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红卫兵组织之特征——以福建红卫兵组织为个案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卫兵论文,组织论文,福建论文,个案论文,文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红卫兵是指“文革”初积极投身社会政治生活的青少年学生。他们在毛泽东的号召下，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闯将。红卫兵组织是受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所肯定的学生参与文化大革命的组织形式，是“文革”期间有亿万群众广泛参与的群众运动中最早的群众集合体。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了，红卫兵也成了一个历史的名词，但历史不应空白，它以整整一代青少年的赤诚追求、暴烈行动和痛苦反思为后来者留下了诸多的思索。探究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历史，充分汲取其深刻的历史教训，对今天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青年无疑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借鉴。由于置身在全国文革大舞台大背景下，福建红卫兵组织的特征及其整个发展脉络具有全国红卫兵组织的共同色彩。本文力图通过对福建红卫兵组织特征的探讨，以利学术界同仁对“文革”时期红卫兵组织问题研究的深入，同时也期望对福建文革史今后深入研究做些铺垫。
一
红卫兵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由于毛泽东认为在共产党内部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所以，毛泽东决定要绕过党的各级组织发动“文革”，通过“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和“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卫兵组织的产生是当时国内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红卫兵组织最早发源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5年，阶级斗争的弦已经绷得越来越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斗争正在激烈进行，对各种被说成修正主义毒草的小说、电影、理论、著作等等的批判一浪高过一浪。1966年初春，中国的政治形势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对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政治批判充斥全国各大报纸。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宣告撤销以彭真和陆定一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另设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共中央文革小组。
由于受到政治空气变化的鼓舞，5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贴出针对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第一张大字报。5月29日，清华附中卜大华、王明铭、骆小海为首十几名学生聚集在圆明园旧址，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意思为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6月初，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部分学生成立与清华附中红卫兵类似的自发学生组织——“红旗战斗队”。这两个组织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后全国最早产生的红卫兵组织。随后，红卫兵这一名称不胫而走，出现在北京各个校园。不久，北大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二十五中、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中等校中学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从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为清华附中复信和18日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红卫兵组织蜂起。红卫兵演变成大中学校学生参加的当然的青少年组织。
