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穆旦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新时期论文,穆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2)01-0061-03
一
穆旦在四十年代中后期的出现给新诗带来了一种强大的冲击，当时的诗坛也给予了必 要的关注，随后是长久的有意忽略。新时期以来穆旦在诗坛的地位逐渐提高，到1994年 海南出版社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将穆旦列在首位以来，其地位似 乎更是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作品也得到了诗歌研究界的广泛关注。虽然穆旦 研究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专门成果，至少也已初具规模。(一)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九叶集》的出版，使得穆旦诗作在被掩藏三十年后又为人所知。1986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出版、杜运燮编选的《穆旦诗选》进一步推出了更多的作品；(二)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 87年出版的穆旦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迄今为止依然是穆旦研究 最为重要的资料来源和参考性文件，在很长的时间内深刻影响了穆旦研究的深度和格局 ；(三)1996年9月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李方编的《穆旦诗全集》是穆旦研究在资料方 面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并且第一次整理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年谱，从此保证了以后研 究的全面性和可靠性，有了一个共同的研究范围和依据，这本诗集的编辑是功不可没的 ，虽然近来有研究者发现了诗集之外的穆旦作品，但稍稍比较一下就知道诗集实际上只 遗漏了两首诗[1]，这也证明了诗集编辑的认真和严肃；(四)1997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出版的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虽然分量并不很大，但也可算 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这两本文集都是研究论文和纪念回忆文章并重，这也说明十 多年过去了，穆旦研究尚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资料收集工作的任务还很大，至今没有 一本穆旦传记或评传就是一个证明；以上四项是集中而有代表性的成果。以后只是一些 单篇的论文，但在整个穆旦研究中，单篇的论文分量逐渐增加，本文结合四本书，而只 着眼于梳理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在具体的描述之中，结合李怡的《穆旦研究论著编目(1 945—1995)》(收前述《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一书)，重点补充1996年至今的研究成果。
二
在李怡的编目中，四十年代的论文收了七篇(可以稍作补充的是袁可嘉的《诗与民主》 一文，将徐志摩的“抒情诗”和穆旦的“戏剧诗”作了比较[2])这些写于1946年至1948 年三年间的文章，几乎都是出自“九叶”同人之手，又都给予穆旦同一流派中的最高位 置，被视为现代诗艺探索的“旗手”。这一方面表明现代派和穆旦的探索在当时还没有 产生相当的影响，一方面说明穆旦的诗艺探索达到了同派中最为显著的地位。前者源于 现实的纷繁多变，后者则为新时期的研究奠定了基调，穆旦的诗代表了“九叶”的最高 成就，同时又远远超出流派的范围，被认定为中国新诗的一个总结性的成就。96年以后 的研究，一般都很少结合整个“九叶”的情况，而单独对穆旦其人其诗作整体或细部的 研究，应该是出于这种理由。
王佐良写于1946年的《一个中国诗人》是最早也是四十年代最有分量的论文(收1945年 自印诗集《穆旦诗集》)，文章以诗一样的语言去描述穆旦的风格和探索，指出了穆旦 诗歌的丰富，“一种受难的品质”和“一种猝然，一种剃刀似的锋利”。本文还有一个 对后来的研究以至于诗歌观念都有极大影响的论点，即认为穆旦“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 非中国的。……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这一点经常为人引用 ，成为立论的基础。较为代表性的如谢冕在《新世纪的太阳——二十世纪中国诗潮》论 及穆旦的基本立场就基于此，认为“因为他有对于传统方式的果决的反叛(所谓的‘彻 底的无知’[3])，因而他拥有了一份孤寂。”