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潮后的反思——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后现代主义的胎动与成形
张德林：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席卷欧美的文学风暴，引起了欧美文学界，文化界的普遍关注。几年前，后现代主义也极其迅速地传到我国，引起了人们广泛持久的争论：有的称之为一场与世界文学接轨的运动，也有的认为这是中国文学的灾难，分歧甚大。我认为，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我们应该持一种严肃、公允的态度，具体地分析后现代主义在汉语本土语境中存在与否，然后我们才能判断后现代主义为我们带来什么。
敬文东：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始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美国，七十年代盛行于欧洲，到了八十年代已逐渐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资本主义病。它首先作为晚期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一种泛文化现象，也即是一种后现代氛围而出现。在这样一种氛围下，传统的东西，甚至现代主义时期盛行的一些价值观念均受到挑战，其最直接后果是主体成了某种不完整的、破碎的幻象。其次，后现代主义是作为一种观察和认识世界的观念而出现，其意在打破一体化的世界这个神话，并以多元代之。再次，后现代主义是作为一种叙述话语而出现。这种叙述话语对“伟大的叙述”保持了相当的警惕，它的特征是无选择技法、无中心意义、无完整的结构，叙述过程呈发散形，意义的中心完全被消解。复次，后现代主义是结构主义盛极而衰后的一种批评风格。其特征是崇尚文字游戏，强调读者的建构性参予。
后现代主义是整个西方文化传统的结果，是在人本战胜神本而确立了人本的绝对地位的后果上萌发的。人本的必然后果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唯我论，霍布斯所谓他人是狼，萨特说他人是我的地狱，都是这个意思。人本主义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从对人的尊重而适得其反地走向对人的蔑视；打倒了上帝建立起科学，而科学又使人成为奴仆；从神本那里夺得做人的权利后，又在机器的丛林中无可奈何地丧失了自由……，凡此种种为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提供了逻辑起点。实际上，只一味地强调人本、强调主体，或许必然要把“自我”之外的他人视作我的对象；一味地强调中心，强调一元，就不免要将在一元与中心之外的事物认作“非我”。因此，后现代主义提出主体间性、主体间性的交流、行动、对话、反中心、崇尚边缘等等，都是为了打破一元的“我”，代之以多元之间的平等交流。从这个角度说，在西方文化的传统基石上生出后现代主义，应该是务实的、有感而发的。我们要首先强调的是：它只能是西方的产物。
张德林：这是我们要十分注意的一点。后现代主义的确是一个十分庞杂的各种思想的组合体，它很难统一起来。事实上，各家不同的学说有可能是相互矛盾的。比如，在我的印象中，哈贝玛斯就是对后现代主义持一种批评态度的，有时还十分激烈，但仍有不少人将之纳入后现代主义的集体大合唱中，当然不能说毫无道理。问题在于，后现代主义本身是几乎无法被几条简单的框框所能套住的。面对这一切，我认为，先弄清楚后现代主义主要说了些什么，它所产生的背景是什么，然后来谈中国版的后现代主义，才不失为一条诚实的路径……。
郭春林：的确如此。要讨论后现代主义，按常理首先应该给出一个合乎学术规范的定义，或者至少能概括出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来，但这又是非常困难的，我选择了一个比较省力的办法，根据后现代主义在诸领域中的表现，以及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总结归纳，择取若干组重要的语词，通过对语词的理解来把握其大概。兹列举如下：消解／解构／颠覆、无意义／无实在、文本化、无必然／偶然、无选择性、无等级差别／平面化、碎片／无整体、无中心／无我、反二元论／多元、反解释／反智性、反严肃／反崇高／反精英／反古典、不确定性……
这些词当然不可能囊括后现代主义的所有特征，也不可能概括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所指涉的全部内容，但不可否认它们是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关键词。而且有论者就已经指出，“语言学的转向”是后现代主义产生的知识基础，对语词的关注也就是应有的方法之一。