在北京红卫兵鼓舞下，福建的学生们也开始行动起来，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公布后，形势急转直下。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消息，《福建日报》当天还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中提到：“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学院、福州大学、福建医学院、福建农学院、福建中医学院等高等院校师生听到广播后，纷纷集会、座谈、写大字报，并给福建日报编辑部写信挂电话，表示支持“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翌日，厦大经济系、中文系、外文系的少数学生贴出大字报，揭发厦大党委在工作中的“错误”和“问题”，点了学校领导人陆维特、张玉麟、未力工的名。当天晚上，有的学生把党委书记陆维特揪到系里去斗争[1](P3)。福州大学也于6月4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参加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并成立“文革办公室”。同一时间，福州大学党委书记张孤梅、福建师院党委书记曾鸣以及其它领导同志挨斗[2](P22-31）。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反应也十分“热烈”。福州一中部分学生当即贴出大字报，随后全市40所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相继贴出大字报[3]。有的单位还连夜发电报到北京，福建二师院一天内就发出14封电报，表示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定”，声援北大师生“革命行动”。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办法的通知》。按照通知精神，学生“停课闹革命”，废除所谓的“资产阶级考试制度”，并停止了招生。毕业设计、写毕业论文也被作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产物”予以取消，应届毕业生推迟毕业，留校搞运动。决定播出后，全省各市县学校又连夜写大字报表示“拥护”[3]。7月3日，福建省教育厅颁布《关于中等学校不举行学期考试的通知》指出：“为了保证中等学校的领导、教师和学生集中精力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所有普通中学、中等师范和半农半读学校本学年第二学期，除中学毕业班已经举行考试之外，其它年级均不举行学期考试，学生均予升级。”[4]同日，福建省教育厅又颁布《关于中学、师范、小学暑假的通知》。规定：“今年中学、师范是否放假，由各地、市委文化大革命发展情况，自行决定。中学放假也可采取初中、高中分别处理的办法，即初中放假，高中不放假”[5]。7月5日，省教育厅、省人事局联合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师范学校推迟毕业的通知》。规定：“根据省委指示：为了保证把我省各级各类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我厅研究后提出以下意见和问题：高等学校、师范学校、普通高中毕业生按教育部通知推迟半年毕业，高等学校、师范学校、农职业学校以及普通中学初中三年级以上学生不放暑假；这些学生全部留原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俟文化大革命告一段落时组织下乡下厂劳动”。规定还说，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助学金，各级学校集训中的公杂费，教师参加学习往返的车（船）旅费补助、民办中学、农业中学教师的生活补助费等等均要专列经费，所需的经费高等学校可有高教经费统一调整解决；其它教育方面，因今年经费已安排得很紧，切实无法调整，所需增加经费共206.75万元，请省人委批准予以如数追加，以支持各地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开展[6]。12月15日，省人事局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内务部、高教部有关指示精神发出《关于1966年中等专业学校、师范学校毕业生分配派遣问题的通知》，今后中专学校、师范学校毕业生一律在本校“文革”基本结束时进行分配考察”[7]。根据上述一系列通知、规定，福建大、中、小学开始全面“停课闹革命”。校内外贴满了揭发和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学校动乱逐步向社会上蔓延。
为了稳定福建局势，根据“五·一六通知”和华东会议的精神，6月16日，省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部署的决定》，要求各地派工作组进驻学校，这样，福建省各市县先后派出工作组进驻各大专院校及部分中学，福建省委派出以陈玉西为团长、张格心为副团长的工作团进驻厦门大学，领导全校开展文化大革命[8]。省委工作团进校后，宣布工作团领导全校的运动，厦大党委停止领导工作，集中精力学习。10日，厦门市委向一中、八中、集美中学、集美航校等各中等学校及文化团体派出“文革”工作队，领导文化教育部门的运动。福州从6月6日起，市委先后向全市42所中等以上学校（包括福建教育学院）派出42个工作组（队）；随后又向市文化系统机关和基层单位派出一个工作队，下分7个工作组（52人）。以上共派出工作组人员326名[9]。
