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话语分析 40年纪念专题 (主持人：丁建新)
主持人按语： 从《话语与控制》(Hodge et al.,1979)算起，批评话语分析有四十年的学术史，话语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始终是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的核心问题。以“话语与社会”为主题的话语研究方兴未艾、历久弥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话语与符号、权势、身份以及意识形态的源流交错。符号是悬浮在社会空间中的意义颗粒，是人类认识自身与世界的媒介。符号学本指中世纪有关身体症候的研究，在哲人们探求身体、文化与意义的胶着关系中得以拓展，而现代符号学研究萌生于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长足发展。
话语中隐蕴宇宙观、生存观、音乐审美观与教育观。虽然意识形态往往被诟病为一个裹挟着负面意指的范畴，但是在批评话语分析视野中它倾向呈现为一个中性概念。意识形态以一种极为整体、笼统的方式弥漫于社会体系的各层肌理之中，是人们系统地思考自己以及看世界的方式。任何文本都难逃意识形态的束缚，不同的话语方式既是不同语言模型的重塑，又是不同社会、文化与历史过程的演出。
由这个表格可以看出，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中为对卡拉胶在牛肉丸里的使用没有一个准确的规定，对一些食品也只是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主要原因是卡拉胶主要是从海里的植物中提炼出来的，对人体无害，且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
社会符号的广阔性和多样性决定了这门学科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语义表征研究。秦勇博士与丁建新教授合著的《社会符号、音乐话语和意识形态：多模态批评视角》一文指出作为一种模态符号，音乐既是一种具有所指意义的、多层次的语义选择系统，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这种本质使得它成为批评话语研究和多模态话语分析的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把音乐话语的研究从传统的印象主义描写中解脱出来。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多模态话语分析自其诞生以来，多受系统功能语言学六大核心思想的影响，元功能的分析成为大多数模态符号语义的研究范式。认知语言学中的事体(Figure) 、背景 (background) 、场(field)可以诠释音乐话语者对事体的评价意义。音乐话语作为能指通过不同的织体形态所表征的各种意识形态具有系统性；意识形态作为所指所对应的音乐符号能够和其建立统一的语义关系。
镇江香醋是米醋的典型代表，它的主要原料是糯米，添加高温麦曲后制成酒醅，利用固态分层发酵方法制醋醅，随后套淋出生醋，最后经后熟陈酿获得镇江香醋[20]。因为镇江香醋特有的风味，获得国内外消费者的钟爱。研究表明，总有机酸含量约为4800～7200 mg/dL。乳酸占总有机酸的27%，乙酸占总有机酸的59%，可以认定这两种有机酸是主体有机酸[21]。而这一切都源于它的传统制作工艺[22]：制酒醅、制醋醅、淋醋、煎醋、储存陈酿。
推广4 已知双曲线过双曲线外任意一点D作双曲线的切线，若存在两条切线，设切点为P,Q，过点D作直线l与双曲线C交于不同的两点M,N，过点M作与DQ平行的直线与直线PQ,QN交于点A,B，则A为线段BM的中点.
