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世纪论文,中国外交论文,理论论文,战略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2；D8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0）－04－0014－08
20世纪70年代中国国内形势及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后，“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受到重创和根本性的质疑。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已经开始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同“四人帮”进行斗争。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虽然不能放弃“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但是对社会的长期动乱也是感到厌恶的。在国际方面，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在外交上受到来自美国和苏联的双重压力。毛泽东在寻求结束国内动乱，走出“文化大革命”困境的同时，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作为在新的国际环境中调整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的重要依据，它奠定了中国进行国际关系调整和开辟新的外交格局的初步基础。
一、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公告世界，实行和平外交政策。20世纪50年代中国外交的基本指导方针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统一，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反华政策和侵略战争政策；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中，中国实行“一边倒”，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结盟；坚持和平共处原则，发展与非社会主义的国家关系；支持世界各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民族革命运动，维护世界持久和平。
中间地带理论提出的国际背景是存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其主旨在于强调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分裂。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不是铁板一块，革命人民可以利用这种矛盾，反对和孤立最主要的敌人。（1）美国世界性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必然进一步激化与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2）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进一步增加美国发动世界反苏反人民侵略战争的困难，世界民主和平力量有可能制止侵略战争，争取和平局面。（3）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和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是国际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阵营强大的同盟军。
中间地带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毛泽东观察分析国际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出发点。1946年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提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构成了一个中间地带。针对当时国际上一部分人鼓吹的反苏战争舆论，毛泽东指出，这是以美国为首的反苏集团，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这些矛盾，就是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他的侵略势力。”“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①
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形成了他对战后国际形势的基本观察，成为他指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处理中美关系，分析世界和平及战争问题的基本出发点。50年代中期，随着朝鲜战争结束和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印度支那形势一度和缓，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大力发展和改善与亚洲邻国及其他各国的关系，国际外交环境有了较大改善。此时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理论又有了进一步的阐述。在两大阵营对立，美国加紧反共，推行其全球战略的形势下，毛泽东指出，美国反共另有其真实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带。“目前美国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从东京到伦敦建立军事基地，把三百万军队中的一百多万人都钉在这些基地上，动都动弹不得。这不像是个打仗的架式。美国实行着实力政策，如果真的打起来，首先中间地带就完了。”② 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在这些广大中间地带的人民中，亚非两大陆就有14个亿，还有欧洲的人民，都是我们反对美国侵略的同盟者。
战后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逐步形成为一支联合的独立的国际政治力量。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反映了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和战后国际矛盾发展的重要特点。这年7月，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遭到美英法等国家的激烈反对。美英法提出对运河实行国际管理，但被埃及拒绝。英法对埃及发动了侵略战争。埃及受到阿拉伯各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苏联发表强硬声明，对英法等国发出战争警告。美国公开反对英法对埃及动武，主张国际共管，企图火中取栗，借机把英法从中东赶出去，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中东一时成为世界矛盾和国际势力纷争的焦点。毛泽东分析了当时世界明显存在的两类矛盾，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同英国、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一是美国，二是英、法，三是被压迫民族。
大批民族独立国家不断出现及其在国际舞台上团结和崛起。1955年亚非国家万隆会议召开以及1961年的不结盟运动和以“77国集团”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的形成，都表明了在苏美两极对立的世界体系之外出现了不依附任何一方的第三种力量。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修正了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世界不可能再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那样国家的观点，认为新出现的国家“既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③ 这“第三种立场”是可以长期维持的，这种立场有利于和平事业，而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民族解放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同盟军，他们的存在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和平有利的。毛泽东更加明确地认为，中间地带和中间势力的兴起和发展，将是左右世界局势、与苏美两强斗争的重要力量。
60年代毛泽东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概括了这一时期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总的特点。在西方阵营，法国、日本、加拿大等国与美国的矛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戴高乐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国家同美国闹独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重要力量，是当代世界革命风暴的源泉。为此，毛泽东将中间地带作了进一步的划分，提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实际存在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④ 欧洲各国，英、法、比、荷等有殖民地，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有的本身就是帝国主义，但是他们与美国有矛盾，是革命人民可以利用的。从而，毛泽东提出了更加完备的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国际革命统一战线理论。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民族独立国家的重要历史作用，认为它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要力量。在外交上中国独树一帜，一面大力支持亚非拉各国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一面反对和抵制苏联修正主义对世界革命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毒害。中国努力实践自己的革命外交路线，积极发展与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反对美国和苏联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张和霸权争夺。60年代，中国克服巨大的困难进行抗美援越，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抵抗美国的霸权扩张，同时中国积极开展对亚非拉地区民族独立国家的外交活动。
