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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等教育在80年代进入了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目标的时代。尤其是在专业设置和课程计划上具有卓有成效的超前意识。
1983年世界大学校长讨论会一致认为，理想的大学毕业生应具备三条标准：坚实的专业知识，并掌握所攻读的学科的方法论，认为方法论比专业知识的价值更为持久；具有把所修学科知识同实际相结合的能力以及同其它学科的成果相结合的能力；大学毕业生不仅要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专家，而且能乐于听取别人意见，能把他们的知识进行国际交流。这反映了世界高等教育专家们对高等院校的教育思路和培养目标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1984年，美国“提高美国高等教育质量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研究小组向教育部长提交的题为“主动学习——发挥美国高等教育的潜力”的报告指出：“本科生课程过于狭窄，美国高等学校现在有1100种不同的主修专业计划，其中一半属于职业领域。在个别学士学位课程计划中，专业课程竟占80%。”“谁也不能确切知道，新技术将会怎样影响我们未来的劳动力所要求的技能和知识。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为未来所做的最好准备不是为某一具体职业而进行的狭窄的训练，而是使学生能够适应变化的世界的一种教育。”
麻省理工学院（MIT）1986年开始进行了25 年以来最彻底的本科生教育改革，改善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思维的习惯，改变学生的学习方法和态度，使他们终身具有技术能力，从而为社会做出贡献和实现自我。学院创建人文学科教师和自然学科教师共同教授的跨学科课程，开设了“科学、技术和社会”课程，要求所有学生在五个领域——历史研究、文学及原著研究、语言、思想及价值，当代文化和社会，艺术——中至少选择3 个领域各学习一门课程。 MIT 本科教学计划由校级基本要求（General Institute Requirement，简称GIR计划）和系统学科要求两部分组成，各为180学分。在GIR的180学分中规定有17门学士学位课程。 其中科学基础要求选修6门，72学分；技术基础选修2门，24学分；实验选修1门，12学分。而人文、艺术、社会科学课程规定开设达8门之多，占总学分40%，相当于本科生教学计划总学分的20%。从知识结构上加强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联系，强调科学、数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三方面的基础和创造力的培养。尤其要强调的是，在MIT的GIR课程中，从1993年秋季入学的新生起，扩大了科学基础要求的课程，增加了一门现代生物学，而宁可将科技指定选修课从3门降至2门。
美国社会道德的混乱和社会问题的加剧，使美国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重新表明了自己存在的必要性。80年代美国高校步入德育复兴时代。
在第40届国际教育大会上，许多国家和社会人士都强调要对学生加强道德伦一是、纪律和价值观教育，这无不表现出对德育改革的紧迫心情。
美国前总统里根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之所以存在教育问题，是因为钱花得不得当，没有把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花在德育上。
1975年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有79%的人认为学校应该对学生的品德形成负有主要责任，学校应该帮助青年人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美国的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们发现，一个社会要想达到真正的繁荣与稳定，一方面要增强经济实力、发展科技、改善管理，另一方面要使整个社会——政府、学校、社区——都充满生机和活力。这样的社会不仅要鼓励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和市场竞争意识，更主要应该关注他们的责任心和合作精神。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的道德教育思想内容丰富、新颖、独特，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他所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和观点，不仅为道德教育理论界普遍接受，并对世界各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博克的主张代表了美国德育改革所采用的新的道德观念和方法，概括起来为：道德本身具有相对性、易变性的特点，在道德判断上应该存在一个普遍的永恒的标准和原则。对于当代学生不要简单说教、灌输，不要向他们直接说明“正确的答案”，而应该通过积极地引导，使之自己得出正确的道德判断；要把严当时的道德教育课程安排在学生大学生活的头几周进行。因为这个时期是形成学生专业理想和学术态度的关键。3、把伦理课程引进专业课程。 文理学院或普通教育阶段上的传统课程固然有助于学生一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判断能力的形成，但是它们毕竟不能很好地帮助学生解决在只业领域中所产生的道德两难问题。如果在专业教育阶段开设应用性伦理新课程的话，则这种课程能产生重大收效；大学应该制定一些规章制度，以便制止一些不良行为的发生。规章制度不仅保护所有人的权利，而且也传递了基本的道德义务重要性的信息，并强化伦理行为习惯；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合作环境。仅靠规章和惩罚不能使学生学会将伦理知识转化为道德行动，相反，他们只能通过大量的课外活动、社区服务项目，通过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才能真正理解和形成责任心和义务感。
80年代，美国高等学校不断探索高学校与企业的新型关系，不断发扬和完善美国高等学校为社会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传统职能。
