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西方心理学的误区与中国文化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心理学论文,误区论文,人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0）05—0075—06
任何心理学都必须以一定的人性论作为前提，西方心理学也不例外。西方心理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始终不能给所研究的对象——人——以一个正确的位置，始终不能对人性进行正确的解读。
一、人性与人类心理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构成人类本质的心理活动，“人类的心理活动就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或施加影响于客观事物的时候，在自己作为主体方面的主观活动。”[1]（p.2）人类具有高度发展的、无可比拟的并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而不断提高的主观活动。这是人类区别于动物，使自己远远超越动物而上升到另一个独特水平的根本特征。人性就是人类特有的客观存在的本质属性，代表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全部内容。人类的心理活动便是客观人性的主观反映，或者说人性的意识内容。人性规定了人类心理活动“活生生”的“人”的特点，决定了人类心理与纯粹的动物心理的本质区别。因此，以人类心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首先必须正确地解读人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对于人性问题早已作过精辟的论述。一方面，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另一方面“人类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2]（p.110）就是说，第一，人性不是抽象的，而是一定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的产物；第二，人性包含自然性和社会性两方面，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都将导致对人的否定；第三，人性的自然属性虽然源于动物性，但人的不断发展的社会属性赋予了人的自然属性越来越多的人的色彩，使之与纯粹的动物性在形式与内容上发生了根本的区别。事实上，人的自然性无论在内容还是在满足方式上都完全体现着人的社会性，同样，人的社会性（包括作为其来源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本身也包含着丰富的自然性内容。因此，人性中的自然性内容与社会性内容是不可分割的，两者既矛盾又统一，由此推动着人性的堕落与升华。人性的本质决定了人类心理活动的本质。人类心理活动的产生与发展既像动物一样依赖于遗传的因素，同时更决定于具体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制度。人类的整体心理水平依赖于人性本质的辩证发展程度。相应于人性内容的辩证特点，人类的心理活动表现出生物性与精神性两个方面，两者相生相克，相依相对，构成人类心理活动的动力与内容。任何对人类心理活动的研究，都必须正确理解人性，都必须充分考虑生物性和精神性的辩证关系，否则就很容易陷入唯心论与形而上学的泥潭之中。西方心理学主要是由于其错误的人性论的指导，于是产生了目前的分裂危机。而中国古代的人性论在理解人性与动物性的本质区别、“理”与“欲”的辩证关系、人性的发展等重要的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上，却有着极其光辉的思想，对于克服西方心理学的人性误区有着重大的意义。
二、西方心理学的人性误区
（一）西方文化的人性观
古希腊早期的思想与古代东方的哲学观点非常相似，如米利都学派提出过关于宇宙“有机统一”的一元论观点，认为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精神与物质并无区别。他们甚至没有谈到过物质，因为他们认为一切形式的存在都是“始物”（Physis）有生命和灵性的表现。爱菲斯学派提出了关于事物的辩证的发展观。赫拉克利特相信万物的本原是火，所有静态的“存在”（Being）都出于虚幻， 世界处于不停的变化和无穷尽的“过程”（Becoming）中。
很快埃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反击成功。他提出事物的本质不是“过程”而是“存在”，过程或变化只是事物的现象，原则或存在才是事物的本质。这个观点基本上就奠定了西方古典哲学的基调。 到了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们企图调和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的尖锐对立，于是提出了“原子”概念。他们设想物质是由不可分的原子组成，这些在虚空中运动着的原子是完全被动、没有生气的，并且假设它们的动力来源于与物质根本不同的外部精神。这种概念便成为西方思想中精神与物质、身体与灵魂二元论的基本要素。柏拉图充分发挥了这种思想，提出了灵魂与肉体分离、灵魂不灭的理论。
