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民众——当代中国作家的民众观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众论文,当代论文,中国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但以妄想颠倒执著，而不证得。
——《华严经》
研究“当代中国作家的民众观”，是研究“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化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作家们大多有过在社会底层与民众同甘苦共患难的命运，因此他们的作品中，民众的命运成了一个十分常见的基本主题，而且还因为作家们常常是通过对民众命运的探讨去完成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追问、对知识分子命运的确认、对人生立足点的求索的。
这样，便有了“当代文学中的民族主义思潮”的话题。这一话题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思想、“五四”以来的民主主义思潮。事实上，民族主义一直也是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的一个基本立足点。他们常常把自己的事业与民众紧紧联系在一起。“博爱”的理想、“共产主义”的理想、“民主”的口号、“到民间去”的呐喊……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都曾谱写过多么激动人心的乐章啊！
另一方面。民众又不好一概而论。老子说过“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①又说过“民之难治，以其智多”。②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③但又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④佛经既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⑤但也认为“烦恼”、“妄想”足以掩蔽了佛性。马克思、恩格斯毕生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同时也分别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研究了“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⑥以及“‘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⑦的历史课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表述过一种深刻的迷惘：“我爱人类，但是自己觉得奇怪的是我对全人类爱得越深，对单独的人，也就是说对一个个个别的人就爱得越少。”⑧还有鲁迅，既“俯首甘为孺子牛”，又不能不正视先觉者“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的悲剧。⑨而毛泽东不也一面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一面也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而思索吗？
也许，只有从这样的思想高度出发，我们才能理解诸如“为民请命”的使命感与“改造国民性”的忧患意识纠葛在一起，“到民间去”寻找希望的冲动与“世俗化”的安逸感彼此对立又互为补充的复杂的现象，才能发现当代作家上下求索的漫漫心路历程……
是的，我以为当代作家的民众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为民请命”、“改造国民性”、“到民间去”和“走向世俗化”。也可以说，这四大主题构成了当代文坛上民族主义思潮的基本内容。下面，让我们来粗略地梳理一下四大主题的发展脉络。
一、“为民请命”的使命感
“为民请命”，从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优良传统。这一传统既体现出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博大胸怀，也昭示了一种精英意识——做民众的代言人。
早在“四五运动”中，北岛就写下过这样悲壮的诗句：“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回答》）这是诗人甘愿为天下人殉道的气概，也是诗人立志为天下人“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做开路先锋的豪情。在拨乱反正的岁月里，舒婷也曾大声疾呼：“我决不申诉／我个人的遭遇。／……为了祖国的这份空白，／为了民族的这段崎岖，／为了天空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我要求真理！”（《一代人的呼声》）面对着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公刘呐喊：“父亲啊，我的父亲！我在为你祈祷，为你祈祷，／再也不能变幻莫测了，／我的老天！我的天上的风云！”（《读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文革”在作家们的心中刻下了永难平复的创伤，但他们却自觉地将个人的悲剧与民众的不幸紧密相联，并在暴露伤痕、反思历史的思潮中充当了民众的代言人的角色。高晓声的小说《李顺大造屋》、茹志鹃的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古华的小说《芙蓉镇》、周克芹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都暴露了极左暴政给民众造成的巨大伤害。