“穆旦是在凭藉大众和民族的名义下复古 潮涌之中的一座未曾淹没的岛屿。”这种观点与全书的思路是一致的。但这种观点本身 却值得慎重推敲。王佐良先生在为前述1996年版的《穆旦诗全集》写的序言里其实已经 委婉地修正了自己以前的观点，他读出了“一种高雅、一种纯真”，“他对于形式的注 意就是一种古典的品质”，就在这篇序里，王佐良先生有一个目前还不大为人重视的观 点：“虽然他已写了不少好诗，人们期待他写得更好。他是那个时期最有发展潜力的诗 人之一。”“潜力”二字暗示了王佐良先生的一种判断，即穆旦因为某种并非自己的原 因而没有充分地完成自己的诗艺，这与我们目前把穆旦视为中国新诗的总结性人物和最 成熟的诗人的看法是不同的，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可供参考的说法，可能并非定论。谢冕 先生在为同一本书所作的序言《一颗星亮在天边——纪念穆旦》中，也委婉地修正了以 前所说的穆旦对传统彻底无知的看法，而提“艺术上的独立精神。”“我们不能忽视穆 旦作为学院诗人所具有的‘书卷气’。”同样读出了穆旦的“高雅情调”。而袁可嘉先 生在1987年写的《诗人穆旦的位置》一文中就说：“这种现代意识既有外来的影响，更 有内在的传统和实际的需求。”(见《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一书)。至此我们基本上可以 认定：穆旦对于中国诗歌传统不是无知的，而且诗人对传统的无知任何时候都不会是他 拥有的一种优势。穆旦诗歌有意屏弃了古典气息，而我们却不能简单地视之为他对于古 典的彻底无知。而且他的特色也不会是在于“非中国的”。其实关于这一点，周珏良先 生四十年代的分析就已经是非常到位的，“穆旦是从人人的语言中找到了自己的语言， 而这个语言或许也可以替他找到了读者吧?还有穆旦在《甘地》一诗中用极近口语的文 字写出了庄严的诗，在白话文已被提倡了二十多年的今日，而每有大制作还是觉得此种 文字不够典雅非用文言不可的时候，这种成就是特别可注意的。”[4]周斑良先生敏锐 地感受到了穆旦诗歌语言对于“白话文已被提倡了二十多年的今日”诗坛的意义。从新 诗与口语的关系入手，会有一些独到的见解。李怡《论穆旦与中国新诗的现代特征》一 文就以“白话、口语和散文化”为一节从这一角度专门论述了穆旦诗歌语言对胡适的白 话诗理想的成功实践、对二、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纯诗”追求中所暗含的古典“雅言 ”传统的冲击。[5]当然，这与前面所说的“书卷气”、“高雅情调”又有出入了，不 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理解，很难说大家已对穆旦的诗歌有了一个真正客观的结论。
前述李怡的编目里所录的至1995年的研究论文，基本上达到了较为一致的看法，没有 什么大的分歧。如对穆旦的沉雄厚重的艺术风格，丰富复杂的矛盾冲突，诗艺追求达到 的高度等等。作品细读也有了孙玉石先生《解读穆旦的<诗八首>》等代表性论文[6](后 来王毅将对《诗八首》的细读作了更为细密、深入的推进[7])。而一般的研究论文几乎 都是“穆旦论”这种总体性的综述，每一个研究者都对穆旦来一番全面的论述，单这一 点或许也可以表明穆旦研究的不够深入。
在这类论文中，蓝棣之的《穆旦：用身体思考》无疑是概括性最强、最具说服力的一 篇。[8]他将穆旦创作分为1937至1948年、1957年、1976年三个阶段。而将第一阶段的 诗从内容上分为写感情和对写社会中的个人命运、体验这两类。着重分析了爱情诗从理 性到情感的变化，由此指出了现代派的不足，这种见地是给人以启示的。分析第二类诗 时，他认为穆旦的思考都是来自于现实的思考，“他的诗很少出现存在主义的调子，他 还来不及思考人的存在和存在的荒谬。”这种评价是和前此的分析相反的，穆旦的重新 得到阐释和高度的评价，大家一般都是先由其对人存在的荒谬性的深刻思考的分析入手 的。蓝棣之这里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的理解。王泽龙《论穆旦的诗》一文也认为：“如果 说西方现代主义诗人探寻的主要是生命本体的虚妄与荒谬，那么穆旦关心的主要是历史 传统与现实社会对自由生命的扭曲和损害”(此文的另一个观点：“穆旦诗歌厚重的知 性色彩淡化了诗歌的感性意味，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和前述王 佐良先生关于穆旦是“最有发展潜力的诗人之一”的观点一样，是值得重视和思考的)[ 9]而目前与他的观点相同的论点也没有出现。1998年王毅的论文《围困与突围：关于穆 旦诗歌的文化阐释》一文，提出“可以说穆旦的大多数作品就是对这种里尔克—冯至式 存在主义哲学观的一系列优秀的诗意阐释。”[10]而蓝棣之恰恰认为“他的诗在思想上 不接近冯至《十四行集》那种对生命的沉思，他还不具备冯至当时那样的社会地位和条 件。”而同一年曹元勇的《穆旦诗中的守夜人》一文，更是重点将穆旦与卡夫卡结合起 来分析。[11]这些都可以看出面对穆旦的诗歌，即使是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都会有 多么大的分歧。也许这也正可以说明穆旦诗歌的丰富性。
三