1963年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先后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朝鲜，加强了中国同亚洲邻邦的友好合作关系。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出访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非洲10国，宣布中国与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中国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这些国家实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它们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这些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这些原则受到被访国的积极支持。周恩来同各国领导人就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以色列扩张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促进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广泛的一致。以上外交活动同时具有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抵制苏联在亚非拉地区的扩张和影响的意义。
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七十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
70年代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在考量国际形势变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从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固然反映了战后30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同时也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结果。
中苏关系的破裂，使牢不可破的战略同盟演变成了威胁国家安全的敌人；中国与其他大多数原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恶化，以往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关系，被赤裸裸的军事对抗和霸权主义取代了。中国的主要敌人从一个变成两个，即苏联和美国。中国不得不实行南反美帝，北抗苏修的策略，陷入了在两条战线作战和用“两个拳头打人”的被动境地。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支持越南和印度支那各国反对美国的侵略战争以及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扩张渗透，同时在全国进行战备动员，准备抵抗苏联从北方的入侵。
这种外交战略并不符合毛泽东一贯的战略思想，如集中主要力量反对当前最主要的敌人；一个时期只能有一个主要敌人；不要四面出击，不能两个拳头打人等等。而且新的国际战略态势打破了中国原有的外交格局和战略思维模式，在国际问题上，中国必须跳出以往关于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等等理论观念为主导的思维模式，以国家安全、国家利益为第一要务，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上寻找更多的同盟者，实现根本的政策调整和战略转移。
由于中苏分裂和彼此的兵戎相见，社会主义阵营实际已不复存在，原有的国际主义已经失去了现实的依存的基础。而且，中苏关系破裂后，毛泽东从长远的战略考虑，不无担心的是苏美联合整中国，因此从一开始就对于赫鲁晓夫鼓吹的国际“缓和”，“苏美合作”保持着高度的警惕。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毛泽东号召全国军民“准备打仗”，进入全民战备，从军事上准备应对苏联的战争突袭，并寻求组成新的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在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由陈毅牵头研究国际问题，为中央决策提供咨询。在分析当时国际形势的前提下，四位老帅认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苏美矛盾大于中苏矛盾；针对中国的战争目前还不会轻易发生；在目前苏美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应当肯定，这是中国比较早关于中、美、苏矛盾关系的战略思考。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垮台及其政治上的被清算，“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势头有所遏制。毛泽东明确批评和纠正在外交活动中的强加于人、以我为中心等错误做法。在周恩来的具体领导下，中国外交工作有了某些转变。
美国长期陷入越南战争，使其在战略上处于极大的被动。1968年尼克松上台后企图转变这种局面，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并与苏联进行战略武器谈判。美国出于多种战略考量，对苏联企图以“核打击”手段摧毁中国核设施表示了不同态度，并多次以不同方式表达希望改变中美关系现状的意向。
1969年7月，尼克松在关岛提出美国收缩战线及“新亚洲政策”，即所谓“尼克松主义”。同时美国宣布逐步放宽在对华贸易及旅行等方面的限制。8月，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表达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表示美国不赞成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9月，美国撤出在越南的军队4万人。10月，美国通知中国将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美国政府开始对中国采取比较“现实主义”的态度，逐步承认中国的强大及其不容忽视的国际战略地位。1970年10月，尼克松在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宴会上，以美国总统身分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并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向中国表达了访华愿望。
1971年4月，美国宣布结束已实施20年的禁止中美两国之间贸易的法令。7月，尼克松提出美、苏、中、西欧、日“世界五大力量中心”的看法。改善中美关系，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他宣布要利用各种相互斗争的力量的对立，使他们彼此制约，以维持全球均势，并从中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⑤
从70年代以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国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外交政策，对美国采取了灵活的策略。1969年12月，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表示，欢迎尼克松到中国来。1971年4月，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访问。
1971年10月，联合国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接着又有十多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并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9月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外交环境，也带来了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中美苏三角战略关系开始形成，中国取得了进一步的外交主动权。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揭露苏联在军事上推行进攻性的全球霸权战略，在政治上制造缓和假象，欺骗国际舆论，同时中国反对美国推行全球霸权和侵略政策。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包括地区霸权主义。特别是70年代后，苏联利用美国的战略收缩，进一步加紧扩张的步伐，积极向亚非拉等地区突进，与美国进行激烈的霸权争夺。苏联一面与西方在限制进攻性武器、欧洲安全合作等问题上达成某些缓和协定，同时加紧军备竞赛，加强与美国在欧洲和第三世界的争夺，向太平洋、印度洋等地区扩张。苏联的全球扩张成为世界地区动荡和冲突的重要根源，是世界和平及中国国家安全最主要的威胁。
