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内涵及其构建 〔*〕
杨守明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它源自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主要包括“人性本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休戚与共”等文化因子。该文化构建的现实价值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推动国际文化形态进步。该文化构建路径为：坚持人性本位，探寻不同文化共识；尊重文化多样性，推动文化互鉴共进；扩大利益共识，强化休戚与共理念。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理解；现实价值；构建路径
在社会系统中，行为者的行动决定是在一个广阔的知识背景中形成的，受制于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等。而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的建立，又是以其社会文化为依托的。社会文化决定行为者为何要作此般抉择而非其他。这便是社会文化对一般社会行动的意义之所在。据此道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也是以其社会文化为依托的。因此，我们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研究其所依托的文化，构建文化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是历史的命题，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内涵理解
从党的十八大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到党的十九大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联合国决议，意味着这一理念已经得到国际社会多数成员国的认可。那么，如何理解其文化内涵呢？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目前这种文化理念只是刚刚被认可，还有待发展为国际社会的主流文化，最后形成文化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者称“人类文化共同体”。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渊源包括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不仅有中华优秀文化，还包括马克思主义以及世界其他优秀文化。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内涵中至少包括三种最基本文化因子：“人性本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休戚与共”。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三个独立概念组成，其中的“人类”，要求从人的共性出发，秉持“人性本位”理念；其中的“共同体”，要求遵循“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理念；其中的“命运”，要求建立“休戚与共”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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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性本位”文化因子
所谓“人性”，是指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共性。它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它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具有历史性；它在历史上是不断演变的。〔1〕所谓“人性本位”，即是以“人性意识”为出发点。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人性本位”文化，是指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从“人性意识”出发，在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交集”。它是现实的、具体的；它也是在历史上不断演变的。
从“现实的、具体的”视角来看，“人性本位”文化因子，是一种以应对当前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全球价值观。当前世界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着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态环境、流行疾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诸多生存和发展问题。另外，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因而，在解决上述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过程中，世界各国以及国际组织就会形成一些共同的看法和观念，达成一定的价值共识。例如，当前每个国家所宣示的发展目标，一般都是为了人的自由和幸福。一些国际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绿色政党组织”等，也是分别关注人的健康和人的生存环境。上述国家与国际组织都是将自己的最终目的或宗旨与全人类共同的命运整合起来，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安全稳定的生活。因此，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3〕概而言之，其共同价值的最终指向是人类的幸福生活。
从“历史性”观点来看，当前的“人性本位”文化因子，也有其自身演变的历史源流。
首先，它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理念。这一理念是从“人性本位”出发，通过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和社会风尚，从而使“人”能够“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4〕。同时，它还强调“民”的重要性。例如，《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5〕《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6〕《荀子·哀公》中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7〕等等。这些思想理念，便是“人性本位”文化因子的源流之一。
另外，马克思主义文化是“人性本位”文化因子的又一源流。马克思特别重视人的生存和发展，这主要表现为他对理想社会认识方面，注重分析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及其现实条件，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他在《资本论》中也谈到，人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只有在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9〕中才得以实现。
实际上，无论是上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还是马克思所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或是西方传统文化中的“理想国”，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因子，就是追寻“人类”的幸福生活。这一价值指向既体现了“人性本位”文化因子的现实性和具体性，又体现了其历史性。