工作组进驻学校不久，由于工作组沿袭“四清”作法，强调控制，便不免与一些带有自发倾向的学生发生矛盾。1967年6月28日，厦门大学反工作团的林银鹏等学生贴出第一批批判工作组的材料。7月1日中文系学生林金铭（1966年8月26日成立的厦大红卫兵独立团负责人）、朱开平、汤木生、张起个4人咬破手指写了“赤血红心誓死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血书。8月5日，林金铭、朱开平、汤木生等给毛主席打了一封电报，“控诉省委厦大工作团残酷镇压厦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10]。7月28日，毛泽东愤怒批评中央一线派工作组的做法。8月1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消息。8月4日，省委迅速作出了《关于撤销大、中学校工作队（组）的决定》。决定指出：在撤销工作（组）之后，大、中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领导“文革”的群众组织负责领导[12]。8月10日，厦门市委在全市万人大会上宣布撤走“文革”工作组的决定。当天，省委工作团撤离厦大。
8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的传达，对福建省各高校震动很大。11日，厦门市3万人上街游行，拥护中共中央公布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决定。《福建日报》是这样报道的：厦门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听了中央决定的广播后，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文系四年级的革命师生说：“党中央决定中的每一句话都说到我们心里。我们决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期望，头可断，血可流，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不罢休！”福建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六三(1）班学生刘永乐说：“这个纲领性的文件，是我们革命的方向盘，掌握了它，我们对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切牛鬼蛇神就能打得更准、更狠。有了这个决定，我们斗志更高，胆气更豪，力量更大，信心更足！”[12]8月12日，中共中央又通过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福建日报》当天作了报道：“这一消息更使福州全城充满了革命的欢乐的气氛”。“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第一次广播刚结束，无数支高举红旗，簇拥着毛主席画像，欢唱颂歌的报喜队伍，便川流不息地涌过街头，涌向中共福建省委，福州市市委所在地，“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天空”[13]。来自中央这些精神，都对福建省群众组织的产生起了推动作用，为此，8月15日，福建省委发出学习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十六条》的通知，要求各学校建立健全革命组织，各地市机关根据情况逐步成立革命群众组织。8月中旬，福州、厦门等地学生界出现第一批红卫兵组织，即福州红卫兵总部（东海前线红卫兵的前身）、厦门大学红卫兵总部、厦门前线八·一红卫兵。1966年8月中旬—10月中旬又成立了一批人数较多、规模较大红卫兵组织，如毛泽东思想福建革委会（简称“革委会”）、福建前线红卫兵（简称“福建兵”）等。1967年1月在“一月风暴”夺权行动和“反经济主义之风”中，一些立场、观点相同或相近的红卫兵组织结成松散的联盟——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八·二九总司”）。“文革”时期，福建红卫兵组织遍布全省，真可谓名目繁多，数不胜数。
二
对于红卫兵组织表现出的文化特性，诸如崇拜性、破坏性、野蛮性、幻想性，等等，近几年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笔者通过对“文革”时期福建省红卫兵组织的考察，主要从红卫兵组织领导机构、组织建制、成员政治倾向与构成、红卫兵组织的名称等几个层面，探析红卫兵组织一些带有典型意义和价值取向的特征。
第一、领导机构完备，与官方党政部门相似。红卫兵组织均有总部或委员会（一些人数多、规模大的红卫兵组织，总部办公场所基本上是独门独院），总部负责组织的日常领导工作。总部均设有中心组或勤务组。红卫兵组织的领导人或骨干，都声称是“人民的勤务员”。中心组一般下辖办公室、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作战部、对外联络部、机关组、工厂组、秘书组、后勤组等常设部门。例如“革委会”总部下设机构中组织部由7人组成；宣传组由6人组成；工作部由5人组成；外事组由9人组成；接待组由9人组成；材料组由3人组成；秘书组、后勤各1人：此外还专设2名作为军区联络人。八·二九总司还另设有“农运组”，负责联络农民。每一部门都由其核心组负责领导工作（注：红卫兵组织建制资料自福建省、福州市档案馆。）。
每个组织的总部还十分重视基层建设，均下设较完整的直属分部（或称分队）。“革委会”有10个直属分部，即：1.红九二总部2.革委会教工总部（含福州郊区）3.鲁迅兵团（跨行业组织）4.列宁兵团（以教工为主吸收了部分高中部学生）5.卫东彪兵团6.七·二○兵团7.新文艺部工人8.新福建井冈山兵团9.红少分部10.志愿兵总部。
直属分部一般在组织中地位较高，战斗力较强，例如“革委会”的鲁迅兵团、列宁兵团、教工兵团等宣传组在“文革”时期发表许多颇具影响力的本组织战斗檄文、论战性的文章。各直属分部自己内部又具备健全组织机构，也内设勤务组以及分管组织、宣传、秘书、外事。
