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丽红[1]1999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企业家队伍建设的若干问题》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即将进入企业家时代!这是全国上下乃至世界的一个共识。从中国高层领导者、经济学者、管理学者到企业界,都已意识到了职业化的企业家对企业振兴,进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将起到的重要作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2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形成。体制改革的重点——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关键时刻,同时,民营企业开始大规模地进行二次创业。所有的一切,都使企业的掌舵人——企业家的作用开始凸现。朱镕基总理多次强调,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一定要重视领导班子建设,只有选出懂经营、会管理的班子,苦练内功,励精图志,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然而,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国企改革越深入,困难越大,外国学者“中国没有企业家”的论调言犹在耳,中国的企业家队伍建设仍只停留在表面。一方面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压力及中国改革的压力迫使企业家浮出水面;另一方面是传统体制及环境使企业家队伍千呼万唤不出来。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构思产生,力求探讨中国企业家队伍建设的真正障碍。本文直接而深刻地揭示出中国尚未形成真正的职业化企业家队伍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的缺陷。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是现代企业家产生的基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未完善,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使职业化企业家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壤。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职业经理人——企业家出现的前提,否则,就只有所有者和执行者,而没有企业家。企业家是一个独立的利益阶层,是具有完整市场体系的市场经济的产物,只有生存于两权分离、责权利明确的现代企业制度下。<WP=3>同时,本文指出中国企业经营者水平难以提高,难以成为真正企业家的内部障碍是其陈旧的、传统的、属于创业初期的管理思维方式。本论文借鉴西方的企业家理论及西方企业家阶层的成功经验,从我国现阶段企业经营者成长的实际出发,以探寻我国建设企业家队伍的条件为目的,把分析我国企业经营者成长的障碍作为线索,阐明我国的企业家队伍形成的必要性和形成的内外条件(内部条件:经营管理者自身素质提高;外部条件: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并提出了一些改变现状的具体思路和建议。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企业家理论综述。 这一部分简要介绍了西方主要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对企业家的相关论述,以及现代社会对企业家在责权利及自身素质上的新要求。从而揭示出企业家的性质,即企业家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产物,是有着独立利益的职业阶层,是企业经营决策和管理的专家,能使企业获得巨大成功。第二部分:中国企业家的产生。 该部分跟随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三个阶段,回顾了企业家在中国产生的过程。其中,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产生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企业家的初始形态——承包人到发展阶段——经理人,最后发展的企业家的最高形式——职业经理阶层(企业家);民营企业的企业家产生也要经历业主型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两个阶段。中国企业家的发展过程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的,有极强的特殊性,但从特殊中仍可看出:在社会主义中国,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依然是职业企业家阶层生存的两个前提条件。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家在中国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企业家队伍的建设,不但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要环节,也是国家强大和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企业家群体在现代企业中占领着不可替代的位置。第三部分:企业家经营障碍分析。 这部分为本论文的重点。<WP=4>先论述了企业改革使企业经营者在各方面有了长足进步,包括企业经营者自身素质的提高,以及经营自主权的落实和民营企业规模的发展。然后,重点指出中国还没有形成企业家职业化,更没有形成一支庞大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队伍。从外部的国家宏观环境到企业家自身素质,详细分析了企业家职业化的真正障碍:外部环境方面:国有企业的突出问题是计划经济烙印深刻,现代企业制度尚未真正建立。具体表现在政府职能没有根本转变,产权制度改革不完善,所有权和经营权没有分离,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合理。由此造成企业经营者责权不明确,缺乏阶层的形成条件。同时,对企业经营者既激励不够,又监督不利,其独立的利益没有体现。民营企业最突出的问题是产权单一化及由此形成的家族式管理,使所有权与经营权不能分离,阻碍了民营企业经营者向职业化企业家迈进的步伐。内部素质障碍:突出的问题是管理水平低下,难以跟进经营现代企业所需要的现代管理思想。管理思维和方式的落后,不但使企业难以成长,也使企业经营者自身素质难以提高,阻碍自身向职业化经理阶层发展。第四部分:培育真正的企业家队伍。 这也是本文的重点部分。针对中国企业家队伍形成的障碍,笔者亦从内外两方面出发,探讨了一些改进思路:外部环境:包括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产权市场和企业家市场(经理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宏观政策的调整以及社会条件的创造。内部机制:包括激励机制、监督和约束机制、考核与评价机制以及教育培训
