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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314（2007）05-0107-04
早在1979年，我就说过国家间的相互依存程度虽然低但在不断增长。如果按照贸易或资本流通量在GNP中的比例来衡量，这种依存度只达到了1910年的水平。就国家间劳动力的流动以及军事合作程度而言，依存度也是很低的。不过人们依然感受到世界已经变小。国际旅行已变得更快、更方便和更便宜。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享受到来自其他地方的音乐、艺术、烹饪和电影等。昆曲《牡丹亭》上演数百年来，于近期完成了首次改编，但演出却不是在上海或北京，而是在纽约。一战前，人们认为紧密的相互依存是国家间和平、民主与繁荣时代来临的先驱。作为相互依存的产物，和平、民主与繁荣也不是什么新东西了。在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广为流传的巨著《大幻觉》中，他考量了历代古典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经济学家的著作，得出一个奇幻般的结论：因为成本太大，国家间将不会再爆发战争。但一战的爆发使人们清醒过来，也使得政治乐观主义学派从此以后直到冷战结束都一直处于低潮。我说“几乎”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种在内容上与旧的惊人相似的新乐观主义论调开始出现。相互依存观念再次与和平、民主联系起来，迅速扩展到拉美和亚洲地区，并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扩散到东欧。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92年预言了一个所有国家都将变得自由、民主的时代。最近，1997年麦克·多伊尔（Michael Doyle）则进一步认为这个时代很有可能出现在2050年至2100年之间。1989年约翰·穆勒（John Mueller）预测说战争将首先在世界的发达国家中消失，指出安吉尔做出的预测是正确的，但著作出版得有些太早了。
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oehane）与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强调说：随着由简单相互依存向复合相互依存的转变，国家间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联系比以往都更为密切，因此相互依存将有助于推进和平和限制武力。许多人都指出相互依存已超越国家并创造出了一个《无边界的世界》——这是肯尼奇·欧姆（Kenichi Ohmae）一书的标题和主旨（1990年）。个人、公司与市场的作用在上升，而主权国家的重要性则在下降。任何一种经济联系的加深都会增强经济交换所带来的好处，并使得发达国家间爆发战争的成本增大。当国家领悟到战争是要花费巨大代价的时候，就不易倾向于发动战争。战争会变得稀少，但还不会完全消失。因为即使是最强大的经济力量也无法战胜恐惧或减少人们对于国家尊严的关注。
国家的状况
全球化产生于美国，并成为20世纪90年代的时尚话语。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凌志车与橄榄树》就是从市场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民主这些美国方式来阐释全球化的。自由主义、透明度和便捷性是标志性的词汇。“电子部落”（electronic herd）按照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将大量的资本移进或移出国家，资本不断流入政权稳固、经济发展、市场开放和信誉度高的国家。国家希望吸引资本以及从当今和未来的技术进步中得到好处，但这同样也需要其戴上“紧箍咒”：即得采取一系列包括平衡预算，经济自由，投资与贸易开放以及稳定汇率等政策。
全球化是由市场来规划的，而不是政府。全球化意味着同质化。价格、商品、工资、财富、汇率和利润率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趋同。但更直接的问题是：紧密相互依存对国家内外事务的影响究竟是什么？
首先，我们应该关注全球化始于何时。众所周知，世界很多地方都被全球化所遗忘：非洲和拉美的大部，俄罗斯，以色列除外的所有中东国家和大多数亚洲国家。对许多国家而言，对全球经济的参与程度也因地区的不同而呈现差异。比如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参与程度就较高，南部则较低。事实上，全球化并不是全球范围的，而是局限于北方国家。琳达·维斯（Linda Weiss）曾指出，1991年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世界股市中有81％是在北方的高收入国家中，主要是在美国，然后依次是英国，德国和加拿大。她又说这种集中度从1967年以来又增长了12％。
