative".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1993,p22.
〔12〕参见1996年6月13日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年度报告。
〔13〕Fouad Ajami:"The Summoning".Foreign Affairs,Septem ber/October,1993,p9;Albert L.Weeks:"Do Civilizations Hold".Foreign Affairs Septermber/October 1993,pp24,25.
〔14〕"Can the G-7 Ride Again".The Economist,June 22nd 1996,p104.Richard N.Haass:"Paradigm Lost".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1995,p58;Joseph S.Nye.Jr:"Why the Gulf War Served the National Interest".The Atlantic Monthly,July 1991,pp61,64.
〔15〕John T.Rourke:"International Politics on the World Stage".4th edition,1993,The Dushkin Publishing Group,Inc, p356.
〔16〕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第114～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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