叶延滨的诗《干妈》、王小妮的诗《碾子沟里，蹲着一个石匠》、叶文福的诗《将军，不能这样做！》、熊召政的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都饱含着对民众疾苦的关怀之情、燃烧着对特权阶层、昏官污吏的愤怒激情。柯云路的小说《新星》因为塑造了一位以铁腕清除腐败现象的“清官”改革家而为人称道。何士光的小说《乡场上》因为刻画了一位敢于挺直了腰杆反抗土皇帝淫威的农民形象而声名远播。还有那些针砭时弊、呼唤正义的报告文学：黄宗英的《大雁情》、孟晓云的《胡杨泪》、祖慰的《啊，父老兄弟！》、乔迈的《希望在燃烧》……每一篇都引发过“轰动效应”。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那几年，是思想解放运动大浪汹涌的几年。文学走出了“瞒”和“骗”的大泽以后，以直面人生的勇气谱写出一曲曲悲歌与壮歌。在现代迷信破产以后，“信念危机”在社会上已经开始蔓延，但广大作家为什么能以一篇篇富于正义感和使命感的力作创造了文学的辉煌、拨动了时代的心弦？答案只有一个：他们忧国忧民，以民众的代言人身份写作，“心事浩茫连广宇”，便不感到孤独，不感到空虚。他们以为民请命的作品为文学赢得了巨大的荣耀，民众也爱戴他们、敬仰他们，给了他们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声名。那时，从事文学是神圣的事业。文学作品产生的“轰动效应”吸引了无数文学青年。
尽管许多“为民请命”的作品也遭到了令人费解的非难和胡批，尽管与“为民请命”思潮互为补充的还有“改造国民性”的悲凉之思，尽管好些产生过“轰动效应”的力作最终也不能解决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这显然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的证明），尽管早在七十年代末，以“朦胧诗”和“伤痕文学”为代表的悲凉之雾已经弥漫开来——尽管有这一切的干扰和影响，“为民请命”的思潮仍很壮观。
1985年以后，文学主流大变。时代精神大变。以“新潮小说”的崛起为标志，现代主义思潮铺天盖地而来。孤独感、荒谬感、绝望感迅速流行开来。尚新求变的探索精神向古老的文学之魂挑战。许多作家由此放弃了“为民请命”的古道热肠，走上了艺术探索、语言实验、文体创新的新路。然而，“为民请命”的思潮却未因此而消沉。
一方面，1985～1986年间，仍然产生出矫健的《天良》、张炜的《古船》、张石山的《甜苣儿》、《血泪草台班》、李锐的《合坟》、田中禾的《五月》、刘恒的《狗日的粮食》、谭甫成的《黑土地》、史铁生的《插队的故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福林和他的婆姨》、《私刑》……这样大量写民间冤屈、民生疾苦、民众心声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似“新潮小说”那么给人以新奇的感受，但也大多以深厚的情感力量震动过文坛和人心。当然，时代在发展，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学观也在不断深化，“为民请命”的主题也包容了更复杂的情感、更丰富的意蕴（《古船》中便有对“人性恶”的拷问、《甜苣儿》里便有对宗法制度的声讨、对传统文化“吃人”的批判，而《合坟》、《狗日的粮食》中浸透的那份沧桑感、那份一言难尽的寒意又直开“新写实”的先河⑩），但无论如何，上述作品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五四”时期“乡土小说”的精神联系的一脉相承，都是灼然醒目、不言自明的。
另一方面，当“新潮小说”高举起先锋的旗帜、以远离民众的审美习惯为个性的尺度时，报告文学作家们却强化了“为民请命”的主题。八十年代中期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大潮汹涌，空前壮观——麦天枢的《爱河横流》、麦天枢、张瑜的《土地与土皇帝》、刘汉太的《中国的乞丐群落》、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朱晓阳的《盲流中国》、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霍达的《万家忧乐》、陈冠柏的《黑色的七月》、赵瑜的《中国的要害》、苏晓康、张敏的《神圣忧思录》、莫言的《美丽的自杀》……直至八十年代末贾鲁生发表《性别悲剧》、麦天枢发表《西部在移民》、《活祭》……报告文学界高涨起空前汹涌的“中国潮”，在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史上写下了最辉煌的篇章。
由此可见，“为民请命”是贯穿于八十年代文学的一个基本主题。它的强大昭示了当代民本主义思潮的强大，昭示了当代作家人道主义真情的执著，昭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社会的某些特质：古老的人文主义精神，古老的人间情怀，依然是当代文学的重要基石。它并没有被现代意识所遮蔽。因为有了它，八十年代的文学才一直为一种深沉、悲壮、灼热的气氛所笼罩。因为有了它，孤独感、荒诞感、绝望感才没有（也不可能）取代正义感、崇高感、使命感。
诚然，我们不应以情感取代理性，不应忽略人道主义、民本主义的局限性，（又有哪一种学说没有局限性呢？）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过的那样：人道主义者“看不见‘人是目的’一类命题背后掩盖的黑暗面。一切人道主义者在反对压制和摧残人类的力量的统治时，都是以人的统治为目标的”。(11)然而，当我们发现那么多作家都不约而同地举起了人道主义的旗帜之时，当我们注意到在当代文坛上人道主义一直是思想启蒙运动的强大武器之时，当我们真切感受到“为民请命”之作的巨大感染力时，我们还能多说些什么呢？
