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民党势力在新疆的消长——1944年及其以前国民党在新疆的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疆论文,国民党论文,试论论文,势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9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07)02-0046-05
19世纪末，随着内忧外患的进一步加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步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等人又组建了中国国民党，两者一脉相承。中国国民党虽然影响重大，但其政治实践在新疆却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例如，自民国以来，杨增新等人相继把持新疆的军政大权，他们惟恐国民党在新疆的活动影响到自己的统治，所以对其组织活动总是多方压制和打击。南京政府建立后，国民党一跃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但它却长期无法实现对新疆的实际控制。这种状况，不但削弱了中央政府应有的权威，而且也影响到国民党在新疆的势力的消长。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展开探讨，进而说明其中所蕴涵的矛盾斗争及其影响。
一、杨增新主政时期国民党人在新疆的活动
1912年1月，杨缵绪、冯特民等革命党人在伊犁发动起义，随后建立了新伊大都督府。当时，杨增新以保卫省垣、阻止革命势力东进为由，向巡抚袁大化建议招募当地回族组成五营马队，并自任统带，各营管带、哨官也全部由他选派。杨增新以伊犁革命为契机，并且依赖手中所掌握的地方武装，成功登上了新疆都督的宝座。此时，袁世凯也已经窃取了全国政权，袁世凯“除了发表他为新疆都督兼布政使外，还把他作为北洋系的羽翼，密令他严防革命人物的活动，制止革命势力的扩张”①。为此，杨增新先以要职赋予伊方人物，如“保杨缵绪为喀什噶尔提督，广福为伊犁镇边使，冯特民为伊犁外交司长伊塔镇台兼伊犁都督府参谋长，贺家栋为新疆民政司长，郝可权调迪化任事，冯大树则任伊犁驻京代表，新疆革势力，遂因此分散”。紧接着，他对这些人或以重金诱其东归，或以威胁手段迫使他们去职。“杨增新犹为未足。更设法陷害党人，无论回汉各族，稍有革命党嫌疑，悉置之于死地，无一幸免。”②对于国民党在新疆的组织建设，杨增新也同样予以压制。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等五党会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喀什噶尔就曾有人提议建立国民党。对此，于阗知县戴承漠则立即响应，并决议全县维吾尔族集体加入国民党。但是，当他上报杨增新时，立即遭到“严行驳斥”③，并下命令予以取消。显然，杨增新不允许在新疆有任何党派的存在。同时，在主政新疆的17年中，他始终奉行“闭关而治”的政策，妄图达到他“闭其门，则天下太平”的目的。
杨增新统治时期，国民党在新疆始终都没有合法地位。虽然，当时也有人已经加入了国民党，但由于害怕被扣上“乱党”的罪名，所以不敢公开身份或进行党务活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杨增新则采取了“认庙不认神”的办法。他宣布“服从国民政府，奉行三民主义，并改组新疆省政府，一律悬青天白日旗。以后新疆一切善后事宜，均秉承国民政府办理，以归统一”④。但是，新疆此时只是形式上归附了国民政府，因为省政府委员全由杨增新自行拟订，“且委员制其名，而独裁如故”⑤。这时候，国民党虽然对此十分不满，但一时也没有办法改变现状。
杨增新主政时期，国民党长期都无法立足于新疆，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杨增新竭力维护其专制统治。为此，他严令部属要查禁各种主义学说，对“传播过激主义者，一经拿获，凡有确供，即照军法立予枪毙”⑥；其次，这是国民党长期疏于自身组织建设的结果。关于这点，孙中山曾总结说：“吾党历年在国内的奋斗，专用兵力。兵力胜利，吾党则随之胜利；兵力失败，则吾党亦随之失败。⑦”而且，国民党“故名有数十万党员，实则贤者人自为战，莫收统一之效。不贤者，或挂名投机，或自由进退，组织不完”。最后，在1927～1928年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党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普遍存在着投机、专断、任意、武力、强暴等，在重创共产党的同时，也对国民党自残不浅。”⑧总之，国民党在清党以后要想进一步扩展组织，或是在新疆建立省党部，是没有足够的人力和凝聚力的。