(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和谐文化因子
所谓“和谐文化”，其核心内容就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10〕。其逻辑起点是，不同文明之间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其思想理念是，和而不同的相处之道，兼收并蓄的交流理念。其实践要求是，要相互对话，不要相互排斥；要相互交流，不要相互取代。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11〕这一文化理念，既根植于国际社会现实，又符合其自身演变的历史逻辑。
从国际社会现实来看，当前不同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彼此之间都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这些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往往产生矛盾和冲突，不仅关系到世界和平问题，也关系到能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如何面对现实，处理彼此差异产生的矛盾和冲突？要解决这些现实问题，首先要形成针对性的思想观念。这就要求建立文明是“多彩”“平等”和“包容”的理念，尊重文明之间的差异，理解文明互进和共荣的道理，明确文明相互竞争与取长补短、交流互鉴与共同发展的因果关系。从而使“和谐文化”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12〕成为解决当今国家间矛盾冲突的文化依托。
此外，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实践，也要依托“和谐文化”。由于全球气候变化所引发的生态问题，日益成为全世界关注的话题，也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科技水平、责任分担等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和分歧。解决这一问题所要构建的思想共识，就是“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面对全球性挑战，各国应该加强对话，交流学习最佳实践，取长补短，在相互借鉴中实现共同发展，惠及全体人民。同时，要倡导和而不同，允许各国寻找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应对之策”。〔13〕
有的另辟蹊径，从应用方面对“中国风”加以探讨，如王燕晶的《“中国风”歌曲流行现状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③一文探讨了具有广泛的大众认知度的“中国风”歌曲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扩大学生的词汇量、使留学生领略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源远流长的历史、培养他们阅读古典诗文的能力、提高留学生听力技能方面的重要作用。再如杨孟的《中文歌曲文化意象的解释与教学应用》④探讨了歌曲中出现的文化意象，对其进行定义和分类，对文化意象教学进行反思并提出自己的建议。这些文章都使“中国风”歌曲更具现实意义。
总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和谐文化因子，是在当前国际社会不同文明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现状基础上形成的，同时也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和合文化”“天人合一”理念，以及吸收后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学中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具体来说：
在处理不同文明差异问题上，中国传统“和合文化”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14〕；认为世界万物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15〕。其遵从的价值规范是，在差异中形成认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6〕；在包容中增进共识，“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17〕。德国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也认为在处理不同文明之间关系时，应当遵循“相互理解、宽容、和解的立场处理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乃至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与冲突”。〔18〕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理念认为天地万物与人类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19〕认为人要尊重自然规律，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要适度。“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20〕
(三)“休戚与共”的文化因子
这里所讲的“休戚与共”文化因子，是指在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形成的同甘共苦的思想观念。“当今世界，各国人民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市场、资金、资源、信息、人才等等都是高度全球化的。只有世界发展，各国才能发展；只有各国发展，世界才能发展。”〔21〕概而言之，当今世界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关系。这一社会现实，决定了相应的社会意识。因而建构“休戚与共”的文化理念，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实依据，另外还有其自身的文化渊源。
从现实依据来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具有“公共”的性质。“无论一个民族多么弱小，地处多么遥远，没有一个民族能够不受影响而‘独立生存’。”〔22〕“特别是，随着经济一体化以及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生产与消费跨国界进行，彼此之间经济相互渗透，一国的发展越来越取决于国际的共同发展。再加上战争、生态、能源等全球性问题与威胁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无人能置身事外，世界各国人民客观上已经置身于‘休戚与共’的整体之中。”〔23〕因此，“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就要求各国同舟共济、和衷共济，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24〕
从文化渊源来看，“休戚与共”的文化因子，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交往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到：“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5〕这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分工和交往的不断扩大，打破了原始的民族封闭状态，从而使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广度日益扩大，联系的程度不断加深，进而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全球性的“联合体”，并通过这一“联合体”的建立，消除阶级对抗，共同过上美好幸福生活。另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的扩张，世界范围内的、全方位的沟通与交流局面将会出现，从而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广泛交流的联合体。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现实价值