理论是一回事。文学创作是又一回事。理论诉诸理性思辨。文学创作诉诸人间情怀。
二、“改造国民性”的悲凉感
直面人生，不仅只意味着为民众的疾苦而呐喊。在人生求索的道路上，作家们与“国民劣根性”的问题相遇了。这样，“改造国民性”便成为与“为民请命”彼此矛盾又互为补充的一个思想主题。
“改造国民性”的主题，由来已久：从二十世纪初梁启超鼓吹“新人心”、“新人格”、(12)“要改革政治，根本要改革国民心理”，(13)鲁迅疾呼”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14)到四十年代胡风“关注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的人民”(15)直到八十年代的“新启蒙”思想运动——看，“改造国民性”正是一个世纪的主题。因此，世纪末的文学史家倾向于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自己的总主题”。(17)
于是，“阿Q的子孙”在当代小说中层出不穷：韩少功的《回声》中的根满、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吴若增《翡翠烟嘴》中的蔡四爷、古华《芙蓉镇》中的王秋赦、蒋濮《水泡子》中的水泡子、陈建功《辘轳把胡同9号》中的韩德来……他们不仅继承了阿Q的蒙昧、麻木、“精神胜利法”，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之异化为“助纣为虐”的丑行——《回声》中的根满、《芙蓉镇》中的王秋赦都在政治动乱中尝到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甜头，扮演了极左暴政的打手角色。这样，作家们便深刻揭示了“国民劣根性”作为极左暴政的社会基础的历史真实，进而也对“‘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的问题作出了独到的回答。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韩少功、古华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反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的研究颇有相通与不谋而合之处。(18)
那末，如何根治劣根性？正是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作家们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
《陈奂生上城》是耐人寻味的：如果“精神胜利法”足以消解烦恼、甚至换求虚荣（陈奂生不是果然赢得了乡邻的羡慕吗？）那末，它就是下层民众必不可少的精神鸦片，它就有存在、流行的“合理性”。
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福林和他的婆姨》、《私刑》、张石山的《甜苣儿》、《血泪草台班》、矫健的《天良》都写出了民间悲剧的文化底蕴，它们不断刺激人去思考：如果传统的宗法伦理道德是罪恶的源泉，如果善良的人们为了捍卫“从来如此”的人生戒律、任“正义感”异化为嗜血的暴虐、“吃人”的罪行，那末，又该怎样去根除“食人民族”（鲁迅语）的嗜血基因？如果文化是一种宿命，又该怎么办？
而何士光的《苦寒行》、洪峰的《瀚海》、迟子建的《沉睡的大固其固》、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方方的《风景》、《落日》、余华的《世事如烟》、《现实一种》、莫言的《筑路》、《草鞋窨子》、吕新的《农眼》、《黑手高悬》、杨争光的《黄尘》、《老旦是一棵树》、刘醒龙的《暮时课诵》和刘恒的《杀》、张辛欣的《疯狂的君子兰》、《封·片·连》、杨争光的《赌徒》、《棺材铺》、于德才的《焦大轮子》、贾平凹的《浮躁》又展示了另一种人生景观：要末懒散成性，麻木成瘾，安于浑浑噩噩、无聊沉闷的人生，要末躁动不安，纵欲成性，将生命的能量掷人打闹、淫乐、赌博、行骗的虚空中，要末为了发财而不择手段，铤而走险，沉沦于罪恶的深渊中。是的，多年的贫困使一部分人麻木了，心死了，又使一部分人疯狂了，毁灭了。那末，经济发展了，生活好转了，观念更新了，劣根性就会消失了吗？——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贾鲁生的报告文学《被审判的金钱与金钱的审判》、《难以走出的墓穴》、《性别悲剧》、《亚细亚怪圈》。这些作品以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证明：那些暴富起来的人们是如何争先恐后被“抬会”、造墓、买妾的狂热卷入了沉沦的深渊的。贾鲁生提出了“商品经济封建化”的严峻问题，(19)并由封建幽灵在当代的复活发出了“邪恶是怎样产生的”(20)天问。这天问足以发人深思：如果“国民劣根性”除去封建文化的塑造以外，还是“人性恶”显现，那末，改造的出路又在何方？
事实上，正是在八十年代中期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许多中国作家对“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有了更深的思考。
韩少功谈及自己的创作时说：“《爸爸爸》的着眼点是社会历史，是透视巫楚文化背景下一个种族的衰落，理性和非理性都成了荒诞，新党和旧党都无力救世。《女女女》的着眼点则是个人行为，是善与恶互为表里，是禁锢与自由的双变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21)他超越了理性与非理性、新与旧、善与恶、禁锢与自由的两级对立思维，而立足于思考：“中国有些很好的思想，然而，它的机制上如果有毛病，就会变成很坏的东西。”(22)