1996年以后的穆旦论文并不是太多，包括前面提到的三篇也不过二十余篇，多的是一 些论著中某些章节的零星论述，整体上对穆旦的评价都很高。而单篇的有些论文却明显 不及前述研究的整体水平，一些论文也还难以超越四十年代的研究。如前述《穆旦诗中 的守夜人》一文，将穆旦与其诗中找不到任何联系的卡夫卡紧紧联系起来论述，大约还 只能算作一种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达不到学术研究的水平，其中有些类比如分析《防空洞 里的抒情诗》的“防空洞里这个意识自觉的人与卡夫卡《城堡》中的土地测量员的境遇 十分相似”等，显示了一种行文和思路的随意性，基本上与穆旦的创作实际关系不大。 相比之下，不少的论者将穆旦诗歌的思索与鲁迅的《野草》达到的深度所进行的对比研 究就令人信服得多，因为能在穆旦自己的诗中找到依据。[12]杨鼎川、杨早的《现实的 诗化和诗的现实化——穆旦诗歌历程管窥》一文，是从反驳游友基的穆旦诗歌经历了“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的观点出发的，有其合理性。 文中划分出1937—1939、1940—1948、解放后三个阶段，就不如蓝棣之的归纳简洁，而 对建国后的创作评价也太简单化，有些比较如“1951年穆旦在美国写下《美国怎样教育 下一代》和《感恩节——可耻的债》，看到了吗?那是一种何等明显的倒退!甚至没能达 到闻一多《洗衣歌》的水平。”[13]也多少显得失之于轻率。
但是已没有了单篇的穆旦论，而都是从一个或几个小的角度来观照穆旦的诗作。这也 说明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家都认识到研究的难度的，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穷尽穆旦的诗 作。也有了对建国后的创作进行专门分析的文章，如郭耀庭《生命在冬天寂寞地燃烧— —试论穆旦当代诗歌创作》一文，对穆旦晚期“由过去反叛过的浪漫主义又回到浪漫主 义”的分析，就有一定的说服力。[14]而宋炳辉的《新中国的穆旦》一文，则对穆旦建 国后全部的文学工作进行了较为完备的考察，详赅扎实、具体入微，应该是这方面目前 最好的成果。[15]另外李方的论文《试析穆旦诗中的“自己”》，从一个较独特的角度 分析了穆旦创作“从人格分裂的自我分析，到殉道一般坦诚的‘自我的葬歌’”的历程 ，由此论述穆旦诗歌对于新诗的意义，[16]有论者也认为“自我意识可谓穆旦全部诗作 的起点。”[17]李方则没有这么绝对化地看待穆旦诗作。李方的另一篇论文《穆旦与现 代爱情诗》[18]从对传统爱情诗“谎言”的拆解、智性思索、综合力等三方面分析了穆 旦的爱情诗，其中认为《诗八首》的结尾：“这是经历了挚诚而曲折的搏求之后的反朴 归真，是‘自觉的现代主义’向永恒的古典美的复归。”和单纯的分析《诗八首》的“ 现代性”的文字比较起来，这里显示出了‘细读’带来的新颖独到的发现。在分析1948 年创作的《诗二章》时说：“浪漫的、写实的、印象的、象征的……种种写法，经过‘ 溶解综合’而被诗艺地超越了。”也是值得重视的看法。
有两篇论文是应该引起重视的，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李怡的《论穆旦与中国新诗的现 代特征》和王毅的《围困与突围：关于穆旦诗歌的文化阐释》。李怡的文章从宏观的角 度着手，在整个新诗史之中考察穆旦的意义，集中论述了其诗作对“现代派”以含蓄为 骨子的“晦涩”和承继雅言传统的纯诗追求的超越，见解新异而发人深省，和蓝棣之的 论文一样是少见的极有独特见地的论文。一个观点是穆旦追求意义的扩展、丰富乃至错 杂，与胡适等初期白话诗人有着“一种深层次的沟通”，并认为“穆旦的诗艺是初期白 话诗理想的成功的实践。”[19]这是一种没有人提到过的新的说法，当然不见得就是定 论。单纯以胡适《谈新诗》一文中的“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一语为依据，而不联 系其创作实践来论述，也有看问题简单化之嫌。王毅的论文如前述，在存在主义这一问 题上是和蓝棣之的观点针锋相对的，这是文章的第一部分，不是此文的贡献所在，此文 的贡献在于将穆旦研究向纵深处掘进了一步，第二部分着重论述最先由王佐良先生四十 年代在《一个中国诗人》一文中提出的穆旦诗中的“上帝”这个语像。认为他在诗中创 造一个上帝是“一种信仰重构的过程”，并由此切实地考察了在这一点上所受到的艾略 特和叶芝的真实影响，材料充实，显得扎实可信，这种比较发掘是十分必要的。文中对先由谢冕先生指出的穆旦最重要而被人忽视的长诗《隐现者》(见《穆旦诗全集》序)作 了深入的分析[20]。这两篇论文尽管在某些具体论述上都会有不尽完善之处，但它们取 得的突破性的成果是不容忽视的。它们分别在穆旦研究的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给人以新的 启示。由“上帝”语像出发，近来又有论者对穆旦诗歌与基督教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 研究[21]，无疑也是研究深入化的一个表现。
综上所述，穆旦研究可以说是这几年来的新诗研究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取得了不少 成果，在资料收集和诗歌阐释两方面又都还充满着诱人的前景，相信在不短的一段时间 里，都会是新诗研究的一个体现水平的领域。
收稿日期：2001-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