其实，从这些语词明显的否定意味就可以约略捕捉到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倾向，包括“后现代主义”之“后”，“后”应该不仅仅只看做一个表示时间顺序的词，当与前举诸词等同视之。
敬文东：后现代主义可以理解为“现代主义”之“后”，这就是说，现代主义曾经谈论的话题将在后现代被绕开，后现代有与现代不同的话题。与其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不如看作是对它的承认，更重要的是不予理会，尽管许多后现代主义大师摆出了一付要与现代主义决斗的架式。后现代主义在这种眼光的看待下，可以呈现出另一番面目，它提倡的边缘写作也好，提倡的人死了唯有身体活着也罢，并不针对现代主义，而是在后现代主义眼中存在的一个事实。常识告诉我们，事实往往是最不可理喻、最不知从何说起的。
张德林：这是个有意思的提法。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割断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血肉关系——不管他们是如同一家也好，还是誓不两立也罢。虽然米歇尔·福柯曾经指出过，历史并不总是连续向前发展的，而是断裂性地向前发展的。但具体到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讨论，却应该采取一种与福柯相反的看待历史的眼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么看，现代主义的一摊子问题发轫于西方的机器大工业生产，而后现代主义的全部问题或许都发轫于信息崇拜，两者的起源不同；但大工业生产到信息崇拜时代的过渡还是有某些必然性的。
郭春林：思想或者思潮的发展除了外部因素外，还有内部因素，比如前面提到的“语言学的转向”，我觉得这几乎可以看成理解后现代主义的一扇窗户。所谓转向，意味着对传统语言学的背弃和重新开始。始于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不同于传统语言学的地方，按我的理解，就在于对“实在”和“语言”关系的重新审定上，索绪尔通过对“能指”和“所指”的分析，发现语言并不能完整地表征实在。这一点有识者指出，索绪尔并非首创，柏拉图所以说诗是影子的影子，诗人是摹仿的摹仿者，也正是说出了实在和语言间的距离和屏障。索绪尔使其更语言学化。此后，更有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努力，终于导致了西方思想界、学术界整体的“语言学的转向”。
永不能消弭的距离和屏障说明人永远不可能把握实在，原来所谓人对世界的把握只是一种幻象，其实只是对于语言的把握，世界是文本化了的世界。历史也只是在“文本中的穿行”。这无疑是一记重拳，不，该是一枚重磅炸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基一下子岌岌可危了。而源自现代主义的怀疑、痛苦、孤独等等连同它的危机也一下子被瓦解抹灭干净了。
敬文东：我同意春林的说法：当一种学说产生的外部背景定下来后，其自身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产物，这就是说，在西方语境中，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从神本到人本，再到极端的个人主义，再到对极端个人主义的怀疑直到对它的彻底消解，我认为，西方文化传统这条线索是符合逻辑的，也是一目了然的。后现代主义的全部真象应该从这一线索中去寻找。后现代主义的一切“反”、一切“消解”，都出于对西方文化的彻底怀疑。但怀疑最终又能带来什么意义？尽管意义一词在后现代主义那里本身就是被摒除的对象。但我们不能忘了，意义无论如何是生活的支撑，寻求意义无可置疑地将成为人生的本质冲动。我的意思是说：从根本上看，后现代主义并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时代，它只能成为一个过渡时代，在神本、人本、极端个人主义这一文化线索发展到极度、极致时，它的教义、它曾经给人提供的意义受到了彻底的怀疑，因此重建价值、信仰成为当务之急。后现代主义的“意义”在于，它反掉了一切在它眼中的伪价值，它的目的仍在于呼唤出关于人生的真正价值。后现代主义的多元精神也当作如是观。在当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人们普遍失去信仰，价值观念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可能人为地把某一种信条定为一尊呢？所以，多元最终是为了寻觅出并非多元的某种价值。
