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获益、相对获益与美国对华安全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自1972年两国关系解冻以来，中美关系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常常受到严重的冲击。美国对华安全政策常常侵害中国的利益，而中国也被迫对此进行反应，由此形成一些并不符合双方利益的负面互动。中美关系常常在负面互动与修补关系之间摇摆。近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美国一些人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怀疑，要求围堵中国的声音增大。美国对华政策，尤其是对华安全政策中负面因素有增大的迹象。如何理解中美关系的负面互动，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美两国负面互动的性质属于安全困境问题。（注：时殷弘：《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与中国可有的和应有的对策》，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卷，2000年第3期，第12～16页。）安全困境的来源是双方对对方的意图不明确。也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冲突源于对对方意图的不了解。与此相反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中美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两国冲突的根源。（注：周柏林：《关于新世纪中美关系的战略性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5期，第40～43页。）居中的观点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是遏制还是合作取决于美国对中国共同利益的认定。扩大共同利益是改善两国关系的有效途径。（注：孙建社：《对布什上台后中美关系的认识》，载《国际论坛》，2002年第1期，第25～31页。）
上述三种观点似乎都不能完全概括美国对华安全政策决策动机的全貌以及演变。如果安全困境是双方冲突的来源，那么，通过增进相互了解应该能减少冲突。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近些年随着中美相互了解的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安全政策更趋向于对抗。这说明，美国决策者并不完全是因为缺乏对中国的了解而采取强硬对华政策。中美关系似乎也不能一般地用结构性矛盾来看待。如果美国简单地把中国作为敌人来看待，那么美国政府推动对华贸易似乎就是“资敌”行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倾向也不能简单地根据共同利益的大小来决定。在经济领域，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方面，美国政府积极推动对华贸易合作。例如，美国政府推动国会同意实现与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这的确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政策。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又阻挠一些美国对华出口项目，例如，限制对华高技术出口，造成美国经济利益的损失。前者是双方获益，而后者是双方受损。这种导致双方利益受损的决策依据是什么呢？
下面的分析表明，在美国对华政策的酝酿过程中，决策者不仅要计算美国的获益，也要计算中国的获益。这两种获益关切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最终决策都会有影响。下面对它们的影响进行具体的分析。
二 绝对获益与相对获益
在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中，“理性”决策者的首要关切是国家的获益，他们总是希望一个政策能够给自己的国家带来最大的获益，或者说，追求获益最大化。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应，形成互动，不仅获益结果会发生变化，国家决策者追求获益最大化的目标也会发生变化。在有些情况下，国家决策者只关心自己国家的获益；在有些情况下，国家决策者要求本国获益能够更多地超出其他国家的获益。一个国家获益超出其他国家获益的部分称作相对获益；为了区分起见，一个国家的获益本身也被称作绝对获益。要求绝对获益最大化和要求相对获益最大化对一个国家外交政策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差别可以改变两个国家关系的实质：对抗还是合作。
如果决策者关心的是绝对获益，两个国家实现合作要相对容易一些。以安全困境（囚徒困境）为例，该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博弈问题，它的解如下：如果博弈能够长期进行、决策者充分了解博弈的后果而且充分关心以后的获益，那么博弈双方有可能走出困境，实现合作。实现合作的途径是博弈双方采取冷酷报复战略：一旦一方采取对抗策略，另一方立刻采取对抗策略进行报复。顾虑到采取对抗带来的长期获益损失，博弈双方就有可能选择合作。（注：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216页。）如果双方决策者都要求相对获益最大化，双方的关系就变成了一个零和博弈，无法实现合作。