语言是一种符号，文字是对语言的再符号化，人类运用文字符号表征语言符号，大大拓展了语言的使用范围。而文字的式微为新媒体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当视频图像进入话语，万事万物集结于图像。图文时代，弹幕符号实现了文字、图像与话语的结盟，最引人注目的是它“赋权”于观看者。弹幕话语是各异的观者对视频图像进行辩证观看的产物，视觉“观看”携手权力与知识，使得万事万物无处遁形。作为新媒体话语，弹幕为青年所青睐并借以观察、把握现实与世界。沈文静博士的《社会与符号的互动：青年新媒体话语与“e”托邦建构》在批评话语分析的框架内，聚焦探究弹幕符号的形式特征以及文化内涵，实现从文本分析到文化研究的跨越，研究发现弹幕符号具有寄生性、隐喻性、象似性、动态性与狂欢性的话语特征。话语权既是工具，亦是目的。弹幕将青年对“话语权”的竞逐推向“仪式抵抗”的境地，弹幕符号已然超越了对语音、词汇语法以及语义的描摹，大大丰富着人们的视觉经验，充当着身份的说明书、文化的标签，并成为青年表现自我存在并建构“e”托邦，即想象共同体的有效方式。
社会符号学的广阔性决定了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语义表征研究。不同研究领域虽说都用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和马克思语言哲学的思想，但表征符号的多样性和跨学科性也使得学术用语和基本概念混乱、甚至冲突。另一方面，语用交际是统一的，社会模态符号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互相作用的，人类总是以实现最大的交际效果为目的优化使用不同种类的模态符号。音乐和语言虽说由不同的大脑认知系统所控制，但交际功能的语义统一却有赖于听众的整体诠释和感知(Blacking,1982:21-22)。然而，模态符号的这种属性却往往被各个独立的符号学科所忽略。有鉴于此，Norris (2004,2011)创立了互动分析(Interational Analysis) 的研究方法，探讨不同的社会符号如何在语境中相互作用、共同生成语义、实现交际目的。Scollon (2004)将这种方法具体地应用到网络话语分析之中。社会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不是独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也不是语义研究的万能。实际上，非语言研究领域往往有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可以借以解决语言研究领域的难题 (Forceville,2010:2607)。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局势，创新创业离不开对基本国情、国家政策、经济社会转型、国内外形势的理解。只有充分理解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才能找准创新创业的切入点，保证创业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在创新创业教育中融入批判性思维，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素养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培养时事敏感度，让他们有能力参与到经济、政治生活中来。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有助于提高他们独立的思考能力、思辨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理解和消化国家政策的能力，使他们能主动进行信息的识别、选择与理解，最后做出合理、有依据的判断，从而保证创业的可持续发展。
诞生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话语”是理解和阐释人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关键“接口”和“中介”，其重要性主要在于为意义的“普遍性”和“相对性”找到了一个平衡点，社会符号所蕴含的“结构”与“历史”两极之间的对话得以可能，从而为话语的“诠释”和“批评”创造广阔的空间。作为社会文化再生产的教育传递(pedagogic transmission)通过对知识的“再语境化”和编码把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纳入教育知识的加工、生产和评价过程，知识成为象征性的“符号控制”和意识形态的“场域”，教育实践及其所蕴含的规则系统自成一套后现代的教育话语体系(pedagogic discourse)。胡安奇博士的《巴兹尔·伯恩斯坦：在结构与历史之间》从结构和历史的双重维度对伯恩斯坦的教育话语思想开展全面的理论探讨。一方面，伯恩斯坦通过“语码”的符号化并借助涂尔干的古典社会学方法，成功解析了教育机制的话语结构，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结构主义教育学理论。另一方面，伯恩斯坦所描绘的教育实践的“内部语法”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无意识结构”，相反，它是文化—历史语境下的“权力”与“控制”合力的结果。伯恩斯坦的学术思想具有显著的跨学科性，他的“语码”和“再语境化”思想已成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重要理论资源。