(一)能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所谓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26〕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念的界定，使用了“八个明确”。而这“八个明确”之中，包括了“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7〕由此可以看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前者包含后者，两者之间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因此，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建设，不仅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而且能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阶段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当代中国现实和当今时代条件为依据；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特征。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前文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
2.在现实条件方面，首先，两者都根植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通过不断努力奋斗，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理论、文化不断发展；标志着中国为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道路、理论和文化选择；标志着中国为解决全人类面临的问题贡献了智慧和方案。尽管当前中国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民生领域存在短板、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等问题，但上述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的成就，已经构成中国文化自信的现实基础。其次，两者都以时代条件为依据。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不断发展，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和平与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局势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更显突出，世界经济发展动力不足，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国际恐怖主义、全球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等问题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但又没有哪个国家能单独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只有各国齐心协力，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即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1.在文化渊源方面，首先，两者都源自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它们的基本出发点，无论是“人性本位”，还是“以人民为中心”，都始终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文化理念，始终没有脱离“现实的人”及其进行着的物质生产活动。进而，它们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都源自于马克思主义“自由人的联合体”理念，都是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树立一个路标。其次，它们源自于中华优秀文化。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传统文化理念；源自于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奋发图强”“和平共处”“和谐社会”等思想理念。
基于目前的临床试验研究，对于SLN有转移且行乳房全切的乳腺癌患者，仍推荐行ALND。但理论上，有相当比例的相对低危患者可以仅行SLNB。对此我们需依据相关预测因素筛选出这部分低危人群，并进行大规模的临床实验，通过长期随访，对比仅行SLNB与行ALND患者的生存状况与复发转移几率，才能得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以指导临床实践。
3.在发展目标方面，它们都指向“世界”“未来”社会发展(“全面现代化”)的总体方向。“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的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视为目标和使命。〔28〕因此，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从这一全球观念出发，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代表权和话语权。另外，中国还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中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共同创造全人类的美好未来。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的内容基本一致。另外，这两种文化都是由一个大国(中国)倡导和推介的，都是坚持共同建设、共同发展、共同过上幸福生活的治理理念。那么，由于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理念已被写入多个联合国机构的决议，并正在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国家民众的认同，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二)推动国际文化形态的进步