国家行为之间具有负面影响是常见现象。例如，一个国家为了增强自身安全而发展军备，这可能会使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下降。但是，只要这种增加和下降不是完全相等的，而且相关国家都只关心自己的获益（绝对获益），那么，它们就有可能在博弈中寻求合作。但是，如果以相对获益为目标，那么国家间关系就变成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一个决策即使不能给自己带来现实的收益，只要能够削弱其他国家，有时候决策者也是觉得值得的。这样，就使得国家间的对抗难以避免。
一个国家为什么要以相对获益为目标呢？或者说，一个国家为什么宁可损失自己的利益也要削弱其他国家呢？以下的两轮博弈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其中的原因。为简化起见，假定乙方只有惟一一个策略，因此，在整个问题中只需要考察甲方的策略。博弈的总目标是绝对获益。第一轮博弈的收益矩阵见表1。如果将绝对获益作为目标，甲方的最优策略应该是合作，此时双方获益分别为(7.6)。
表1 第一轮博弈的绝对获益
第二轮博弈中，博弈双方的绝对获益值依赖于第一轮博弈结果。表2中的X和Y分别是甲方和乙方在第一轮博弈中的绝对获益。很显然，对于甲方来说，其最优策略仍然是合作。将上一轮的博弈结果代入，得到这时双方的绝对收益为：(8,5)。
表2 第二轮博弈的绝对获益
可是，如果将两轮博弈组合起来，得到一个新的总博弈矩阵如表3。从表中可以看出，甲方的最优策略是“先对抗、再合作”。
表3 两轮博弈的组合
上述结果表明，在这个问题中，表1按照绝对获益最大化得到的最优策略并不是总的最优策略。如果在第一轮博弈中，甲方不按照绝对获益最大化来选择策略，而是按照相对获益最大化来选择策略，那么甲方应该选择对抗。因为对抗给甲方带来的相对获益是4(5-1)，而合作带来的相对获益是1(7-6)。将这个结果代入表2，最后得到的最优策略组合与表3是一致的。出现这样的结果，原因在于，每一方第一轮博弈的获益在第二轮博弈中成为削弱对方的手段。如果在第一轮博弈中能够充分地削弱对方，减小对方的获益，那么，在第二轮博弈中，就可能让自己获得更大收益。这就是博弈参与者关心相对获益的原因。如果博弈只有一轮，或者，第一轮博弈的获益对第二轮博弈没有影响，那么，博弈参与者就没有必要关心相对获益。
在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到底应该追求绝对获益最大化还是相对获益最大化，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与经济领域相比，一个国家在安全领域的获益更有可能在今后用来威胁其他国家，因此，在安全领域追求相对获益比经济领域更多一些。现实主义者往往关注国家通过实力积累以形成相互伤害的能力，因此，现实主义者更重视相对获益。自由主义者也不排斥相对获益，只不过他们更关注绝对获益一些。（注：［美］大卫·A.鲍德温主编，肖欢容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希望在当前的博弈中削弱对方，以便在以后的博弈中占据有利位置；或者担心对方在当前积蓄能力，在以后的博弈中利用这种能力伤害自己。这是人们追求相对获益的根本原因。如前所述，如果当前的获益不能成为今后削弱对方的手段，那么，人们就会更重视绝对获益，而不会关心其他国家的获益。除了极端的现实主义者和极端的和平主义者之外，大量的持中间立场的人会根据问题来选择对绝对获益和相对获益的偏好，选择的前提是，其他国家的获益是否转化为今后伤害自己国家的能力。
三 美国对华安全政策中日益增长的相对获益关切
当中国实力明显低于美国之外的其他大国的时候，美国主要关心其对其他大国的相对获益，并不十分关心其对中国的相对获益。例如，冷战期间，美国主要担心苏联及华约集团的总体军事实力。即使在冷战结束之后一段时间，在核武器领域，美国也不关心其相对中国的获益。例如，冷战结束前后，美苏（俄）的双边核裁军条约（如《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等）事实上有限地增加了中国的相对获益。
由于俄罗斯军事实力已经明显削弱，美国现在已经不再那么担心俄罗斯的军事实力挑战。俄罗斯核武器老化带来的自然核裁军也使美国不再十分关注在核领域对俄罗斯的相对获益。例如，美国退出《反导条约》，由此引起俄罗斯退出《进一步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其后果是，美国可以部署全国导弹防御系统，而俄罗斯可以恢复部署陆基洲际导弹上的分导式多弹头。从技术成熟程度和部署数量上来看，美国部署全国导弹防御系统对俄罗斯的潜在伤害明显不如俄罗斯部署多弹头对美国的潜在伤害，但是美国却积极推动这样的负面安全互动。这表明，美国不再在核领域追求对俄罗斯的相对获益。
在过去20年中，中国总体经济实力持续稳定上升，陆续超过一些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目前仍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其势头已经引起美国国内普遍的关注。中国经济实力增长为国防实力的增长提供了基础。因此，在安全问题上，美国已经变得非常关心其对中国的相对获益。