但是后来，阿飞的一家完全搬到另一个城市，许多年都不愿回来。只是听阿飞的一个朋友说，阿飞按照原计划开始了结婚安排，但他的父亲和母亲没有过问，而阿飞的岳父岳母却颇喜欢这个女婿，满心欢喜的接纳了。！在女方的家乡，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阿飞的亲戚无一人到场。而他们的婚礼中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在婚礼的前一日，阿飞的父亲和母亲根据算命先生的意见，印了几百份传单，并聘了几个人发放到附近的所有村子，传单上写着三件事：第一，他们已经和阿飞断绝了父子、母子关系；第二，阿飞娶妻子是没有经过家人同意的，以后她生的孩子也不能进他们的家门；第三，将来他们身后的财产不再由阿飞继承。
借此专题，我们期望寻找散落于社会、文化、历史语境中的话语碎片，凸显不同社会符号在话语场域内实现大写“对话”(Dialogue)的可能，并对这些话语碎片与它们集结而成的意义符号之间的密切关系做出阐释，从而为话语的社会符号学研究与批评话语研究注入新鲜活力。
社会符号、音乐话语和意识形态：多模态批评视角
秦勇1丁建新2
(1.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2. 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近代音乐研究多采用印象主义对音乐进行描写，忽视了音乐作为社会符号的本质，淡化了音乐话语在社会交际中的重要地位。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也因为模态等同性、功能普遍性和交际独立性等各种弊端给音乐研究带来了误区。有鉴于此，本文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重新建构音乐话语。本文指出，音乐话语能够通过表征模态符号的所指产生概念意义；能够通过表征事体、背景和场，拉近或疏远听众，产生人际意义；音乐话语的交际具有象似性、同时性和单向性的特征。与此同时，本文提出意识形态是音乐话语的本质特征之一；其模态符号具有系统性和体裁多样性的特点。而其中表征(不)平等的模态符号是一个对立的二元体，表征男(女)权主义的模态符号具有多元性的特征，表征(非)个人主义的模态符号是一个渐变体。
[关键词] 音乐话语；意识形态；符号表征；社会符号；系统功能语言学
1.0引言
中国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和科技的飞速进步促进了音乐作为一种产品的广泛传播和音乐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广泛参与，其传递的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日益革新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重新建构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音乐在中国的社会地位日益突出，对强国政策的实施推行起着重要的作用。田海龙指出，中国的话语研究应当更深刻地理解语言在社会各个领域里的作用(辛斌等，2018：15)。
目前就整个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来看，关于音乐话语意识形态的研究基本上是采用多模态分析和批评话语分析两种理论框架做实证分析，研究能指模态符号如何在特定情景中实现语用以影响听众的思想、态度和立场。这种研究范式往往只能反映音乐话语意识形态实践的某一方面。再加上是个案分析，未能建立语料库做定量分析；实际上，批评话语的语料库分析能够更客观地反映社会问题的本质，比如新闻话语转述的对比分析(辛斌、时佳，2018)。各种研究得出的结论不能做到一般化和可靠化。研究的主题主要包括社会阶级、权力和身份 (如Radoman,2012;Way,2013, 2017;Way & McKerrell,2017)、性别 (如Helland,2018) 、民族 (如Knecht,2016;Largey,1994;Machin & Richardson,2012;Way,2011) 、宗教 (如Gukurume,2017;McKerrell,2012) 和后殖民化 (如Roy,2010;Turner,Hayes & Way,2013;Way,2016) 等。
音乐作为一种多模态符号的研究虽说已不是一块处女地，但仍然是冰山一角，更不用说从批评的视角进行探讨。就现有的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来看，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在承认当前研究成果(如 Machin,2010;Machin,2013;Machin & Richardson,2012;van Leeuwen,2012;Way,2017;Way & McKerrell,2017)重要性的同时，必须指出其存在的局限性和研究空缺。一方面，关于音乐话语符号的研究至今尚未有成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要搞清楚音乐话语如何实现意识形态的自然化、合法化，所做的事情还很多。