莫言谈及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自己的影响时说：“艺术上的东西，总是表层。《百年孤独》提供给我的，值得借鉴的，给我的视野以拓展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哲学思想，是他独特的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方式……他认为世界是一个轮回，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人的位置十分渺小。他无疑受了相对论的影响，他站在一个非常的高峰，充满同情的鸟瞰纷纷攘攘的人类世界。”(23)
矫健在创作谈中写道：“人同时以两种方式存在：一是具体的人；一是人的类存在物。”“现代意识说穿了是人类意识”。现代反思“使得人对自己存在的永恒性乃至合理性产生了疑惑，……发现了人类本身的不可逾越的矛盾”。(24)
刘心武也发表了这样的思考：“人类陷入大苦闷中”。“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意识到必须互相理解”。“理解同自己不一样的人。理解敌人。理解世界观、人生观不同的人”。“人类时刻意识到自身的恶，自身的丑，自身的不完善，自身的卑鄙与龌龊，人类便有希望处于最善最美最清的境界中”。“改变这个世界是那么样地艰难。而这个世界改变我们却那么样的容易。……于是产生一种最深刻的命运感”。(25)
上述言论，集中发表于1986～1987年间。也正是在这样的年代，产生了张炜的《古船》——在这部名作中，张炜让他的主人公苦苦思索：“人要好好寻思人。……他自己怎么才能摆脱苦难？他的凶狠、残忍、惨绝人寰，都是哪个地方、哪个部分出了毛病？“而结果呢？”难就难在还不知道，还不知道”。
既然一切都成了荒诞、一切都可能变质，既然一切都是命运注定、一切都只好理解，既然人类渺小、人性本恶，那末，“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实际上已被消解。1985年韩少功发表《爸爸爸》以后，“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显示出荒诞的意味。1986年刘恒发表《狗日的粮食》、李锐发表《厚土》中的《合坟》、《假婚》、张炜发表《古船》、莫言发表《筑路》以后，“改造国民性”的主题进一步被“人的困顿”、“人性恶”的主题消解了。此后，“新写实”的冷漠之雾便渐渐弥漫于文坛上了。余华的《现实一种》、《世事如烟》、苏童的《1943年的逃亡》、《罂粟之家》、刘恒的《虚证》、《白涡》、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方方的《风景》、格非的《大年》……这些“新写实”的名篇全是写人性的悲剧。
但是，“人性恶”真的可以取代“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吗？果真如此，为什么中西文化比较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课题？为什么亨廷顿会断言二十一世纪将是“文化冲突的世纪”？为什么那些“人性恶”的悲剧散发出那么强烈的中国氛围？为什么蒋子龙的《燕赵悲歌》、许谋清的《富起来需要多少时间？”》、钱石昌、欧伟雄的《商界》、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王安忆的《乌托邦诗篇》、俞黑子的《柏林的跳蚤》、贾平凹的《浮躁》又讲述了一个个中国在变、中国人在变的故事呢？
一切都充满困惑，但人的奋斗却不会因此而中止。一切都是命里注定，那末变革也不容回避。人性有恶的基因，也有向善的希望。
这，便是人生与历史的辩证法。
当年，鲁迅所谓“作绝望的抗战”(26)，所谓“于无所希望中得救(27)”，说的就是这一层意思吧！
所以，尽管“新写真”弥漫着一片寒雾，思想者仍可以从那浑浑噩噩的人间悲剧中读出“改造国民性”的迫切性来。而刘小枫、史铁生、张承志等人在九十年代鼓吹宗教精神、王晓明、陈思和等人在九十年代鼓吹重建人文精神也在思想界、文学界掀起了“原道”的热潮，不也正是“改造国民性”的新篇章么？他们的主张未必完全切合当前的国民心态，他们的理论不乏值得推敲的地方，但是，他们的热情驱散寒雾、以正气消解冷漠的努力注定将在当代思想史上刻下闪光的一页。
韩少功说：“真正伟大的人格就是既看透了一切又充满着博爱”，(28)他在写出过绝望的《爸爸爸》之后，又发表了大量弘扬正气的散文（如《灵魂的声音》、《世界等）；李锐在叹息“人只配有人的过程”的同时又坦言“可胸膛里的热血却又逼着，不让我相信这冷冰冰的自欺……？(29)方方也强调指出：平民“文化素质的低劣同时代因素有关，但更与其生活环境有关。”(30)因此，“该责难和痛恨的是生长七哥们的土壤”。(31)也就是说，国民性的改良有待于环境的改善……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才与“为民请命”的主题最终交融在了一起。“为民请命”的热忱、“改造国民性”的悲凉，都通向那个博爱的圣境。
三、“寻根”的尝试
如果说，“为民请命”的使命感和“改造国民性”的悲凉感体现出了当代作家的精英意识，那末，“寻根”主题的出现则把我们的思考引向了另一片洞天。
众所周知，“寻根热”兴起于1985年。但它的源头却可以上溯到“文革”中。