中国反对美苏联合主宰世界，划分势力范围，对美苏“合作”保持高度警惕。在中美苏关系中，中国不做美苏交易的“砝码”，反对任何一方“打中国牌”。1972年5月，尼克松访苏，企图完成第二阶段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也反映了美国以中美关系增加自己的谈判地位以及对华关系服从对苏关系的意图。毛泽东认为，美国急于与中国改善关系，目的在于打中国牌，增加与苏联讨价还价的砝码。毛泽东曾多次警告美方，不要踏在中国的肩膀上向苏联跳。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访美，美苏签署了《苏美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等文件，企图制定新的核军备竞赛规则，增强苏美的核垄断地位，美苏各国借机进一步大造“裁军”、“缓和”舆论。此事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毛泽东多次指出美苏缓和是表面，实质是更激烈的争夺。中国抨击美苏两霸勾结主宰世界的企图，并向美方表示，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和批评态度。
为此，毛泽东提出新的国际战略理论。1974年2月，毛泽东在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⑥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构成了70年代中国外交的基础，是毛泽东中间地带理论的重要发展。
第一，毛泽东认为，经过长期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国际力量出现了新的组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想称霸世界，控制亚非拉和其他发达国家，正在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和斗争，争夺势力范围，威胁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是世界霸权主义和新的世界战争的根源。
第二，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阵营内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第二世界是一般发达国家，它们一方面通过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剥削第三世界国家，一方面又与美苏超级大国有矛盾，要求摆脱超级大国控制，维护国家独立主权。相对于中间地带的概念，第二世界范围基本上指原来的两个中间地带中的第二中间地带，是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中间势力，其确定性更明显。
第三，第三世界是亚非拉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原属第一中间地带。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历史上属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后备军。二战后随着世界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第三世界而今成为世界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这正反映了战后世界格局的巨大变革。
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主旨，在于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联合第二世界国家，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鉴于在美苏争霸中，美国处在战略上的保守地位和苏联的战略上取进攻态势，苏联的霸权主义是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各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同时毛泽东断定，美苏在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双方既有斗争，又有勾结，而争夺和斗争是主要的。因此，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一个极为重要策略原则是，利用美苏矛盾，侧重反对苏联的扩张。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标志着中国国际外交战略的重大转变。（1）中国突破了“两大阵营”单一模式，实行联合“一大片”的方针，大力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积极改善与第二世界国家的关系。（2）与美国、日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由“两个拳头打人”转变为“联美抗苏”。1973年2月，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说：“中美两国‘只要目标相同’可以“搞一条横线”，即建立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一条线”战略，并团结这条线周围的“一大片”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展。这是毛泽东主席第一次明确向美方提出“一条线”和“一大片”的联合反霸战略”。⑦ 毛泽东把两只手握在一起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hand in hand”⑧。毛泽东表示，“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⑨。（3）警惕苏联的野心和扩张。毛泽东告诉美国和欧洲各国领导人，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要美国“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⑩ 对于苏联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发展，毛泽东多次告诫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同时，要警惕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防止“前门拒狼，后门进虎”。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大会上发言，向世界各国公布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个发言是根据毛泽东的历次指示写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和毛泽东审阅批准。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邓小平郑重声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国际斗争的主题是反对霸权主义。”这个理论遂成为当时中国外交的基准。
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的外交取得了全面的突破性进展。中美关系、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外交环境。中国彻底打破了从50年代以来美国孤立、遏制中国所形成的外交僵局，打开了外交的新局面。在这种形势的带动下，中国与许多国家改善或建立了外交关系。从1970年至1980年，中国同56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也同欧洲及第二世界的大部分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三、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意义和历史局限性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国际外交战略思想的一次根本性转变，它标志着中国外交战略政策的首要原则已从过度强调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义务转到以国家安全及和平发展为第一需要的国家安全战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跃。
第一，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揭示了70年代世界形势发展特点，新的国际关系组合、实力对比的基本格局，国际斗争的基本战略态势。三个世界划分突破了两大阵营对立格局下在国际关系中以意识形态、国家社会制度、社会性质等为主要的或唯一划分标准，而是更加注重不同类型国家之间存在的复杂利害联系和依存关系。虽然它仍然以反对美苏超级大国霸权主义为口号，但是，重视和强调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把现实的国家安全及国家发展作为国家外交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和着眼点，这就为以后中国实现外交政策的根本转变和全面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打下基础。特别是在中美对抗数十年后，出于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与美国实现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合作关系，这在五六十年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三个世界的划分和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组建，使中国擎起反对霸权主义的旗帜，深得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反映了其深受大国政治压迫和殖民主义经济剥削，要求摆脱旧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愿望。反对霸权主义成为当时重要的国际共识。它不仅写入了中美联合公报等双边国家关系文件，而且也写入了许多共同的国际条约和文件。中国打破了由于长期在一定程度上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而产生的某种“自外”心理，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走向国际舞台，发挥大国作用。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中美、中日正常关系的建立，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及其在国际政治舞台地位。