除总部直属分部外，如“福建兵”、“革委会”等组织在福州所有大学、中学（包括中专、半工半读）均设有分部。小学设支部，大学设分部，福州除中医学院外都设有分部；中学设支部，中学（含中专）除福一中外设有支部。
每个组织还在全省各地设有指挥部，八·二九总司除福州司令部外，外地有闽北司令部、闽东司令部、闽侯司令部、晋江司令部、龙溪司令部、三明司令部、龙岩司令部、厦门大中专司令部、福州小学教工总部等十个司令部。
“革委会”在外地组织情况是：1.闽东地区：“革委会闽东革命造反委员会”2.南安地区：“革委会龙溪司令部”3.闽西地区：闽西龙岩专区司令部4.闽北地区：“闽北联络站”5.闽中地区：6.闽侯地区：7.厦门总部（含同安）8.外地大学分部：福建林学院分部、福建二师院分部、福建华大分部。
“福建兵”在外地设指挥部有：1.福清指挥部2.泉州指挥部3.惠安指挥部4.闽西指挥部5.闽东指挥部6.莆田指挥部7.仙游指挥部8.连城指挥部9.永安指挥部10.闽侯工农第一指挥部11.闽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指挥部。
海防前线红卫兵、红卫军总部除福州外有五个分部：福清指挥部、长乐总部、崇武分部、祟安分部、闽侯分部。
第二、组织建制上，遵循当时所谓的“巴黎公社”选举原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福建革命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组织原则中规定：“各级代表按巴黎公社选举原则，由群众充分讨论选举产生。”“每个战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级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通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每位战士有申请退出的自由。”同时，该组织还规定了“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红卫兵代表大会为红卫兵最高权力机关，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委员会为常设权力执行机构。”“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场三大作风，如违反者，酌情处理。”[14]由此可见，这些红卫兵组织毕竟与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不同，每个战土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组织人选和方针政策的确定最终通过讨论投票选举决定，组织各级领导如果不称职，通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在局势复杂多变的时候，组织头头的变动频率很高，成员也可以自由退出。一般而言，组织中的勤务组成员往往由家庭出身的原因和平衡各个山头名额而当选的。例如，红卫兵组织的勤务组成员大多为学生党员，党团员占80％以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福建革委会成立时总部中心组就是分别由郑火排为首的来自福大、师院、农院、中医学院、福医学院9人组成，来自全省五所高校。“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总部勤务组中心组有王云集等5人，分别来自于厦大、林院、华大、福大，其总部勤务组除中心组外还有21人，他们分别来自于林院、华大、厦八中、厦大、集美中学、厦门航海学院、二师院。一个组织的头面人物一般是出身好或最早造反的或影响较大的人担任，如“革委会”头面人物郑火排，是福州大学的学生，家庭出身贫农，又是学生党员。1967年6月参加中心组工作的师院学生王泉金则是一个福建文革中叱咤风云的人物，从1967年初“1.26事件”前先后撰写《揪高级政治扒手》到《革命进攻万岁》、《鲁迅与我们》等传播广泛的文章，可谓福建文革“进攻思潮”的发起者和领军人物。
第三、福建红卫兵组织在整个“文革”时期的不同阶段其政治倾向与成员构成等特性凸显了全国大背景下红卫兵组织不同阶段的特征。“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旗帜虽然飘扬了几年，但在“文革”的不同阶段中，红卫兵的含义是大不相同的，往往是身份多变，此红卫兵非彼红卫兵。所谓“老红卫兵”，即是“文革”初期以“红五类”子弟为基本队伍，如福建1966年8月中旬成立的东海前线红卫兵、厦门红卫兵总部、厦门前线八·一红卫兵等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它们基本上是在首都串联到本地的红卫兵的鼓动之下，在省市地方组织直接鼓励或帮助下成立的。据1966年6月21日统计，南下在榕学生有：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7人、来自北京科技大学2人、来自北京大学2人、来自南开大学10余人、来自天津大学等15人、来自北京矿业学院15人、来自华东师范大学1人、来自首都专揪叛徒联合战斗兵团共46人（即由北京航空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南开大学四校组成）[15]。从8月25日至10月6日，外省来福州串联的有来自280多个大、中学校学生共5907人，其中大学生4231人，中、小学生1676人，北京来的2659人，华东各省的2445人，东北的376人，华南地区的108人，华北和其他地区的73人，其中由福州转各地、市串联有1000多人。外省来闽串联学生住得最久、又比较活跃的有北大、清华、科大、北矿、哈工大学生[16]。同时这时期也由于家庭出身的因素，红卫兵组织大多数人在政治观点上也都习惯性地支持和保卫中共省市委和基层党组织。福建红卫兵组织一开始就和血统论结下了不解之缘，红卫兵组织奉行“成份”至上原则，吸收对象的宗旨是以“红五类”子弟为主体，吸收在运动中表现积极的部分其他劳动人民子弟。“不红不黑”的只能经过挑选后吸收进外围组织，而“黑五类子弟”则是“狗崽子”，“求‘红五类’为外围”而不得。组织的头头要么出身好，要么是党团员骨干。1966年8月中旬在福州出现的第一批红卫兵组织成员大多是全省闻名的“红三类”，自称“全是革干、革军、革烈子女”。厦门一中红卫兵总部创作的《红色暴动歌》这样写道：“山在动，地在摇，红色恐怖来到了！黑七类屁滚尿流，狗崽子浑身在发抖。自来红们齐暴动，向旧世界刺刀见红。杀——杀！杀！冲啊！”[17]
