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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922(2004)03-0012-06
秦朝统一中国后不久，开始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汉朝进一步奠定了基础，至唐代，中国的强盛达到了顶峰，尔后，发展速度缓慢回落，但19世纪初以前，中国仍保持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18世纪末，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25%，1820年为33%，与现在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相差无几。12世纪以前，中国的人均收入领先于西欧，18世纪以前，人均收入一直领先世界平均水平。1820-1950年的130年间，由于内外因素的双重作用，GDP急剧下降，成为微不足道的国家。而到了1870年，世界工业产值的78%属于几个强国：英国（大约32%）、美国（大约23%）、德国（大约13%）、法国（大约10%）。
中国能够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世界领先的地位，完全是因为其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被称为中国的四大发明，引发了世界知识、军事和航海领域的革命，并直接促进了经济、贸易和文化的发展。中国经济史专家马克·艾尔文对此作了这样的评价：从10到14世纪，中国进行了对自然界的系统性实验研究，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机械工业。在数学上，发现了一种用来解开含有一个未知数的任何幂的方程的方法。在天文学上，大型的仪器制造和水压时钟的完善使观测的精确度达到了新的水平。在医学方面，对尸体的解剖是系统解剖学的开端，对疾病的诊治更加准确，大量的新的药物被加入药典。在冶金术方面，煤（还有焦炭）被用来从铁矿石中冶炼铁。在战争方面，火药从制造烟火转变成炸药。这一时期，曾是几个世纪中的科学和技术进步的顶点和终结。它的基础是在9世纪发明，10世纪得到普遍应用的活版印刷术。马克·艾尔文指出，发生在14世纪的三件事情，构成了对技术创新环境的威胁，并使这个世纪成为转折点。其一，以人口和资源为主的经济扩张已经达到极限，中世纪的经济增大是由迁移到南方去的移民开发肥沃土地的农业革命所推动的。1300年则出现了一个相反的过程，人们迁回北方，但迁移规模减少，也没有提高他们所拥有的贫瘠耕地上的劳动生产率；其二，海外贸易和联系逐步减少，中国经济暂时停止了外国白银的流入（在16世纪，中国的大航海家郑和率领比葡萄牙和荷兰更先进、更大的船队，在亚洲和非洲进行了7次航行，但之后就中断了），中国社会变为内向型；其三，哲学家对于自然的态度有所改变，对系统性研究的兴趣转向对内省和直觉的依赖，不再有科学和生产技术上的进步。在这种环境下，生产力的发展方式使得有利可图的发明越来越困难。随着农业剩余的减少，人均收入和人均需求减少，劳动力价格下降，资源和资本越来越昂贵，耕作和交通手段已经足够完善，不再需要作任何改进。对农民和商人来说，理性的对策是不再注重使用节省劳动的机器，而是更加注重节约资源和固定资本。庞大的静态的市场并没有对本应促进创造的行政管理生产体系构成瓶颈。在出现临时短缺时，基于廉价交通的商人的多才多艺而非机器的发明是更迅速可靠的补救方法[1]。1820-1950年，中国经济步入严重衰退期，适应传统的农牧业社会而构筑的民族素质的发展水平大幅度下降。50年代，中国的民族素质发展水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70年代，这种情况得到了扭转，主要的民族素质指标接近或略高于世界平均发展水平。具体而言，智能素质主要指标接近世界平均水平，而体能素质的主要指标则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一轮逐步深入的改革开放时期，对民族素质的提高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到90年代末期，民族素质主要指标超过了世界平均发展水平，超过的幅度远大于70年代。中国民族素质相对超前发展，支持了中国经济在近30年的高速增长。然而，中国民族素质的发展面临如下几个重要挑战：其一，中国的民族素质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民族）和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及地区（民族）相比，仍存在明显的差距；其二，在中国内部，民族素质的发展存在严重的地区间和民族间的不平衡；其三，与知识创新有关的民族素质指标，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也许将是制约中国今后进一步快速发展的障碍。
一、中国民族素质发展状况
中国的民族素质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入了一轮加快追赶的过程，至20世纪末，大多数民族素质指标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有些与知识创新密切相关的指标，不仅与发达国家（民族）存在巨大的差距，而且也明显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一）成人识字率（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百分比）
1999年，中国的成人识字率达到了83.5%，高于全球平均的79.2%，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民族）的72.9%，但与OECD国家（民族）和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和地区（民族）的99%相比，则存在明显的差距。与同一类型的国家相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尤其与印度相比，优势明显。
表1 1999年中国与主要国家成人识字率