二、金树仁统治时期国民党人在新疆的发展
1928年7月7日，杨增新被樊耀南等人刺杀，金树仁获得了张培元等军界和甘肃同乡的支持，就任新疆省主席兼总司令之职，并电请南京政府批准任命。但是，南京政府并不立即批准任命，只是指示金树仁“暂行代理主席”。为了尽快取得合法地位，金树仁便自行设立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并“指令各厅道长官及科长以上人员均为国民党党员”。但国民党中央表示：“新疆省党部人员未经中央正式委派，决议不理”⑨，并且多次派人到新疆筹建组织。为了独掌新疆党务大权，金树仁坚决表示反对。所以，后来双方提出了一个“混合编组”方案，即它们各自推举四五人组成省党部。这样，1931年7月，国民党中央任命金树仁、朱瑞墀、鲁效祖、宫碧澄、白毓秀、李洽、曹启文为新疆省党部的特派员，成立了新疆省党部。从此，国民党在新疆获得了合法地位，这是它公开积蓄力量的开始。
1930年2月，哈密发生农民暴动后，国民党趁机扩大自己在新疆的影响。为此，宫碧澄、白毓秀在迪化创办红十字会和慈善会，组织“掩埋尸体，收容难民，救护伤兵”⑩等社会活动。另外，他们还确定了几个工作重点：一是通过商会中的苗沛然、韩正鑫、周海东等头面人物，笼络平津八大家和工商界人士；二是通过会馆拉拢刘文龙、屠文沛、陈继善、陶明樾等政界要人；三是拉拢民族、宗教上层分子以及大商人胡赛因、吐尔逊巴巴；四是通过学校争取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通过上述活动，国民党确实笼络了部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那么，省党部这时在新疆的党员人数也发展到868人，他们主要分布在迪化、塔城、哈密、乌什、阿克苏、焉耆、莎车、库车、和阗、且末、奇台、英吉沙等地区。其中，知识分子最多，有299人，工界147人，军界 154人，农界137人，商界仅有99人，妇女党员仅有5人。(11)金树仁主政时期，国民党虽然在新疆建立了省党部，但新疆省党部的建立，并没能成为国民党势力在新疆发展的契机。其中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金树仁竭力抵制国民党势力伸入新疆。上台之初，金树仁为了获得中央的“认可”，也多次表示说“新省三面临俄，幸获安全，人目为世外桃源而不知根本办法在实行三民主义政策。先时虽未标示，而精神早已结合。”(12)不料，甘肃省主席刘郁芬却建议说：“今日欲言治新，必须中央派遣才学兼优、声望素著之大员前往，方有建设新疆之可能。”事实证明，南京方面也准备将此建议付诸于实践，以便尽早实现国民党控制新疆的目的。显然，金树仁为了巩固自己统治地位，是绝对不愿意这种情况出现的。其次，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御能力比较有限。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国内大部分旧军阀势力被消灭或削弱，但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新军阀却乘机崛起。所以，南京政府于1928年只是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它始终无法消灭实际存在的地方割据势力。例如，龙云在云南，刘湘、刘文辉在川康，马步芳在青海，陈济棠在广东等，“他们名为国民党员，却抵制国民党中央派到其辖区内的代表和设立的机构”(13)。当时，金树仁同他们一样，都不可能任国民党染指自己的势力范围。最后，党务机构的工作重点偏离了组织工作。1924年，国民党经过改组后，它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代它行使这种权力，其中主管党务工作的是中常会。到了30年代，随着蒋介石党魁地位的确立和巩固，中常会的职能和地位已经形同虚设。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曾这样评价中常会：“今日之党务，已趋末路，无计划，无做法，入党者以此为干禄之捷径，负责这已无当年革命之勇气，敷衍塞责这虚应故事，益党内别派林立……勾心斗角，更有何力量对外作民众工作，于是一般人对党无味矣。”(14)同时，由于党权日益衰微，一些兼任军政职务的中委将重心转往军界和政界。可见，国民党要在新疆发展壮大，是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和人力资源的。
三、盛世才主政时期国民党在新疆的消长变化
1930年2月，哈密爆发了反金农民起义。同年5月，甘肃的马仲英率部进军新疆，企图争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权。在这种背景下，不满金树仁统治的陈中等人联合起来，他们于1933年 4月12日在迪化发动政变，迫使金树仁向南京政府辞去了一切职务。