王卫东[2]2007年在《陕西省国有企业企业家队伍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客观上对企业经营者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地处西部的陕西而言,企业家资源的严重缺乏是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新时期陕西省要实现建设经济强省的目标,迫切需要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国有企业目前在陕西省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但效益普遍不佳,因此,陕西省尤其需要建设一支高素质和数量可观的国有企业企业家队伍。 本文研究目的在于为陕西省国有企业企业家队伍建设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企业家的内涵、企业家的素质和能力、以及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特征和属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以此作为指导本文研究的理论依据。进一步通过二手资料整理、文献查阅、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对陕西省国有企业企业家队伍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发现陕西省在国有企业企业家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经营者选择机制不合理、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以及社会环境不利于企业家健康成长、对企业家的培训不能满足形势需要等问题,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扼要分析。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陕西省企业家队伍建设,必须走市场化和职业化道路,必须建立起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健全的企业家约束机制,同时,要创建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和重视企业家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就如何推进企业家的市场化和职业化,本文指出必须要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培育企业家人才市场以及建立以平等竞争为核心的市场化经营者选择机制;就建立和完善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方面,本文指出要逐步建立市场化的企业家薪酬机制,要重视并加强对企业家的精神激励,同时,要建立和完善企业产权、企业家人才市场、企业内部等约束机制;最后,就社会环境的创建和企业家素质的培养和提高方面,本文提出要对社会的各个环境进行改良,形成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社会氛围,要通过建立企业家培训体系和采用多种手段加强对企业家队伍的培训。并且,就企业家市场的构建、相关制度的建立、市场化薪酬机制的实行等核心问题,本文还相应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措施和建议。
杨爱民[3]2002年在《制度变迁对我国企业家形成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建设中国的市场经济需要一支宏大的企业家队伍.企业家是企业的脊梁,企业的兴衰成败与之息息相关。中国需要企业家,中国的繁荣与富强需要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 国有企业在我国的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的企业家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产生的,企业家作为主动变革的利益主体,通过博弈争得了自己的发展空间,但是转轨时期的改革,制度的安排往往带有滞后性,企业家制度支撑体系的不健全甚至错位,造成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成长起来的一些企业家纷纷“落马”。因此,建立有效的企业家制度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成败。 本文在这样的社会实践和理论背景下,就我国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用博弈的观点来阐述制度环境对我国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在研究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阶段的基础上,提出现阶段解决企业家稀缺的途径是:政策面上进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操作面上明确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根据国有企业目标,科学分类,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家制度。 本文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尝试为我国建立高素质企业家队伍,提供制度创新的理论依据,并使之具有实际运用的参考价值。
韦扬[4]2016年在《扬州市政府在企业家建设中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大幅度转移,扬州市企业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能否进一步发展壮大,企业家建设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企业家是我市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企业家建设,培养造就一大批优秀企业家与高素质的管理者,是新时期扬州市人才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推动全市工业经济跨越发展的最现实需要、最紧迫任务。本文从扬州市实际出发,研究探索政府在企业家建设上的作用,对于扬州市努力推动企业发展,加强经济发展具有现实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本论文基于企业家理论及定义,以及其能力素质和成长环境等影响企业家建设的相关问题的研究基础上,进行背景分析,在充分吸收之前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规范分析结合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小样本问卷调查,对大样本扬州市企业家建设得出结论,并进行深入和系统的分析,找出问题,提出对策。本论文试图解决如下几个问题:(1)企业家内涵的界定及其素质能力和成长环境的界定和问题;(2)扬州市政府在推进企业家建设中的现状及存在问题;(3)其他国家、地区的借鉴经验;(4)扬州市政府在企业家建设中的对策研究。本文以扬州市企业家近年来的发展现状为例,着重分析地方政府出台的培育措施,以及起到的效果,探讨扬州市政府在企业家建设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和应起的作用,并从宏观方面和微观机制提出了加快扬州市企业家队伍建设的具体对策。
