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学科未来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史论文,几个问题论文,学科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育史学科的未来，是与教育史学科百年历史和学科现实状况密切联系的， 我们必须从学科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出发，去考虑和推测学科未来发展的问题。我个人近来曾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一些思考，现把所想到的几个问题提出与大家共同商讨，以利于集思广益，为学科未来的发展，预做一些必要的思想准备。
一、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建设需要更加坚实
教育史以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为其考察研究的对象， 掌握真实而充分的教育历史资料，是开展研究工作最基本的条件，所以教育史资料（包括文献、文物、档案、图像、录音、访问记录、调查报告等等）的广泛收集和整理，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学科基础建设工程。有些研究者对此有较深刻的认识，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投身于教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编纂，或是汇编成专题性历史资料，或是汇编成断代历史资料，先后出版，公之于众，为学科的实证研究创造条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和经费，也提高了研究工作效率，他们无私的贡献不可低估，应该向他们学习。
教育史基础建设是一项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工程， 只有小部分先觉者的努力显然不够，还需要较多的志愿者参加，使这一工作系统化、全面化、持久化，有一定的组织、有一定制度来加以保证，努力为后人留下完整的真实的教育史资料。至今为止，古代、近代、现代教育史在资料搜集、整理、编纂方面都分别做了一定工作，成果颇为可观，但还不完整，与目标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现代教育史部分因条件限制，只能提供已公开文件的汇编，档案没有开放，事情具体的因果发展过程未能了解清楚，进行研究有很大局限。所以教育资料还要进一步扩展挖掘，汇编成多种专题史资料，为教育史研究建立坚实的研究基础。
教育史基础建设虽不能一时就成功完事，但必须从思想上加以重视，逐步推进， 终归会接近预期目标。相信有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建设，以后中青年从事学科课题研究，就不会像过去那样辛苦，工作效率会更高，出成果会更快，达到的水平会更高，因缺乏历史资料现在没有条件谈的问题，后人会有条件谈，现在未能有结论的事，后人会得出应有的结论。
二、要进行教育史学科的历史总结和理论建设
在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存在已有百年的历史，百年来学科设置和学科研究相互推动，有了学科设置，首先就需要教材， 进一步还要充实教材内容，这就促进了学科研究，并有了一些研究成果， 可以用于丰富和更新教材内容。由于各历史阶段行政当权者对教育史学科价值的认识和利用程度不同，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和认识深浅不同，思想控制放松之时，内容选择、分析、评论的自由度大些；思想控制收紧之时，内容选择、分析、评论的自由度就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多方因素影响下，学科发展的道路比较曲折。随着形势的变化，文教领域出现不同的潮流：如保持中华文教传统、主张思想信仰自由、提倡民主与科学、宣传阶级斗争理论、实行兴无灭资、开展文化革命等等。随着这些潮流的更替，教育史学科也大大改变面貌，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加以认真总结。
有些研究者对教育史学科的现状感到不满，认为虽然研究成果不少， 但理论水平不高，重要的原因是缺少理论指导。这一批评是很中肯的，促使人们加以反思，呼唤加强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建设。有些研究者有志于改变教育史学科的现状，并且开始行动起来，对教育史学科的有关理论问题开展逐个研究，有的已写成论文公开发表，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和共鸣。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建设，需要一个由探索、逐步加深认识、总结理论、形成体系的过程，比较可行的是两途并进：一方面是借鉴和运用现代人文社科等学科新理论来研究教育史；另一方面是认真总结教育史学科的经验与教训，研究教育史基本理论问题。两途结合的结果是形成教育史学，确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方法。教育史学既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总结，它反转过来又对教育史学科研究发展起一定的规范作用。
我们期望教育史学的创建，它将成为教育史研究者入门的必读书， 借以提高专业素养，这将有助于提高教育史学科整体的研究水平，对于评估教育史学科的研究成果亦将会有共同的标准和尺度。
三、确立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地位和扩展生存空间