“文革”过后，“伤痕文学”兴盛一时。李凖却写下了感人至深的《黄河东流去》。李凖在“文革”中也饱经磨难，但他也在磨难中感受到民众的伟大。他写《黄河东流去》，“是想在时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多少年来，我在生活中发掘着一种东西，那就是：是什么精神支持着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延续和发展？……最基层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身上的道德、品质、伦理、爱情、智慧和创造力，是如此光辉灿烂。这是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这是我们古老祖国的生命活力，这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这一番话，写于1979年，其“寻根”的主题已呼之欲出了。在《黄河东流去》中，李凖赞美了李麦“人就是要活着！再困难也要活下去！”的刚强心劲、徐秋斋“人穷情义不穷”的凛然正气、马凤英“人往高处走”的上进心与聪明劲，甚至对徐秋斋的“精神胜利法”，对传统的家庭结构这样一些别的作家痛加针砭的“劣根性”，作家也写出了它们的必要与可爱（书中写徐秋斋以“精神胜利法”化解了嫦娥的屈辱；书中还写道：“中国的家庭结构是如此牢固，她是世界上家庭最多的国家，这可能是中国的悲剧，也可能是中国强大生命力所在。”）……这一切，当然源于作家对故乡民众的热爱。谈及河南的民风，李凖说过：“河南人被称作侉子……天真汉，幽默感，爽朗，智慧，带有某种笨拙。”“战乱灾害，跑反逃荒，锻炼了人的适应性。地方戏曲，豫剧，坠子等的旋律、曲调，培养了人的热情”。(32)李凖笔下的河南人热情灼人、坚忍感人，与刘震云笔下那些冷酷、麻木的河南人（《故乡天下黄花》、《头人》）境界迥异，当然也同样真实。
李凖之后，是汪曾祺。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岁寒三友》、《钓鱼的医生》、《鉴赏家》……都讴歌了传统美德塑造出的美好人生——坚贞的爱情、慷慨的义气、淡泊的心境、真挚的友谊……汪曾祺的小说之所在在八十年代初的文坛独树一帜，不仅仅因为他那“抒情现实主义”迥然不同于“伤痕文学”中的批判现实主义主流，更因为他的“温柔憨厚”的人格与文风唤回了读者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美好回忆吧。汪曾祺毫不讳言：“我是更有意识地吸收民族传统的……我追求的是和谐。”(33)“我大概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温柔敦厚，诗之教也’。我就是在这样的诗教里长大的。”(34)
还有“静虚村主”贾平凹。他的《在姚村》、《商州初录》、《天狗》、《远山野情》都在讴歌传统的淳朴民风的同时，有意以道家的“静虚”理想照出浮躁世态的可怜与可怕来。他赞美商州人“以自然为本，里外如一”，更主张寻“中国文化的根”、恢复“中国文化的自信”，为此，就必须考察“中国民族的心理结构，风俗习尚，对于整个世界的把握的方法和角度，了解到这个民族不同于别的民族之处。如果能进一步到民间去……获得的印象将更是丰富和深刻”。(35)
上述史实表明：在1985年以前，在“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极为流行的年代，在思想家们为中国文化的危机而苦苦思索的同时，一批见识独特的作家已走上了从民众中汲取文化的养分、生存的信念、乐观的哲学、淡泊的襟怀的自由之路。“改造国民性”的文学激扬着焦灼与悲哀的旋律。“寻根”的文学则充满了温馨与宁静的色彩。
1985年，是“新潮小说年”，也是“寻根文学年”。这是历史的巧合？“寻根”思潮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要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高涨的年头也陡然高涨？
评论家们谈论过拉美文学“爆炸”的影响，谈论过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热”的影响，均言之成理。但我更愿意将1985年的“寻根热”，与八十年代初李凖、汪曾祺、贾平凹的“寻根”路向联系起来考察，进而确认：即使没有拉美作家的影响，没有学术界、思想界的影响，当代作家的“寻根热”也会成其风起云涌之势。李凖、汪曾祺、贾平凹都是通过各自的人生体验走近了“寻根”的主题的。而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一往情深，也不只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还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寻根”，对民族魂的追寻，同时便意味着对“文革”后期“信仰危机”的拒绝。因此，“寻根”就也意味着对一种文化信仰的追寻。
于是我们才从韩少功的“寻根”宣言《文学的“根”》中读到了这样的文字：“一方面对传统文化中保守落后的意识给予现实的影响，进行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则汲取精华，注进现实生活，光大发扬，给当代人来个扶阳补气，益精固本。”(36)韩少功为楚文化的浪漫精神招魂，李杭育为吴越文化的“幽然、风骚、游戏鬼神和性意识的开放、坦荡”招魂，(37)阿城为道家“真人生”理想的招魂、郑义为儒家坚韧品格和牺牲精神谱写的颂歌、莫言为祖辈“酒神精神”谱写的颂歌，都是对民间文化的重新发现、对民众生命活力的张扬、对“民族性”问题的再思考（在改造“劣根性”的同时勿忘张扬民族精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寻根派”都是在“文革”的荒漠中、在“失根”的荒原中长成的一代。他们不曾接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却通过自己在民间的人生体验、通过自学继承了民族文化的遗产，并且掀起了“寻根热”，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令人感叹：民族魂，具有多么不可思议的生命力与感召力啊！