古希腊思想的最终成果就是精神与肉体的分离，即人性的分裂。从此以后的2000多年中，哲学家们将注意力从物质世界转向了精神世界，而关于事物的研究则为亚里士多德系统总结的“知识体系”——被称为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所控制。但是，脱离肉体的人性思考，除了沦为宗教的囚徒又能有什么出路呢？中世纪的黑暗正是以人性的分裂、以灵魂的奴仆化为标志的。
文艺复兴是科学的复苏，但不是人性的彻底解放。虽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受到怀疑，人性也部分地从天上回到人间。科学与宗教的矛盾最后在笛卡儿那里得到妥协，即形成了更精致、更系统化的关于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分离的“二元论”哲学。牛顿因此提出了解释世界的经典物理学理论，上帝也因握有机械世界的“第一动力”而满足。但不幸的是，人性却成了科学独立的牺牲品，文艺复兴刚刚解放人性，科学革命却放逐了自己的盟友。灵魂与肉体的分裂依然存在，人性问题依然是西方思想的瓶颈。缺乏人性关怀的科学不是真正的科学，远离科学精神的人性也不是完整的人性。真正的科学与完整的人性是一致的，即必须是二元论的破灭，同时也一定是灵魂与肉体的团圆。
（二）人性在西方心理学中的误读
西方心理学是从西方文化的母体中降生的，西方传统思想中科学与人性的分裂成了心理学的“原罪”。心理学的悖论在于：如果它是人性的就不是科学的，如果他是科学的就不是人性的。这也是西方心理学的悲剧：它在科学的路上进步愈大，它离人性就愈远。同时这又是人性研究的悲剧：要么是“精神性”的但是哲学式的，要么是“科学式”的但是生物性的。人的生物性与精神性是人类心理活动缺一不可、不可分割的两种属性，西方科学却制造了它的分裂。人性的分裂成为西方心理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心理学的历史证明，西方心理学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性的问题。由于原子主义与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 冯特把心理等同于经验， 同时目睹19世纪前半期德国自然科学的空前繁荣，冯特将自然科学的分析方法移入心理学研究之中，致力于分解人的意识经验，使活生生的人性成为无声无息的“心理原子”；实证主义哲学与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促使华生干脆阉割人的意识，人性便成了一具既无生物性又无精神性的空壳；格式塔心理学是现象学哲学与现代物理学“场”的理论的混合产物，其体系是典型的笛卡儿式的——只有认知没有欲望；弗洛伊德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启发，开始注意人的肉体欲望等生物性内容，但对于理性等精神性内容的鄙视又使其学说呈现“病态”；所有的实验心理学家（包括风头正健的认知心理学）都无视人性的精神性内容而把人降为动物或机器；不满的心理学家树起“人本主义”的大旗，要为人性讨回尊严，但他们对精神性内容的唯心主义理解以及贬斥生物性内容的极端立场，并不能将人性从二元论的分裂判决中解放出来。
西方思想中人性的分裂直接导致了近现代心理学研究中对人性的误读，这突出地表现以下方面：第一，人兽不分。西方人性论分裂人的精神性与生物性，意味着心理学在遵循科学研究的基本假设的同时，只能研究人的生物性而抛弃人的精神性。没有精神性的人便必然等同于动物。“人兽不分的主要害处在于模糊了人的实质，也不利于对动物行为的正确了解，因为这就是一种拟人论。心理学要向前发展，必须把人和动物如实地严格地区别开来。就心理学而言，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主要的。”[3]（p.137）
第二，心生混淆。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意味着心理学只能研究人的生物性水平的心理活动，从而排除了人的意识、精神等高级心理过程，把心理学和生理学混淆不分，在这一点上，行为主义最为明显。“心生混淆是近代心理学最突出的一个明显特征，这个特征不仅表现在一部分心理学者上，几乎普遍表现在绝大部分的心理学者身上。 ”[ 3] （p.238）
第三，对人类心理活动的肢解。西方心理学长期受机械主义的人性论所支配，常常把人的完整的心理现象分割为互不相干的碎片。这样，每个心理学家都沉溺于一个狭小的领域，得到一些破碎的心理现象的“客观”数据，人的生动的心理活动成为死的标本。
第四，信奉唯方法论。由于混淆了生理学的对象与心理学的对象的本质区别，于是认为只要采用了自然科学的方法如生理学的实验方法模型，就能保证心理学走上科学的轨道。传统心理学所用的实验室方法常常是把问题抽象化了再进行形而上学的分析研究，“所观察到的人的心理活动往往不是活生生的，而是干巴巴的，僵化了的，歪曲了的，甚至是伪装出来的。”[1]（p.58）