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从20世纪90年代诞生以来，一直受到系统功能语言学六大基本思想的影响。《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Halliday,1978)这本书论述了系统的思想和层次的思想。语言是一个由若干个系统和子系统组成的、有不同层次的语义选择网络系统(胡壮麟,1990:5)。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把系统的思想广泛地应用到不同模态符号的研究领域中。《阅读图像：视觉设计的语法》(Kress,1996)这本书利用系统的思想对图像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其研究范式是通过确定特定语境中的语义选择，揭示话语中隐藏的意识形态、权力和社会关系。另外一个重要的多模态研究对象是雕塑。《展示艺术语言》(O’Toole,1994)这一本书采用了同样的研究思路。系统功能语言学确实给非语言领域的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和研究方法，但它具有局限性，不具有普遍适用性。这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模态符号都具有三大元功能，不乏多数模态符号只具有概念功能。与此同时，单纯地把模态符号作为一种语义的选择系统不仅抹杀了时空和情景的变化性，而且淡化了话语的主体间性。
2.0存在的问题
2.1 印象主义的缺陷
音乐话语具有人际意义，它能够通过声音的强弱，拉近或疏远听众与话语表征事件的距离。本文认为，可以借用认知语言学中的三个概念：事体(figure) 、背景(background) 、场(field) (Talmy,2000)来说明音乐话语的人际意义：用最大声音凸显的事体是吸引听众最大注意力的焦点；用较小声音表征的事体是要求听众听到的背景；而用最小声音表征的是要求听众感觉到的场。声音的大小所表征的是音乐话语者对事体的观点、立场和态度，也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人际功能的评价(Martin & White,2005)。演唱者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能量、提高或降低音高的方式，激励或挫伤听众的情感态度(Affect attitude)。
2.2 多模态批评视角出现的问题
不同的模态符号均具有表征概念和言语行事的潜力，但它们不具有语用的等同性(Kress,2010:104)。不同的模态符号总会因为各自结构性质和感知途径的不同，有不同的适用语境。选择就是意义(Halliday，1994)。我们发现，系统功能语言学关于意义选择的理论在非语言领域也得到了同样的证实。恰恰是模态的差异性赋予了话语者更多的交际选择。特定语境中话语者特定模态符号的选择，是他意识形态实践的特定语义表征。
本文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把音乐作为一种话语探讨它的意义和意识形态实践。文章首先指出印象主义在诠释音乐符号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多模态话语分析出现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探讨音乐话语的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从广义的层面对其进行重新建构，并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研究。
从空间差异上看，各研究单元的自然本底条件、经济发展速度等对生态系统服务变化影响较大：苏州市区由于水域面积较大，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较小；昆山市由于经济发展最快，城乡建设用地投入量最大，从而导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最大。
印象主义的缺陷和当前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的不足，必然会给音乐话语的研究带来误导，形成错误的理论假设和研究范式。有鉴于此，本文认为，音乐的研究应当首先把它作为一种社会话语，将其区别于人类自然语言、图像等其它各种多模态符号，将其置于特定的场景中客观地分析它的语义功能，并综合考察它和其它社会符号的相互作用。
3.0社会符号、音乐、话语
3.1 音乐作为社会符号
3.1.1 概念意义
制备异质结之前，分别测试了Al/MoS2/Al与Al/pentacene/Al的I-V特性曲线，以确保其都为欧姆接触，如图5(a)，两者都接近欧姆接触.图5(b)为pentacene/MoS2异质结在室温下测试的I-V特性曲线，加正向电压时电流指数上升，加反向电压时电流几乎为零，说明其具有良好的整流特性，整流比在±4 V处达81.由于肖特基热电子发射，加正向电压时，异质结的理想I-V关系可以通过式(1)进行分析，即
音乐作为一种社会符号，是由节奏、旋律、和声和音色等四大要素组成的、具有所指意义的、多层次的语义选择系统。它包括声乐和器乐两种。因此，音乐能够通过四大要素的不同选择和声乐和器乐的组合使用，表达各种复杂的语义。它和语言一样，具有元功能，能够表达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器乐具有象似性，不同的乐器和演奏方式可以用于表征具体的事体、过程和场景。这种表征概念意义的方式在早期注重叙事描写的歌剧和古典音乐中，使用的尤为明显。《蓝色多瑙河》用小提琴徐缓的震音表征河水的荡漾，《梁祝》以弦乐描写蝴蝶的自由飞舞。器乐也能够借助节奏、旋律、和声和音色等四大要素的不同交叉，表征抽象的概念。例如，大、小提琴慢板的对答表达缠绵和凄苦，铜管以严峻的节奏和阴森的音调表征凶暴和残酷。音乐能够以各种复杂的模态符号和体裁表征过程。早期歌剧的叙事体裁是表征物质过程、行为过程、关系过程、言语过程和存在过程的典型。延留音能够通过无力的延长表征多愁善感的心理过程。van Leeuwen(2018:553-565)讨论了音乐符号表征的抽象概念意义，主要包括真实或艰苦、激情和力量、自信和压抑，以及通过颤音和换气等方式表达的喜怒哀乐。
3.1.2 人际意义