在高等教育中， 教育史学科不像外语或政治理论，成为本科不分专业的公共必修课，也不像教育学成为师范专业的公共必修课，它只是师范专业之一的教育专业的基础课程，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传授教育史的基本知识，形成历史发展的教育观，养成热爱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这门课程在培养教育专业人才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
现在高等师范学校的各级领导，因专业素养不同， 对教育史学科在师资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差别，在教育改革中对教育史学科就有不一样的态度：有的采取压缩教育史学科的措施，一年的课程缩短为半年；有的把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两门课再合并为一门，为的是腾出时间用于增开引进的技术性、实用性的新课程。在全国性高师改革浪潮中，教育史作为教育专业基础课程地位不稳，往往成为改革试验的牺牲品，到了阶段检查整顿时，又要求恢复原样，待到下一轮改革时，教育史再次成为主要对象，又压又砍，造成肢体残缺不全。教育史的基础课地位动摇，生存空间因减少课时而缩小，学科的特色难于体现，学科在培养专业人才方面的作用不能发挥，这种状态实在让人担忧。
造成教育专业教育史课程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有其现实的原因， 我国对外开放之后，教育改革就倾向学欧美，向欧美看齐，唯恐学得慢，欧化美化不够，改革中注重学习实用技术，忽视人文学科，淡化民族文化，放弃中华教育精神，用实用标准衡量教育史学科，视教育史为无用，作为被改革的重要对象。
要消除高师课程改革中忽视教育史课程的作用所发生的偏差， 只有期待高师领导提高认识，端正指导思想，才有条件进行矫正。教育史研究者要自强不息，不懈地争取教育史学科在高师教育专业中确立基础课程应有的地位，并尽可能开设选修课，扩展教育史学科的生存空间，教育史学科的作用才能得到发挥，才会有光辉的前景。
四、重视教育专史的研究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重要策略
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现实，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现实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希望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以期对解决现实的教育问题有所启示。这种需求不是局限于领导层对宏观教育策略历史经验方面，而是各个阶层各种职岗的人对教育历史知识经验都有需求，但具体需求则因职岗的实际需要而不同，这种多方的要求，是多卷本教育史满足不了，也是高师教材教育史或教育简史或教育史纲要满足不了的，这一现状势必促使教育史学科更细、更专业化，分化出更多二级、三级分支学科，使各级各类学校教育都有专史，教育的各组成部分、各方面的关系、各种重要问题也都有专史。各种职岗的人希望教育史结合他们专业需要，研究和编纂出分门别类的教育专史。专史不是小项目，但也不是大型项目，从规模来说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型项目，与上下都有密切的关系。重视专史，就会带动与专史内容有关的个案研究、专题研究，这类研究成果，会丰富专史的内容，实际上这是专史的基础。专史能形成系列，又为系统的全面的教育通史进一步再提高创造了基本条件。专史的研究有较大的灵活性，联合三五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协作也可，个人自愿独立承担也可。专史由于规模不是很大，参加人员不太多，较易于调度，也可能在一定时限内见其成效。专史是由“术业有专攻”的专业研究者来参加撰写，是专家写专史，保证研究是专门又是深入，具有自己的专业特色，能经受较长时间的考验。教育史学科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研究者投入专史研究，为教育史学科整体水平提高创造条件，这有待于教育史研究者的继续努力，不断贡献。
五、对儒家教育思想需要再评价
儒家思想是数千年中华文化的主流，而百年来成为批判的主要对象， 这就影响了教育史学科对人物学派的评价。教育史存在着如何评价儒家教育思想的问题，从20世纪延续到21世纪，想回避这个问题总是回避不了，今后还得对儒家教育思想再作评价。
儒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鲁国孔丘， 儒家是在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主张走社会改良路线的一个学派，很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虽然依靠私学传授扩大社会影响，也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个学派，并未居统治地位。但儒家对促进私学兴起，文化下移，宣扬民本主义，主张仁政德治，重视农民生活，建立社会秩序，有重要贡献。有人抹煞儒家对历史发展有积极贡献的一面，而抬高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或以赞扬佛学而贬低儒学，说儒学只讲伦理政治，哲学理论粗陋，不如佛学精细。这些评价因脱离历史实际，存在一定片面性。
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儒家有不同的认识和对待。 秦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曾对儒家实行专政，进行严厉打击，儒家被迫潜伏以求生存。西汉初，儒家虽可恢复活动，实际上还是受冷落。直到汉武帝时，国家达到相对富强，才由“无为”转为“有为”，利用儒家学说，为巩固中央集权服务。以儒家为统治思想加以利用，因人而殊，并非持久一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曾多次受到冲击，几度起伏，这是政策变化造成的，要利用就加以尊崇，不利用就加以打压。二千多年来，经受无数的批判，结果是批而不倒，或倒而不亡，在民间继续流传，待时变境迁，重新振作，再登统治地位，受到罢黜和受到尊崇相互更替，这就是儒家在古代的经历。