张德林：即便从学理上看，从自身发展的逻辑上看，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可能有多种描述法，是否还可以从生活世界着眼？二十世纪哲学一个大的举动就是对日常生活状态的极度重视，这当然可以看作哲学的转向，比如维特根斯坦对日常语言的分析，胡塞尔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其实都是对日常生活的心平气和的重视。信息崇拜的时代在怎样的情况下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又是怎样在对信息时代作出应答以致于产生出后现代主义？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不言而喻，这也是个可以写若干本书来讨论的问题。
郭春林：是的，我也认为，单从学理上找依据是不够的。人类的精神现象其实从来就不是学理上的演绎就能复现其历史情景的。对生活世界的作用的忽视只能导致理论的苍白无力。其实思路也很简单。语言和实在的关系更深一层的意旨在追究语言和意义的关系。为什么会向语言拷问意义呢？这样看似缘木求鱼的举动，其实正是因为生活世界中的意义已经晦黯不明，甚至失落得无处寻觅了。何以然？我想，究其源，大概仍是战争的“功绩”了。当然也不能排除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无限扩张的政治及文化所起的作用。这样，自然就有了对理性、知识和历史的质疑甚至偏激的全盘否定。
既然实在并不在场，理性的面目又那么可疑，意义更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一切都已经文本化，雅克·拉康就说：“真理来自言语，而不是来自现实。”那么也便不再有中心，不再有对于现实的和本真世界的把握，所有的终极价值，人类解放、生存意义都只是文本化世界中的“宏大叙事”，可以解构、可以颠覆，精英的价值和地位也便随之烟消云散，自然随之而来的便是没有了崇高和严肃，只有大众化的商品消费世界。
二、后现代主义：开放的现实主义？
张德林：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文学中也有它的重要反映。就西方而论，已经有许多“标准”、“正宗”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出现，比如《二十二条军规》，《麦田里的守望者》、《五号屠场》、《万有引力之虹》、《嚎叫》……等等。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后现代性？它的特点是什么？难道文本当真完全代替了作品？是不是作者已经死了，文本只是可任意被拆解的玩物？这种种问题极需要我们作出回答。而且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或许是：后现代主义作品是否有某种同一性？它带来了什么？所谓“正宗”的后现代主义是对前现代主义的反拨，即发生在战后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学。其总的特点是从个人反抗的观点来描写当时病态的美国社会种种弊病和人的异化现象。反文学、反小说、反情节、反规律，自称垮掉的一代，崇尚嬉皮士精神和变态心理，提倡极端个人主义的精神宣泄，毫无疑问，这类作品消极的东西过多，艺术价值并不高。除此之外，六、七十年代及其后，在欧美各国，乃至东方，出现的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小说，有的作家也把它们统统归并在后现代主义范畴之内，这其实是不够准确的，比如拉美的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法国的新小说派，他们尊重艺术规律、提倡艺术形式的探索，有的还十分重视思想内容，跟通常所称的后现代主义反艺术、反规律大相径庭，他们在精神气质上更接近前现代主义，大体上属于泛现代主义，他们中间倒出现不少世界一级的艺术大师。把两种情况区别开来，更符合实际，也便于分析。
李 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特色是不确定的内在性。它的普遍的思想倾向，是要推翻公认的思想方式及生活经验的基础，将虚无主义的观念引入文学领域，从而显示出人的“存在”本身的“无意义性”。后现代文学的催生，除了社会、经济因素外，还有相应的文化转变因素。例如，后现代小说叙事角度由全知视角向限制视角、跳角的转化，就是文化上极权主义、理性主义的可知论向相对主义、个人主义、非理性的不可知论转化的反映。而反对作家介入故事作道德评价，也正是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在道德判断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表现。至于法国新小说派“物化”的叙述方式，则与当时盛行西方的反人类中心、反文明的思潮密切相关。
张德林：是啊，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那句名言：“作者死了，只有文本活着。”作者的本意再也不能成为一个文本的中心，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可能的。道德判断被当作某种中心给删刈了，只有怪诞的“日常生活”被极端的实验着，铺天而来的则是极其怪异的文本。形式已成了一切，实验被极度高扬，再也没有稳定性可言，这一切给读者带来什么？老实讲，我不喜欢极端化的论调和作品，也不喜欢不稳定的东西，尽管不稳定性或许是一个事实。