国家 %国家
%
美国99日本
99
德国99英国
99
韩国
97.6
印度 56.5
俄罗斯 99巴西 84.9
中国
83.5
全球 79.2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指标表·1。
（二）大学毛入学率(%)
在大学入学率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愈加明显。尽管存在诸多缺陷，但发展速度很快，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1980年，中国大学毛入学率仅为2%，1997年为5.5%，2000年为11%。预计到2005年提高到15%。1998年，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为18133632人，其中，普通高等教育为3607649人，成人高等教育为2822171人，军事高等教育为169000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为11254135人[2]。表1显示出，中国在与知识创新能力密切相关的大学入学率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说明中国近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在适宜的政策导向下，在由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入和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的基础上实现的，是典型的数量驱动型增长模式。近十几年来，美国知识经济的成功并非偶然，极高的大学入学率支持了其知识创新活动。韩国的大学入学率超过了多数OECD成员国，其男性的大学入学率居全球第1位。印度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方面远远落后于中国，但其高等教育入学率略高于中国，支持了印度软件业（居世界第2位）的优异表现。中国大学入学率大幅度提高始于1999年，政府决定连续3年以50%的比例扩大招生，特别是理工科学校。中国目前大学生入学率已超过了印度，但大学生的整体质量却明显下降。
表2 1994-1997年（注：所指时期可获得的最近年份的数据。）中国与主要国家大学毛入学率(%)
国家 入学率 国家 入学率
美国 81.5
日本47
德国
47英国
52.5
韩国
67 墨西哥 16
俄罗斯 43印尼
11.5
印度 6.5中国5.5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指标表·23。
与大学入学率同样重要的，还有理工大学入学率。与科学技术相关的知识创新活动，一般是由接受过理科教育的人进行的。理科教育的水平，对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起着最明显和最直接的作用。所以，统计理科大学的入学率，对于衡量智能素质水平，显然很重要。
1997年，中国理科大学毛入学率为3.2%，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但明显高于印度，与印尼相差无几。中国在理科教育方面的落后，对与科技相关的知识创新形成了明显的制约，影响了知识创新能力。
表3 1995-1997年（注：指标注时期内可以获得的最近年份的数据。）中国与主要国家理科大学毛入学率(%)
国家
入学率国家
入学率
美国13.9③ 日本 10
德国14.4 英国14.9
韩国23.2 巴西 3.4
印度 1.7 印尼 3.1
俄罗斯 19.7 中国 3.2
③指1989-1994年期间可以获得的最近年份的数据。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指标表·A2·1。
（三）平均受教育年限（15岁及以上人口）
2000年，中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4年，全球平均也为6.4年（注：依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指标表·A2·1的数据，统计了107个国家。）。说明中国教育的发展与世界基本同步，不占优势。与技术成就指数领先者的10年（共18个国家）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也低于技术成就潜在领先者（8年），略高于积极采纳者（6年）。清楚地反映了中国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所处的位置。
表4 2000年中国与主要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15岁及以上人口）
国家
年
国家 年
美国 12.1 日本 9.5
德国 10.2 英国 9.4
韩国 10.8 巴西 8.2
印度
5.1 印尼
5
中国
6.4 全球 6.4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指标表·A2·1。
（四）体能素质
与智能素质情况不同的是，中国的体能素质发展水平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说明中国在改善人民体能素质的投入上，效率相对较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出生时预期寿命（岁）
1952年，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42.5岁。从1970-1975年至1995-2000年（注：所指时期的估计数。），中国的人均寿命从63.2岁提高到了69.8岁；从高于世界平均3.3岁到高于3.4岁。1995-2000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寿命5.7岁，高于印度7.5岁。
