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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主旋律电影，作为当代影视文化的一种格局，一种精神，已经历史地载入了中国当代电影的史册。尽管主旋律电影由于多种因素而有着诸多艺术遗憾，但它和探索片、娱乐片一样，都是电影百花园里不可或缺的艺术品种，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电影的灿烂的景观。
关键词 主旋律电影 多样化 回顾 反思
毫无疑问，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主旋律电影作为当代影视文化的一种格局、一种精神，已经历史地载入了中国当代电影的史册，定格成了熠熠生辉的一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艺战线上“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得到了全面贯彻。总的来看，新时期的文艺创作是健康的，形势是令人乐观的。但是，不可否认，当代西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和文艺思潮，也对中国的文艺营垒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导致一些作家、艺术家的迷航甚至失误。“人道主义”的争论、“异化问题”的讨论等等，都是雄辩的说明。
就电影界来看，一方面出现了许多思想性、艺术性、娱乐性、观赏性较好统一的优秀作品，有的作品甚至创下了较高的票房收入，如《小花》、《少林寺》、《芙蓉镇》、《咱们的牛百岁》等。另一方面，随着第四代导演“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探索，纪实美学的追求，第五代导演崛起，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建立，电影界又出现了一种两极现象。本来，电影是一门极其商品化的艺术，这是卢米埃尔兄弟和梅里爱们都早已感觉到了的。可是，一部分电影艺术家，面对商品大潮和娱乐电影的冲击，却固执地困守于纯艺术的真空，追求一种至高的文化品味，片面地把电影的文化反思、文化寻根推向了极至（如《孩子王》等影片）。有的影片甚至不惜大胆地“暴露”和“展示”“民族劣根性”，其结果是使得这类电影在悖离观众的同时也悖离了自己。与此同时，娱乐片大潮又汹涌而至，各电影厂家面对星星一般的舞厅、咔啡厅、录像放映点，急于贴近市场，便一味地搞短、平、快，由于主创人员思想意识的偏差，加上资金短缺，技术设备落后等客观原因，造成了银幕的艺术性萎缩。媚俗、庸俗、粗制滥造之作泛滥于市场，“裸、露、脱”频频映现于银幕。
在这样的背景下，电影局在1987年3月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郑重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这一口号，意在呼唤社会主义银幕应当关注现实、弘扬时代精神，反映波澜壮阔、汹涌澎湃的宏伟事业，呼唤电影艺术家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主旋律是一个音乐术语，指“多声部演唱或演奏的音乐中，一个声部所唱或奏的主要曲调，其他声部只起润色、丰富、烘托、补充的作用。”[①a]电影的主旋律，就是要在高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反映现代化建设的雄健脚步和波澜沸腾的改革生活，反映血雨腥风的革命历史斗争，传达一种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创作意识。
同时，主旋律又是与多样化联系在一起的。“主旋律是相对于多样化的主旋律，多样化也是相对于主旋律多样化；主旋律指导多样化，多样化烘托主旋律，没有多样化就没有主旋律，同样，没有主旋律也就没有多样化。”[②a]从当时的电影实绩来看，是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原则的。一方面，编导们极力讴歌英雄人物，先进人物，社会主义新人：毛泽东、周恩来、焦裕禄、蒋筑英……。另一方面，编导们又在一些影片中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劳动、爱情、婚姻、伦理、道德，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及生活的原生态：《心香》、《老娘土》、《香魂女》、《站直罗，别趴下》……，这些作品或者表现物质与精神的反差造成哀怨的人生悲剧，或者展示商品大潮冲击下，人在金钱面前的自我沦丧，或者以影像的方式思辨现代生活中干群关系的变异。他们和主旋律一起，奏成了那一时段最和谐的乐章。
综观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1989年建国40周年和1991年建党70周年的献礼片为标志）的主旋律电影，从题材上看，主要有以下几类：
