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变迁理论看劳动者就业观念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者论文,观念论文,理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目前再就业问题之所以压力巨大，很大程度与劳动者就业观念上存在路径依赖和思维锁定有关。本文试图用制度变迁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寻求促进就业制度变迁和再就业工程实施的途径。
一
制度变迁理论是以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 ·诺斯为主而创立的。该理论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它将制度纳为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一个变量、而不将其作为一个既定和已知的因素而排除在外，突破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主要思想包括：①制度是为了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制定的一些行为规则或约束（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其作用主要在于建立一种稳定而有激励的结构，以减少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②制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变迁，而推动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可以是个人、团体，也可以是政府；③不同行为主体推动制度变迁的目的都是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潜在利润存在情形下，才可能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变迁；④制度变迁的过程是各个组织为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改变旧规则、最终确立新规则的一种制度替代、转换、交易的过程，有效的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⑤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它指的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一种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种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因为初始选择产生的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及适应性预期等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而进入特定的路径轨迹实现循环。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而历史、文化对制度变迁的选择方向和路径依赖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⑥制度的变迁需要有有效率的组织并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产权，因此作为界定和实施产权保护的国家及影响个人观念转化的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根据这一理论分析我国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可以看出是一个渐进、缓慢的变迁过程。首先是因为推动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具有不同的动机和承受结果，难以形成共同推动制度变迁的合力。政府作为次级行动团体，具有推进劳动制度变迁的潜在动机与战略性安排，但也可能会因为社会稳定偏好目标而减慢变迁进程；企业因减人增效，优化劳动配置，是制度变迁的最大收益者，具有推动制度变迁的强劲动机；而劳动者个人则处在两难的矛盾境地，既希望有获取企业高效益而实现的个人收入最大化，又要承担失业风险，其受益、受损对象不确定，故使制度变迁在这一层面上具有迟滞性。其次，新的制度约束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传统体制下的正式制约与非正式制约仍相当程度地支配着劳动者就业行为。在原有制度下，劳动者已经形成了“铁饭碗”、“终身制”、“高福利”三位一体的就业观念，还难以普遍认同、适应明显具有风险代价的新的就业制度，当制度变迁还没有建立起明显的利益效应和制度激励，相反还要承担各种风险代价时，劳动者就业观念的转变就要有一个时滞过程。
可见，我国劳动就业制度的变迁不是一个迅速推进的过程，而只能根据制度变迁不同行为主体的利益预期和认同过程渐进推进。这种渐进性同时又强化了劳动者就业观念的路径依赖与思维锁定，反过来进一步约束着就业制度的变迁过程，成为目前再就业问题日益严峻的主要原因。
二
过去几年，我国劳动就业制度的变迁由于初始选择的不同，呈现出明显差异性。不同的选择会引入不同的发展路径，而不同的路径发展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率先进行劳动用工制度变迁的地区、企业、个人将因其利益效应、学习效应进入自强化机制，实现良性循环、不断发展；而固守在传统体制下的劳动者则会因其就业观念的固化而难以“退出”，锁定在传统就业思维中，陷入进退两难的被动状态。
进一步分析，造成劳动者对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和就业观念的锁定，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不确定性的预期比较。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是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劳动者才会直接参与或积极推进制度变迁。市场配置劳动力的制度变迁，预期的收益将给劳动者带来更多的自由支配权、流动权、择业权和高收入，相应所要付出的成本将是失业风险的增加，纪律约束和劳动素质要求的增强，以及生活的紧张与动荡、不稳相伴随的心理承受力的提高，意味着劳动者将要更多地牺牲闲暇，付出代价。与原有就业制度相比，市场调节的就业制度是高收入的诱惑与失业风险的陷井同时存在。是预期的收入高于失业风险，还是失去劳动机会的可能性大于想象中的高收益，对每一个劳动者而言都是一个无法确定的问题。这种受益或受损机会的不确定性，使在旧体制下拥有一份稳定与高福利工作的劳动者失去推动制度变迁的动力或激励，锁定在原有制度框架内不愿退出。另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因为预期城市收入高于农村而具有向城市流动、转移的趋势，加上一些外出进城打工、创业的农民工实际收入提高而产生的示范效应和带动效应，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潮流沿着预期比较的初始选择而势不可挡，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市再就业问题的严重性。这一态势也强化了城市劳动者对失业风险的不确定性预期，真正退出原有就业制度的观念就难以迅速形成。