西方音乐尤其是17世纪的歌剧，“崇尚采用表征风格进行场景叙事和刻画剧作角色，音乐词汇的创造是它对音乐界最大的贡献”(McClary,1991:35)。19世纪的印象主义音乐追究其来源，是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将油画家莫奈完全抽象的、超越现实的创作风格带入音乐，但其表征方式却又仅限于对自然景物进行单纯的描绘，缺乏对社会现实深层次的揭露。印象主义关于音乐旋律的单纯描写开始受到了音乐作为话语的挑战。Byrnside(1980:537)指出，“印象主义似乎不可避免地创造了一个以油画为中心的所指框架，而不是以音乐为中心的所指框架......这种成见使得他把音乐渗入到油画之中，使得听众对德彪西音乐的解读加入了根本不存在的事物、模糊了实际存在的事物，而这些实际存在的事物对于理解他作为一名作曲家所具有的独特性和个体性起着关键的作用。这样说是不过分的。”Dahlhaus(1985：34)认为,“器乐文本应当像音乐所表现的主题一样，经历冥想的确立、变体和对比的过程”。音乐家和符号学家也开始对印象主义的描写产生同样的质疑。一个世纪之后，霍尼格开始意识到自己创作的交响诗《太平洋231》不应当仅仅是用琴弦、定音鼓、铜管乐器等乐器对蒸汽火车的声音进行模仿，而更重要的应当是，诠释物理愉悦和视觉印象的音乐建构；更具有深层意义的是，“采用当时苏联的结构主义把音乐作为话语对科技社会进行批判，揭示音乐话语通过实施人际功能左右听众对蒸汽时代机械和非人性化的态度和立场的社会实践” (van Leeuwen,2018:557)。
3.2 作为话语
以往关于音乐的研究存在三个概念：关于音乐的话语(song of discourse)(Murphey,1992)、音乐的话语(discourse of music)(Blacking,1982)和音乐话语(musical discourse)(Tagg,1982；Bradby,2003)。清晰的讨论需要区分它们的异同，采用统一的定义。关于音乐的话语研究的对象是作为语言行为的音乐歌词；音乐的话语的研究对象是有关音乐的话语。本文认为，音乐的研究对象应当是Tagg (1982) 所提出的音乐话语，音乐作为一种能够像语言一样交际的社会符号，具有自己的语法结构系统和语用交际功能，是意识形态的社会实践。正是由于两者的共同属性使得它们能够成为符号学和语言学的共同研究对象，能够用类似的方法进行研究。
音乐话语并不限于音乐本身(Roy,2010:15)，它是一种社会话语。社会话语有三个层次：社会结构、社会实践和社会事件(Fairclough,2003)。据此，从批评研究的角度诠释，宏观意义上的音乐话语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诸多关于音乐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机构和社会组织，例如音乐团体、唱片公司、广播电视管理部门；音乐表征社会某个领域和方面的特定方式(歌颂、嘲讽、同情、激励)、音乐风格(由音色、力度、节奏等各种音乐要素富有个性地结合起来的浪漫主义音乐、乡村音乐、重金属音乐等)和各种音乐体裁(歌剧、秧歌、交响乐等)；音乐事件，音乐文本是社会事件的话语时刻表征。“音乐话语的关键组成部分是交际符号、参与人(作曲家、歌手、听众等)、社会关系、社会语境和文本”(Aleshinskaya,2013:428)。参与人对社会资源的掌握和权力关系决定了他们社会地位的平等和不平等，他们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采用不同的交际符号，产生了不同的交际效果。
4.0音乐话语和意识形态
4.1 意识形态作为音乐话语的本质
意识形态是某个社会群体所共享的基本观念系统，它影响着其中每一位成员对社会事件和情景的诠释，并且控制他们的话语实践和其它社会行为(van Dijk,2011:382)。《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Voloshinov,1973)这本书的基本思想是，符号在交际互动中隐含着权力关系；语义的选择是权力掌握者建构社会现实的一种斗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音乐话语就是意识形态的社会实践。《音乐和马克思：思想，实践，政治》(Qureshi,2002) 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从生产关系、商业化、资本主义和国家革命等四个方面论证音乐话语在构建意识形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没有音乐就没有国家，法国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国家音乐机构，其目的就是通过它的声音，支持和激励平等捍卫者的能量，禁止在沙龙或寺庙里用娘娘腔的音乐软化法国精神进行冒名行骗” (Attali, 1985:55)。 历史和现实证明了音乐话语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影响和控制着我们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革命战争时期激励士兵斗志、渲染民族爱国主义激情的进行曲，和平时期在工厂场景中用于提高生产力的广播音乐 (van Leeuwen,1999:38)，茶余饭后推动全民娱乐生活和文化发展的广场舞，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音乐话语的意识形态也在边缘话语(丁建新，2013)中发挥着作用。例如，西方黑人流行音乐家用说唱音乐表征社会种族的不平等和权力冲突。
与其它模态符号不同，音乐意识形态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是同时进行的。具有物理能量的声波通过我们的感知系统直接影响我们的语义认知和概念系统。意识形态的作用是单向的、被动的。在任何场景中听众没有音乐话语权，只能单向地消费音乐，被迫地感知话语者的概念表征，这是它独一无二的特征。这使得音乐话语比其它模态符号更具有表征意识形态的力量。