2.营养不良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营养状况对智能素质及经济发展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收入和劳动效率的影响更为明显。多项研究表明，在营养摄入不足的状况下，一个人可能会以减少自己的活动来维持营养平衡的机制。儿童生长迟缓是中国儿童尤其是农村儿童存在的主要营养问题。1998年，中国农村的儿童生长迟缓患病率达到22.6%。1996-1998年，中国营养不良人口占总人口的11%，明显低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18%和印度的21%，高于俄罗斯、印尼的6%和巴西的10%，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二、对中国民族素质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
自秦朝以后2000多年时间里，中国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长期领先于世界。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与相应时期中国在民族素质上取得的成绩是分不开的。儒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思想体系的核心，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深刻的影响。而儒文化恰恰是重视教育的，“有教无类”一直是儒文化奉行的一个准则。尽管中国的封建教育也仅能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但相比较而言，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相比，仍具有一定的优势。受儒文化深刻影响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同样重视教育，说明儒文化确实有助于智能素质的发展。
18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33%，达到历史最高峰，此后由于内忧外患，国势日渐衰落，到1950年时，GDP(PPP$)大约占全球的5%，在51年后的2001年，仅提高到6%。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民族素质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急剧下降。1950年，中国的文盲、半文盲有3.1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55%，出生时预期寿命为40.8岁，这两项指标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经过20多年的缓慢恢复以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民族智能素质水平开始接近世界平均水平，1978年，6岁以上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比例降至30%；198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4.8年，接近世界平均水平。重要体能素质指标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从人类发展指数上看，1975年已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8%，1999年与世界平均水平基本持平。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的民族素质普通指标开始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成人识字率、综合入学率明显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999年与世界持平。在体能素质方面，出生时预斯寿命、婴儿死亡率、营养不良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明显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迅速，1997年大学生入学率仅有5.5%，2000年就达到11%，预计到2005年，这一比率将提高到15%。2003年，中国的在校大学生人数已居世界首位。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民族素质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稳步地缩小。最有说服力的是，中国已全面、大幅度地超过了印度的发展水平。中国在民族素质上取得的成绩，已经反映在经济发展中。1965-1999年，中国的GNP年均增长8.1%，仅低于人口少于300万的博茨瓦纳(10.6%)、阿曼(9.5%)和新加坡(8.3%)。由于改革开放，1979-1998年出现了9.7%的高增长，2003年将达到8%以上。值得注意的是，与经济增长速度相比，人均GDP的增长并不突出，2002年仅为900多美元，不仅远低于起步时与中国差距不大的日、韩两国，甚至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7年，中国的人均GDP为860美元，而全世界平均为5130美元。即便按购买力计算，1999年，中国为3617美元，而全世界平均为6980美元。这一明显的反差说明，在几十年的高速增长的背后，掺杂着较大的水分（特别是改革开放前）。中国贸易的发展说明与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也说明中国在技术领域的明显进步。1980年，中国贸易总额占GNP的16%。1990年为32%，1999年为41%。2002年，中国的贸易总额超过6000亿美元，占GDP的50%以上。从1994年至2003年年中，中国的出口额从1210亿美元上升至3654亿美元。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其中65%是由全球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以及中国与工业国家公司合伙开办的合资企业贡献的。