所谓国际文化，这里是指国际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共有观念。这种共有观念能够对国际政治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影响。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秉持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和谐文化，相对于当前国际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洛克文化”来说，体现了一定的进步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构建“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和谐文化能够推动国际文化形态的进步。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洛克文化这种互为“竞争对手”的共有观念(国际文化)，在国际体系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在洛克文化中，国家主权在法律上被国际社会所承认。这意味着世界各国的共同期望是“国家不会试图夺取相互的生命和自由”。〔29〕然而，“国家保留着不断行使使用暴力的权力，以便取得自己的利益。战争被认为是正常的合法的。”〔30〕也就是说，在洛克文化中，国家为了利益使用暴力的行为，被认为是“正常”的行为。这也正是当今世界局部冲突和战争此起彼伏的深层次原因。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推动国际文化形态的升级。按照亚历山大·温特的想法，就是构建康德文化。
伊犁州是多民族聚居地区，也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各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以及文化心理结构不同，中等职业教育有其自身诸多的特殊性，我们不能照搬其他地区的职教模式，而应寻求适合于本地区的教育模式。2014年3—8月，我们对伊犁州几所职业学校进行调研，发现我州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如下。
在康德文化中，国家之间的身份定位是“朋友”，朋友之间相互承担义务，“战争不再认为是解决争端的合法手段。这不能保证不发生冲突，但是一旦出现冲突，则会以谈判、仲裁或诉诸法律等方式解决，即便是当战争的物质代价对一方或双方都不高的时候也是如此。”〔31〕可见，如果国际文化形态演变为康德文化，当今世界的武力冲突就会消除了。然而，从目前来看，国际现实还不具备构建完全意义上的(符合伦理共同体的)康德文化的条件。在此情况下，可以构建符合当前国际现实，同时又能解决局部冲突问题的文化形态，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所秉持的“和谐文化”。
根据“和谐文化”的理念，就是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32〕可以说，和谐文化理念，是从国际社会的现实出发，并能够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难题和挑战的文化。“和谐文化”与“洛克文化”相比，虽然两者都承认国家利益的差异性，但前者是尊重差异，化解矛盾，而后者激化矛盾，甚至发生冲突和战争。“和谐文化”与“康德文化”相比，虽然两者都认为战争不再是解决争端的合法手段，但前者根植于当前的国际现实，而后者还不具备客观条件。
企业购进具有现代化技术水平的公路桥梁养护设备是提高公路桥梁养护水平的基础和前提。在公路桥梁养护中运用现代化的技术设备可以帮助工作人员提高检测道路的准确性，彻底突破传统意义上的人工检测弊端，有效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在某种程度上来讲降低了公路桥梁养护的人力成本。其次，现代化和智能化公路桥梁养护设备的有效运用还可以有效规避人力工作的限制性因素，在确保公路桥梁养护工作有效开展的同时提高了工作效率。
由此看来，构建“和谐文化”符合当今国际现实，能推动国际文化形态的进步。这既符合国际文化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总趋势，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难题和挑战，还能使世界更接近“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这不是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得到的，有待世界各国共同努力。
在铁路运输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实施过程中，应该根据铁路运输企业经营管理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铁路运输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环境，提高全面预算的编制水平，强化铁路运输企业全面预算执行力度，强化全面预算执行绩效考核，进而促进铁路运输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路径
(一)坚持人性本位，探寻不同文化共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应该以人类具有的共同本性为立足点，利用“人性相通”这一纽带，对世界不同民族文化进行整体性分析、综合性研究，探寻不同文化的共识，进而构建文化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者称“人类文化共同体”。
〔15〕杨天宇译注：《礼记译注》(礼记·中庸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67页。
另外，不同文化还有统一或联系的一面。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虽然不同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也存在较强的关联性。他说，时间最长的文明不超过6000年，而人类的历史至少有30万年，文明社会只占人类历史的5%。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所有文明社会属于同一个时代。这意味着它们是同步的。这就是说，在人类发展历程中，每个民族都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式和途径。但是，作为人类来讲，又有着相互关联的共同本性。维柯认为，人类的本性表现为自然法。他说，在人类之中埋藏着永恒正义的种子，随着人类心灵根据其真实本性从人类社会的童年时代逐渐发展，它们逐步成为得到证明的正义准则。即使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大陆，印第安人也会“按人类各种制度的自然进程前进”。各个民族都在展现着“一些永恒规律”，这些永恒规律，在所有民族的兴起、发展、成熟、衰颓和灭亡的进程中，都已经得到了证实。例如，历史上的所有民族，无论是野蛮的还是文明的，无论时空上相隔多远，他们都保持有三种习俗：宗教、婚礼仪式和葬礼。正因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这些共同的部分，各个民族纷纭复杂、变化多端的习俗才表现出普遍的一致性。
某污水厂工程的场址原为耕地，地形比较平坦，属于山前的冲洪积平原，表层填土下的主要地层基本为第四纪冲洪积形成的砂类土、粉土以及黏性土，区域内分布有湿陷性土层。
总而言之，虽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由于其生存环境和实践活动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同一地区、同一民族，随着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深入，其文化也将随之而发展变化，但是，不同文化之间却存在着“人性相通”这一共同的东西。这就需要我们在承认不同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探索其共同的东西，以便形成更多的共识。