与企业“联姻”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传统。已有130年历史的MIT自创立之日起便把支援产业作为自己的方针。MIT对美国加州硅谷的产生贡献最大，它为之输送了许多高质量人才。1990年，MIT拥有的3亿美元科研经费中，约有15%来自企业，同MIT 订有科研合同的企业约有250家。在获得专利上，MIT在全美各大学中首屈一指，1989 年获得120项专利，仅专利使用费的收入每年高达6000万美元。1980年，硅谷电子工业总产值达400亿美元，占全世界电子工业年销售额的40%， 斯坦福工业园区的发展促进了美国电子工业的腾飞，斯坦福大学每年也在一服务中获得200万美元的收益， 大学的电子工程专业也在服务中发展成为全美最好的；1982年华盛顿大学与蒙桑多公司签订了5 年的生物医学科研协定，公司在五年中提供235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华盛顿大学开展能够开发产品的遗传学研究；1986年华盛顿大学与阿拉菲资本公司签订了10年合同，联合兴办AW公司，阿拉菲公司管理和资助AW公司，由华盛顿大学确定有开发价值的新产品和新技术，然后在校园附近开办公司，将新产品和新技术转化为商业性生产，赢利由大学和阿拉菲公司共享；高等学校承担了成人教育的主要任务，1982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45所院校签订合同，每年培训18万汽车维修服务技术人员。美国高等学校在为企业服务中也获得了自身的发展，例如高校获得了发展所急需的经费，仅1984年，全美国企业对教育的资助即达16亿美元之多。80年代，在美国经济受到国际严峻挑战的时候，美国高等学校自由地作出反应，创造了难以数计的企业和高校合作的新形式，既对经济发展有所促进，又加强了高校的自身建设。
回顾美国高等教育改革近15年的历程，可得到如下的启迪：
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即使对于全世界研究生数量最多的美国也是如此。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研究生的优秀生源来自世界一流的本科生教育。美国重视本科生教育质量，在专业设置和课程计划上实施文理渗透、学科交叉的具有超前意识的安排，是有先见之明的创举。
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宇宙空间等诸多问题，都是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性问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新趋势。科学的概念与方法，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相互渗透、交互作用。罗根把热力学第二定律中“熵”的概念引入经济学；电子学家坦纳把“阈”的概念引入感觉、知觉等心理学范畴；塔尔科特·帕赤斯把性原理引入社会学；数学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作用，包括其广泛的使用性、高度的抽象性、严格的逻辑性和数学语言的简明性诸特点，如今已使它应用于经济学、语言学、人口学、社会学、教育学、考古学、生态学、法律学、宗教学、艺术学等许多方面。自然科学中惯用的数量方法、模拟方法、计量方法、元素分析和计算机技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样，社会科学中的一些概念，如“系统分析”、“模糊集合”、“目的假定”等，也被自然科学家吸收、移植和运用。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已使得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门基础学科广泛交叉、相互渗透，涌现出大量的综合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中间学科和横向学科。科学与技术的统一，科学的高度综合，使未来需要的是基础雄厚，知识面宽，创造性、适应性强的人才。也就是说，未来的人才除了具有较深的本学科知识外，还必须了解与其相关的学科、专业的现状和动态，尤其要具有跨学科的研究能力。
我们必须认真研讨美国为适应当今科学综合化发展的大趋势正在进行的高等教育战略大调整，尤其是高等教育业已实施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计划的综合化改革的全新安排。我们必须密切注意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动态，必须要有超前意识，否则培养能力型、开创型、复合型、社会型的新型人才就会是一句空话。
美国为什么会在80年代复兴道德教育？美国哈佛大学前往校长德里克·博克在共90年代的新作《大学与美国前途》中说的很清楚：“美国人口中，几乎有一半人，包括公务员、商人、公众领袖、职员都进入美国的大学或专业学院学习，……大学对其生活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大学需要从广泛意义上提供合理的道德教育，即帮助学生接受较高的道德标准和强烈的公共与公众责任意识。
物质文明的开放不存在任何异议。精神文明领域能不能开放？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他在著名的视察南方讲话中谈到精神文明建设时指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第一次明确提出向资本主义国家借鉴精神文明方面的经验，从而大大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在精神文明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以往，我们很少研究美国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一方面是由于德育本身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另一方面认为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德育工作很难有可借鉴的地方。其实，美国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在内容、途径和方法上都有很值有认真研讨的地方，尤其是在效果方面，他们有比较成功的一面，我们可以从中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80年代，美国高等职业、技术和专业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进一步加强与社会、经济和市场的联系。考察美国大学包括一些研究性大学的研究课题，从政治、经济发展到卫生保健等社会问题，可谓无所不包。高等院校与企业合作的形式更加多样化，不同层次的学校合作重点和形式又各具特点。美国高校与企业的合作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典范。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高等学校为社会服务、与企业“联姻”不失为缩短这种转化时间的有效途径。这是我们需要认真研讨、切实实施的一条最为重要的经验。高等院校是济济人才的宝库、科研成果的宝库，又是知识的宝库、信息的宝库，我们必须真正破除封闭的教育观念的束缚，打开大门，主动热情地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主战场服务。
在大学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大学专业紧密合作的进程中，伴随产生的一些问题已引起美国高等教育专家们和学校决策者们的重视。如高校在此过程中过分将它作为谋取经费的渠道，使得高校出现了商业化的趋势，对教学产生冲击，部分优秀教师可能流向收入更高的企业，部分教师把过多时间花在科研工作上，轻视课堂教学使教学质量下降。
美国大学在课程设置、讲授内容上不断发展的根本是大学与企业的紧密合作，企业所提出要解决的问题往往不是个别教授或个别系科的教授们所能解决的，这自然会促过高校内部跨学科科研的有序发展。随之而来就会有新问题、新方法、新内容、新课程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