奶牛适宜的环境温度通常为10～20 ℃，当环境温度达到30 ℃时奶牛便会出现明显的应激反应。盛夏高温季节，气候炎热，空气潮湿，很容易造成奶牛热应激。奶牛的散热能力与外界温度、湿度高低有很大的关系。当环境温度增加时，奶牛所处环境的温度与其体温的差异减小，为散发体热，奶牛对蒸发散热的依赖增加。然而盛夏时节温度高、湿度大，较高的相对湿度降低了蒸发散热的效力，奶牛不能消除多余的体热，体温升高。大量的体热在寒冷季节对高产奶牛的生产有益，但夏季期间大量体热会诱发热应激，对奶牛造成严重危害。
4.2 意识形态的符号系统性
尽管如此，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多数研究仍普遍把音乐作为一种抽象自治无意义的符号，即使它具有美学和情感的愉悦；而把聆听音乐当做是一种“注重形式结构主义”的实践(Adorno,1976:4)。近代关于音乐的研究多从音乐学的角度对音乐进行印象主义的描写，忽略了其作为社会符号的本质。音乐其实是一套音符的能指系统，具有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Halliday,1994)。对于音乐的研究，不应当局限于用“激昂”、“悲伤”之类的词汇做粗线条的描写，而应当将其置于社会符号学和语言学的领域考究其语义和语用。音乐的生产和消费是社会成员的一种互动。音乐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并未得到研究领域的足够重视。
van Leeuwen (2018) 把音乐作为话语，从社会互动的层面讨论了节奏、旋律、和声和音色等各种模态符号能指的意识形态。他讨论的是某个具体的模态符号能够表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并没有系统地指出具体的意识形态可以由哪些具体的模态符号来表征。本文认为，音乐话语作为能指通过不同的织体形态表征各种意识形态((不)平等社会关系、男(女)权主义、(非)个人主义、身份、社会阶级和权力)具有系统性；意识形态作为所指的思想系统能够和作为能指的模态符号系统建立统一的关系。
4.2.1 (不)平等的二元性
与(不)平等的意识形态相对应的音乐模态符号是由主调音乐(Homophony)与复调音乐(Polyphony)构成的二元对立体。van Leeuwen(1998:30)指出，“单音音乐(Monophony)、复调音乐和主调音乐是融合音乐团体成员的方式，这反映了社会结构和社会整体的支配地位”。从静态上来讲，社会成员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在音乐话语中往往是通过和声陪衬特定的声部来实现的。霸权地位稳定的社会秩序所对应的是和声的和谐一致。而从动态上来讲，社会地位的平等与不平等变化也可以用二元对立体的不同表征方式来实现。当这种社会秩序受到威胁的时候，音乐模态的表征方式是张力和不和谐音。这为表征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提供了丰富的音乐符号。
4.2.2 男(女)权主义的多元性
表征男(女)权主义的音乐模态符号具有多元性的特征。这是因为，话语中性别身份的建构“是社会的，而不是生物的” (McClary, 1989:204)。表征男权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典型符号是节奏的有无、音程的长短和音的高低。男权主义常常采用的表征符号是严格有规律的节拍和富有能量的长音程，而女权主义采用的是多种节拍和柔弱的短音程。另一方面，表征男女社会地位和复杂关系的音乐模态符号系统更为复杂。
4.2.3(非)个人主义的渐变体
个人主义和非个人主义在音乐话语中的表征符号是一个由单音音乐、支声复调 (Heterophony)和复调音乐组成的渐变体。van Leeuwen (2018)指出，一方面，单音音乐演奏或演唱的一致性，在正面地表征社会群体归属和创造群体团结的同时，也负面地体现了社会极端的非个人主义，支声复调和谐地合成单音音乐的表现方式折中地表征了个人主义和社会团结的同时存在；另一方面，复调音乐通过和谐凸显独立旋律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个人主义的表征。
5.0结语
如果从《语言与控制》(Fowler et al.,1979)算起，批评话语分析经历了四十年的学术史。然而音乐话语作为一个多模态的批评研究视角仍然有待跨学科的进一步探讨和发展。近代音乐研究一直偏重做印象主义的描写，忽视了音乐话语的意义源泉是社会文化这一事实。社会符号才是它的本质。音乐话语应当置于广义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研究，它应当包括社会话语的三个层次(社会结构、社会实践和社会事件)(Fairclough,2003)和五个基本要素(交际符号、参与人、社会关系、社会语境和文本)(Aleshinskaya,2013:428)。意识形态是音乐话语的本质特征之一，其模态符号具有系统性和体裁多样性的特点。而其中表征(不)平等的模态符号是一个对立的二元体，表征男(女)权主义的模态符号具有多元性的特征，表达(非)个人主义的模态符号是一个渐变体。
《公羊传》曰：“……此复仇也，曷为葬之？灭其可灭，葬其可葬。此其为可葬奈何？复仇者非将杀之，逐之也。以为虽遇纪侯之殡，亦将葬之也。”[7]114