(二)尊重文化多样性，推动文化互鉴共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需要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由于“尊重”的前提是“认识”和“理解”，即要在“认识和理解”其他文明的基础上，才能“尊重”其他文明。具体来说，要全面了解每一种文化形成的土壤，文化发展的进程，文化的特色等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深入认识每一种民族的文化对其自身的价值，或者说对本民族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并且认识到，不同民族的文化对各自人民所起的作用一样重要，认识到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无先进与落后之分，认识到不同民族对同一文化现象的评价不同，所有文化的价值只有相对意义不具有绝对意义。〔34〕除此之外，还要考察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通过考察认识到各种文明，如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它们分别为人类发展作出的独特贡献。总之，只有对世界各种文化的形成条件、发展进程、自身价值、国际贡献等进行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才能真正理解各种文明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规范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从而才能尊重文化多样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需要推动文化互鉴共进。上文提到，尊重文化多样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的基本要求。然而，尊重文化多样性，不等于相互敬而远之，仍需要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进行交流，进而推动文化互鉴共进。如习近平所说，“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35〕那么，如何进行“交流”“互鉴”，才能够实现“共进”“创新”呢？为此，习近平为我们指出了明确的路径，“进行文明相互学习借鉴，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但兼收并蓄不是囫囵吞枣、莫衷一是，而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36〕可见，这一路径就是不同文明相互借鉴，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实现创新。总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的道路上，各种文明之间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要带着欣赏的眼光去看待文明的差异，不要怀着嫉妒的心态去质疑文明的不同，更不能抱着唯我独尊的理念去改造其他文明、同化其他文明、取代其他文明，最终导致文明冲突。这才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的正确路径。
(三)扩大利益共识，强化休戚与共理念
〔12〕习近平：《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1.强调各国的地位平等。因为共同利益是各国认同一致的、预期相同的、收益均衡的利益，为这种利益进行的合作不存在谁求助于谁的问题，因此各行为体的地位是平等的。中国的政策始终是促成这种利益的实现。2.建立多边合作平台。由于平等合作的范围越广，获得的利益就越大，所以要进行全方位的合作。既要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又要增加与发达国家的合作；既要参与全球性的合作，又要参与地区性的合作；既要注重政府间的合作，又要重视民间的合作。3.促成共同利益的实现。这不仅是指经济方面的共同利益，还包括安全方面的共同利益。在安全问题上，应该摆脱以军事同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应该积极倡导新安全观，即“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新安全观摒弃了霸权、强权和武力威胁等元素，提倡以共同安全为前提，综合安全为方向，合作安全为手段，可持续安全为关键的追求平等、正义和公平的新型安全理念。4.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促成实现共同利益，需要强化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因为联合国是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社会最具权威性的普遍安全组织，其主要功能是维护世界的安全，包括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联合国在引导形成共识、制定规则、推动参与等方面，能够发挥其他任何国际组织“不可代替的”作用，特别是在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方面，联合国能够进行协调，以促使国际社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携手努力，加强合作，有效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另外，在涉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应该由安理会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断，依照联合国宪章采取集体行动。
总之，通过扩大各国对“共同利益的认同”，就能够强化世界各国民众休戚与共的理念，进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的构建。
注释：
〔1〕〔34〕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第六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3702、4669页。
〔20〕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孟子·梁惠王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页。
〔3〕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
本篇故事貌似客观描写了家族历史，实际上通过情景再现的方式，极其幽默而带有讽刺意味地展现了家族历史上的士兵们在战场上贪生怕死的样子，我们通过陈译本的翻译来感受一下其中的幽默感：
城乡规划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它对城市的建设和运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城乡地理空间布局仍然是城乡规划所关注的重点，因此，城乡规划的顺利开展离不开测绘数据的支撑和保障。对海量数据进行快速的采集、存储、加工、解析、价值提取以及集成展示是测绘地理大数据最核心的价值，我们可以把测绘地理大数据比作成城乡规划工作的一种矿产资源，它为城乡规划业务带来了新的分析手段。总的来看，测绘地理大数据条件下的城乡规划具有以下特点：
〔4〕杨天宇译注：《礼记译注》(礼记·礼运第九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32页。
我很愧疚，像是无意中看见了别人的隐秘日记，想放下，却被内心的魔鬼驱使着要看下去，直到被主人发现，才惊慌失措。
〔5〕诸华、邓启铜注释：《尚书》，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6〕〔唐〕房玄龄著，〔明〕刘绩补注：《管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页。
〔13〕《习近平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12/01/c_1117309642.htm。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5页。
〔10〕〔32〕张军：《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人民日报》2007年1月19日。
〔11〕〔3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5、524页。