陈蔓生[5]1997年在《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模式与战略进程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文中指出当前整个中国经济社会正面临两大深刻的转变: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本质上来看,这两大转变的微观主体都应该是国有企业,国企改革同中国经济转型休戚相关。一方面,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塑造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因而国有企业改革成败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全面确立的直接决定因素;另一方面,搞活国有企业,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率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核心的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一直是经济理论界研究的焦点,学者们分别采用西方产权理论、企业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乃至采用自然科学中的耗散结构理论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这一迫切的难题,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本篇博士论文是在查阅了大量西方经济理论资料及国内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用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前沿来研究国有企业制度创新问题。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上来看,国有企业改革调整了其相关利益主体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关系,重新规范了企业内部要素参与者之间的权力地位与利益关系,完全可以看作是企业制度的创新。 本篇论文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明线,即把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作为一项战略进程来研究,根据战略管理的分析、规划、执行与控制四大环节来展开论述,设置与安排各章节的逻辑顺序也是围绕这条明线来进行的;另一条是暗线,即本文初始首先提出制度创新路径的基本环节的理论模型,各章论述时无形地围绕这一理论模型来展开,以求实现用制度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目的。论文前有导言,后有结束语,中间有十章内容,可分为五大部分,本文的基本框架如下: (一)第一部分由导言与第一章组成,属于本文的总纲及理论基础部分,是全文的开题报告与研究思路的出发点。 第一章前的导言部分,主要论述了笔者选取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作为博士论文题目的意义,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理论基础、研究的注意点、论文基本框架及基本结论等。 第一章主要论述制度的基本含义、有关制度创新的基本概念、制度供求的影响因素、制度创新的路径、模式及不同模式选择的依据等,对全文从一个一般性的理论角度进行了分析概括,是下面各部分展开分析的依据。 (二)第二、三章构成本文的第二部分,属于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战略分析环节,是企业改革目标模式提出及改革路径确定的基本立足点。 第二章主要研究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历史沿革、现状特点、国企改革的外部环境与条件的一般情况、环境发展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机遇、威胁等。 第三章论述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供给、需求两方面内容,提出了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主动力与被动(?)力因素,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需求强度、国企制度创新的阻力与难点、影响国有企业改革模式的供给因素、改革时滞与改革特点,当前改革的加速度以及为何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战略进程等进行系统(?)论述。 (三)论文第三部分属于制度创新的战略规划篇,由第四章与第五章构成,属于论文的重点核心内容,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四章将提出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总体目标模式及其分类,通过同国外企业制度模式进行系统比较,指出实行该模式的原因,并将深入分析该模式实施的关键点,选择该模式中各种不同类型的依据,该模式实施的路径、过渡环节等内容。 第五章将围绕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政策导向,论述目前重组国有资产思路的弊端(?)企业集团公司化改革的战略进程,中小企业改革的各种模式的比较与选择依据等。本章侧重于对重组国有资产的基本思路的思考。 (四)国有企业制度创新战略实施与执行环节由第六、七、八共三章构成,属于论文
王雪[6]2004年在《中国企业家成长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企业家是生产经营过程中诸多要素的核心,是市场经济的主角。企业家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市场经济发达程度的主要指标。今天,在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发展完善,人力资本走向经济生活前台,创新行为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日益显著,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企业家对企业经营发展的关键作用,认识到社会财富的增值离不开企业家阶层,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我国已加入WTO,经济的发展将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中,当今我国经济的发展,有赖于中国企业家的崛起。企业家做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是十分稀缺的,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稀缺程度更高。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一项跨世纪的重大系统工程,企业家队伍的成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本文以中国加入WTO的特定时代为背景、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企业家成长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为什么缺乏企业家,企业家成长的历史条件又是什么,进而结合国有企业改革,重点研究企业家成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制度支撑体系,并提出相应的发展政策与措施。本文采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创新与求实相结合、个案调查与问卷调查相结合、比较与分析相结合等方法,系统论证企业家成长的制度环境。论文由八章组成。