第二，社会保障企业化的制度依赖。铁饭碗、终身制、高福利是原有就业制度中突出的制度特点，它与就业相联系，主要由企业承担社会保障职能，为就业的劳动者提供生、老、病、死的一系列无风险保障。从其实际作用看，一方面解除了职工后顾之忧，体现了公有制的制度优越性；但另一方面也淡化了劳动者的风险意识和竞争意识，增强了职工对这种无风险保障制度的依赖性。近几年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原先高福利的就业保障有所改变，住房、医疗、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职能从原来企业统包发展为企业、个人、国家共同承担。但是由社会统筹的保障制度尚处于起步、试点阶段，各项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劳动者个人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自身现有收入与储蓄存量应付随时而来的住房、医疗、失业等费用支出，比之原来稳定而有保障的就业制度所承受的压力与负担要大得多。这种制度变迁所产生的反差使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对原有制度眷恋不已。同时，由于政府在制度变迁中对社会稳定目标的偏好，为减少因制度变迁而引发的失业对社会的冲击，缓解社会矛盾，主要采取的是以企业内下岗、放假或内部发展第三产业就地吸收、消化冗员的措施，并过多地从政策上硬性限制农民工流入城市以保证城市工人就业，相应地给城市职工过多的再就业承诺和经济补助，这也使得企业职工不愿彻底摆脱对企业保障的依赖，而无法真正建立起风险性、竞争性的市场就业制度。缺乏强制性的、风险性的、激励性的制度约束与压力，劳动者原有就业观念就难实质性改变。
第三，历史文化积淀下的惯性思维。诺斯不止一次地提到历史与现实选择之间的关系，认为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会决定其现在可能的选择，文化在这种选择中又起着关键作用。从原来体制性就业制度演变到市场就业制度，其间要求有一个剥除原有观念、习俗、准则和思维而适应新制度的学习、认同过程。然而几十年旧体制下生成的观念以及几千年民族文化传统影响而积淀下来的习俗与思维方式并非朝夕之功而能改变。民族传统文化的薰陶，社会主义制度氛围的影响，多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以及传统就业制度的“优越性”，使劳动者的就业观念中既有历史文化的内涵，又有社会制度的痕迹，体现出观念意识的历史沉淀性和相对稳定性，指导和制约着行为主体的一系列经济行为，又反过来影响着劳动者对现行制度及制度变迁的道德评判与认同，使制度变迁要有一个路径探寻过程。当他在原有制度下形成社会主义就应当是“人人有饭吃，个个有工做”，而不应当有失业、贫困、破产、风险时，就必然沿着这一思维惯性对制度的变迁提出疑问并进而影响其行为，而不愿退出保障齐全毫无风险的原有就业制度，并在思想观念上抵制变革行为。这种影响很难通过正式的制约强制性消除，相反，潜移默化中还会在制度变迁时决定选择方向及路径轨迹，决定观念转变的适应性过程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制度变迁必须支付的时间成本。当学习、适应的过程还不足以消除原有观念、准则时，劳动者就业观念就会仍然“锁定”在惯性思维中，继续期望原有体制的重现或复归，而抵制新的制度安排。
三
由此看来，针对劳动者就业观念的“锁定”对就业制度变迁和再就业工程的影响，重要的在于寻找新的路径，促使其转变就业观念，退出“锁定”。因此，政府的作用就在于积极提供一种制度安排，创造“学习效应”，通过制度激励与导向，推动劳动者改变思维惯性，减少对原有制度的依赖，尽快转变观念。可以考虑的制度安排途径有：
①加快国企改革步伐，尽快建立就业制度变迁的正式制约，减弱劳动者对原有制度依赖的期望值。只有采取坚决的剥离冗员的态度与步骤，迅速而坚决地实施失业机制，创造竞争就业的制度氛围，才能促使劳动者在这种强制性的变迁趋势中改变原有就业观念。当然要尽量避免集中释放可能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
②加强劳动力供求的市场调节力度，在竞争性的制度氛围中强化劳动者的失业风险意识。通过劳动用工的双向选择性，一方面促使劳动者改变原来贪求舒适稳定、由国家安排“正式”工作的就业观念，树立切合实际的、自谋职业的大就业思想；另一方面，利用制度变迁为劳动者带来的激励效应，强化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观念，做好迎接制度变迁的心理准备、技术准备。
③放弃政府对城市劳动者的无条件再就业承诺，改变城市职工对政府高福利保障的依赖预期。政府不能将充分就业的宏观调控目标混同于具体的再就业承诺，这会给失业者造成心理依赖，削弱其内在的激励动机，并且在再就业机会面前过多地挑剔职业。因此，政府可在创造宏观经济就业机会基础上，以经济手段建立失业保险、贫困救济机制，减少无条件的再就业承诺，从制度安排上降低劳动者创业、择业、流动的物质成本，制定正式约束限定享受失业救济的条件、期限，促使其就业观念切合实际。
④舆论宣传上正确引导城市下岗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预期比较，政策上更多地实施鼓励企业吸纳劳动力的优惠措施，开通城乡劳动力的双向流动渠道。一方面客观宣传农民工流入城市在收入、就业、医疗等方面的风险预期，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强自身吸纳能力，缓解和疏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就业的压力；另一方面，对城市职工正面宣传自谋职业、多途径就业的预期比较与现实激励，以优惠手段更多激励城市下岗人员向农村的流动、转移，促使劳动者改变单纯在城市就业谋求发展的就业观念。
⑤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社区政府在制度变迁和再就业问题上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组织、协调、服务和激励作用，从实际和社区服务发展潜能出发，探求多样化的就业途径与方法，形成具体可行、富有激励的制度安排。具体可以通过组织社区家庭服务、环境绿化、治安保卫、商业服务等形式将失业人员组织起来，纳入就业轨道。
本刊收到稿件时间：1998.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