战争片：纵观中国当代电影，战争片的发展经历了三大阶段：a.50—60年代初，如《南征北战》、《红日》、《平原游击队》、《红色娘子军》等。这一时段的战争片，回荡着高昂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激情，但大多数影片囿于讲述特定战争故事的基本叙事语态，战争中的人和其他因素都显得较为单一、浅显，因此，影片中的人物显示出一种片面的单纯、崇高和真诚。b.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如《小花》、《归心似箭》、《今夜星光灿烂》、《高山下的花环》等。这一时段的战争片，往往把战争作为叙事的语境，而关注的是战争背景下的人情美、人性美，让战争与社会、战争中的将士与后方和平土地上的人们千丝万缕地联系起来。于是，战争是一面镜子，前方和后方，战争与和平中的灵魂都显露无遗，它的主调却是高昂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c.80年代末——90年代初，如《巍巍昆仑》、《百色起义》、《大决战》（三部）、《烈火金钢》等。这一时段内，战争片的制作进入了综合美学阶段，它既吸收了第一个时段内直接呈现战争的残酷和悲壮的特点，又溶化了第二个时段内在战争背景下表现人情、人性的特点，从而把战争片的制作推入世界电影的巨片之林。
《大决战》作为献礼片，取得了较高的美学成就。它表现的是1948年秋至1949年初发生在中国当代史上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这是一场决定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命运的战略决战，整个三部六集，总导演在片头就铺开了一个大场面的基调：天崩地裂、冰河解冻、冰排呼啸、震撼山岳，场面恢宏，激荡人心，画面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和情绪张力。一泻千里、汹涌澎湃的历史画卷奠定了宏阔的艺术基调。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电影也就不可避免地表现生与死，血与火的巨大冲突，流血伤亡。但表现惨烈的战争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艺术美学追求之基础上，《大决战》通过反映惨烈的三大战役，通过悲壮的场面带给观众视觉审美心理冲击，传达出革命英雄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阳刚美、崇高美。
大事件、大场面、大人物，崇高的艺术美，一方面带给我们震荡和激越心灵的美感，另一方面也带给我们对于战争的罪恶和对于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们以无比憎恨和愤慨。使观众的心灵在爱与恨、美与丑的审美对照中得到情感和精神的升华，通过强烈的无产阶级爱国主义激情，重塑革命先驱和伟人的影片：从中国当代电影史来看，1978年的《大河奔流》，是毛泽东、周恩来的艺术形象首次走上银幕，也是中国影坛上伟人第一次以艺术形象的方式与观众见面。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安事变》、《开国大典》、《巍巍昆仑》、《开天劈地》、《周恩来》、《毛泽东和他的儿子》等影片，从不同侧面和角度，把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和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展现于观众面前。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独秀、李大钊……，他们挟一身风雷，披满天星斗，从神坛走向人寰，写辉煌人生，书风云历史。
在这类影片中，电影艺术家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以史家笔法，让这批历史潮流中的风云人物鲜活地、有血有肉地重现于银幕。伟大形象的重塑，既是一次政治行为实施的结果，同时，伟人们走上银幕，也给电影艺术事业注入了庄严而崇高的精神，这不仅是对伟人的追忆，对往事的缅怀，而且也是以一种新的叙事策略，重构对神圣、对革命经典的追忆和现实的渴望，这批主旋律电影，作为一种中心话语，它代表了一个社会文化的主流和倾向，暗示着处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艺术观念转型期中国社会一种普通而重要的心态：在经济形式、审美状态、艺术形式、消费形式和观众等整个社会心态渐趋多元而又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中心主流的历史时期，“人们对权威，信念的不无深情的追忆，以及在实用主义、商业大潮和消费主义即将全线获胜之前，对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不无戏谑，亦不感伤的回首，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来自民间的对英雄与神话的呼唤，一个正在丧失神圣与禁忌的民族，对最后一个神圣与禁忌象征的依恋。”[①b]应该说，这些影片和与它差不多同期流行一时的语录歌、领袖像、领袖章等文化现象一样，都是上述大众情结的直观化的艺术表现。
从艺术形象塑造来看，这批影片实现了让伟人在银幕上“走下神坛，重返人寰”的艺术追求。可以说，这一艺术追求，既是电影人，也是广大观众的强烈而美好的心愿。此前的如80年代的许多影片：《四渡赤水》、《彭大将军》、《塞上烽火》、《陪都新闻》……，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的艺术形象，都还多少停留在简单化、模式化的狭隘天地中，“气”有余而“情”不足。
《毛泽东和他的儿子》一改既往的艺术视点，把镜头对准毛泽东的家庭生活，表现其夫妻情、父子情，为我们洞开了一个寻找领袖常人情怀的窗口，这样，我们便观照到了毛泽东一个革命家的博大胸襟和巨大的人格力量和情感世界，而这种情愫，又和对祖国、对人民、党的热爱密切相连，是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伟大情感世界，它以一种心灵深入的崇高、神圣，对观众产生了强烈的煽情效应。