第二，我们应该把现在和更早的相互依存进行比较。我已说过在很多地方并没超过1910年的水平。1850年至1910年间，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超越了长时期的战争、国内革命和国家封闭性等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二战后，美国开放了贸易边界，并对那些因为战争重创、需要数年时间恢复而实施了市场保护的国家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此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依然徘徊不止。在24个最富裕的工业经济体（OECD国家中），1960年以后的出口增幅是GDP增长速度的2倍。1960年出口额占这些国家GDP总量的9.5％，1900年则为20.5％。如果我们发现这一数字在1999年又恢复到了1910年的水平，那就不能不对相互依存的广度和深度感到吃惊。贸易的真谛同样适用于资本流动，也适用于占GDP的比率。
第三，货币市场可能是唯一一个变得真正全球化的经济单元。金融资本在OECD成员国内可以自由流通，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罗伯特·维德（Robert wade）指出，北方国家之间真正的利率水平与南北方国家间利率相比差别不超过5％。这个数字似乎相当大，但你必须考虑到南北国家间在实际工资、受教育年限和拥有科学家的数量等方面的差距有10-15倍。交通和金融市场的流动与过去相似，只是更为便利。
很明显，世界并不是一个整体。客观地说，南北方国家之间的差距仍在加大。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全球化并不是关于现在的一种声明，而是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测。
很多全球化论者低估了新旧全球化在范围上的一致性。在任何一个竞争性的系统内，败者都得模仿胜者，否则他们将继续输下去。激烈的竞争常使得一些国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效仿其他国家，但是全球化的拥护者们仍然认为这个过程在加速，而且约束力越来越强。一些国家做得非常好，一些能够跟上步伐，更多的则落在了后面。国家必须按照成功者的方式行事，否则将付出巨大代价。全球化论者说经济和技术力量导致了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均质性，原因是“部落”只被那些值得信赖、平稳和开放的政府以及自由民主的国家所吸引。
通过对过去75年历史的观察，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制度的多样性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得到了世人的肯定：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苏联的经济增长率最高；70年代西欧国家控制和指导下的经济模式和福利社会受到赞扬；90年代美国经济依然繁荣。全球化论者举出这个例子作为最终的政治——经济模型，认为历史又一次终结。但仅从20年的经历中还不能得出此结论。甚至在90年代人们也很少能发现全球化的痕迹。发达国家遭遇了不同的命运：多数西欧国家都为持续的高失业率而苦恼；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经历了经济的滞胀或崩溃，中国仍然一枝独秀；美国的情况则众所周知。
国家之间命运的不同凸现出：一直以来，至少是最近以来做得最好的是美国。全球化论者并没有宣称全球化是完全的，而只说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有些证据支持这个结论，另一些则不。总体而言与美国相比，经济状况比较艰难或者面临崩溃的国家对于经济的控制、干预更多。苏联模式失败了；在中国，只有实施了自由市场经济的行业才会繁荣；一度受到人们赞赏的瑞典模式也被证明行不通。于是人们得出结论：美国确实发现或偶然遇到了最好的模式。
很显然，弗里德曼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说：“所有政治都已经变得全球化，电子部落已把整个世界带入了一个每个政府都在担心来自投资者的不信任投票的议会系统中”。我们回想一下最近的事例似乎支持弗里德曼的观点，同时也提出质疑。
首先，在发展水平相近的发达国家中，有着密切的相互关联。人们期望其政治经济形式都在趋向一致。施蒂夫·乌尔考克（Stephen Woolcock）在观察欧洲内部合作的形式时，发现了一个“公式系列”，并希望它能够持续到可预见的未来。20世纪50年代以来，德法两国的经济就变得越来越密切，互为对方最大的贸易伙伴。一项调查显示法国借鉴了德国的政策，但是不愿也无法照搬其制度。
第二，即使所有的政治都变成全球性的，但在一个较大范围内，经济仍然是区域性的。经济规模巨大的国家的大部分商业活动都是在国内进行的。美国人购买商品中有88％都是自己国家生产的。诸如政府、协会、非营利组织和公益团体几乎不参与国际贸易。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说美国现在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业中有90％都是为了满足国内需求。如果把世界上三个大的经济体（美国、日本和欧盟）看作整体，那么其出口额顶多只占GDP的12％。这个世界的相互依存度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低。
第三，如琳达·维斯所强调的那样，国家“变革能力”的高低是它们在世界经济浪潮中取胜的关键。由于技术创新层出不穷，也由于国内外的经济状况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那些适应能力强的国家也具有较大的优势。国际政治仍然是国家间的。威廉·H·麦柯尼尔（William H.Mcneill）评论到：“领土国家消失得太早了”。全球政治或世界政治并没有能够取代国内政治。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世纪，21世纪仍是如此。