1966年8月中旬—10月中旬成立的“革委会”、福建前线红卫兵组织与最早一批红卫兵组织相比，在家庭出身上不像前一批红卫兵组织那样一定要求“红五类”出身，因为到1966年10月，中央带头批判血统论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原本没有资格参加组织的学生可以参加或成立组织了。从“革委会”组织条例第1条规定：“经过运动严格考验，可以吸收表现好的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劳动人民子弟参加。”[14]由此可见，家庭出身条件有所降低。
1967年1月成立的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员更具广泛性。由于在批判血统论之后以及很多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解除了政治“压力”和“歧视”的学生或教师参加或自行成立了组织。这一时期出现的组织中有的就干脆以“受黑线迫害”命名，如1966年12月14日成立、有150人参加的“受黑线迫害的大专院校学生福建革命行动委员会”，就反映了此种情况。该组织里的成员有来自“红五类”的，也有许多来自一般劳动者家庭和包括当时被当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家庭，还有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如师院八·二九干到底公社勤务组的部分人员。
至1967年1月，东海前线红卫兵等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失去存在的基础，队伍逐步瓦解，它们或消沉、颓废或逐渐转向造反派立场，加入到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东海前线红卫兵组织的失利，意味着对立的另一方造反派红卫兵的得势。八·二九总司所属各红卫兵组织，均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发展起来的，他们把造反运动的主要目标从文教界、社会基层的“牛鬼蛇神”转向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冲击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八·二九总司里个个组织均是福建省各市县夺权的“劲旅”。它们是在批判福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中，十几个组织在“打叶”的旗号下结成的松散联盟，声称“我们要联合一切敢打敢拼的革命组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向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战！”[18]
第四、红卫兵组织数量众多，其建立、取消，随意性很强。红卫兵组织大体上以班为单位组成战斗组，也有跨班级的，或者以班组、学习小组组成战斗组，如果以战斗组统计，每个学校均有几十个组织，每个组织大到几千人，小到十来人或几个人甚至一个。例如，“师院八·二九干到底公社”创始人林元平在1966年1月31日写的文章“坚决反对抓高级政治扒手”大字报，署名为“追穷寇”，其实只是一个人的化名，还不能称为组织。战斗组的存在时间长则半年数月，短则只为了某一行动及某一大字报签名之用。战斗组的数目由于此消彼长，不断分化和组合，缺乏文字记录的资料，难以准确统计。如当时僻远的“一个只有600多名师生员工的顺昌一中竟达59个”[19](P96）。而且红卫兵组织都各有自己的战报，“文革”时期福建红卫兵组织编印大量的“小报”，这些“小报”经常刊载一些在“文革”大潮中引起波澜的文章，经常给人们透露出前所未闻的消息或者显露出蛛丝马迹般的新动向。
第五、红卫兵组织的名称虽处迷离混沌状态，仍然有些规律可循。无论是大组织还是小组织，一般都按照以下几种方式命名：
其一，根据中国革命传统的红色词句以及革命术语，红色词句如“东方红”、“红旗”、“红色”、“前卫”、“前线”等；革命术语如“风雷”、“火炬”、“星火”、“灯原”、“东风”等。每个学校均有这样组织名称，有的甚至重复使用；有的组织藉名称表达“革命立场坚定性”，如“红心”、“永向党”、“无畏”、“全无敌”、“敢闯队”等；还有以名称表达参加文革的决心，如“敢死队”、“刺见刀红”、“烈火中永生”、“为革命献身”、“前仆后继”等；
其二，是用革命伟人或以烈士名字、一些革命圣地来命名的兵团、战斗队，如“鲁迅兵团”、“列宁兵团”、“毛泽东思想红色宣传组”、“毛泽东主义近卫军”、“毛泽东主义捍卫军”等，也有以烈士名字命名的，如“欧阳海战斗小组”、“刘英俊战斗小组”，或以一些革命圣地命名的，如“井冈山”、“延安”、“韶山”、“南泥湾”；此外，以“七·一”建党日、“八·一”建军日、“八·七”会议日等命名的组织也屡见不鲜。