当一些激进的学者为了矫枉过正而发出“反传统”的呐喊时，“寻根派”却注意区别僵死文化与活力文化、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不同，而将自己的立足点稳稳地确定在充满活力的民间文化上。在他们眼中，民间文化意味着民众的生命活力和坦荡胸怀，意味着苦难窒息不了的生命意志，礼教扼杀不了的浪漫情怀，意味着自由、洒脱、幽默的“真人生”。李杭育笔下的渔佬儿、郑万隆笔下的猎人、阿城笔下的知青、莫言笔下的土匪，都因为率性而活、自由自在而感人至深。而贾平凹笔下的淳朴山民、郑义笔下的石匠，虽恪守传统的道德，也决不给人以麻木、委琐的印象。这一切给人以启迪：无论从理论上说，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如何延误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在实际生活中，民众却以自由、健康的风度使儒家伦理、道家风格放射出了人生的异彩。在《最后一个渔佬儿》、《棋王》、《老井》、《红高粱》、《异乡异闻》这些“寻根”的代表作中，也强烈地凸现着“自由”、“天人合一”、“酒神精神”这样一些富于现代意义和永恒价值的主题，足以教人生发出“重新评价传统文化”的叹喟来。
耐人寻味的还有：在世纪末的文学思潮中，“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一派悲凉，“改革题材文学”充满焦灼感，“现代派文学”暮气深重，偏偏“寻根文学”显示出少见的从容气度、绚丽色彩。尽管《最后一个渔佬儿》、《红高粱》中也回响着“归途已断”、“种的退化”的悲怆旋律，但纵览八十年代的主要文学思潮，似乎唯有“寻根文学”给人以较为明显的家园感。而这种家园感又偏偏植根于当代作家根深蒂固的民本主义情感中。当作家们站在精英文化的高度，以悲悯的情怀俯瞰民间疾苦的时候，他们的目光是忧郁的；而一当他们走入民间，为了寻找精神的支柱而从民众中汲取到巨大的力量之时，他们的目光便充满了欣慰与从容。
1986年以后，“寻根热”盛极而衰。韩少功、李杭育、郑义等人似乎再没写出超越“寻根”之作的名篇。评论界也有一种说法；“寻根”的口号含混不清，也是“寻根热”难以深化的原因。后来，“新写实”之潮高涨，“寻根”的主题好像很快就被遗忘了。
可谁会想到九十年代、它又再次拨动了时代的心弦呢？
1993年，富于思想者气质的麦天枢公布了他思想巨变的轨迹：八十年代，他“以自己熟悉的城里人的生活习惯和标准，以自己简单接受的‘发展’、‘进步’、‘现代化’的观念看河东，眼睛里便充满了丑和恶，河东土地上似乎到处堆积着肮脏、愚昧和落后”。到了九十年代初，他已经“能以一种对伟大文明的尊敬的心情打量”那一片土地了，“已经能够以尊重的目光观察这里的人们的言行举止、喜怒哀乐了”。作家终于明白：“中国土地上一切别的社会阶层，都依傍着庄院里的人们的精神意志安身立命”，明白农民们对于历史的意义在于：“平日里他们默不作声，把耀眼处留给那些议论天下的‘一小撮’，而在社会进程的关键时候，他们便以自己的意识安排山河……”(38)于是，他写出了一本“关于九亿人的现场笔记”——《中国农民》，意在考察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发掘他们的生命活力、应变能力和创造力，进而重新评说中国的民众，重新思考“民族思想的运数”，“重新开始自己的理性工程”。(39)这样一份报告发表于人文精神复兴的1993年，似乎纯属偶然，其实又决非凑巧。麦天枢的思考在多大程度上昭示了时代精神？
八十年代过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商品化大潮、世俗化大潮极大地打击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照搬西方理论武器来改造中国的挫折也促使知识分子日益注重“本土化”问题的研究。而民间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来的巨大创造力也吸引了已被形形色色的理论搅得头昏脑胀、莫衷一是的中国学者。——这一切，都促使当代作家和学者重新思考民众的伟力。
周大新继1986年发表《汉家女》以后，再于1990年发表了长篇《走出盆地》。小说塑造了一个刚强、上进、泼辣的村姑形象，她认定“人生对有些人是空的，对有些人不是！”“我不管你定数不定数，我只要这辈的福！”张承志在1989年发表的《西省暗杀考》中叹过“刚烈死了。情感死了。正义死了。时代已变，机缘已去”之后，又于1991年发表了《心灵史》，宣告自己的归宿：“做多斯达尼中的一个人。”张炜在1986年发表了悲怆的《古船》以后，又在1992年发表的长篇《九月寓言》中尽情描绘了民众旺盛无比的生命力。刘玉堂也以《温暖的冬天》、《最后一个生产队》、《温柔之乡》、《人走形势》等力作写活了民间百姓化苦涩为幽默、变教条为笑料、以不变应万变的强大力量。而陈忠实的名作《白鹿原》中白嘉轩在几十年的折腾里饱经风霜也守住了心中的道德观、世界观的描写，也足以表明文化的奇迹、民间的奇迹。在风云变幻的历史的深处，还有一部以不变应万变的心灵秘史，这的确值得好好研究。
寄希望于人民。从民间发掘精神的宝藏——这样的主题是对“改造国民性”主题的消解，同时更具有强烈的救世意味。是的，当新的价值观念尚未成立之际，民众的生命力、承受力、包容力足以化解无边的苦闷、孤独的哀伤。
四、“世俗化”的诱惑
“寻根”思潮焕发着浓烈的浪漫色彩。它是作家浪漫情怀的体现。只是，福奎（《最后一个渔佬儿》）式的散漫自适、余占鳌（《红高粱》）式的为所欲为、（《心灵史》）哲合忍耶式的慷慨悲歌……对于现代的日常人生，明显具有“可望而不可及”的意味。现代人的生活，早已远离了浪漫的理想。琐碎、平庸、紧张的工作与生活，以巨大的吸力把人的个性与理想都吞噬了。日常生活的重复性、经验性、惰性，对于忧患意识深重的思想家来说，是自由与个性的大敌。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都为日常生活造成的人性异化而焦虑万分。他们为人类的命运而担忧，可以理解。但他们当然也无法体味世俗人生的乐趣：跟着感觉走，随波逐流；不求功名显赫，但求人生平安。事实上，这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的人生价值观，而且，还有多少人一生求平安而不得！