李 斌：的确如张先生所言。相对现代主义文学而言，后现代文学更趋于极端的反传统实验。它是西方文学的艺术技巧和叙事方法走到穷途末路之后寻求变革的产物。譬如，法国贝克特的《逐客自叙》和《归宿》，手法荒诞奇特，颇有反小说的创作特色；美国冯内古特的《灵魂出窍》和《顶呱呱的早餐》，不以情节取胜，也不用传统方法描写人物，反小说意味很浓；美国巴思的《迷失在开心馆中》，多方暴露自己的构思经过，嘲弄传统的文章写法……因此，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与其说是一场文学观念上的变革，不如说它是以“后”的方式所进行的形式上的革新。尽管过去和现在对后现代这一口号的争论都很多，不过说穿了，后现代主义这一口号，仅仅表明它出现的时间在现代主义之后，其实它并没有提供什么更多的东西。
敬文东：我和张先生有同感：我也不喜欢不稳定的东西。不过，就文学而论，后现代主义提出了一系列见解。它不再强调文本的整一，不再强调作者的意图能对作品起主导作用，而是作者与读者的主体间的交流来完成，也不再强调十分必然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文本中的因果关系并不是线性的、必然的，一元逻辑在它看来至少是武断的、简单的、霸道的。因此，后现代主义者号召文本有一种开放性、多元性、甚至任意可解释性。这种方式迥异于现代主义的那种“古典”写作方式。这一切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明：一切都是偶然的、不确定的。
但是，人在这种偶然性与不确定性下又该怎么办呢？表现在文学中又当如何？文学是人的内心的直接引文，如果西方人天天生存在这种令人发疯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中，天天面对这种无意义、可任意解释的文本，可以想见，这是不会长久的。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已经开始了它的退潮期。这是不是也暗合西方人也有寻找稳定性支点的心态呢？毕竟稳定性是可靠的。我把后现代主义理解为：西方人重新寻找稳定性的阵痛期。失却了稳定性，人是不可思议的。用一句后现代主义十分讨厌的话说，人是生而追求稳定性的。而且，不确定性之所以能让后现代诸君一再发现，只因为在他们心中有一个稳定性的假想在作参照。阵痛是注定不会长久的，而稳定性却必须存在。事实上，西方人即便是在后现代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也没有放弃寻找稳定性的努力。
张德林：在文学的各种类型中，我这一代人最喜欢的是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尽管有它自身的种种特点，但它也曲折地反映生活，只不过，它对待生活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有所区别罢了。现实主义更本质的特征或许在于，通过对现实的深刻批判，揭示出现实中的不稳定因素，而为生活带来稳定性因素。从这个角度，我希望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反”的同时，也有“立”。几十年前，有人提出“现实主义深化论”，我注意到，在某个时期，西方后现代主义成为“主流”之际，文学中依然存在着现实主义。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思潮都不可能一统天下，有显形与潜隐之分，各种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文学潮流在不同时代，虽有主次之分，但往往交织揉合，杂沓纷呈。从来不是单一的，所谓一种思潮清一色地代替另一种思潮的说法是简单化的，不符合事实的。此外，我们还要充分重视这样的事实，被视为广义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亦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他通过神话、宗教、幻想的艺术表现方法，对现实人生的批判远远超过通常的现实主义。美国当代两位最杰出的作家贝娄、马拉默德，无疑是以客观描写为主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视角来描写异化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融化了现代主义大师卡夫卡的性格扭曲、精神畸变的艺术表现方法。这些艺术倾向极其复杂的作家是真正的实力派，都分别获得了诺贝尔奖。