国家适应着环境的变迁。一些轻装上阵，另一些则步履维艰。20世纪80年代当日本经济欣欣向荣之时，美国的经济状况则不令人乐观。有时看起来似乎日本的国际贸易与工业省都是由那些轻轻松松就能够使日本经济取得令人吃惊成就的天才们掌控的。现在则轮到美国轻装上阵了。美国政府是开放的：各类确切的时政信息随时可得，大多数经济决定都是由私人做出的。
国家在适应的同时也保护着自己。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制度和传统，因此他们保护自己的方式也不同。日本重视工业，保护工业并控制国家的贸易。美国使用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来保护自己，并操纵国际事务以维护国家利益。大卫·E·斯皮曼（David E.Spiro）指出，国际市场和制度在1974年之后并没有循环产生石油美元，但美国做到了。
国家的作用在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显现，而且没有其他组织对其形成挑战。在谈到国家本质时，坎特（Kant）说并无“你我之分”。国家首先要把所占有的变成财产，然后才使得储蓄、生产和繁荣成为可能。我们已经证明拥有固定边界的主权国家是维护和平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好形态。来自国内外的挑战考验着国家的凝聚力。挑战不断变化，国家则需要继续忍受并适应。由此可以看出，国家都是勇敢的幸存者。
既然已经问到了国际环境是怎样影响国家的，我从反面提出另一个问题：国家怎样影响国际政治事务？
国际政治中的国家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纪经济，至少是已经全球化了的那一部分，将变得不只是相互依存而是一体化。相互依存和全球化的区别是本质的，并不只是贸易比例更高和资本流动更快更高的问题。随着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世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大的国家。经济市场和经济利益并不能替代政府的作用。一体化要求政府是保护者、指导者和控制者。相互依存与一体化相反，如埃米尔·杜克和姆（Emile Durkhein）所说，只是“国家间的互利”。相互依存的国家关系并没有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密切，在政治层面上也是如此。相互依存论者甚至全球化论者都认为国家的国际经济利益能够阻碍国家发动战争。但如果你问人们是经济利益还是核武器对战争的抑制作用更大，答案当然是核武器。一战之前，欧洲强国在经济上紧密相联系，但一场长久血腥的战争仍未能避免；美苏两国在经济上的联系几乎没有，但在45年的冷战期间依然和平共存。和平或者说是战争最重要的诱因是各类国际政治环境，包括国家可得的武器数量与类型等。冷战后的一系列事件戏剧性展示了经济力量的政治脆弱性。苏联和南斯拉夫各部分之间的一体化（不只是相互依存）和不断加深的经济利益并没有阻止两国的解体。
很大程度上，国际政治事件都有赖于政治层面的解释。一国政治而非国际市场对国际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许多研究政治和经济的学者都认为国际交往领域的利益集团变得越来越正常。经济利益和市场力量并没有产生出集团，但政府却做到了。如果没有政府的决定，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联盟都不会出现。美国炮制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日本也积极策划了东亚和东南亚生产贸易区。一国的决定和法令，或是一系列国家达成的政治协定，构成了国际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机制。与早期的相互依存相比，现在政府对国际经济事务的干预要更多。
很多夸大了相互依存紧密程度的评论者，甚至还有更多的全球化论者，都是从个体而非体系层面上思考问题的。很多小国的进出口额在GDP中所占的数额都很大；而一些GDP规模大的国家则并非如此，他们对他国的依赖程度较低，但大部分国家对他们的依赖则较高。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竞争是由国际政治体系中较大的行为体所设定的。通过几个世纪的多极化，五个左右彼此规模相近的国家相互竞争，这样的国际体系是紧密的相互依存。而在两极和单极条件下，相互依存度则明显下降。
国际相互区别的主要标志是其能力而非功能。国家间地位的不平等比国家内部收入阶层之间不平等的政治影响更大。第一，国家间的不平等显得更大并且发展很快。富国家更富而穷国依然贫困；第二，在一个不存在中央权威的体系中，因为没有有效的法律与制度的指导和制约，国力更强行为体的影响力也更为显著。他们有能力使体系按照他们的利益运作，正如石油美元表现出的那样。作为大多数国家的重要市场和商品与服务的主要提供者，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依然非常重要，尽管它对其他国家的依赖程度却很低。确切地说是因为相对而言美国对他国的依赖较少。美国就是一个拥有充足能力和意愿既可以对他国施压，也可以给予其帮助的国家。扮演此类角色的国际组织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很多国家都认为IMF是美国财政部的另一只手。