第一章 绪论,主要阐述本文选题的原因和背景:国企改革的根本性突破,或曰“革命性变革”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家制度又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灵魂。建立新的企业家制度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制度最深层、最根本的变革。中国加入WTO,国家和企业都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而我国的企业家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严重短缺,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私营企业和国外企业在中国迅猛发展的同时,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未取得根本突破,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壮大国有资本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实现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成为重要的历史任务,所以本<WP=4>文以国有企业企业家的成长机制为研究对象。如何研究和把握我国国有企业企业家的特殊性质,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西方经济学研究企业家理论主要局限在企业家角色和企业家行为职能方面,没有从企业家成长的全过程研究企业家理论,更缺乏在制度变迁背景下对企业家成长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对企业家成长机制的研究,也多局限于借鉴西方的理论体系。而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的经济世界,在这里要通过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来坚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以保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为此目的来造就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就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目标,也就必须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综合视角来进行研究。就具体内容而言,在借鉴现代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经济发展理论等重要成果的同时,特别注意结合我国企业改革的基本经验,以实证的方法揭示中国企业家成长所需的特殊制度。对于企业家制度的研究,成果已不少。例如:企业家的生成与选拔制度、激励和约束制度等,而本文想从中国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企业制度变革等制度层面的建设来研究中国企业家的激励约束,从管理学、经济学两个角度,研究企业家的产生和培养、选拔、和绩效考评等中国企业家成长的制度基础中国加入WTO后,经济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从这样的时代需要出发,第二章分析了中国企业家应该担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挑战转化成机遇、振兴中国经济的伟大历史使命,以及完成这个使命,企业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并从总结分析企业家队伍建设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来说明目前企业家严重短缺原因。中国为什么缺乏大企业家?第三章从企业家精神缺位,中国企业家成长的机制和制度缺位,企业家成长的生态环境缺乏三个方面分析中国缺乏企业家特别是大企业家的原因。企业家是企业家精神的人格<WP=5>化,中国企业家短缺与流失的前提是企业家精神的流失,究其原因,机制制度是很重要的因素,但精神信仰的因素更为根本。当然经济制度缺位、文化氛围不适宜、企业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不完善也是影响我国企业家成长的重要因素。第四章:比较中西方企业家产生、成长和发展的曲折历史轨迹,试图总结企业家成长的条件和规律。认为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企业家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市场主导的微观经济基础决定企业家的产生和发展,西方文化和企业家精神催生了西方的企业家。而中国企业家成长的历史条件、制度环境、所处的社会地位等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这是中国企业家成长的特殊性。第五章:企业家的成长同国企改革一样艰难,原因大部分是相同的,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本章回顾和总结了中国企业改革的经验和不足,认为中国多年的改革对企业家的短期激励有一定效果,但还没有解决长期激励的问题,特别是对企业家的选拔也是不成功的。由是论证了平等的市场竞争制度是企业家成长的各项制度得以实施的基础。从体制的层面来研究国有资产管理的弊端是阻碍企业家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政企不分,政资不分造成企业家行为扭曲;所有权约束的无效性造成对企业家的监控失效和国有资产的流失,造成企业家缺位,并难以建成有效的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所以国有资产管理制度要创新,要实
刘志南[7]1995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企业家队伍建设》文中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呼唤社会主义企业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造就一大批企业家。《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造就企业家队伍。建设一支适应社会主义币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需要的企业家队伍,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