另一方面，这类影片又注重历史与艺术之间的真实性定位。作为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忠于历史，准确而科学地认识历史，是影片创作的首要前提，但它作为一门艺术，又不能囿于历史局限，而必须遵循艺术创作和审美规律，进行大胆的富有激情的艺术创造。因此，历史的真实与电影艺术反映历史现实的广泛可能性，就决定了艺术家一方面要真实地反映历史，以史为本，另一方面又要艺术地反映历史发展的可能性。
重塑时代英雄的影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在新中国历史上，雷锋、王杰、王进喜、焦裕禄、蒋筑英、张海迪、罗健夫、孔繁森……，都是时代英雄。他们以其平凡人生所闪现的高尚情操，永垂于历史，永垂于民心。影片《焦裕禄》、《蒋筑英》正像两面普通而耀眼的旗帜，放射出现实主义的光芒。
焦裕禄、蒋筑英是我们时代确实存在的人，同时又是艺术家创造的艺术典型，在他们身上，凝聚着中国当代发展中所迸发出来的时代精神。他们身处的时代，是轰轰烈烈、摧枯拉朽的革命战争年代早已结束，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左倾政治所带来的一系列运动如“大跃进”、“文革”等又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长久地处于初级阶段而难以有实质性的飞速发展的过渡时期。焦裕禄、蒋筑英身上，既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和精神创伤，同时又表现出传统的革命精神和锐意进取的改革意识，正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关系和个人内心创伤的环境中，焦裕禄和蒋筑英的精神和人格具有了时代当下性和启示性，影片在一件件平凡甚至是本分化的个人叙事中，使他们的精神升华出崇高的英雄美。
《焦裕禄》、《蒋筑英》在现实主义的道德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焦裕禄》中，那灰暗的天空、浑浊的黄沙、肆虐的暴雨、饥饿的孩子、衣衫褴褛的逃荒的农民，县委内部焦裕禄与吴荣的斗争……，在一幅60年代初中国被自然灾害和历史现实因素逼向生活边缘的兰考县，这一严酷的环境及其深广的历史内涵，使焦裕禄和那一群与自身疾病、自然灾害和人为横祸进行顽强斗争的人们，更显出高大、坚实。那万人送葬的悲天地、泣鬼神的场面，不光是在悲悼一个历史好人，而且是在呼唤和找寻那个时代我们曾经拥有过而现今严重倾斜的干群关系。同时，这两部影片都着力挖掘和塑造了典型的历史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主旋律电影多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袖人物传记片。但是，这段历史和这些伟人们，毕竟都是历史长河中的“昨天和过去”，而许多主旋律影片在对他们进行思考和打量时，过多地沉浸在一种“遥想当年”或者“细说当年”的感慨和情绪中，少了一种当代情感和意识。他们“似乎太迷恋于轰轰烈烈的历史画卷的辉煌，而较少发掘在这历史基座下包含的人生感悟。史识的缺乏、历史的缺乏，使影片缺乏一种心灵的震憾力。因而，观众更多地是在观看历史，而不是体验历史。”[①c]
尽管如此，献礼片已然在众说纷纭中注入了电影史册。我们就是要高唱“主旋律”，强调一种精神，提倡一种风格，宣扬一种情绪——一种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精神、风格和情绪。
面对市场经济和电影市场的转轨，各种形式和题材的影片都应建立自己的市场基地，培育自己的电影市场。由于历史、现实、观众和电影自身等方面的因素，主旋律影片面对市场，显得要局促一些，在全国看片会看《蒋筑英》时，放映厅内的经理们呜咽失声，为蒋筑英这一民族精英而激动，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悲伤。但当报拷贝定数时，经理们的一腔热血顿时冷却，全国只订了53个拷贝。但是，主旋律电影作为电影艺术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类，国家应该在经济上全力支持，每年拍几部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的影片，以找寻主流意识和大众意识的契合点，建立稳固的电影市场基地。
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还要正确看待探索片、娱乐片。探索片本身的艺术先锋性，能够给电影艺术的发展提供许多新的因子和活力，它对传统范式的挑战、超越和突破，决定了其欣赏层次的高品位，甚至也决定了其票房价值的低效益。娱乐片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大众的娱乐需求，娱乐的多功能、多层次，使得观众在一个特定的时空环境里情感得以渲泄、补偿和满足，做一个“白日梦”。因此，他们各有侧重，各有旨归，但都是电影百花园里不可或缺的艺术品种，它们与主旋律一道，构成了社会主义电影的灿烂景观。
注释：
①a《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②a腾进贤：《关于中国电影的主旋律》。《人民日报》1991年2月7日。
①b戴锦华：《救赎与消费：九十年代文化述描之二》。《钟山》1995年2期。
①c尹鸿、陈航：《进入九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当代电影》1993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