国际经济和国内一样在一系列规则和制度下运作。规章制度必须被制定和实施。很大程度上一战之前英国就提供了这种服务；一战和二战期间的20年间这样的国家空缺；二战之后则是美国。美国制定和维护的用以构成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规章制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
经济上，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军事上，它不仅仅是最重要的而且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国家。弗里德曼指出：这个世界是由“美国所拥有的权力和美国对于那些威胁全球化体系的国家所使用这种权力的意愿所维持的……如果没有隐藏的实力作后盾，市场的无形之手也永远发挥不了作用”。但我们需要全面观察这种隐藏的实力。美国的军费开支比随后的六、七个大国的总额还要多。当需要外力来维持或重建和平时，要么选择由美国来领导该进程，要么就只能选择放弃和平。美苏关系和其他国家间的关系一样，变得只能由军事力量来衡量。如德国社会学家艾瑞克.维德（Erich Weede）所说，“一些民主国家（主要指西德）的国家安全措施实际上是由美国在幕后制定的”。
奇怪的是，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愈发突出。美国的军事开支依然保持在冷战时期的水平。实际上，美国1995年的军费预算和1980年的大约相等，而在1980年冷战达到了最高峰。比起美国，其他国家对于军事预算更大的削减则更加突出了美国的全球军事支配地位。说世界是单极的或说通过全球化世界正在变成一个整体都未免过早。一些人说世界并不真正是单极的因为美国经常或者至少还需要他国的帮助。但真相仍然是：强国比起弱国拥有更多的可以应对逆境的方法，而且弱国对强国的需求要远远大于强国对弱国的需求。
国家之间能力与贡献的差异是理解国际政治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对外政策依赖于军事手段。美国依然在世界大多数地方都有驻军，并与冷战后人们的预期相反，美国不断寻求各种理由以便在外国驻扎而不是撤离军队。1992年五角大楼在《国防计划指导》的草案中提到“要阻止其他发达工业国家成为……甚至要阻止他们有要成为全球或地区性大国的意愿”。这份文件的内容一经披露就激起了其他国家的广泛批评。作为回应，美国则强调说这只是一份草案，但事实上它依然指引并规划着美国的外交政策。
威廉·J·派瑞（William J.Perry）和奥斯顿·B·卡特（Ashton B.Carter），作为前任国务部长和助理国防部长，最近阐明了作为美国对外政策指导的“防御性进攻”的含义。它要求“对于国防事业更为强壮的保护”。俾斯麦在德意志曾试图尽量避免军官参与政治，以免出现军队的军事政策成为国家的对外政策的状况。但一战爆发的部分原因则是由于俾斯麦的继任者违背了这一原则。在美国，财政部和国防部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中所起的作用比国务院还要大。
在一个平衡的国家体系中，一方或几方的主导地位会遭到作为平衡者的其他国家的制衡。在现代国家体系形成的最初300年间，欧洲国家间相互制约维持了一种平衡；在其后的50年间，美苏两国维持了一种平衡，每一方都在维持着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尽力把矛盾控制在自己的阵营内。而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扮演平衡者的角色。
这对国际政治意味着什么呢？体系的相互依存程度越高，政府的代理人角色就越被需要。那么谁能够提供？一些美国人认为美国仁慈地提供了体系管理所必需的最小限度，其他国家将会继续感激，至少也是接受美国提供的各种安排。但仁慈的霸权这个称谓本身就是矛盾的。“只有在美国人们才会读到世界需要美国的领导地位，”一名英国外交官写道，“在世界其他地方人们读到的是美国的傲慢自大和单边主义”。
麦科乔治·布迪（McGeorge Bundy）曾经把美国描述成“人类前进的火车头，世界其他地方则是火车的最后一节”。美国的前进力量并不能长期维持在顶峰，原因有二：一是世界60亿人口中美国有276亿，占4.6％。美国的物质能量和政治意愿并不能够无限期地支撑起其霸主地位；二是其他国家也不愿一直被美国甩在后面。不管是盟友还是敌人都会理所当然地向他们中可预见的或现实的优势国家发起挑战以维护平衡。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是不自然的。人们可以期待，美国的优势地位和国际政治中军事因素的作用一样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
很多全球化论者都认为世界日益由市场规制。但纵观各国的现状我们就会得出不同结论。现在和早期的国际政治之间的主要差别不是在于国家间不断增长的相互依存，而是在于国家间不断扩大的不平等。随着两极格局的结束，国家间的力量分配已经变得极度不平衡。与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和不断下降的政治力量等因素相比，国际政治格局的不平等更能凸显出一国的政治地位。和往常一样，政治仍然优先于经济。
吴雷钊，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吴雷钊（1983-），男，河南南阳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5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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