心理学——一门以了解人性、促进人性发展为宗旨的学科——由于被错误的人性论支配，导致了自身的分裂危机，同时也加剧了对人性的误读。心理学要解决自己的学科危机，就必须纠正源自西方文化的错误人性论。但是，心理学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根子不在心理学内部，而是在其母体文化中。因此，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潘菽就颇有预见地指出：“就世界心理学的发展情况看，世界心理学显然已走到要‘拐弯’的时候。”[3]（p.213）即必须向其他文化主要是东方文化吸取精华，以改变自己的“贫血”状态。
三、中国文化的人性解读
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形成了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人性观念，其中与科学心理学有关的主要是“天人合一”及与之相联系的“人贵论”、“性两元论”和“习与性成论”。西方心理学可以通过“嫁接”中国古代的这些光辉思想，纠正其人性论的误区，从而根除心理学长期以来主干衰弱的痼疾，促进心理学的科学化，这也是我们大力提倡“心理学的中国化”的最终目的所在。
（一）天人合一与人贵论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对于人与外在世界关系的理解，同时包含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认识，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所有万物和谐协作，都是构成宇宙和有机体的统一体的组成部分，它们所服从的正是其自然界的内在指令。”[4]（p.81 ）在中国人心目中并不存在一个类似于西方思想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说自然概念。在古汉语中“自然”是指“事物本来的样子”，而非与人相对峙的“对方”，人就是整个世界有机体中的一部分。天人合一的含义是认为人与自然、人性与自然性是有机统一的，遵循着同样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社会的伦理规范。“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传·文言》）
天人合一的观念作为中华民族绵延不弃的人生信念，蕴涵着珍贵的生命信息与生存经验。其对于现代心理学的启迪是：第一，人性与自然性是一个东西；第二，两者不是统一于自然性或生物性中，而是生物性向精神性的发展，即统一在“道德性”上，统一在人的精神性上。现代心理学应该吸收天人合一思想的合理内核，从人性发展的立场对待人的生物性，研究人的精神性内容，促进人的精神发展。
人贵论是与天人合一观念相联系的一个重要见解。天人合一解释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探讨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规律。人贵论则是论述万物之中人最尊贵的思想，它是建立现代心理学的基本出发点。西方心理学长期坚持人兽不分的行为主义研究路线，以动物的条件反射取代人的心理，造成现代心理学背离人性的发展。中国古代思想家则与此不同，自从《尚书》提出“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之后，绵延数千年，大多数思想家都认同“天地之间人为贵”的观念。认识到人优于动物之处，把人放在恰当的地位考察，是促进心理学的科学化的关键所在。
（二）性两元论
西方心理学由于受西方哲学二元论思想的影响，对于人性的结构或内容常持形而上学的观点。即或者重视人的生物性，忽视人的精神性，如大多数实验心理学家以及古典精神分析学派等等；或者重视人的精神性，忽视人的生物性，如新精神分析学派以及人本主义心理学派等等。中国古代思想则相反，对人性的结构及其关系持一种较为辩证的观点。
孟子言“性善”，强调的是人具有与动物相区别的德性，并不否认人有兽性。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孟子·离娄》），又说“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说明同于禽兽的不是人性，人性乃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荀子讲“性恶”，并不否认人有善性，他反对的是认为人的“善性”源于天性的观点。他认为“天性”就是“天之就”《荀子·性恶》、“生之所已然”（《荀子·正名》）、“不事而自然”（《荀子·正名》）。而那些生而未完成须待“习成”者，如孟子的“善端”，都不是“性”而是“伪”。因此，孟子与荀子的人性论虽然各持一端，但不矛盾。借用孔子的思想看，是“叩了两端”，没有“取中”。虽然未能将人性统一，但已经提出了人性的基本内容。