理解世俗，不仅消解了“改造国民性”的主题，甚至化解了“寻根”的浪漫情怀。这儿的问题是：在一个充满危机（从“信仰危机”到“文化危机”到“生存危机”）的世界上，普通人如何才能保持平静的心境？
王安忆是写世俗人生的高手：《庸常之辈》表达了对青年女工铺张办婚事的心态的深刻理解，从铺张中发现了一种自尊、一种认真；《归去来兮》寄寓了作家对普通市民敏感心态的深刻理解，人间的不平等是永难泯灭的，因此，还是珍爱自己重要，“严密地把自己封锁在温暖的玻璃房里，一心一意地品尝着做人的滋味”。《69届初中生》是一份普通知青的人生记录；雯雯无法理解纷乱的世事，无法直面严峻的人生，只好认命；“没法子，我们都是小人物……只能努力为自己做一点什么。我们很自私，可是，我们生活得很认真。”能从平庸中发现认真，使王安忆的目光充满温馨，也使自私的活法超越了孤独、委琐的狭隘，而获得了某种“世纪末情绪”解毒剂的意义。
池莉因为写“过日子小说”而在1987年（注意；在浮躁的1986年过后）成名。她因写“生活流”而被划入“新写实”中，但她却决无“新写实”的冷漠与冷峻。《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被日常琐事销磨了青春的活力，“变得婆婆妈妈了”，但他也不得不时常自我安慰：“你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梦，你在做一个很长的梦，醒来之后其实一切都不是这样的。”这似乎是太虚幻的希望，但这也是无数百姓真切的人生体验：如果连这点希望也没有，生活还有什么滋味儿？《不谈爱情》中的家庭冲突“闹得突然解决得也突然”，因为“婚姻不是个人的，是大家的。你不可能独立自主，不可以粗心大意。你不渗透别人别人要渗透你……”“过日子”就意味着“搀搀扶扶，磕磕绊绊走向人生的终点”（民间不也有“不吵不闹不成夫妻”的俗语么）。而《太阳出世》也写出了“养一个孩子又是多么有意思！”“今天真累，但也很有意思”的乐观（或读作“苦中作乐”）情绪。还有那篇“汉味”十足的《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写武汉的醋暑中武汉市民的快活人生，也写得妙趣横生。池莉有意淡化生活中的苦涩意味，而突出世俗人生的乐趣。是的，世俗人生也许没什么诗意，但有乐趣。乐趣正是世俗人生的支柱。
范小青自1987年以后，也注意开掘世俗人生的韵味。长篇《裤裆巷风流记》写小巷百姓的“小家子气”，一片清新；《瑞云》写佛文化熏陶出的一个“人精”，残疾、喧嚣、算计都改变不了她的“清秀温良”；《清唱》写老艺人的谦虚、随和、清心寡欲；《人情》写女佣的淳朴、勤恳、谨慎、小心，《成长》写公关小姐的随和，淡泊、本分、认命；《晚唱》中的退休干部兴趣广泛、爱好众多，因此也看淡了许多是非；……范小青写出了苏州平民的淡泊无求、艺术人生，尽管思想家也许会从中读出“劣根性”的意味来。
叶兆言则从1986年起就关注起世俗人生的微妙之处了。长篇《死水》中的大学生司徒散淡、自在。“他心里留不下一种长久的感情”。“没有理想……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希望少被人管，尽可能地不被人管……爱好是舒适和快乐”，“永远是个局外人……只盼着现在，现时能过得顺心一些、快活一些就够了”。胸无大志，自由快乐、逃避烦恼，逃避责任——这种心态在大学生乃至广大青年中都颇有市场。那首《小草》的歌曲为什么流行？与此有关。这种“局外人心态”潜伏着人文传统的危机，却又是对多年来“瞒”和“骗”的“理想”、陈腐的大话空话套话的逃离与反叛。《状元境》中的三姐率性而活，饱经沧桑也饱尝乐趣。她一生的总结是：“人命里注定没有太平日子的，日子一太平，准有事。”看破了这一层，于是就洒脱，就放纵，吃亏受罪也认了。《枣树的故事》中的岫云生逢乱世，只好逆来顺受，“忠心于每一个欢喜她的男人”，“她所做的不过是对命运的一个顺从”，“作为女人，尤其环境不好的女人，她需要男人的保护，哪怕是坏男人也一样”。这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为思想家、圣徒所不齿，却又与道家贵生的活命哲学相通。也不知古往今来有多少弱者是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啊……
至于王朔笔下那些“一点正经没有”、“玩的就是心跳”的“橡皮人”，他们因看破红尘而玩世不恭、放浪形骸，则是世俗人生哲学中“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因子的最后结果。这种痞子的情绪是“世纪末情绪”的象征，是世俗人生的极端化形态。因此，它与以认真、知足、淡泊、幽默为主要内涵的世俗百姓的人生哲学，迥然不同。尽管从理论上说，在认真与委琐、知足与麻木、淡泊与散漫、幽默与油滑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民间也藏纳了许多人性的污秽、世界的罪恶，但是，实际生活中，广大的平民百姓却多能信守传统道德、遵纪守法、尽职尽责、度过艰难而清白的一生，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吧。实际人生是如此地千变万化、混沌莫辨，以至于“阳奉阴违”可以成为抵御极左暴政的策略（如张贤亮《河的子孙》中的“半个鬼”魏天贵）、“油滑狡黠”可以化作对敌斗争的手段（如李凖《黄河东流去》中徐秋斋与恶势力周旋的趣事）、“麻木散漫”也可以谱成深切动人的歌谣（如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中那些在日子的熬煎中默默忍受苦难的庄稼汉）……面对这人生的奇迹，理性的思辨该多么苍白啊！
世俗自身世俗的深沉伟力。在历史的长河中，百姓好比不动的潜流。那些风云人物搅动的事变则如同河面上转眼即逝的漩涡吧。百姓似乎常常只是被风云人物利用了，做改朝换代的工具，(40)但更多的民众却只扮演了历史舞台下的看客的角色：他们视历史如演戏，自己却始终恪守着千古不变的人生之道，实实在在地做人，实实在在地谋生。
风云人物的足迹留在了政治、军事史上。平民百姓的业绩则刻在了文化史、风俗史和心灵史的丰碑上。
而小说，不正是文化史、风俗史和心灵史的活生生资料吗？
