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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农村的全面发展问题，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
会通过的《建议》中占据一个突出的地位。《建议》提出的第四条方针
是“把加强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
业实现现代化，农民生活实现小康进而达到比较富裕，是整个现代化进
程中最艰巨的任务。”
众所周知，在改革的前期，由于废除公社制、实行家庭承包制，废
除农产品统购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放开农产品市场等措施，促进
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可惜，自1985年以后，农业处于停滞状态，农民
比较收益下降，城乡差距再次拉大，成了国民经济进一步稳定发展的主
要制约因素。
为什么农业、农民以及农村全面发展问题，成了长期未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理论上的误导。苏联立国之初，即出现了一种所谓“社会
主义原始积累”理论，鼓吹用剥削农民的办法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大量资
金。这一谬论竟成了苏联工业化的基本国策。斯大林在1928年明确地声
称：工业化资金来源之一是“农民不仅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即直接税
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
这是第一；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一些钱，这是第二。”（《斯
大林全集》第11卷，第139页）事实上，苏联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远
比斯大林讲的要大。如1936年农民义务交售谷物（占谷物总产量40％）
每吨价格是8.4卢布，成本是56卢布；国家按每吨15卢布收购的小麦，
转手就以107卢布调拨给面粉厂。1936 年农业收入仅占苏联国民收入的
16％，而它提供的财政收入竟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毛泽东甚早就发
现了这个问题，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尖锐指出：“苏联的办法
是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
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
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毛泽东选集》第
5卷，第274页）可惜，这种精辟的见解并未转变为政策。在新中国建立
后前30年期间，我们同样是实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政策”。据1988年
6月29日《人民日报》提供的资料，在大约30年间， 通过“剪刀差”方
式，农业为国家提供了约6000—8000亿元的积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2》的资料：“一五”至“五五”期间全国积累额为14225亿元。 那
么，“剪刀差”方式提供的积累占积累总额的42—56％。这个惊人的数
字，道破了中国农业长期落后、农民长期贫穷的根源。试想，这种竭泽
而渔的政策，怎么能够调动亿万农民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呢？吸取
对待农业及农民的错误理论和政策的历史教训，才能从根本上振兴农业
，使农民摆脱贫穷、愚昧状态，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为整个
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二，“耕者有其田”，始终是农业和农民的根本问题。我鼓吹的
“公民产权本位论”，对亿万农民来说，主要是对耕地的产权。我们不
妨做一次“事后诸葛亮”，重新考虑一下“土改”后应该怎么办？今天
看来，理应保障农民占有土地、牲畜及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此基
础上真正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合作社。如前所述，合作制是个人所
有制产权的联合形式，它不应否定个人所有制。后来靠强迫命令办起来
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违背《共同纲领》（代宪法），把农民刚刚分
到手的田地及其他农业生产资料统统归公，这就从根本上挫伤了农民参
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家庭承包制”之所以在短期内发挥了如此
巨大的作用，就因为它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恢复了“耕者有其田”。今后
，要巩固、完善家庭承包制，也必须坚持“耕者有其田”。历史不可能
重复，现在要恢复到土改后、合作化前的状态是办不到的，但是，可采
取张培刚教授的主张（见张培刚：《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农业》，《求
是学刊》1996年第1期）：“田底权”（土地所有权）归国家， “田面
权”（土地使用权）永久归农民，可遗传给子孙，可转让，使“田面权
”市场化。用法律形式将此关系确定下来，不必今天宣布“十五年不变
”，明天宣布“二十年不变”。农民吃了“定心丸”，就会珍惜土地，
合理使用土地。
其三，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并行的历史趋势，唯独中国在工业化的前
期（改革前），一方面迅速推进工业化，另一方面又把占全国人口70—
80％的农民束缚在农村，冻结城乡不平等状况。谭崇台教授指出（见谭
崇台：《略论我国农业剩余劳动问题》，《求是学刊》1996年第1 期）
：城乡居民的不平等有几十项，其中主要有：住宅制度、粮食供应、副
食供应、能源供应、保障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婚姻
关系，等等。人们常常用“大锅饭”来形容改革前的社会主义体制，其
实，有资格吃大锅饭的仅仅是城里人，“乡巴佬”是无权享受这种优待
的。为了实现四化的目标，就必须顺应工业化与城市化并进的客观规律
，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合理状况。许多有识之士都指出：中国不
能照搬西方模式，走大城市化的老路。我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
考察》（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有这样一段分析：
中国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可否走大城市化的道路？对此，我国学
术界争议颇大。一派认为，中国乡村人口太多，不能走西方大城市化的
老路；另一派则反对“劳动力不离土不离乡”、“就地进工厂”、大量
发展小城镇的方针，认为这将大量浪费土地，而且经济效益差。我们认
为，考虑这个问题不可能选择最优方案。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
乡村人口的转移，采取大量发展乡镇企业和建设小城镇的模式，比较切
实可行。因为：（1）中国现有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已有人满之患，
无法再容纳上亿的移民。若新建大城市，就需要建设100万人的城市300
座，才能容纳一半的乡村人口（1986年乡村人口为6.2亿）。显然， 即
使到21世纪也办不到。（2）我国现有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9333 万（19
86年），估计“隐形失业者”约1500—2000万，近几年每年城镇人口净
增500万人左右。因此，现有城市至少在本世纪内、下个世纪初， 经济
发展不大可能吸收多少乡村劳动力。（3 ）在瑷珲——兰州——腾冲线
的东部人口多、人口密度大，城市十分拥挤，而西部人烟稀少，城市少，
工业少。但是，要从东南乡村（素称鱼米之乡）向西北“不毛之地”大
量迁移人口，恐怕很难行得通。（4）近10年乡镇企业大发展，1986 年
其产值已达3500亿元，相当于197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全国建制镇已超
过1万个，集中了80％的乡镇企业。星罗棋布的集镇， 有条件再吸收数
以亿计的乡村过剩人口。的确，乡镇企业大发展也带来一些不可忽视的
问题：一是大量占用耕地；二是盲目发展，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三是
技术水平太低，将延缓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等等。这些问题并不难
解决，如制定严格的《土地法》、《乡镇企业法》，运用法律手段和经
济手段保护土地资源和环境；加强宏观管理，使小城镇布局合理化，把
乡镇企业引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如果我们在本世纪末把农民手工劳动方式变成了机械化劳动方式，
并使全体农民过上小康生活；在下一世纪二、三十年代实现农业现代化
，并使全体农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那么，农村安定了，也就可以形
成全国长治久安的局面。
（本文作者：黑龙江大学副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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