李 斌：后现代主义文学同现代主义文学一样，是重在表现，而非再现或摹仿。这无疑是对历来主宰美学理论的亚里士多德的中心观念的一个挑战，是一种凝固的文学观念的反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和存在，都证明了除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之外，还有第三种创作方法，即广义的“表现主义”。而且它们在实质上都是对现实生活的曲折反映，因而在无形中也拓宽了“现实主义”概念的外延，验证了“无边的现实主义”这个判断。事实上很多后现代派小说都能说明这一点。意大利卡尔维诺的《阿根廷蚂蚁》和《恐龙》，或是用科幻形式来隐喻现实，或是用象征手法针砭时弊；危地马拉的阿斯图里亚斯在《危地马拉的周末》中，把极其强烈的政治内容赋予十分独特的艺术形式之中。至于马尔克斯、卡彭铁尔等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则更是用魔幻的神奇气氛创造出“神奇的现实”的艺术风格。
三、名与实：当代中国的后现代性与西方后现代主义
张德林：中国文学中有没有后现代主义？我个人认为，对中国文学还不宜提后现代主义，是不是可以用后现代因素代替？因为中国毕竟还算不上一个西化的国家。但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当现代主义在二、三十年代兴起时，中国的一些具有敏锐现代意识的作家就开始有意识地引进和借鉴了，比较典型的是在诗歌领域，比如李金发。鲁迅受尼采的“超人哲学”影响较大，《野草》是个象征主义的典型文本。他的小说《狂人主义》中有大量意识流描写，《明天》中有弗洛伊德性心理色彩，《孤独者》《长明灯》《在酒楼上》则有安德列耶夫的“阴冷”。西方现代主义在五四时期形不成气候，主要原因是，五四文学的主要精神是“为人生而艺术”，这个传统太强大了。三十年代，以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等为代表形成了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流派，但其规模仅局限于都市文学中的一个部分，时间也不长，到了抗日文学兴起便立即解体了。真正有相当规模的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则是在八十年代中期，规模稍大，时间持续也较长。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商品经济高潮出现以后，它也就宣告基本结束了。
我们必须看到，作家接受西方作家的影响，完全凭个人的兴趣、个性、爱好，他们不可能象理论家凭理性对外来学说作系统的全面的介绍。当代中青年作家接受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影响，大多预先不会去区分前现代还是后现代。接受影响最大的是这样几位：弗洛伊德（心理学家）、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昆德拉、罗伯—格里耶、川端康成……有的从精神上汲取，化为己有，有的只从形式上模仿，因而成就不一样。至于后现代主义为中国文学带来了什么？有哪些作家在何种程度上称得上有后现代因素？我个人认为，马原就算一个显例。博尔赫斯的诡异文风在他那里有很大的反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作家也能算到这里边？
郭春林：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关系是我们更应该关心的。首先一点应该是，我们对后现代主义究竟该取何种姿态的问题。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的一幕，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论调又以“后现代主义是中国的必由之路”的面目再次出现在当代中国，我惊讶于这么多年来，学术界思想界从事的对清末民初和五四的检讨反思竟丝毫没有改变这一思维模式。或谓“走向后现代”“必由之路”等只是表明中国与世界的接轨，表明全球化的开始，真的是这样的吗？余深疑之。
詹明信曾经说：“任何关于文化上的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无论是辩解还是诬蔑——同时就是，而且必然是，关于当前多国资本主义性质的或明或暗的政治立场。”这一点应该可以接受，而且“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能摹仿的，它属于一个特殊的、复杂的传统。”（D.W 佛克马语），这一点就更加明确了，那么，即使不考虑政治态度问题，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知识传统和精神传统呢？更何况，对后现代主义，西方知识界对它的感情其实是很复杂的，褒贬尚无定论，我们这样急急忙忙地标举出一个预言有什么意义呢？而且我想这样的断言里是否也隐含着对历史理性的太过信任呢？更具嘲讽意味的是后现代主义者是拒绝承认历史理性的作用的，文本化了的历史，其理性如何能承担这样预言家的角色？