人性统一的理论到北宋时才出现，那时流行一种“性两元论”。张载以为人性有二，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天地之性即宇宙全体之性，即气之本性；气质之性则是一物有形之后由其特殊形体而有之性。人禀宇宙全体之性以为其本然之性；更因其特殊形体而有气质之性。天地之性纯善，气质之性则有善有不善。他说：“性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张载：《正蒙·成明》）气质虽有恶，可以依修养而变化。张载认为人生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变化气质，故他说：“为学大益，在自能变化气质，不尔卒无所发明，不得见圣人之奥，故学者先须变化气质。”（张载：《理窟·气质》）张载的不足在于，他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虽然合于一人，但彼此还是分开的。
这个问题在朱熹那里得到了解决。朱熹认为，天地之性在人之外是独立的，在人身上则与人的气质一起构成人的气质之性，两者即为一性，不可分离。也就是说，人性即为气质之性，气质之性由“理”与“气”构成。朱熹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而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才有天命，便有气质。不能相离。若阙一，便生物不得。”（《朱子·语类·四》）又说：“气质之性，只是此性坠在气质之中，故随气质而自为一性。”（《朱熹文集·答徐子融》）
在此基础上，宋代思想家提出了一对非常重要的心理学概念：“理”与“欲”。“理”表示自然、社会、个人的存在及其规律，反映在人的意识中即为人的“理念”；“欲”表示人的生理的需要，反映在人的意识中即为人的“欲望”。在人的心理活动中，前者表现为人的认识过程，后者表现为人的意向过程。我国古代思想家关于理与欲的思考自先秦时期即有，到了宋代才比较成熟。“理念”与“欲望”的内容及其关系的展开，构成了人的心理活动的基本内容与规律，因而也就构成心理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西方心理学通过合理借鉴中国古代“性两元论”的思想，就能克服其在人性结构中的形而上学倾向。
归纳以上要点如下：第一，人性不是单一的，包括既联系又对立的两方面内容，即“理”与“欲”，反映在人的心理活动中即为“认识”与“意向”；第二，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具体地说，通过“理”与“欲”的运动过程，也就是通过“变化气质”，人性可以从“气质之性”变化到“天地之性”，即提高人的心理活动的水平，不断认识人自身以及宇宙万物之中的规律。如果以“欲”与“理”的辩证内涵来补充西方心理学的人性观，那么，中国古代的性两元论不是很有科学意义吗？传统心理学对人性的形而上学解释可以休矣。
（三）习与性成论
中国古代有不少思想家持“生之谓性”的人性观点，认为人性是天生的，人性就是本性，这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观点，“和科学的心理学关系不大”。[1]（p.403）但是，中国古代还有一种几近失传的思想——“习与性成”说：“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也。”（《尚书引义·太甲二》）就是说，当一种“习”形成时，一种“性”也就和它一起形成了，并没有什么不可改变的本性。如果把生性理解为“生成”而非“天生”，那么生性与习性就没有矛盾了。人性的本质主要体现为“习性”而非“生性”，人的生性是习性发展的基础，习性则是人所特有的心理活动的实质。
习与性成观对于解决现代心理学中的理论问题很有启发。如遗传与环境的关系曾长期困扰心理学的发展，从习与性成的观点来看，这其实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人性无论是习性还是生性都是发展而成，从生性到习性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换句话说，在遗传中也有环境，在环境中也有遗传，遗传与环境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共同组成心理活动的连续不断的运动过程。西方心理学长期将生性与习性对立，要么将生性绝对化，要么将习性绝对化，使得西方心理学没有稳定而正确的基本原理，严重影响着心理学的发展。习与性成的思想可以帮助西方心理学解决这个问题。潘菽指出：“这个论断具有非常重要的心理学意义和科学意义，特别对于人的心理的发展以及人性的了解具有关键性重要意义。我国所要建立的心理学应该把‘习与性成’作为一个主要的原理。”[3]（p.662）
总之，传统心理学必须从单一的西方文化背景中摆脱出来，主动吸取东方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营养，在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浇灌下，锻造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心理学即真正科学的心理学，使人性结束欲望与精神的分裂与对立状态，并在欲望与精神的和谐统一状态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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