音乐话语是一个有待我们开发的庞大空间。目前的研究多讨论它的本质，结构功能和不同交际模态符号互动方面的研究应当加强；在实证方面，听众消费者的感知诠释往往被忽略；此外，微信、博客、抖音等新媒体也是重要的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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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emiotics ,Musical Discourse and Ideology :Multimodal Critical Perspectives
QIN Yong 1,DING Jianxin 2
(1.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China ；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 -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China )
Abstract :The prevalence of impressionistic description in modern musical researches has not only neglected the semiotic essence of music ,but also underestimated the significance of musical discourse in social communication .Meanwhile ,limitations in multimodal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MCDA ),such as modality equality ,function general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dependence ,have also led to misconceptions .In light of this ,this paper aims to reconstruct musical discourse from a semiotic perspective .It is pointed out that whil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modified can convey ideational meanings ,representations of figures ,backgrounds and fields can position the audience for interpersonal meanings .It argues that communication in musical discourse possesses characteristics of iconicity ,simultaneousity and unidirectionality .It claims that ideology is on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musical discourse ,whose semiotic representations demonstrate systematicity of semiotics and multiplicity of genres .While representation of (in -)equality is a duality ,representation of chauvinism -feminism is a multiplicity and representation of (non -)individualism is a continuum .
Key words :musical discourse ;ideology ;semiotic representation ;social semiotics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献编号] 1002-2643(2019)03-0012-10
DOI :10.16482/j.sdwy37-1026.2019-03-002
收稿日期： 2019-02-20； 修改稿， 2019-05-10； 本刊修订， 2019-05-30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信息通信技术在虚拟公共领域中的科学传播话语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7YJC740082)以及2015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文化翻译：边缘话语分析理论的实践”(项目编号：GD15XWW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秦勇，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系统功能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认知语言学。 电子邮箱：yongqin@hunnu.edu.cn。丁建新，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系统功能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边缘话语、话语与社会。 电子邮箱: jxding8@sina.com。
(责任编辑：葛云锋)
标签：音乐话语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符号表征论文; 社会符号论文; 系统功能语言学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