戴为[8]2002年在《湘潭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与企业家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介绍了现今我国关于中小企业界定的一些情况,指出了中小企业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及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结合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对湘潭国有中小企业的状况进行了说明,指出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有中小企业普遍经营状况较差,已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并分析了产生这种状况的一些主要原因。 结合湘潭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实例对企业改革的一些方法和模式进行了说明,主要有股份合作制;另立门户,反租经营;破产重组;整体拍卖;分立经营;租赁、承包几种形式。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了分析。指出现今改革的重大意义是明确了以产权变革为核心,政府在改革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现阶段的改革还存在诸多问题,如股份合作制的规范的问题,转换机制不到位,政企不分等问题,对深化改革中存在的一些困难进行了分析,主要是职工观念转变难,困难企业多,政策配套不到位等。 对下一步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深化,强调了政府要根据地区经济特点,确定以促进企业家队伍建设为战略选择,并从湘潭的经济发展战略,湘潭的现实资源条件及经济状况,深化改革的条件,发展中小企业几方面加以了说明。对于如何促进企业家队伍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主要是提供现实需求,形成企业家市场,双向选择,鼓励各种人才投身企业改革,形成恰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等。
袁凌[9]2004年在《中国企业家行为的制度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对企业家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产权、环境、制度、激励和约束等方面展开。产权论认为,我国企业改革的关键和切入点是产权明晰;环境论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完善市场环境和创造充分信息:制度论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以公司制为代表的现代企业制度;激励论认为,提高企业家行为有效性的关键是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约束论认为,企业家行为不仅需要激励,而且需要约束与监督。从20世纪末开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管理实践,人们更多地关注企业家队伍建设,而对通过制度安排,建立有效的企业家行为激励约束机制,则缺乏深入研究。本文的研究主题是从制度层面对企业家行为进行分析,探索通过制度安排来规范企业家的行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问题:(1) 从企业家的需要、动机和行为的关系出发,探讨企业家行为的特征和本质;(2) 分析企业家行为的系统结构;(3) 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企业家行为的制度环境进行分析,发现在影响企业家行为的制度体系中的最重要的制度;(4) 通过制度安排,建立企业家行为的激励约束机制,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规范企业家的行为。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通过对企业家内涵的考察,分析企业家行为的特征和本质;其次,探讨企业家行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各种理论与企业家行为的关系:再次,分析企业家行为的结构和企业家行为的制度环境;最后,在企业家行为激励约束一般研究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企业家行为激励与约束的制度安排。全文除导论外,共分为八童。1. 企业家行为的特征与本质企业家是以经营管理企业作为自己的职业使命,靠发展企业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靠贡献获得超额报酬的特殊社会群体。从古典企业到现代企业,企业家的职能分解了,形成了所有者企业家和经营者企业家。现代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身份合在一起才构成古典企业的企业家身份,“联体企业家”(Joint-entrepreneurs)由此而来。经营者作为“联体企业家”的一部分,又被称为职业企业家,以示与一般意义的企业家的区别。所以,准确地说,企业家是指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或经理人员,也就是英文文献中的高层执行官员(Executive officers),尤其是首席执行官员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企业家行为就是在特定的企业内外因素组合下,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使用过程。由于企业家所处环境的变化特征,企业家行为深受更为复杂的因素影响,形成一种多重非线性的经济现象,具有其独特的需求特征、心理特征和功能特征。因此,从本质上看,企业家行为既是一种自利行为,又是一种创新行为。 企业家行为与其选拔方式密切相关,我国选拔企业家主要有三种方式,即委任制、选举制和选聘制.从多年的运行结果看,委任制和选举制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性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委任制已给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许多不良的影响。为了挖掘社会人才的潜力,促进企业家阶层迅速成长,实行企业家选聘制是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一种选拔机制. 2.企业家行为的理论基础 企业家行为的研究具有广泛和深厚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企业契约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管理激励理论和企业家理论。 企业的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不完全契约的组合.不完全契约存在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人的有限理性;二是交易成本的存在。企业契约理论把企业看作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不完备的合约.需要制衡机制对抗潜在的权力滥用,并用激励机制使董事和高层经理们为股东出力和谋划,公司治理的功能就是安排好委托代理合约关系和配置剩余控制权。 人力资本理论(Thcory of HulnanC即i回)主要探讨人力资本的基本特征、形成过程、投资形式及投资收益等相关问题.企业家人力资本理论是企业家职业化以及经理市场形成的理论基础和行动依据,而企业家职业化以及经理市场的形成是构成现代企业有效激励和约束的条件.市场里的企业可以看成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契约.企业契约的特别之处在于事先不能完全规定各要素及其所有者的权利和义务条款,因为企业契约包括了人力资本的参与。人力资本属于个人,非激励难以调度,激励性契约是企业制度的关键. 委托代理理论是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在现代公司中的两权分离的情况下,所有者委托经营者运作企业形成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企业经营面对的不确定性,代理人既可能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违背委托人的利益来追求自身的利益,即存在道德风险和败德行为,也可能消极怠工,不全身心地投人工作,即存在偷徽行为。在完全信息和不存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委托代理双方可以签订一个完全合约,对经营环境的变化和代理人的行为一一作出规定,从而避免道德风险和败德行为,以及偷徽行为.但现实中完全信息和不存在不确定性的条件并不存在,只能签订不完全合约,由此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使得对代理人的激励和约束成为必要. 管理学中的激励理论经历了由单一金钱刺激到满足多种需要、由激励条件泛化到?