当代作家中这股理解世俗、从世俗人生中发现民间文化的奇妙、世俗智慧的真确的思潮，既是平民出身的作家们人生体验的真实写照，又体现了当代人走向世俗化的文化趋势。当阿城说写《棋王》为的是“怀一种俗念，即赚些稿费，买烟来吸”(41)时，在他玩世不恭的口吻深处，是知青回城后养家糊口的辛酸。而当文化人都感受到了文化低谷的压抑、做事业的艰难之时，他们被迫从理想的云层中跌落下烦恼人生的土地上，被迫去为养家糊口、生存发展奔波忙碌，不再清高，不再矫情，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了。而当刘心武那样赤诚的启蒙主义者也终于在1993年发出“原有的思路轰毁，不足惜”、“我不可能为任何人代言”(42)的感慨时，当李国文那样的严肃作家也终于在1993年认同了世俗化的文学观；“文学是一门应时手艺，给同时代人饭后茶余消遣的”(43)，一代作家似乎都走向了世俗化的道路——他们至少从此驱散了启蒙理想幻灭之后的绝望感吧。尽管就在他们理解世俗、走向世俗化的同时，知青作家们却再次鼓起了理想主义的风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承志的《心灵史》、梁晓声的《1993——一个作家的杂感》……
无论如何，世俗人生是世纪末的一条出路。
无论如何，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百姓只能选择世俗人生作逃离绝望的避难所。
就这样，“为民请命”的使命感、“改造国民性”的悲凉感，烘托了世纪末的忧患主题，而“寻根”的浪漫情怀和“世俗化”的新感觉又奏响了世纪末的希望主题。这四股思潮、四大主题几乎同时产生，昭示了时代精神的丰富庞杂；它们彼此间的互相撞击与交叉又体现出当代作家文化观念的多元变化，体现出当代作家上下求索的莫衷一是。然而，它们都是可贵的尝试。这些各有千秋的尝试已经对巨变中的中国、对巨变中的民众心态作出了真切感人的描绘与研究，因此，它们也必将作为当代作家的心灵秘史而记入当代思想者求索人生、重新发现民族与自我的史册中……
1995年1月5日至11日于华中师大
注释：
① 《老子·四十九章》。
② 《老子·六十五章》。
③ 《孟子·尽心·下》。
④ 《孟子·腾文公·上》。
⑤ 《佛说大般泥洹经》。
⑥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8、501页。
⑧ 《卡拉马佐夫兄弟》上册，第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⑨(26) 《两地书·（四）》。
⑩ 参见李锐：《〈厚土〉自语》：“文学应当……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人的处境。”“说到人和人性……不存在任何一种最佳方式，也不会有一种最坏方式”。（《上海文学》1988年第10期）这番话实际上消解了“为民请命”的意味，凸现出写“原生态”的倾向。
(11) 参见陈燕谷、靳大成：《刘再复现象批判》，《文学评论》1988年第二期。
(12) 《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
(13) 《先秦政治思想（一）》。
(15) 《两地书·（八）》。
(16) 《记现实主义的路》。
(17)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18) 参见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一书。赖希认为：“从人的性格的角度来看，‘法西斯主义’是具有我们权威主义机器及其机械主义神秘生活观的被压抑的人的基本情感态度”。（该书第三修订增补版序言，第3页。重庆出版社，1990。）根满、王秋赦的形象都具有“性压抑”的特点和权力欲。
(19) 《发展商品经济，要有理念的觉醒》，《新观察》1988年第19期。
(20) 《难以走出的墓穴》，见贾鲁生报告文学集《当代“纳妾”现象曝光》第104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
(21) 《答美洲〈华侨日报〉记者问》，《钟山》1987年5期。
(22)(28) 林伟平：《文学和人格》，《上海文学》1986年第11期。
(23) 《两座灼热的高炉》，《世界文学》1986年第3期。
(24) 《地球村、审父、自剖》，《当代》1986年第4期。
(27) 《野草·墓碣文》。
(29) 《〈厚土〉自语》。
(30) 《我眼中的风景》，《小说选刊》1988年第5期。
(31) 《仅谈七哥》，《中篇小说选刊》1988年第5期。
(32) 《百泉三日谈》，孙荪、余菲《李凖新记》，第304-30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33) 《晚饭花集·自序》，第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34) 《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北京文学》1989年第1期。
(35) 《四月二十七日寄友人书》，《上海文学》1985年第11期。
(36) 《作家》1985年第4期。
(37) 《理—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9期。
(28) 《过年》，《中国作家》1993年第6期。
(30) 《仰望大地》，《山西文学》1994年第1期。
(40) 顾城有一首诗：《两个情场》，便体现出这一种历史观。诗云：“在那边，／权力爱慕金币，／在这边，／金币追求权力，／可人民呢？／人民，／却总是它们定情的赠礼”。
(41) 《一些话》，《中篇小说选刊》。1984年第6期。
(42) 《刘心武的规箴》、《报刊文摘》1993年6月10日。
(43) 转引自韩小蕙：《李国文：悟出一己的文学主张》，《作家报》1993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