其三，有的群众组织名称还常常包含一个日期，这往往是该组织成立的日期，如师院红九二、厦八中66831组织、体院66829组织；或与该组织有关的某一重大事件发生日期，如“四·二0革造会”、“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还有该校师生集体进京接受毛泽东检阅的日期，如福一中红卫兵66818总队；一些组织名称取用被认为有战斗力的军事武器名称或急风暴雨式的自然现象、威猛动物名称，如红匕首、红色尖刀、长缨、千钧棒、爆破、原子兵团及风暴、闪电、雄鹰等。
其四，一些群众组织的名称源自是毛泽东的诗词。毛泽东的诗词充满着革命豪情，加上红卫兵对他的极度崇拜，其利用率之高，几乎每一句都可提供一个名称。如毛泽东的诗词《卜算子·咏梅》，其中每一句的结尾，即“送春归”、“迎春到”、“百丈冰”、“花枝俏”、“不争春”、“春来报”、“山花烂漫”和“丛中笑”，均是常见的组织名称。又如《西红月·井冈山》，其中“众志成城”、“黄洋界”、“炮声隆”都是组织名称。文革中群众组织的名称生动地反映了“文革”话语体系的特征和属性。
三
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当了非同寻常的角色，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在文化大革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毛泽东广泛号召中产生的。“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多出于对毛泽东的巨大历史功绩和伟大人格的真诚崇敬和信仰，也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的关心，毫不怀疑地接受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念。他们以一种虔诚的水晶般的心，满怀虚幻的政治信念，抱着最纯洁、最崇高、最热烈的感情，满腔热血地投身运动。
“文革”中的红卫兵组织壮大于“天下大乱”的需求中，目的是“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向所谓的资产阶级夺权。红卫兵组织以血缘、出身为标准，在所谓的“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下，高喊“造反有理”、“越造反越革命”的口号，批判“封、资、修”，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随着运动的发展，红卫兵组织在一系列问题上显示出深刻的、不可调和的分歧，这些问题包括对形势的估计、对中央战略部署的执行、对本地区本学校领导不同态度等等，最终导致了各派红卫兵之间陷入了愈来愈严重的对立、派争、武斗，以及组织间不断的分化、嬗变与整合。红卫兵运动在1967年1月达到颠峰，上海“一月夺权”后，逐渐退居次要地位。随着红卫兵运动的过火加上城市青年面临着严重的失业，最后这些“文革”初期冲锋陷阵的宠儿，被作为“再教育”对象“上山下乡”接受改造。红卫兵以其无知、愚昧、疯狂开始，最后以一代人的悲剧写入我国青年运动史上最令人悲哀的一页。
应该明确的是，“文革”中不管哪一派红卫兵组织都是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进行的错误活动，都是不适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它的特征也都具有极“左”的性质。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并且全国动乱达到空前规模，红卫兵组织起着非常重要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应予坚决地否定、批判。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沉重的代价换来的反面教训给了我们几点深刻的启示：（一）在今天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不能再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二）正确的行动来源于正确的判断，青年一代必须培养健康的理性思维、具备独立思想与强有力的自主意识；（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群众组织诸如工会、青年组织、妇女组织仍然存在，但必须接受党组织的引导。“文革”中红卫兵倡导“造反有理”、“越乱越好”，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其结果只能是给国家带来灾难。
每当一场大的社会动荡之后，往往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繁荣发展之时。在经历了十年剧烈的动乱之后，当今的中国正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走上渐进改革的平稳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也使当代青年面貌焕然一新，然而，历史应当时时与现实对话。回顾历史，是为了理性反思过去，更好地把握今日与未来。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只有不断地总结历史，联系实际，我们才能对青年进行更科学更有效的教育与引导，让青年一代更好地完成社会化、人的现代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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