中国的银行业存在严重的坏账率，高达30%～50%，从业人员素质低、金融政策的低质量和管理漏洞，是导致坏账出现的重要原因。这些反差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中国的经济尽管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基础并不十分牢固，不应盲目乐观。中国的经济越接近知识创造与使用的核心，其能量则越低。这一判断来源于知识经济与知识创造方面的相关指标和数据。2001年，中国的技术成就指数值为0.299，仅相当于世界平均值的79.99%，与位居世界前5位的芬兰、美国、瑞典、日本、韩国相比，不足其50%。知识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最大不同是对无形资产的大量投入，比如，教育、培训、研究与开发、软件、品牌、市场营销、配置，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已相当于对农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在无形资产的投入上，中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距，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在民族素质发展上存在的问题。作为知识经济根本支柱的激励机制和制度，可以促使人们更加积极地创造知识、有效使用并创造出更好的财富。但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太多的问题，造假、制假之风盛行，几乎所有的有利可图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被仿造，除非这种产品是一般的企业和个人无法仿造的。结果造成了什么后果呢？中国的教育和研究与开发的投入长期处于低水平，创新型人才十分缺乏。通过知识创新创造财富的热情在降低，人们在寻找一种更安全的、不费吹灰之力即可创造财富的捷径。每年新专利数反映了知识创新的速度，也反映了一个国家拥有善于开创性思维的知识创新人才的数量。在此方面，中国在极低的水平上长期徘徊，每百万人每年仅有一项专利，然而美国1998年每百万人获得专利289项，20世纪90年代末每年的专利数量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2倍，由每年8万件增加到18万件。专利的获得，主要源于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和大量的人才，知识产权是对知识创造财富的重要性的承认。除了激励机制不健全以外，形成知识创新人才的基础不雄厚并存在致命的缺陷，也是缺乏知识创新人才的原因。中国的教育是典型的应试教育，在一种教材的体系和教育模式下进行残酷的升学大战，非常适合那些循规蹈矩、死记硬背的学生。这种考试机制，还创造了舞弊的土壤，此风甚至蔓延到硕士、博士考试及院士评选中。现在，在校学生人数居世界第一的中国大学生（包括硕士、博士）中存在多少水分，似乎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较之初、中等教育入学率，中国的大学入学率仍然偏低，即使到2005年提高到15%，仍然只相当于1997年墨西哥的水平，这将会影响中国民族智能素质核心层的质量，限制中国知识创造能力的提高。中国在民族智能素质核心层方面存在的缺陷，除在专利方面体现出来以外，其他方面也有诸多表现。与蓬勃发展的经济指标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反而下降。在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的《世界竞争力年鉴》排名中，中国由1998年的第21位下降到2001年的第33位；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排名中，由1998年的第42位，下降到2000年的第44位，又从2002年的第38位，退步到第44位。而日本则从第16位上升至11位，韩国从第25位上升至第18位。很难说中国在哪个领域处于世界绝对领先地位，即使处于世界前沿的科技领域，在实际运用的层面也没有优势。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90年的7%，提高到1999年的23%，但仅有10%具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中国实际上成了外国公司的大加工地。
中国民族素质的发展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在东、中、西部之间以及各民族之间，差距十分显著。1998年，知识发展指数值东部地区的北京为606.1，上海为529，广东为212.7，江苏为127.6；中部地区的吉林为99.5，湖北为92.2，黑龙江为84.6；西部地区最高为陕西，达88.1，后3位的青海为44.2，贵州为38.3，西藏为32[3]。至于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则更为明显。中国民族素质发展上的不平衡，远大于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这对中国致力于西部大开发的努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三、民族素质状况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
过去几十年中国在经济上获得的成绩，得益于民族素质普通指标上的进步，这使得中国可以依赖巨大的需求缺口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实现数量推动型的快速增长。这样的增长如果再持续10年，人均GDP将会达到2000多美元，人们的基本需求可以得到基本满足，此时，就需要以知识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所以说，留给中国大幅提高民族核心智能素质的时间只有10年左右时间，错过了这个时间之窗，中国就会失掉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动力。