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是美国追求对中国相对获益的一个典型案例。尽管美国的限制政策妨碍了美国对华出口，不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但是，这些高技术产品也会给中国带来获益。如果只是追求绝对获益，美国应该放松限制对华军事销售。如果为了追求对中国的相对获益，美国就可能宁愿加紧限制。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的限制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将中国与前苏联等国家一起作为高技术出口控制的对象。进入8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一度放宽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控制，甚至主持一些对华军事技术出口。1983年9月美国当时的国防部长温伯格访问中国之后，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增多，美国向中国出售了一些先进军事技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价值5亿美元的航空电子系统，用于改进中国J-8-2战斗机的火控系统。这些军事技术合作在1989年中断。以后，尽管两国总体关系几度好转，两国军事交往也大体恢复。但是，两国军事交往中再也没有包括向中国出售先进军事技术。（注：Kenneth W.Allen and Eric A.McVadon,"China's Foreign Military Relations,"A report by the Henry L.Stimson Center,Report # 32,October,1999.p.72.）甚至，一些不具有军事技术意义的对华销售也受到阻碍。例如，美国生产的卫星利用中国火箭进行发射服务就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来自美国的阻碍。其中重要的理由是，一些美国人担心中国在发射服务过程中提高了自己的军事技术。（注：Henry Sokolski,"Selling China the Rope……Clinton Didn't Start It,But He Sure Made It Worse,"The Weekly Standard,June 1,1998.http://www.wizard.net/npec/papers/china-rope.htm.）美国政府从80年代有限度地主持对华军事销售到90年代后期越来越加紧限制对华军事销售，反映了美国决策者越来越关心安全领域对中国的相对获益。
美国发展外空作战能力是其追求对中国相对获益的另一个案例。美国在外空武器化方面有两个选择：第一，积极推进外空武器化，为太空战做准备。第二，防止外空武器化，避免太空战。从美国对这两种选择的偏好可以看出美国是重视相对获益还是绝对获益。美国现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承认，美国的安全以及日常生活极度依赖外空中的卫星，（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Secretary Rumsfeld Outlines Space Initiatives,"News Transcript,Tuesday,May 8,2001-1:58 p.m.EDT.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May2001/t05082001-t0508spa.html.）外空战将严重损害美国的安全和日常生活。从绝对获益的角度来看，美国应该避免外空战，以维护其在外空中的巨大既得利益。中国多次提出就禁止外空武器进行谈判，这种符合美国利益的倡议一直遭到美国的拒绝。（注：Jenni Rissanen,"CD Concludes First Part of 2001 Session Empty-Handed,"Disarmament Diplomacy,internet version.http://www.acronym.org.uk/dd/dd55/55genev.htm.）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还没有正式启动外空作战的发展计划，相关的研究活动还处于比较低的层次。这表明美国当时还在重视绝对获益与相对获益之间徘徊。而到了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开始正式走向外空武器化。2001年5月8日，拉姆斯菲尔德宣布《外空管理与组织倡议》，指定军方就快速的和持续的、进攻性的和防御性的外空运作进行组织、训练和装备。（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Secretary Rumsfeld Announces Major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Initiative",News Release,No.201-01,May 8,2001.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May2001/b05082001-bt201-01.html.）美国宁愿将其外空中的巨大利益置于作战的风险之中，却不愿意防止这种风险，其原因何在呢？早前，以拉姆斯菲尔德为首的一个评估小组提出了一份美国外空管理与组织的报告。报告认为，为了国家安全目标，美国必须保持在外空技术上的领先。（注：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to Assess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January 11,2001.p.39,p.68,p.69.）类似的陈述在报告中多处出现。也就是说，报告强调的是美国对其他国家能力的超出，也就是相对获益。在报告中关于美国“外空能力易损性评估”部分，中国是惟一提到的威胁。（注：ibid.p.23.）由此可见，美国的太空战是以中国为假想敌之一的。美国拒绝中国提出的就禁止外空武器化进行谈判的倡议，执意发展外空作战能力，对中美双方利益都有损害。这明显是相对获益的追求在推动美国的决策者。
前面分析过，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美俄双边核裁军使得中国得到有限的相对获益。从9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新的核裁军政策已经不再使得中国获得相对利益了。其中的原因在于，在美俄双边核裁军中，美国在裁减核武器总数以及裁减瞄准俄罗斯的核武器数目的同时，却在重新瞄准或者增加瞄准中国的核武器数量。（注：Bruce Blair,"START III,Nuclear War Plans and the Cold War Mindset,"http://www.cdi.org/dm/2000/issue5/Start.html.）