李 斌：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当代中国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但在这方面，国内的文学批评却颇为超前，早在国内理论界介绍后现代主义文学和理论时，就有了对后现代主义的注意和讨论。到了九十年代，则出现了一股讨论后现代的热潮。这是因为新时期文学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是混杂式的、灌输式的，也就是说，中国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历时一个多世纪走完的文学历程。于是，在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新时期文学大裂变导致的纷繁复杂的局面，已经到了令整个文学界和批评界都束手无策的地步。在这种情势下，文学批评就自然成了一部分不甘寂寞却又缺乏真诚的批评家搬演西方最新理论的试验场。而“后现代”理论，就是这个试验场上的最新道具。另外，后现代理论的热炒，其实也同“新写实”口号的提出一样，颇有商业营销术介入和渗透的嫌疑。
敬文东：按有些文学批评家的话说，中国也有了后现代主义，不光诗歌中有，连小说中也有了。人们通常会举出先锋派小说为例。先锋派小说为曾经在中国文学中找到后现代主义新大陆的哥仑布们带来过欣喜。遗憾的是，当先锋派的作家们度过了他们的青春期后，情况已经变样：苏童差不多已成为一个通俗畅销书作家，余华则开始重返中国的真正生活，从苦难和命运中去发现凡人琐事，写出了了不起的作品比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如果先锋小说曾经有过理论家们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特质，那么如今已经不一样了，因而“先锋”在那批理论家眼里也失去了先锋之所以为先锋的本色，遭到他们的抛弃。
中国在接受任何西方文化时都得有一个消化他人和调整自身的过程，它不是一个纯粹横的移植式的纯人工过程。就中国而言，在真正的意义上从来都没有过超越世俗生活的信仰，又何来对超验的一元化假想的颠覆？比起科学的现代化来，人的观念的现代化、人的意识的现代化要艰难得多。我们不能指望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完西方几百年才能走过的路；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为什么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必须走西方的道路呢？由此，我想到了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在我们的文学批评、理论界，思想的原创性的贫乏、哲学的贫困是这一切的真正根源。我们何时找到了我们本己的思想，我们何时才能真正打量西方的各种主义和运动。也许，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真正看清后现代主义是什么，我们该怎样从后现代主义那里吸取什么样的东西。中国毕竟不是所有西方理论的实验室，同样，也不是后现代主义的跑马场。
张德林：崇洋固然不好，但一味拒洋也不对；不管怎么说，中国文学不能不对后现代主义作出自己的姿态。商业操作固然不对，但商业恰好是信息时代的主要特征，刚好能与后现代主义相适应。但是，也正是考虑到中国文化土壤的特殊性，我才提出使用“后现代因素”这一概念，目的是与西方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分开。这就表明了我的看法：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参照，在中国文学上显现，虽不能说是必由之路，但有它的功用。
郭春林：但是，不急于断言“必由”并不意味着否定现实的存在。毕竟是二十世纪晚期的时代了。现实是：经济上的开放政策和资本主义经济扩张、文化扩张的同时展开给后现代主义的进入提供了正常而合法的入场券，此其一；其二，新中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虽然没有太多对于战争的回忆和思考，但我们有文革的伤痕，它给予知识界、思想界和中国社会的打击和影响并不亚于世界大战之于欧洲的作用，新时期以来，文学上所走过的路类似于二战以来欧洲文学的发展轨迹，即在怀疑、反思、追问的思想、行为模式方面甚至对象上都有相同相似处，从怀疑到否定到颠覆只有一张纸，捅破它看过去对现代人来讲并不难。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怀疑、质疑的积累。然而这里尚有一个名与实的纠纷不易解决。媚外和排外都不理智、不足取。那么，究竟该取怎样的立场呢？我觉得可以用穷人心志来作比方。