1.盛世才亲苏时期国民党势力在新疆的衰退 1933年新疆“四一二”政变之后，盛世才被推举为临时督办，开始“总握军权”(15)，成为继杨增新、金树仁之后的新疆统治者。政变之后，国民党势力试图乘势扩大对新疆的影响。4月14日，在省党部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国民党特派员宫碧澄等五人联合起草了十大纲领。其中，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明文规定，新疆外交归中央、施行党化教育、财政与中央统一。这集中反映了国民党企图涉足新疆，进而将其纳入统一政治轨道的愿望。事实上，新疆驻苏联塔什干、安集延、斜米、阿拉木图、斋桑的领事，向来只是由新疆省政府推荐，然后外交部予以任命，而且，五领事馆的一切经费，皆由新疆省政府自行负担，不向中央领取分文。盛世才坚持“对俄几认新疆有独立派领之权”(16)。另外，由于他的多方阻挠，国民党提出的“施行党化教育”以及“财政与中央统一”等项，也无法真正实行下去。
盛世才上台后，朱瑞墀、李溶等数名临时省政府委员受他安排，联名致电中央党部政治委员会、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说“刘、盛二员，均系党国贤达，有功新疆，此次推举出于民众之意。……理合电请中央准以任命，以顺舆情，俾使省政府刷新政治，籍纾中央西顾之忧”(17)。同时，为了防止南京政府借机控制新疆，盛世才还极力反对中央派黄慕松、罗文干等人入新。不得已，国民党决定任命马仲英为东疆警备司令，张培元为伊犁屯垦使兼新编第八师师长，以牵制盛世才。不久两人即建立了联合反盛的同盟。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盛世才与苏联达成多项援助协议。结果，张培元、马仲英的反盛同盟很快瓦解，国民党在新疆的势力也开始被清除。首先，他撤销了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并迫使宫碧澄、曹启文、李洽等人离开新疆。其次，迫使省府委员彭昭贤、高惜冰辞职，因为他们都与国民党CC系有关，其中彭昭贤还是新疆省党务指导员。最后，盛世才“即禁悬总理遗像和总裁肖像，并通令销毁与三民主义有关的党义书籍，同时更禁悬党国旗，改悬六角黄星的红旗，名为六大政策旗。各学校亦严禁授教党义，取而代之社会科学、马列主义等学科”(18)。至此，国民党新疆省党部的组织不但被取缔，而且连一般的党务活动也不复存在了。在挫败了几次国民党试图控制新疆的行动后，盛世才专权新疆的信心大增。而他获苏联的援助和支持，无疑是他敢于驱逐国民党在新势力的根本原因。
2.盛世才亲蒋时期国民党势力在新疆的复苏 1942年苏联在对德作战中初步失利，在蒋介石的拉笼下，盛世才便急转方向投靠了国民党。1942年8月29日，宋美龄代表蒋介石抵达新疆，向盛世才提出“(1)调派甘肃境内政府军由兰州进驻安西、玉门，牵制在哈密俄军；(2)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将外交权收归中央； (3)肃清新疆共党； (4)着俄军退出新疆等项。”(19)对此，盛世才基本照办，而国民党也重新恢复了它的省党部组织。根据“纳新疆民众之思想于三民主义之正轨”(20)的原则，新疆省党部在“党化新疆”的活动中全面发展，并取得初步成就：
在组织方面： (1)发展党员。到1945年3月，共发展新党员21696人，维吾尔族党员占 44.4%，汉族党员占35.3%，回、哈族党员各占5.7%，其余各族党员占8.9%。(2)完善组织结构。1943年10月，省党部分别成立秘书、宣传、组训三处，下设总务、宣传、组织、训练、党籍、党团、编审七科及人事、会计两室。(3)设县、区分党部。其中，各党员也被编成小组进行定期活动。到1945年3月，省党部总共成立区党部147个，区分党部844个，编成小组2258个。(4)设置党务指导员。新疆地域辽阔，省党部对各县党务工作督导困难，故在各行政督察专区设置党务指导员，由各区专员兼任。在训练方面：(1)训练干部、党员。省党部除自办党务讲习会两期外，而且还在迪化成立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到1945年3月，它们总共训练各县所需干部385人，训练新党员16000人。(2)编译转发训练材料。省党部编印有《党员须知》、《新党员训练纲要》、《集会常识》等材料供党员学习；转发或颁发中央党部所编研究讨论大纲和省党部自行编定的研究大纲，作为党小组会议研讨的依据；转发各种政治情报，并将情报译成维吾尔文，供少数民族党员使用。在党团方面： (1)成立人民团体。1944年，省党部策动成立了艺术研究会、边声商社和各县农会、各县教育会、各业同业公会等团体。同时，还加强了对原有各族文化促进总会和各区分会、省教育会的控制，并改组成立省工会与省商会，以及县工会与县商会。(2)加强党政联系。由于蒋介石强调“地方党政必求一元化”，所以省党部同省政府协商：在一些县由县党部书记长兼任县长，或由县长兼任县党部书记长。从1943年5月起，还以举行省党政联席会议和省特别小组会议的形式，加强党政之间的联系，省党部书记长以及各县党部书记长，可依法分别列席省政府委员会议及县政府会议。在宣传方面： (1)广播宣传。