上述事例表明，从80年代到现在，美国在对华安全政策中越来越重视其相对获益。也就是说，美国的决策者越来越追求美国对中国在安全能力上的差距。美国在对华安全政策决策中的获益关切的演变与中国总体实力的增长是同步的。
四 影响美国获益关切的中国因素
追求相对获益最大化就是要拉大本国获益与其他国家获益的差距。可是，现实中可供选择的方案未必能够同时拉大与所有其他国家获益的差跑。因此，在考虑相对获益问题的时候，人们关心的往往是实力最强大的或者是上升势头最猛的某个国家。美国在这一点上表现很明显。如果一个国家实力超群，即使这个国家是美国的盟国，美国人也会普遍地追求对这个国家的相对获益，而不会乐于接受共同受益的关系。例如，日本在80年代的经济增长就引起美国人普遍的恐惧，除经济学家之外的多数人都追求对日本在经济领域的相对获益，而不愿意与日本共享高速经济发展。（注：迈克尔·马斯坦丹诺：《相对获益重要吗？——美国对日本经济政策的反应》，载［美］大卫·A.鲍德温主编，肖欢容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在90年代中国实力迅速增长之后，美国人也开始关注对中国的相对获益。这一点得到了在美国进行的最新统计资料的证实。（注：David L.Rousseau,"Motivations for Choice:The Salience of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Forthcoming,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June 2002.http://www.ssc.upenn.edu/～rousseau/absrel7.PDF.）
也就是说，美国关注对中国的相对获益是中国经济以及整体实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点不能通过增进相互了解来改变。美国人越看清楚中国综合实力的发展就越会介意中国的获益，因而也越会追求对中国的相对获益。双方拥有共同利益也不能阻止美国对中国采取对抗政策。原因在于，美国可能选择不符合共同利益但是有利于美国相对获益的策略。美国人越关注对中国的相对获益，美国对华政策也就越倾向于对抗。
但是，这并不是说美国一定会采取围堵中国的安全政策，也不表明中美关系一定会走向对抗。前面论述过，人们追求相对获益的根源在于，人们相信当前的一些绝对获益会在今后用于相互伤害。如果当前的绝对获益不在未来用于相互伤害，那么人们也不会十分计较相对获益。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人普遍相信，中国总体实力的增长不会在未来伤害美国利益，那么美国人就不大追求对中国的相对获益，美国也就难以采取围堵中国的安全政策。例如，中国经济增长的一部分用于社会福利，美国人是没理由对中国的这一部分经济增长施用相对获益关切的。
上述分析也为我们考虑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思路：改进中美关系的重点在于影响美国的获益关切，向美国人表明中国目前的获益不会在将来伤害美国的利益；重点不在于强调中美之间现有的共同利益，因为美国完全有可能为了追求相对获益而损害现有的共同利益。在这个思路上，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我们的一些外交口号。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样的口号可能会被美国人误认为中国要利用其实力，改变今后世界的游戏规则，以挑战美国的利益；“多极化”这样的口号会被美国人误认为中国今后要挑战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作用，并根据中国新增长的实力重新划分世界霸权。这都有可能强化美国人对相对获益的关切，并进而采取更加对抗的对华政策。在对待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上，中国应该强调的是学习以及运用现有的秩序，这也是符合中国目前的具体实践的，例如，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并遵守和利用其规则维护我国利益。如果我们采取的行动以及提出的口号使得美国人普遍相信，中国在进一步强大之后不会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人对中国的相对获益关切就会下降，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对抗成分也会下降。
上述讨论表明，从中国角度来说，改善中美关系的重点不是强调现实的共同利益，而是强调中国长远的善意。
中美安全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是台湾问题。处理台湾问题也需要考虑如何影响美国的获益关切。一方面，美国人应该认识到，“台独”引起的战争后果对美国来说是严重的；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强调，台湾回归只是中国有限的目标。我们还应强调，台湾回归后仍要尊重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就像香港回归前中国强调要尊重英国在香港的利益一样。这些方法有可能使得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人不那么追求相对获益，因此，美国也有可能采取与中国更为合作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