我们既然已经批判和拒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冲击——回应模式，我们也反对殖民地化，但是我们又绝不能陷入鲁迅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批判过的“古已有之”的变态自尊中，我们要反对的是假洋鬼子。所以我想对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问题，第一要做的是甄别真伪，即哪些是本土的，哪些是故作姿态的假洋鬼子，哪些是“和合”（王国维语）后的有着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其次，不可在意识形态的价值范畴中对西方后现代主义作简单的评价，以为批判资本主义的必是和我们站在一边的，反之则拒斥之。我们必须从文化，从思想的层面上坦然面对它、冷静分析它，理性而欣然地接受它。这才是正途。
李 斌：如同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只有在高度发达的后工业社会的西方社会才有肥沃的成长土壤。中国文学直到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社会功利性和认识作用，严重缺乏文学观念更新的背景。所以，讲究非原则性、不确定性，消解深度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它在当今中国受接受环境的制约，显然是有些不合时宜了。
应该指出，中国先锋小说借鉴国外后现代小说的痕迹较为明显。如马原的《虚构》，叶兆言的《最后》，以及洪峰的《极地之侧》中的暴露叙述行为和对真实性的解构，颇似巴思、博尔赫斯等的作品。莫言的《红高梁》、余华的《一九八六年》，格非的《风琴》，在对暴力、性、死亡展示的冷漠，超然和玩赏态度上，与法国的新小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马原《冈底斯的诱惑》中叙述人身份的繁复变换，很象约翰·巴思的《迷失在开心馆中》，充分反映出后现代主义不确定的文化特征。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明显受黑色幽默文学的影响。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中的感觉变异，直接受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启迪。
敬文东：中国文学中有没有后现代主义？有人说有。我们可以暂且承认。在许多评论家眼中，是可以从时下某些作品中找到所谓的非中心、非意义的。据说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我认为，这是不负责任、投机取巧的批评方式。给某一个作家、某一部作品贴上什么主义的标签是最容易的事，它不比拿起筷子夹肉更复杂多少。这样做的意义何在？它能证明什么问题？它是否可以表明中国文学已经和后现代主义的西方文学接轨？我们永远不要指望拿一、两个概念就能解剖文学作品。对我而言，这样做的意义等于零。我承认能在一些作品中找到非中心、非意义，也可以称它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因素，但也未尝不可称做土生土长的泼皮无赖主义。还是那句语，中国文学需要的是对神圣、价值、信仰、生活的可靠性的勘探，而不是撒娇式的一连串“反”。什么时候我们学会了懂得谦逊虔诚地面对我们的对象、面对我们的问题，我们也就可望走出中国人深入骨髓的本土后现代主义精神。
四、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李 斌：现在看来，先锋派文学作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一次实践是没落了，很多作家又重新回归写实。究其原因，的确是中国当今社会整体生产力发展的低下，使得后现代文学缺乏一个广大的经济文化氛围的支持。而且中国作家本身也缺少象国外后现代大师那种对周围“异化”的现实所作的深层次的哲学思考。此外，先锋派作家的创作手法与广大读者之间也确实存在着接受心理、欣赏习惯等方面的障碍。
郭春林：先锋派在一个社会中是一种姿态、前卫的思想观念以及自由的一种体现。先锋如果一直能保持先锋性，就意味着它对自己的不断否定和扬弃。然而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上，更具体地说在20世纪中国的思潮接受史上，多的好象只是猴子摘苞米一样的情形，拿在手里的永远只是最近掰下来的那一根苞米，似乎少有真正站得住脚跟的先锋。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时期。潮涨潮落间，只有赶海人匆匆忙忙的影子，潮退的时候，难有几只尚留痕迹的深一点的足迹。除了感觉遗憾而外不禁多了许多悲哀和沉思。