第三，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从历史的和战略的意义上确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它向世界宣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而且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称霸。这是对中国在当代世界和现代国际关系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定位。这就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平等互惠、和平发展、共存共荣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基石。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始终是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坚持和平共处和国家间的平等协商、互惠互利原则，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反对在国家关系中任何形式的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不平等和霸权主义做法。
当然，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第一，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思维模式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策略。
正如毛泽东所言，统一战线政策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在统一战线中划分左、中、右；实行发展进步势力，联合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策略，反对最主要的敌人。以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为主要方法，以国际阶级斗争为主要着眼点，观察分析世界形势和国家关系，决定外交政策，在中共党内有着比较深厚的传统。所以，当时在中国面临苏联的严重威胁之际，组织新的以反对当前主要敌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目标的联合战线或同盟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反映了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需求。但是随着其后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的改变，这种以开展国际阶级斗争为圭臬的同盟战略，就不再适应世界历史发展的需要了。
第二，对时代性质的判定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
判定时代性质是决定国际外交战略的重要依据。中共在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进一步引发了对时代问题的思考。1957年11月，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宣言》称：“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声明》进一步断定，现时代为“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这是当时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对时代问题的基本共识。
中苏论战，对时代的不同认识也是其中问题之一。中共基本依据列宁关于时代认识问题的理论判定当代时代性质。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对帝国主义进行了精辟分析，从而认定，当时正处于“帝国主义时代”，是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发展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其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基本沿用列宁关于时代认识的观点。直到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坚持认为，当前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仍然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毛泽东继续坚持列宁的观点，认为革命和战争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毛泽东强调，“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如果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胆敢把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必将引起新的世界革命，把一切反动派统统送进坟墓。(11)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周恩来和外交部在国际问题上的一些提法。“中央总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12)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已经出现的世界和平发展的基本趋势。
第三，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过度夸大世界战争的危险。
1974年前后，毛泽东多次与外宾谈到国际形势与战争问题。毛泽东认为，世界上有帝国主义存在，苏联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就酝酿着战争。美苏达成某种协议是可能的，但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还是争夺为主，将来总有一天会打起来。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毛泽东明确表示，这个世界是不安定的。现在世界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所谓一代人的和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家都讲和平，结果讲出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现在又讲和平，可能也讲出一个什么战争来吧。要准备打仗，准备美苏在世界上闹事。这种对世界形势的估计，显然扩大了美苏发动战争和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低估了各国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及实现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同时在国内一切工作都立足打仗，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人力、财力大量消耗于战备，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进入80年代和9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国际战略指导思想也发生了新的根本性的转变。1985年3月，邓小平在深刻观察世界格局变化的基础上，对全球性的主要矛盾和世界形势作出高度概括，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3) 邓小平精辟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历史发展两大重要问题，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从而改变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观念。对时代的正确判断成为实现外交路线和国际战略转变的基础。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外交指导思想上有“两个重要转变”。第一个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这就是中国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的看法，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第二个是在对外政策上，改变了过去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14) 中国的外交进入了一个更加活跃的、全方位开放的新时期。
注释：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9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05页。
③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36页。
④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6、509页。
⑤ 《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217页。
⑥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0～601页。
⑦ 范中汇等著：《黄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548页。
⑧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68页。
⑨ 杨圣清：《新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282页。
⑩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70页。
(11)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9年4月1日）。
(12)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56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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