从本国利益的内涵及其与外部的关联性角度，可将本国利益分为两部分。一是本国与其他国家都认同的利益，即共同利益或国际利益，它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利益，或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即人类的共同利益。〔37〕如维护世界和平、保持生态平衡、治理环境污染、打击国际犯罪等。二是国家的特殊利益，即属本国特有，而其他国家不认同也不互补的利益，如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政治制度等。我们常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涉及的就是本国利益中的其他国家也认同的利益，即共同利益或国际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内涵丰富，其中“共同利益的认同”是其文化内涵的主要部分。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休戚与共文化理念，主要就是扩大世界各国对“共同利益的认同”。具体路径是：
〔7〕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整理：《荀子集解》(荀子·哀公)，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26页。
〔14〕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孟子·滕文公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5页。
然而，世界各民族文化又都是相对独立的，彼此存在差异的。这是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不同的民族文化。正如近代文化的拓荒者、意大利思想家巴蒂塔·维柯所说，由于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境遇，他们的发展过程也各自带有不同的特点。他认为，各民族人民由于地区、气候等方面的差异获得了不同的特性，而不同的特性导致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生活中同样的事物，从而产生不同的习俗。那么，世界上如此之多的民族就可能产生同样如此之多的习俗，而且这些习俗大半彼此不同，有时甚至互相冲突。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也认为，“每一种文化，从其终身依附的母土中，以原始的坚韧之性，跳跃而出；每一个文化，在其自身的影像之内，各具其物质、其‘人类’；每一个文化，各有其自己的观念、自己的热情、自己的生命、意志与感受。”〔33〕这说明文化具有对立或差别的一面。但是，这些“差异”并不必然妨碍“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的构建，还有可能促进共同体文化的发展。关键是我们能否秉持“和而不同”的理念，能否维持整体上“和”的局面。
〔16〕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子路篇)，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9页。
〔17〕曹础基：《庄子浅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82页。
尽管兰博基尼引以为傲的ALA主动空气动力学系统已经在全新V12旗舰车型Aventador SVJ上进化出ALA 2.0“版本”，但是Huracán Performante的ALA 1.0“版本”依然迷人：从拥有漂亮纹路的大尺寸碳纤维尾翼和扩散器，到默默工作的活动翻板、通风管道、电动机等机构，ALA系统配合专为赛道精心准备的悬架和制动系统，丝毫不会让我担心什么高速下压力或者稳定性，始终异常淡定地制造快感和高潮，激情并快乐着。情不自禁保持在Corsa模式，有谁会拒绝通过换挡拨片一次又一次地挑逗V10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亢奋状态呢，我很珍惜每一次和Huracán Performante交流的机会。
〔18〕〔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李安东、段怀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页。
〔19〕周鹏鹏译注：《易经》，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5年，第26页。
〔2〕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国青年报》2013年3月24日。
〔21〕习近平：《携手追寻中澳发展梦想 并肩实现地区繁荣发展——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8日。
虽然菲律宾等的提案不一定能得到大陆架划界委员会的认可，[14]但其广泛宣传和对中国九段线的批评的确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不少支持。由于越南和菲律宾“原告式的表述”，中国在南海的主权立场已经很难获得国际同情。[15]
〔22〕〔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等译，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34页。
〔23〕郑永扣、方兰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华文化》，《河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24〕吴绮敏：《中国是合作共赢倡导者践行者》，《人民日报》2012年12月6日。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8页。
〔26〕云杉：《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红旗文稿》2010年第16期。
〔27〕〔2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57-58页。
〔29〕〔30〕〔31〕〔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2、355、373页。
1．地理位置和距离：一方面是大的位置范围，古金庭在天台北门的桐柏山中，位于天台山与四明山之间。唐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沃洲山在剡县南三十里，禅院在沃洲山之阳，天姥峰之阴。南对天台，而华顶、赤城列焉；北对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3]6905
〔33〕〔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陈晓林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0页。
〔36〕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4/c_1112612018.htm.
〔37〕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28-129页。
作者简介： 杨守明(1962—)，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国际问题研究。
〔*〕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视阈下的习近平新时代观研究”(项目编号：18BKS069)、2017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外交话语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7MLB001)的阶段性成果。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8.013
〔责任编辑：刘姝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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