李 斌：总的来说，当今中国文学的发展态势是，通过对传统的回声而后经过对新时期的反叛，又重新回到对文学现实主义的追求。先锋派的创作，注定是一项孤独的事业。一些象余华那样新潮的先锋派作家，近几年竟也写出象《许三观卖血记》那样叙述笔调大变的作品，这部作品厚重的本土性和现实性笔调，同他以前的前卫色彩判若两人。要客观地考察这一文学发展现象，必须从文学思潮的角度来观察。其实从古到今的每一种思潮和流派，大多在表象背后存在着一条现实主义的主线，在各种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下都孕育着现实主义的精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管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现实主义。他们同现实主义文学相比较，其实是殊途同归，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只不过在艺术技巧和叙事模式上翻些花样。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实践在技巧上已穷途末路之后，又返归写实主义的文学现象。在我看来，中国今后文学的发展方向，还应是以现实主义为精髓，适当吸收现代艺术的因素，充分重视本土性和现实性，创造出复合性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一选择，尽管无奈，却又是必须的。
张德林：是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实主义几乎可以看作人类的天性和自然的需要，“现实主义”的概念实际上也是源自西方，但它有一种世界性，或者说一种人类所共通的内核，我们对现实主义概念和美学原则及其哲学背景的运用、了解虽然是二十世纪的事情，但我们的古典文学传统中就从来不缺乏现实主义因素。正因为如此，现实主义理论才有它广大而深远的生命力。如果从思潮接受的角度上来讲，对后现代主义也应作如是观。
敬文东：在中国这个从来都在高谈“存天理、灭人欲”，相信天命而实际上伪道学、实利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在社会各个阶层中普遍流行，早就有了不相信一切价值、只求为我所用的后现代主义，只不过从来都没有人提罢了。这就是我所谓中国土生土长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所有东渐的西学中，是与中国文化、心理最能愉快地化合的，也最能一拍即合。这不需论证，只需要我们放眼事实就行了。而一些批评家、理论家却戴上放大镜在时下一些作家、艺术家身上去寻找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我认为这是短视。理论家们与其在假玛丽、伪大卫身上寻找插了洋后现代主义的羽毛，不如去发掘中国文化中抛弃神圣、寻找某种伪装的教义；与其分析文学作品中的后现代主义，不如去寻找后现代主义为何能与中国人很快在心理上一拍即合的原因。
郭春林：文东刚才的话难免有些偏激，但是，我很赞同他的一个基本观点，在中国文化的体系中，在国民的深层的心理层面上确实有着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气质，而且主要是指那些在理想主义的立场看来属于负面的、不利于精神成熟并独立的那一类质素。精神的感召从来没有产生一呼百应应者云集的盛况，除了五四运动。只有利益诱使下的趋之若鹜；表面上是崇圣崇君，实际上却是胆怯畏惧，一盘散沙。所以东方封建极权主义才成为统治时间最长，达二、三千年之久的人类历史之一大景观，实在并不奇怪，麻目和沉默来自没有精神提升没有自我反省的极端私利主义。
敬文东：我们目前的处境是如何走出我们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重建、重铸国人的信仰、价值。在一个从来未曾有过充分理性传统的国家，我们不能去反对理性对我们的约束。我们生长、活动在一个浮躁时代，一切以西方理论的马首是瞻，我们对问题不是发现式的，体验式的，而是怕落伍、怕落在洋人屁股后边的心理在支配我们的行为方式。我们也许只有从中国本身发现自己的问题并努力地、谨慎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处方，才能解决实际问题，与世界接轨首先得基于本土语境，立足本土问题；那些妄想以一种西方理论就能包治中国百病的想法、做法是靠不住的。我坚信，就这一点而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张德林：文化精神的分析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这里有许多问题待研究，我们当然是站在现在来反观历史，但我们要不要用正确的思想立场来指导？这直接关系到分析结论的性质和意义。另外，对各种外来的思潮也应该作全面、深入、认真、细致的分析和判断，不要急于表态，更不要生搬硬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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