刘宗涛[10]2017年在《新常态下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有着不同类型的发展观。在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的探索中,我们党的发展理论分别经历了新民主主义发展观、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改革开放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和五大发展理念等几种类型发展观的历史演变。这些发展理论都汲取了前人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并以前人发展实践为基础,对前人发展理论进行积极扬弃,体现了我们党的发展理论在继承、改革和发展上的统一。新常态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在内外主客观条件变化下,产生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常态主要是体现从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式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从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一个过渡转化阶段。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保持中高速增长,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必须要有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针对我国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五中全会集中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作为指导中国十三五及更长时期发展的指导思想。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常态这一新的历史阶段的新发展观。五大发展理念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五大发展理念立论的基础,新常态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发展阶段理论。五大发展理念使发展的涵义更加丰富,使发展的内涵深深地打上了人的烙印,人成为发展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核心思想的复归和坚持。五大理念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牢牢扭住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等主要问题,提出了基于经济基础上的破解之法。五大发展理念简单明了,内涵丰富,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概括性,彰显了我们党的理论风格的新变化和新气象,具有了新的涵义、风格和力量。五大发展理念自成体系,形成了一个内在统一、内外呼应的有机系统。五大发展理念既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又指出问题的解决方法和发展方向。创新针对发展动力问题,创新驱动、创新型国家是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的必然途径;协调针对发展不平衡问题,强调抓薄弱环节和补齐短板,增强发展平衡性和持续性,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后劲;绿色针对人与自然矛盾问题,坚持和实现绿色发展,才能够解决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之间的矛盾,使发展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开放针对内外联动问题,开放发展是中国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基础;共享针对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共享发展必须共建共享、走共同富裕道路。五大发展理念作为一种发展理论,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共性特点,又具有鲜明的中国个性和阶段性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的具体表现。以五大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发展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一般原理:体现了人民既是发展主体又是发展目的原理;突出强调了科学技术及其创新的作用;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体现了发展的整体性平衡性思想;体现了事物发展内外因共同作用的原理等等。五大发展理念具有鲜明的有机统一性、人民至上性、现实针对性和时代趋势性。坚持和实现五大发展理念,需要有领导力量、体制机制改革、法治等方面的战略保障,具体来说就是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发展也不例外。落实好五大发展理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取决于领导干部的素养和能力。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说到底就是制度改革,改变旧制度、旧体制,破除一切不利于五大发展理念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起有利于实施五大发展理念的体制机制,才能保障五大发展理念落到实处。法治是发展的可靠保障。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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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模式与战略进程的制度经济学分析[D]. 陈蔓生. 南京大学.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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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企业家行为的制度分析[D]. 袁凌. 江西财经大学. 2004
[10]. 新常态下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研究[D]. 刘宗涛.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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