20世纪的中国，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斗争中发生重大的社会变革。 每一次重大变革过程中，儒家思想包括教育思想总是争议问题之一，不同地位不同立场的人，对儒家思想有不同的认识和主张，归纳起来，有三种主要态度：一是完全否定，资产阶级西化派和无产阶级文化派对儒家都持否定态度，认为儒家是旧时代的产物，不能适应新时代，应该批判并抛弃，彻底决裂；二是基本否定，认为儒家对社会历史发展功不抵过，负有历史罪责，因它重德轻智，忽视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保守，不能创新，阻碍社会进步，造成中国落后，要加以贬责；三是有否定也有肯定，认为儒家历史上曾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虽在近代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该加以扬弃，但也有些宝贵的思想可以继承改造，在现实生活中，既要发扬优良传统，也要适时创新，以服务于现代社会发展需要。
百年来，儒家的处境多变，由受批判被否定到受尊重再被利用，曾有几度反复。文革之后，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面临不少问题，都与中华文化传统有关联，如普及教育、因材施教、尊师重教、做人诚信、修养道德、以德治国、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国家统一，都继续利用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这说明儒家思想不是一批了之，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儒家教育思想进行再评价。
六、面对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中国要有独立自主的研究
教育史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初设置学科时，依靠引进的教材。1905年开始，中国人有了自己编写的《中国教育史》，虽然内容仅是先秦教育，但已经有了开头。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本国教育史的学者渐渐增多，王凤喈、陈青之、陈东原等先后有著作出版，并被用为高师教材，外国人虽也有重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但毕竟外国人代替不了中国人研究中国教育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半封闭的条件下， 只与社会主义国家有部分往来交流，国际社会很少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教育历史则更少，唯有日本人例外。文革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经济建设迅速发展，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外国学者由研究中国经济建设成就进而研究中国文教事业的发展变化，逐渐成为新潮流，有人称之为中国教育的国际研究。外国学者并不对中国教育进行系统的全面研究，只是对中国近现代教育问题感兴趣，有选择地做专题研究，较多的是采用比较法，如中日教育比较、中西教育比较，以尽快抓到中国的教育特点。外国学者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受到我国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并积极加以学习，吸取其观点和方法，以作为先进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国内的教育史研究，以改变国内教育史研究的状态。
在经济全球化成为时代发展趋势条件下， 中国教育史的国际研究迟早也会成为现实，我国既实行开放政策，自然欢迎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教育发展变化的历史，相信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会提出一些与我们认识有所差别的新看法，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吸取。另一方面，我也认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教育史，也会有他们的局限，他们没有长时间生活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对中国教育并未全面了解，也未参加中国的教育实践。他们只是根据他们利益的需要，站在他们的立场，用他们的思维方式，来选择和思考中国的教育问题，并提出他们的结论，对这些结论，我们不能一翻译过来就相信、就崇拜，我们不能跟在别人的后面，成为别人的思想附庸。我们应学习外国正确的观点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本国教育史，本国人比外人条件更充分。中国的社会是我们长期的生活环境，参加教育实践，对教育现象有所见，对群众的教育呼声有所闻，对教育问题的认识更深，所以我认为“不能依靠别人为我们提供结论”，要交流而不崇拜，要知情而不照搬，取其所长，为我所用。我们要立足中国，独立研究，教育史学科建设的责任在肩，外国人无法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