从1943年 5月起，省党部每日在迪化有线广播电台举办两项特别节目，内容以宣传国民党党义和蒋介石的训示为主，若干节目还分别以维吾尔、蒙古、哈萨克等民族语言播讲。 (2)编译翻印书刊。其中，省党部翻印书籍有12种，共83500册；编印书籍有11种，共63000册；翻译书籍有11种，共89000册。另外，它还编辑汉文和维吾尔文月刊《新新疆》，并且不定期出版《边风》时报等。 (3)举办集会、纪念日。每当这个时候，省党部都要召开大会，向各界人士作宣传报告或演讲。另外，还举办三民主义论文竞赛和展览会，其中内容有蒋介石在各种重大场合活动的照片等。 (4)报刊宣传。省党部首先控制了新疆最大的宣传机构——新疆日报社，并由中央宣传部派李尚友为总编辑（当时称编辑长）。该报经常转载重庆《中央日报》的专论，重点是清除苏联在新疆的影响，以三民主义代替马列主义。
综上所述，国民党恢复新疆省党部以前，其组织发展和势力消长几经变化。民国初年，杨增新坚持“闭关而治”的政策，并严厉禁止在新疆成立任何党派团体。所以，国民党在当地从事的都是一般党务活动，他们对当地的社会、政治的影响也微不足道；新疆“七七事变”后，金树仁虽然允许国民党建立省党部，但又严密监督和控制它的种种活动，使其作用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发挥；盛世才亲苏后，国民党在新疆遭遇了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它被迫退出了这一惨淡经营的阵地。直至1943年，盛世才转而投靠了蒋介石，国民党势力在新疆的发展方式有了实质性进展，正是在这场力量的较量中，经过了多次的挫折和摸索后，国民党逐渐增加了对新疆的了解，宣传了自己的主张。所以，当国民党重新恢复和建立新疆省党部时，它的各级组织才那么顺利地建立完善起来，并最终取得了新疆的统治权。
注释：
①包尔汉：《新疆五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72页。
②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40页。
③杨增新：《咨呈新疆实难举办团练文》，《补过斋文牍》甲集（上），第38页。
④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四），第2614页。
⑤吴蔼宸：《新疆纪游》，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35年，第16页。
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三编》第1卷，第13页。
⑦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430页。
⑧王奇生：《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载《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四），第3024页。
⑩吴蔼宸：《新疆纪游》，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35年，第36页。
(11)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三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1页。
(12)《新疆省政府公报》第一期，1940年，第81页。
(13)〔美〕小科布尔著；杨希孟等译：《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7页。
(14)王子壮：《王子壮日记》（1934年5月2日）第2册，第310～311页。
(15)吴蔼宸：《新疆纪游》，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35年，第43页。
(16)1933年6月9日中国驻苏使馆致南京外交部第113号电，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行政院档案。
(17)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五），第3236页。
(18)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五），第3642页。
(19)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七），第4907页。
(20)《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9卷，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4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