这样的担忧并非多余。1995-1999年间，中国的制造业生产率仅为印度的92%，不足美国、日本、法国、巴西的5%，这种差距，从钢铁部门的生产率上表现得极为明显。中国的农业生产率仅为印度的75%、法国和美国的0.8%、日本的1%左右。
表5 1996年几个国家钢铁部门的生产率（吨／人）
世界 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 美国 印度 俄罗斯 中国
生产力182 681 637
585
39878 70 32
资料来源：于永定等：《中国加入WTO的研究报告》，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
未来经济的发展将主要依赖于知识经济的推动，然而，中国在该方面严重滞后。知识经济是由四个支柱构成的：其一，能够为有效应用现有知识、创造新知识以及企业家精神提供经济激励机制和制度；其二，能够创造和应用知识的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掌握一定技能的公民；其三，能够促进信息的有效交流、传播和加工的动态的信息基础设施；其四，由企业、研究中心、大学、思想库、咨询机构以及其他组织的高效的创新系统，它有利于利用不断增长的全球知识，吸收并使之本土化，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知识和技术[4]。在这四个支柱中，中国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尤其是其四最为明显。中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仍然偏低，高、尖技术人才的培养方面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与知识创造最为紧密的研究与开发长期滞后。实现知识经济增长的潜力取决于是否拥有一个动态的高效的信息基础设施，即建立电信网络和战略信息系统，以拓展获取信息和通讯的途径。信息建设不仅为知识创造提供极其便利的条件，而且为知识的获取、传播和使用创造了条件，它是知识成为增长主动力的基础。目前，中国虽然是世界移动电话、固定电话和网络用户第一大国，然而，用13亿人口一平均，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其他东亚国家，而且明显落后于低、中收入发展中国家。以上状况，直接导致了中国知识经济的停滞不前。服务业与知识经济的关系最为密切，中国在这方面的差距极为明显。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增加值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
即使产业增加值比较突出的高科技产业，就业人数也停滞不前。1994年就业人数为2111万人，1996年为2095万人，1998年仅为1538万人，占工业总就业比重3年没有任何变化，都是32%。
长达20年的低成本数量驱动型的高速增长掩盖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和深层次问题，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这些问题会日益显现出来，并成为发展的巨大阻力。这些问题都与民族素质密切相关。与日益扩大的贸易额和加速增长的经济相比，国际竞争力状况与此形成了巨大的反差。1998年以来，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持续下降，客观反映了中国在高等教育、研究与开发和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中国极低的专利发明水平及只拥有高技术产业10%左右的知识产权表明，中国的未来发展存在着巨大的隐患，消除这种隐患的惟一办法，就是大幅度增加对知识创造的投入和提高民族的核心素质。
中国是一个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和人均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日益增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排放国），日益荒漠化的土地，极低的人均耕地、人均森林面积和人均淡水资源，不断恶化的水和大气污染，都将对中国的发展构成威胁。2003年，中国的GDP增长了9.1%，GDP总值占世界的4%，但消耗的能源占世界的比重，石油为7.4%，原煤为31%，钢铁27%，氧化铝25%，水泥40%，以这样的能源消耗比例，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可能长期保持下去。否则，必然会发生灾难性的经济危机。西方的消费方式不应成为中国效仿的对象，依赖这种消费方式，中国永远达不到他们目前的发展水平，因为中国的环境和自然条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无法长期承受这种消费基础上的增长。中国不仅应该倾力发展能够与环境和谐共处的知识经济，还应该培养一种新型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它不会以伤害生态环境为基础，而是一种与知识密切相关、潜力无限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一种建立在较高民族素质基础之上的新型生产和消费方式。
中国无疑是一个取得成功并正在大步前进的国家，但我们不应忘记巴西和阿根廷的惨痛教训：他们曾经在经济上比中国更成功，如果按人均GDP衡量，可以划入中等发达国家，但由于在知识创造方面存在的致命的差距，其在核心技术方面缺乏创造能力，经济增长的重要部分建之于模仿和加工的基础之上（比如巴西的汽车工业发展模式），在综合成本提升和廉价的成本优势消失以后，他们的经济规模就如同炽日下的冰山，迅速融化。中国可以避免重蹈覆辙，但前提是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收稿日期］：2004-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